－－作者：刘元本

一

大约是在一九六九年吧，我被指控为“里通外国和没有改造好的右派”，下放在江西宜春的一个山沟里。生产队长要我去公社送交公粮，给了我一辆独轮车，两袋粮食，共300斤，一左一右搁在车上。

我以前在上海郊区改造时曾是扁担名将，拉粪车也内行；但此番的独轮车却是第一次使用。一提起车把，立刻明白，要保持左右平衡，避免翻车，除双手用力握住车把外，人必须微蹲，再靠两肩前拱，以套在肩上的带子，把车拱向前。难的是车前进时，两腿仍需维持微蹲的姿势，这多累啊。不由埋怨起设计独轮车的那个家伙真是“罪该万死”，为什么不用两个轮子使车子自身平衡而节省人力呢？

走着，走着，终于明白了，乡路太窄，走不了两个轮子的车。想通了，车好像也轻了一些。可不多久，车轮又突然像我的人生一样陷进了一个坑里。我身体前拱，使尽平生之力，轮子爬上坑的半壁，僵在那里，成了内功的比拚，生死的对峙。我想挺住，待积聚一些力量，再发力，以便一举制胜。但虚汗从额头迸出，滚落－－我饿了。当地农民常常说，人是铁，饭是钢。车要人推，可人要饭撑。

由于饥饿，我眼前已是一片模糊，终于挺不住了，我决定暂时放弃。但即使放弃，还是要把持好车子，以免翻车，弄出更大的麻烦。若大的车轮像是故意作弄我，退回坑中还来回作势摆了几下后才傲然站定，活像见惯的小人。

歇过一阵，脑子灵光一闪，我忽然想出了办法；先提起车把，两肩用力，待车轮略略爬上坑，遽然松劲，让车轮回落，在它再反弹向前时，我顺势加力，几个重复，终于把车推出了坑。这时却觉得设计独轮车的人真聪明，幸亏他把那个轮子弄得大大的，不然，车轮将卡在坑里，除非把整个车子抬起来，否则别想出坑。

我一直记住父亲的教导，任何时候都要让自己从好的方面想，要愉快，不然，更苦，会熬不过来。所以，推车子虽然很苦，我也从中找到了乐趣。

公粮送完，经过合作社的小卖部，进去一看，有月饼，才想起该是中秋节了。问了价钱，勉强可以，并且不要粮票；于是买了一包，共两个，也算过节吧。拿起一个月饼，试咬一口，硬得要命，大概月饼转辗运到这里已有好久了，干硬得根本咬不动，丢掉可舍不得，就含在嘴里，希望用热量和口水把它软化。过一阵子，一股愉快和兴奋由牙神经直冲脑门，脑子里好像绽开了一朵朵美丽的烟花，脸颊的肌肉也因烟花发射的后座力而颤抖。原来月饼里面包的是黄糖，黄糖化了，那种美味，是我一生中再也没有尝到和感受过的。我明白，这是身体的极端需要把粗糙的食物推到了美学的极致。

这甜美的感受使我受惊了。我知道艰巨的劳动和营养的匮乏已严重透支了我的健康。我不知道自己的身体还能支持多久？我的意志还能坚持多久？

可悲的是，这不是苦难的开始，而是苦难的延续，一种看不到头的延续。它的开始可追溯到1958年我在上海的时候。

二

那时，我大学四年级，被打成资产阶级右派，受“保留学藉，下乡劳动考察”处分；经过三年的艰苦劳动，于1961年摘掉右派帽子，但没有继续学业，而是回校打扫厕所。三天后分配到江西宜春教书，有一个礼拜的准备时间。

在去宜春前的最后一个晚上，我带著两张没有用过的电影票，痛苦地回到家里。爸爸正等着我，看到我这么早就回来，大约猜到我外出约会不顺，而什么都没有问，要我坐下，拿出了一听50支铁罐装的“555”牌香烟，打开盖子，抽出一支递给我，要同我详谈。老上海的洋派人士，抽烟是非得“茄立克”或“555”不可的，但那只是从前。而在当时，这听烟的价格，要超过一个大学毕业生一个月的薪水，是奢华的享受。我看是他特为我准备的。

