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年前，满清政权灭亡了。在推翻这个腐朽没落的封建王朝和其后维护共和政体的伟大斗争中，有一个群体表现得特别突出，哪个群体呢？留日陆军士官生群体。

至清亡，中国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留学者共9期，647人，本文讨论的就是这部分人。

看看辛亥年各地武装起义中士官生们的身影：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出任革命军参谋长的，是士官五期的李书城；出任副官长的，是士官五期的王孝缜；曾代理黄兴任革命军战时总司令的，是士官一期的万廷献。

湖北军政府曾组织北伐军准备直捣龙庭，只是由于政局的变化而没有成行。北伐军共编三个军，这三个军中：

第1军总司令是士官四期的杜锡钧；

第2军总司令是士官六期的李烈钧；

第3军总司令是士官六期的赵恒惕。

武昌起义后的10月22日，湖南新军起义，起义军迅速扩充至6个师，编成北伐军支援湖北，其中：

北伐军总统是士官四期的向瑞琮；

第1师师长是士官四期的余钦翼；

第3师师长是士官四期的曾继梧；

第4师师长是士官六期的王隆中；

第5师师长是士官六期的梅馨；

第6师师长是士官六期的程潜。

也就是说，湖南北伐军的高级将领，除了第2师师长，都是留日士官生。

同样也是10月22日，陕西新军起义，士官六期的张凤翙出任起义军大统领，旋任独立的陕西都督。

29日，山西新军起义并宣布独立，士官六期的阎锡山、温寿泉分任山西正副都督，同是六期的黄国梁任参谋部长，也是六期的姚以价任山西陆军总司令。

30日，云南新军起义并宣布独立，士官三期的蔡锷任云南都督，士官六期的李根源、殷承瓛和韩建铎分任云南军政府军政总长、参谋总长和军务总长，同样也是六期的唐继尧任北伐军总司令。

31日，江西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六期的李烈钧、欧阳武先后出任江西都督。

11月3日，上海起义，士官六期的李显谟出任起义军总指挥，旋即组成援豫军北伐，同样也是六期的张国威、张鹗翎分任援豫军的总、副司令。

4日，浙江新军起义，士官四期的周承菼任独立后的浙军总司令，士官五期的陈仪任军政处长，士官七期的吴恩豫任副官处长。

同日，贵州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七期的杨荩城任贵州都督。

8日，安徽独立，士官六期的胡万泰任安徽陆军总司令并一度代理安徽都督。

9日，广东新军起义并独立，士官三期的蒋尊簋、魏邦平任广东军政府军政部正副部长，蒋并代理广东都督。

同日，福建新军起义，士官二期的王麒任福建都督府参谋部长，三期的许崇智任福建国民军司令官。

12月8日，四川新军起义独立，士官六期的尹昌衡任四川都督，六期的周骏和八期的王祺昌分任军务部长和参谋部长。

纵观这一时期的留日士官生群体，一是乘了辛亥革命的飓风，二是靠了手中握有的兵符，三是凭着少年的血气与狂热，大任于斯，勇立潮头，成为埋葬几千年封建帝制的主要掘墓人。

于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负责军队建设的陆军部和作战指挥的参谋部中，留日士官生也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其中：

陆军部中，陆军次长是士官四期的蒋作宾；

副官长是士官五期的何成浚；

军衡局局长是士官六期的仇亮；

军务局局长是士官三期的张孝准；

军械局局长是士官四期的翁之麟；

军学局局长是士官四期的张承礼。

参谋部中，总务局局长是士官四期的覃师范；

第一局局长是士官四期的史久光；

第二局局长是士官五期的王孝缜；

第四局局长是士官六期的黄慕松；

陆军军官学校校长是士官四期的金永炎。

1912年1月26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央陆军首批六个师建成，其中：

第1师师长是士官四期的高佐国；

第2师师长是士官一期的杜淮川；

第3师师长是士官三期的陈懋修；

第4师师长是士官六期的孙杰；

第5师师长是士官三期的刘之洁。

组成中央陆军最初的六个师中，有五个师的师长是留日士官生。

1913年夏，袁世凯遣人秘密杀害了反对派领袖宋教仁，革命党人遂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讨袁，由此爆发二次革命。士官六期的欧阳武和李烈钧分任赣军都督和讨袁军总司令。

