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史的女人——第1582期）

作为残疾人，我已经度过了整整二十个春秋。是生活的实践使我深知什么是康复。

——邓朴方《欣慰的回顾》。

一：邓朴方之降生。

邓朴方出生之地为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这个村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意义重大。因为自从1940年至1945年，长达五年的时间里，这里曾经是八路军前线总指挥和中共中央北方局的驻地所在，诸多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在这里落脚，比如朱德、彭德怀等，尤其是刘伯承和邓小平，他们在这里召开会议，制定作战方针，指挥抗日战争，因此麻田村还有一个响亮的名字——太行山“小延安”。

且说当时抗日战争已经进行到了最为重要、也最为严酷、最为艰苦的时刻，日军意图在临死前进行疯狂的挣扎和报复。而此时——自从在1939年8月在延安和邓小平结婚后一直追随丈夫的卓琳，在太行山地区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第一个孩子是邓林，邓林四岁时被129师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之妻陈书莲带到延安上中央托儿所。一方面是孩子需要读书学习，另一方面是卓琳和邓小平无暇照顾孩子）邓朴方。

卓琳在怀邓朴方的时候，不仅要照顾丈夫邓小平的生活，还兼任邓小平的秘书，帮助工作，再加上老区的生活异常简朴，卓琳的身体没能得到极好的养护，故此在产下邓朴方后，没有母乳，无奈只好把邓朴方送到麻田村清漳河对岸一农家，请其帮忙哺育孩子。

二：邓朴方之名字。

邓朴方出生后，将近两年都没有正式的名字，邓小平夫妇和周围的人，都叫他的小名：胖胖。

直到1945年，129师在涉县东岸村驻扎下来后，当时刘伯承和邓小平两家住在一个农家院。住在一起，原因有二：一个是为了工作沟通便利，另一个原因是两家关系极其融洽。

在中国近代史上，刘伯承和邓小平，其二人虽然年龄相差十二岁（刘伯承年长邓小平），但是两人无论是在工作配合上，还是在私人交情上，都被誉为是最好、或最完美的“黄金搭档”。因此，人们总是习惯地称呼他们为“刘邓”。后来邓小平在《悼伯承》中，曾这样说道：

“人们习惯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的心里，也觉得彼此难以分开。”

既然说两人和两家关系好，有一个例子，便是最好的明证，该例子便是邓朴方的名字之来历。邓朴方在2岁前不叫这个名字，一直使用的是小名胖胖。

通常而言，孩子的名字都由父亲来取，但是邓朴方的名字却是刘伯承给取的。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卓琳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已经会走路的胖胖，觉得总是叫胖胖也不合适，该给孩子取个名字了，毕竟以后要上学、长大的。于是，卓琳对丈夫说：

“小平，咱娃快两岁了，不能总叫胖胖吧，该考虑给娃取个正式的名字了。”

邓小平听妻子卓琳这么一说，觉得有道理，便想了想，最后他说：

“我们这娃儿出生于太行山区，那叫‘太行’吧。邓太行！”

在一旁工作的刘伯承不由停下手中的笔，笑了起来。

邓小平见刘伯承笑，是知道原因的，便嘿嘿一笑说：“是啊，师长的娃儿叫刘太行，我们不能叫‘太行’了。”

不过邓小平转而一笑，对刘伯承说：

“师长啊，你娃儿占用了我娃儿的名字。”

卓琳跟着补了一句：“就是，那师长给取个新的。”

刘伯承嘿嘿一笑说：“按照工作分工，这是政委的事情，可不是师长的。”

邓小平跟着说道：“人人都知道“刘邓”不分嘛，你就给取一个吧。”

刘伯承见邓小平和卓琳都要求他来取，便笑眯眯地看着胖胖，一边招呼一边叫着说：

“胖胖，来，快过来。”

胖胖来到刘伯承跟前，刘伯承便提笔在纸上写下四个大字：朴实方正。

接着，刘伯承在四个字中圈定了两个字，第一个是朴，第二字是方。

刘伯承看着胖胖说：“这个娃儿长得朴实方正，就叫朴方，你们看好不好啊？”