他对我说：“千万不要以为右派这事已完了，刚才约会不顺的事只是一个旁证，那不能怪她的。我不敢说右派这帽子将影响你一辈子，但至少半辈子，而半辈子就是一辈子，因为你的青春已过，唯一的出路就是及早远走海外。你不能直接申请探望在美国的哥哥，兄弟不属于直系亲属。所以，申请必须分两步走，先由我和你妈妈申请与你哥哥于澳门会亲，再由你申请探望父母。”

我爸爸是归国华侨医学专家。听了爸爸的话，我悚然而惊。我原以为就算真的犯了罪，判个三年六个月的徒刑，刑满事也就过了，这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后来20来年的实践，更证实了父亲的预言。我只是从拉“粪车”，变成了推“独轮车”而已。当时我也不过是从“右派”变成“摘帽右派”，就是说仍是“右派”。正像“劳改犯”，刑满释放后，变成“劳改释放犯”，仍是犯人一样。

而爸爸说的“我出国必须分两步走”的构想，使我联想起，“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的伟大论述，在它指导下，中国人民“解放”了。我全家都热烈拥护共产党新中国。我爸妈，我姐姐、姐夫和大哥均于1950年前后先后回国，投身祖国建设，服务祖国人民。而我却又得再分两步走，远去海外，再求解放！这到底算怎么一回事啊？

我收回心神。爸爸说的当然不错，但那不太危险了吗?弄不好羊肉没吃到，惹得一身臊，说不定还会因此“二进宫”。我犹豫了。

爸爸似乎知道会有这问题，他接着说：“这样做符合党的政策，直系亲属探亲申请被认为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你曾是右派，必须万分小心。我以前一直没提这计划，是怕影响你的情绪，没有摘帽前，照政策是不能申请出国的，所以我只是一再要你愉快，到今天摘了帽才告诉你。现在你去江西，我和你妈妈先走第一步。这事也许得‘长期抗战’，但若运气好，我们也许3年后就可以在海外相见。”

与其坐以待毙，不如相机“出奔”－－寻求解放的出国计划就这样底定。我在烟雾里看到了爸爸的苍老和坚定；把计划缝进心里，去了宜春。

三

父母一年多后就去了澳门，第一步走得很顺利。妈妈到澳门后，白发奇迹般地转黑；神经性腹泻不药而愈。以前什么都不能吃，一吃就泻。现在，起士、奶油，来者不拒；唯一的顾盼，是“右派”儿子的身心解放。可是，接着而来的我的一次又一次出境探亲申请却总是得不到批准。

第一次申请时，我按要求，带着父母要我赴澳门探亲的来信上公安局。当我看到门口挂着的那块写有某某县公安局的牌子时，心想，这一次是我自己走进来的，下一次说不定会被手铐铐着进来呢！但我告诉自己，如果因此被抓被关，被劳改被流放，我也就认了，因为我做人就剩下这么一点盼望了。

另一方面，除授课外，我严格遵守我给自己所订下的“每天说话不得超过三句”的规定。为训练自己严格执行规定，去食堂打饭时，我只伸出三个手指以表示我要打三两饭，绝不开口出声。在那个连咳嗽都可能被告密的年代，以言入罪，我是领教了。我不允许自己因语言“不慎”而出事，让父母白等，也毁了自己的一生。眼前是母亲白发的刺亮，我像影子一样无声无息地活着。

提出申请后，期盼获准的心情，正像后来样板戏里面所唱的“早也盼，晚也盼，望穿秋水”一样。但事情的结果并不以我的希望而有所改变。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此后，每逢寒暑假随着申请次数一次又一次的递增，和相继的一次又一次的落空，我渐渐地成了一个每到时候就会自动运转的机器人；只管半年一次提出申请，不带盼望，不会失望，几近超脱。

每次在出国申请被拒后，我总是离开学校坐火车从宜春回上海。我讨厌留在当时任教的学校－－宜春第一中学。校方指定我住在正对着校门的一间住房，说是便于让全校革命师生监督我。我被扔在透亮的“玻璃缸”里。我的脚步声也被疑为拍发给“美帝”的电讯。

在那么多次申请遭拒，和相继的那么多次的回沪中，要以一九六八年文革时那次最有意思。当时，造反派当权，我想试试不同的人和派当权会否对我网开一面。但没有人具体管出国申请的事，怕负责任。渐渐两派武斗严重，在学校耽下去有危险，我不得不在征得姐姐姐夫同意后，回上海避难。那时上海流行抄家，谁还敢让我这种“右派”之类的问题人物容留在家?有的父母连“有问题”的儿子都不敢接纳，更何况姐弟乎！可我姐姐、姐夫不仅接纳了我，而且对我非常好，真使我一生难忘。