1915年底，袁世凯复辟称帝，云南爆发了护国战争。最初的护国军共编3个军14个梯团，其中各高级将领的出身：

第1军总司令蔡锷——士官三期

参谋长罗佩金——士官六期

第1梯团长刘云峰——保定陆军速成学堂二期

第2梯团长赵又新——士官六期

第3梯团长顾品珍——士官六期

第2军总司令李烈钧——士官六期

参谋长何国钧——陆军振武学校

第1梯团长张开儒——士官六期

第2梯团长方声涛——士官四期

第3梯团长何国钧（兼）——陆军振武学校

第3军总司令唐继尧——士官六期

参谋长瘐恩扬——士官六期

第1梯团长赵钟奇——士官八期

第2梯团长韩凤楼——士官六期

第3梯团长黄毓成——士官六期

第4梯团长刘祖武——士官六期

第5梯团长瘐恩扬（兼）——士官六期

第6梯团长叶荃——士官六期

总司令、参谋长、梯团长，总计16人当中，留日士官生占了14人之多。

1917年秋，中华民国护法军政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任军政府大元帅。孙的身边，组成军事领导集体的主要成员如陆海军元帅（相当于孙的副手）唐继尧、参谋总长李烈钧、陆军总长张开儒、参军长许崇智、卫戍总司令方声涛，还全是留日士官生。

怎么样，够牛吧？

但是——注意，但是来了——曾经在这场翻天覆地的革命中出尽了风头的留日士官生群体，除阎锡山、程潜、陈仪等极少数跨越时代在以后仍显风骚外，其中的绝大多数，如曾任四川都督的尹昌衡、曾任贵州都督的杨荩城、曾任上海起义军总司令的李显谟、曾任浙江都督的蒋尊簋、曾任江西都督的欧阳武、曾任山西陆军总司令的姚以价、曾任安徽陆军总司令的胡万泰、曾任浙江民军总司令的周承菼、曾代理黄兴任湖北民军战时总司令的万廷献、参谋长李书城、副官长王孝缜以及曾任民军师长以上职务的向瑞琮、杜淮川、陈之骥、高佐国、朱熙、吴绍麟、陈懋修、孙杰、王隆中、刘之洁、钟鼎基、莫擎宇等太多太多在民初叱咤风云的青年将领，短短数年，便被历史的洪流所湮灭，别说到了今天，还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便已经很少还能看到这些敢把皇帝拉下马来的英雄名字。

肯定有人会说：留日士官生没有昙花一现呀！国民党军中的留日士官生一直有很多，一直都很火呀！

别抬杠，这要对比来看。如果你把留日士官生在国民革命军中所占的比重和在辛亥革命前后各省民军中所占的比重对比一下，结论可能就不一样了。这时你会发现，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完成了那个埋葬封建帝制的伟大事业后，已经很快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在打倒了万恶的封建帝制之时，士官生们还多是三十岁左右的青年，按说正是大展鸿图之时，咋就如流星般疾速地陨落了呢？深层次的原因受能力限制我回答不了，粗浅认为：

一方面是对于革命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思想准备，以至于当那股子狂热劲退下去以后，其政治生命便也走到了尽头。

辛亥革命成功后，清政府被推翻，民国建成，便认为革命已经成功。天真的士官生们对于袁世凯及其官僚军阀所玩弄的政治伎俩，多数是看不透的。比如蒋尊簋在南北议和成功后就曾感叹：“孙公之德，袁公之功，皆足永留历史之光，莫名钦佩。”不仅缺乏足够的警惕，甚至抱着不切实际的幻想，将建设国防、发展和改革军事的希望全部寄托在袁世凯身上。蔡锷便曾表示，“袁是中国一个人才，能把中国治理好”。“如果袁氏愿意的话，就让他做一个终身总统”。在袁世凯“倡议裁军”的口号哄骗下，南方各省执掌兵权的士官生们，本着整饬国防、避免内战的美好幻想，纷纷带头裁军，不到一年时间，便将由南方革命党人所控制的四五十万大军裁减到十万余人。紧接着，一些士官生中颇具影响的实力派人物，如蔡锷、蒋尊簋、张凤翙等，又卸下虎符，只身进京，辅佐袁世凯，做他们的强军梦去了。待其逐渐认清了袁世凯的本来面目，却已成高级俘虏。那些留在各省的士官生实力派人物，则由于兵员被大力裁减，当北洋军阀南侵发动进攻时，已无反击之力。有的流亡海外，有的成为袁的阶下囚。一些人经此打击后便一蹶不振，有的解甲归田，退隐乡里；有的遁入空门，潜心佛事；有的尽管仍在军政界挂名，但已变得无声无色，无足轻重了。