到上海后，我在街上看到一张大字报。上面写着：某某小提琴家，全家“叛国投敌”，成功地偷渡到了美国，并曾回亚洲，于日本等地巡回演奏《文化大革命狂想曲》。上台时，他剃了当时流行的惩罚“阶级敌人”的阴阳头，以求形象与音乐同步的效果。为此，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热烈鼓掌云云。

这对因长期申请出境未获批准而觉得前途茫茫的我，是个莫大的鼓舞。我心情因而变得非常的好，脸上挂上了少见的笑容，曾被异性赞美过的深深的带点书卷气的双眼皮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期望着总有一天幸运之神会眷顾到我的身上！

既然学校停课，作为老师的我无须授课。那时又以“炮轰司令部”为主，当权派倒霉，暂时没有人找我麻烦，我得以在上海心无旁骛，以 “残酷地向自己索取”的精神，努力充实自己的文化知识。我原来曾学过英文，这时又想，再弄一门外国语，继续小时候学过的德文，说不定以后有用。总之，那时，我薪水照领，社会上虽是风风雨雨，我却悠游于书海之中。甚至，还交上了桃花运。真所谓运气来了，推也推不开。

那是在第一次去德文老师家上课后的第二天，老师传话说，他女儿说我“才貌双全”，要给我介绍女朋友，并说，“在这样动乱的时候，还爱念书，将来一定有出息。”我听后真是受宠若惊，小生何幸，得慧眼青睐？多年来，我一直是被当作革命的敌人，专政的对象，人间的渣滓和社会的垃圾啊！自初恋夭折，再恋失败后，一心出国，没有再认真考虑过此事。现在，得如此赞美，又是自动送上门来的，我回答说：“好啊！不过，我是摘帽右派，请考虑。”

回音来得好快，那是一句道地的上海话：“狄个是勿来是格！”就是说，这是不行的。在阶级斗争如火如荼的时候，我的桃花运就这样，以“镜中花”开始，“水中月”告终。对这样的开始和结局，我竟有一丝近于自虐的甜意。血气正刚的我在“不能”和“不为”的苦守中，闭目享受爱神在嬉笑时无心的散落；吃些姐姐为我烧的好吃的，继续去图书馆或在家念念书，自得其乐。那时在人民广场的上海图书馆仍开着。四人一室，每室四个书桌，两个顶扇，一个阳台，并有茶水供应，只是没有见过除我之外的读者。看书看累了，可以到阳台上站站，喝喝茶，休息休息。这样的好日子，过了四五个月，报上又说要“停止串联”，“复课闹革命”等等，想来还得回我工作的宜春一中去了。

回校前一晚，和过往一样，我到黄埔公园，面对滔滔江水，撂下了一句“我再也不要见到你”的重话，以表达我心底最深处的愿望：下一次的申请，我将因获准而由江西“西”行，取道广州抵达澳门，而不是“东”回上海重见黄埔江了。

另外，我不要再见黄埔江的原因是，在父母百年后，如我仍未能出国，再见它的时候，也将是我毕命之时。那时，不会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悲哀，希望的灯火也已泯灭。那将是我理性选择、演绎生死的最后时光。

我当时不知道的是，也就在那段时间里，我在美国的哥哥嫂嫂买了大房子，觉得父母年事已高，要父母去美国有个照应。爸妈会有自己的套间；而弟弟申请那么久没出来，大概也就出不来了。可父母却为难了，去美国有个儿子在身边当然好，但国内的儿子就更难出来了。最后，他们决定仍留在澳门，为了我－－他们最小的儿子！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四

一位不了解大陆情况的亲戚同我说，要发明几十个理由，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你申请出境也不容易啊！是的，在一个正常的社会，政府怎么可能一次又一次地禁止公民合法出境呢？可我是当事人，知道在当时，这其实太容易了。公安每次都只要复述同一个“理由”：你的申请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但因为“形势关系”，组织上建议你暂时不要去。至于什么叫“形势关系”，这是套话，不必深究；而“组织建议你不要去”一句，你却得听懂，就是说，那不只是建议，而是你必须听从。