另一方面则是军中阅历不足，骤然间升至高位，面对复杂政争难以应付，因而很快败下阵来。

来看一看民元前后担任各省军政首领的士官生们的年龄：

陕西都督张凤翙——士官六期——30岁

山西都督阎锡山——士官六期——28岁

江西都督（前）李烈钧——士官六期——29岁

江西都督（后）欧阳武——士官六期——30岁

云南都督蔡锷——士官三期——29岁

浙江都督蒋尊簋——士官三期——29岁

贵州都督（前）杨荩城——士官七期——31岁

贵州都督（后）唐继尧——士官六期——28岁

四川都督尹昌衡——士官六期——27岁

上海商团军总司令李显谟——士官六期——29岁

福建国民军司令官许崇智——士官三期——25岁

年龄不是主要问题，阅历才是主要问题。从我的统计看（可能不一定完整），民元前后担任各省都督的士官生在夺取政权前，任职统领（相当于旅长）的只有两人，即云南都督蔡锷，起义前任19镇37协统领；浙江都督蒋尊簋，起义前任49混成协统领。任职统带（相当于团长）的只有一人，即山西都督阎锡山，起义前任43混成协86标统带。其他，如陕西都督张凤翙，贵州前后任都督杨荩诚、唐继尧，江西前后任都督李烈钧、欧阳武，安徽代理都督胡万泰，四川都督尹昌衡等，都只是管带（相当于营长）或相当于管带的同等官。

在各种政治矛盾和军事斗争突然之间变得异常激烈的民国初年，以士官生而立之年稚嫩的双肩和仅有的中、初级带兵官的资历，来担当如此大任，也实在是勉为其难。

海归的士官生们军事素养并不差，但要当好一名高级将领，特别是在民初的中国，要当好一支上不着天的独立军队的当家人，光具军事素养是不行的，你还得有政治手段，你还得具备将兵将将的艺术和魄力，而这些，对于多数士官生们来说，显然还远远没有准备好。

士官生们是在与中国有着完全不同国情的异国他乡学成归国的。回国后，按说应该从排长干起，但由于晚清军事建设的急需，却无一例外地越过排长、连长（当时叫队官）的历练，最低是从营长（当时称管带）干起的。不数年，革命成功，又骤然升至旅长、师长甚至都督的高位。当他们的日本同学还是少尉、中尉时，许多人便已经是少将、中将了。如八期的王祺昌，1911年5月毕业，当年的11月即出任四川军政府的参谋部长；再比如九期的刘文明，士官还没毕业便回国参加革命，立马就被任为安徽庐州军政分府的军政部长；又比如七期的杨荩城，1910年毕业，次年便登上贵州军政府都督的宝座，独立执掌一省的军政。

少年得志当然是好事，但升迁太快又没人扶一把，一下子被拥上政治、军事斗争的风口浪尖，就未必一定是好事了。这就好比一个初学游泳的人被突然地投入大海，去面对他们从未见过的险风恶浪，其结果便可想而知了。实际也正是如此，很多当了都督、师长、司令等高级军职的士官生，在面对手下那帮子骄兵悍将花样频出的难题和省内省外纷繁诡异的军政变局时，显得束手无策，很快的，要么被逼下台，要么知难而退了。

据说以色列军队中，不论你身价有多高，要想成为一名带兵官，都必须得先当好班长再说，我认为这是对的。笔者刚刚毕业任排长时，我们那位在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老团长说过一句话：你和战士们没有在同一个堑壕里打过滚，没有在同一个行军锅里吃过饭，没有在同一个大通铺上睡过觉，没有闻过战士们身上的汗臭味，就不可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带兵官。现在回过头想起来，这话说得太正确了。

职务与自身阅历二者之间严重的不匹配，导致在复杂险恶的政治环境中难以应付，这不能不说是造成清末留日士官生昙花一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