于是，我不仅不能出境，而且连宜春小城都不能呆了。学校为清理阶级队伍，从公安部门调来了一辆囚车。车后面的两扇铁门，是封闭型的，唯一的窗子在车的侧面，也是铁的，大约八寸见方，中间再用两根铁条加固。被押送下乡的人，颈上挂着牌子，其上的名字打着红叉叉；先站队，伸出双手，举起大姆指，由押队的逐一用绳子把每人两个大姆指捆在一起，有的双手被反绑，以防乱动。而后鱼贯上车，坐在地上，身旁是我们各人所有的可以“一肩挑”的行李。

囚车一路开去。偶尔偷偷抬头，从八寸见方的车窗里看出去，只有一巴掌灰蒙蒙的天，它没能告诉我们将去哪里。只是从车上下来后，我们才知道那个地方叫“新坊”。

学校有四个摘帽右派。一个已退休，不属学校管；剩下三个在校的，现在被通称为“牛鬼蛇神”，刚好同在一车，可谓是一网打尽。同车的还有一个地理老师。几个月前，“全城牛鬼蛇神化装大游街”时，我穿的一件白丝质女式开领衬衫，前胸后背每隔一寸贴着一条绿色纸条，就是他特为我设计的。这衬衫的质量和款式在当时算是比较高档的，也是他特地向另一老师正值妙龄的女儿那里借来的，衣服有些曲线腰身。不消说，逼迫我一个大男人穿着这不伦不类且经过特技制作的女装去游街，是为了把我打扮成一个小丑来侮辱我；因为我“里通外国，向往资本主义”。此人曾是三青团的小队长，或许想以此表示他的忠诚；但别人又和他一样，致使他此刻也和我们坐在了同一辆囚车上。群众运动有了他们就更热闹了。

游街时，走在我边上的是另外一个单位被揪的人，胸前挂着“黑参谋”字样的牌子，穿了黑衣黑裤黑鞋，在后颈领子里，却插着两面和黑参谋毫无关联的白旗。他踩着台步，手上拿了一把很大的破蒲扇，一边摇扇子，一边拿腔拿调喊着“我乃黑参谋XXX。扇阴风于基层，点鬼火于密室……”云云。于他，好像活着就好；即使活得很不好，他也逆来顺受，兴致仍然很高。他把街道当舞台，台步走得有板有眼，把自己这个“反派”角色，表演得出神入化，发挥得淋漓尽致。看着这个人的“乐观”，我总算又有了坚持活下去的勇气。

而一位本该化妆游街的化学老师，则没“入伍”。因为游街前两天，他不堪被批斗凌辱而坐火车逃跑躲难，当晚被抓回来，用铁链子绑在校园里的树上喂蚊子到天亮。一早他被牵到街上游街示众，弄到早晨九点多，被带到学校食堂吃早饭，为此暂时解开了他手上的铁链。只见他立即从厨房的砧板上，抄起一把菜刀向自己头上猛砍，当场他血流如注。后面看守他的人夺过他手上菜刀后，要我和另一“有问题”的老师找担架把他送去医院。途中，我见到墨迹未干的标语上写着“坚决打击杀人未遂、企图自杀的现行反革命XXX！ ” 我想，自杀确有其事；“杀人”又从何说起?这可真跟我的“里通外国”一样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了！人抬到县医院，医生说：“谁给‘现行’看病啊。他自己要死，那就去死呗！”但不止血的话，的确可能死掉。不知校方和县医院如何沟通的，最后，总算给他包紮了一下，再由我们抬回学校。本来，所有的牛鬼蛇神都住在一大通间里，以便看管。这时，已为他另觅小室，隔离审查。到我们化妆游街这天，他仍不醒人事，故而不能参加。

所以，相对于这位先生来说，我们这些能参加化妆游街的牛鬼蛇神还算大幸呢！他这次也没有给送去乡下住“牛棚”，可却得在学校里再被狠斗，直到斗倒、斗垮、斗臭为止。因而，相对于他来说，我们能被送去乡下劳改，还有机会推上过去从未见识过的独轮车，则更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五

一九七四年，邓小平于“文革”中复出，并代生病的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号令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全面复课，我又被从农村调回学校教书。这时，澳门传来了我母亲病危的消息。爸爸为此把信和电报一个又一个发到我学校，要我前去探病。可我提交申请一个月后，仍然一无反应。我去县公安局询问，并补交一叠新来的信和电报。有关负责人回答说：“哼！还要来催，会办的。没有你，社会主义照样建成。”听了这话，直觉告诉我这次也许会批准。虽然公安的态度很不好，但我不仅忍了，而且心里暗暗升起了一丝快意。因为我实在是听怕了“你的申请是合情合理合法的”好话和空话，所以如今这句难听的大实话，反倒足以令我舒心了；更何况我的一切，包括学业、事业、恋爱婚姻，甚至性命都已押在这张即将获得的“探亲通行证”上了。

两个月后，学校革委会的主任终于来到我的住所，态度很礼貌地说：“你出境探亲的申请，已经县、省公安局批准。我们知道这是你多年的愿望。”并问我还有什么要求。

我还能有什么要求呢？我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可是人们却把我打成“右派和牛鬼蛇神”，连做人的尊严都被剥夺了。我的父母和我之所以策划出境，完全是迫于无奈啊！现在，眼看到境外挺直腰杆做人的前景就要实现了，我的心里已经充满了振翅欲飞，一去不返的喜悦。但鉴于当时的政治气候，我不能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相反，我还要表现得对无产阶级专政恋恋不舍，以免节外生枝，中途又发生变故。于是我只得掩饰说：“别的要求倒没有。不过现在是在学期中间，就怕影响学生学习。我以前从未在学期中间申请出境，这次是特殊情况。待我探亲回来之后，一定加倍努力工作，把它补回来。”革委会主任听后果然很高兴地说：“这我们会安排的，你就放心去探亲吧。”

宜春位于沪广铁路中段，有一个规模很小的火车站。12年前，爸爸妈妈从上海经广州去澳门路过此地时，我曾在这个车站迎送；但因为车站小，火车所停时间不长，他们都没有下车。爸爸由车窗递给我一网袋饼干，并轻声说：“外面见”。妈妈则满含眼泪，一句话也说不出，火车载著她一头飘逸在车窗外的白发徐徐远去。

12年后，一倍半于“八年抗战”的时间啊，我才总算带着父母的，同我的，12年的企盼，乘上同一次列车去逃脱非人的迫害和屈辱。火车开动了，汽笛声，轮子与铁轨的撞击声，像天上的仙乐。爸爸妈妈，你们听到了吗，儿子来了。

在拱北出境前，我把多余的人民币和粮票分寄给姐姐、大哥和三哥。在信封上，我把名字地址等写得端端正正，以表明我情况良好。我是倍添小心，邮包内未附片纸只字，免惹麻烦。他们收到后，由查看从拱北寄出的邮戳，就能明白弟弟此时已顺利出境，会高兴的。

出拱北，换上面包车，开往澳门。坐在此去澳门的汽车上，我再次暗暗祈祷母亲其实没有病，为了要我去探亲而说成有病。但等我赶到澳门，当年因我被划“右派”而一夜白发的妈妈，又因长期的离别与忧愁，已在两周前去世。我见到的只是供桌，遗像和骨灰盒。

我放声痛哭。妈妈等了我12年，竟未能见上一面就去了。稍后，爸爸劝我止住悲声，并递给我一束妈妈的白发说：“妈妈知道你来了，是她保佑你出来的。”

爸爸还告诉我，妈妈临终前人很清醒。当他叹息儿子终于没能出来时，妈妈接话说：“待我过身，压下此事。你每天发一份电报到宜春，说母亲病危，儿子会成功的。我会在天保佑你们。”

母亲为我熬干了生命的“灯油”，她只能以死来祈求我脱离苦海啊！

七

一周后，爸爸要我准备去美国深造。

在我面前，爸爸似乎永远是智慧与理性的象征。当我劳改时，他嘱我要“保持愉快，让自己活下去”；在我摘帽后，他为我规划“分两步”走，让我到了澳门；接着又要我准备去美深造。直到很多很多年之后，在他活过一百岁去世之后，一天，我和我的初恋情人重逢。她告诉我，她曾在一九六二年，以请爸爸看病为由去过我家，探问反右后我的情况究竟如何。爸爸老泪纵横地回答说：“他去了江西，没有希望的，不要等了！”我才知道爸爸为儿子操心的感性的一面！

父亲的智慧，母亲的生命啊！我何其不幸，成了右派和牛鬼蛇神。我又何其幸运，能生长于这样的家庭。

我去美国的签证批下来了。我是用第五优先美国公民兄弟关系申请的。那时，很少人从大陆出来，排期不长。去美国的飞机马上要起飞了。我想：反右和“文革”最大的成果，恐怕就是把人民“斗”成敌人，把爱国精英“改造”成外国人吧！

经过一番艰辛的拼搏，我终于获得了美国纽约大学理工学院电气工程系硕士学位，并顺利地被世界顶尖的贝尔(Bell)实验室录用为研发人员。

一九七七年圣诞的后一天，我驾著一辆红色的轿车，从新租的公寓，慢慢悠悠地向公司的方向驶去，只是想熟悉一下这一条过几天就要去报到上班的路。公寓到公司大约有二十五分钟的车程，周围是一派清新的乡镇风光。

车是二哥送我的，一辆原来他自用的德国车。他的住家离我的公寓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此前我在美国基本上没动过车，不大敢一上来就开这样的“长途”。昨天他趁着假日把我载到公寓，留下车子，留下感激的我，自己坐火车回去了。

新租的公寓，是我新生活的起点，有一间卧室，一个客厅，一个饭厅，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对于刚从纽约四人合住的地下室搬来的我，不啻是豪宅了。我的家具只有一张桌子，一张椅子，和一个捡来的床垫，若大的地方显得空空荡荡的。我打开收音机，快乐的节日音乐即时布满整个的空间。

为了庆贺自己拿到学位和一份向往的工作，我买了一个铁的床架子，我要把床垫架起来，象征我终于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脱离了无产阶级的队伍，不再睡地铺了。

车子左转后，即进入公司地界。正面远处是一栋钢架玻璃结构的主楼，有200万平方英尺的办公面积，六层高，像一个巨人，仰卧天际。玻璃幕墙上映出蓝天白云，在占地近500英亩的树木草地道路池塘和积雪的铺陈和簇拥下，整体上显得非常的从容和气派。公司以研究创新驰名遐迩，出自于这实验大楼的诺贝尔奖得主，包括三极晶体管发明人，几近一打！对于年已四十才在美国拿到学位重新启动的我，能进入这样一个执业界牛耳的世界级公司，并且能学以致用，心情太棒了。

没料到的是在上班的第一天，公司里的华裔同事，听说有人从大陆来，就好奇地来到我办公室门前徘徊，看看从“共产世界”来的人是怎样的。个别的还私下问我：“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怎么能出来？”

“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怎么能出来？”这问题与我从大陆到澳门看望爸爸时，一位澳门邻居用普通话问我的：“你怎么能出来？是不是和上面有‘勾结’”的问话，很相似。当时澳门一般用广东话，她同我说普通话，但不会说“勾结”两字，就将两手食指勾在一起，让我明白她的意思。

同事们的好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那时在美国公司上班的华人，除了寥寥几个即将退休的老辈之外，几乎全是台湾和香港人；能从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确实要算是“稀有动物了”。

是父亲，以他的智慧；母亲，以她的生命，把他们的儿子从东方跨洋送到西方，在这里给了他一个新的开始。于他，此后的“河东河西”不再代表世界和生命的无常与无奈；而是一种变化，一种希望，和一种等待。

此后，一辆属于我的车子，便在我的操控之下，在公寓和公司之间的路上愜意地行驶；脚一踩，手一动，车子就能前进后退，左右如意。此刻的心情，与我几年前在宜春农村推独轮车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啊！

八

30年后，上海浦东机场各种各样的轮子匆忙地旋转着，有电动走道的，有行李传送带上的，有手推行李车上的，有单件行李下的……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终于使中国大陆充满了生机。一个老人独于周遭的摩登和匆忙之中，双手恭敬地捧着父母的骨灰盒，肃穆地一步一步走出了机场的出站口。

是的，我又回来了－－回到了那生我养我而又几乎置我于死地的地方，那让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一路求学而却拿不到大学文凭的地方，那使我的初恋夭折再恋失败的地方，那叫我深深热爱而又切齿痛恨过的地方，那梦魂萦绕却又以为永远也不可能再见到的地方。

衔着父母的遗命，捧着父母的骨灰盒，我回来了。父母爱这块土地，我也终究爱着这块土地啊！若非万不得已，谁会去国离乡，终生在外漂泊？

敬爱的父亲母亲啊，祖国正在新生和成长之中，你们总算可以落叶归根，入土为安，含笑九泉了！

在落葬时，我献上了自己特为爸妈谱写的感恩曲－－《路》。音乐响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太阳出来了，父母在云端慈祥地看着我……

(2007年10月写于美国新泽西州。时值反右50周年祭，谨以此文献给我在天国的亲爱的爸爸妈妈。)

转自《共识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