邓小平和卓琳一听，连连说好，非常满意。自此，胖胖就有了正式的名字：邓朴方。

三：邓朴方之北大求学、以及北大跳楼致终身残疾。

邓朴方出生于战火岁月，也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成长。在这其中，他经历了很多的苦难，但是相比这些苦，日后他将经历一次更为深重的苦难——这次苦难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也改变了成千上万中国残疾人的命运。

新中国成立后，邓朴方在1962年进入北大读书，选的专业是技术物理系原子核物理专业。如果一切按照这个方向走的话，邓朴方可能会成为一名杰出的科学人才，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贡献。但是邓朴方还没来得及把自己的才华奉献在中国科学事业上呢，历史就走到了1968年8月。

这年历史情势发生了一些变化，制造了一些比较突出而集中的矛盾。总之这些矛盾把邓朴方逼到了一个绝境，对方让他讲一些不利于父亲邓小平的话，但是邓朴方拒绝“诬陷”父亲和母亲，所以就拒绝去按照对方的意图去做。结果，邓朴方不讲，对方就不放过他，要斗他。在此期间，邓朴方曾被关进一个被放射性物质污染的实验室里。学物理科学出身的邓朴方非常清楚，如果在这样的房间里停留时间过长，必死无疑。危情之下，他选择了抗争，他要从这里出去，结果他就从北大的楼上跳了下去（有关这个情况，有四种说法：上面这是一种；第二种是美国骨科学会主席马克斯博士在1980年后听301医院医生所说，邓朴方被对方从北大楼上丢下；第三种说法是邓榕写在书中的，即哥哥不堪羞辱被逼绝境跳楼；第四种说法与邓榕所写差不多，乃是在《邓小平最后一次南行》一书中，对邓朴方当时的情况记载也是跳楼，原文是这样写的——“他从北大物理系教学大楼三层的一个窗口跳了下去。重伤后，他失去了健康。”第三第四这两种说法应该最为真实）——这一跳，直接造成第十一、十二胸椎、第一腰椎压缩性骨折——这一跳，就彻底把人生从一个状态“跳”至另一个状态了。

有关此一节，邓朴方的妹妹邓榕在后来写有关父亲邓小平的书的时候，曾经提到，说哥哥邓朴方在跳楼之前留下一封信，信中写道：

“……特别是对我父亲的问题（指当时邓小平被错误对待）很不理解……（指对方）非要我讲，我不能讲，在这种情况下，我实在无路可走了……”

邓朴方跳楼后，所遇到的情况更糟糕，被送到医院，好几家医院一听说来者是邓小平的儿子后，都拒绝接受。后来聂元梓见邓朴方伤势太严重，心里感到害怕，就强迫北医三院接受。但北医三院接受归接受，却不治疗。过了一夜之后，医院见邓朴方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才同意做脊椎穿刺手术，可是做手术需要家属签字。邓楠听说后，就被押到这里，签了字。当时邓楠看到哥哥的情况，她的泪水不由夺眶而出——她不敢相信上一次见面还健康阳光的哥哥、一个待人谦和的北大物理系高材生，似乎一瞬间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但是当时的情况，不允许她流泪，或者不给她这样的机会，因为她签完字就被押走了。

就这样，邓朴方一个人在北医三院，高烧三日，与病魔和死神作斗争。后来医院方面虽然给邓朴方进行了所谓的“保命”手术，但是因为某种因素的影响和可怕拖延，导致邓朴方的身体残疾程度逐步提高——从第十一胸椎发展到第七胸椎水平，致使邓朴方胸部以下的身体都失去了知觉，造成了令人心酸的高位截瘫之悲剧。

但是邓朴方在北医三院保住性命后，就被通知家属要求领人出院。最后在邓楠姐妹的努力下，邓朴方没被送回家，而是转到北大校医院，由邓楠姐妹轮流看护照顾。

再后来，到1971年1月，邓朴方从301医院转出，被送进了北京清河镇社会救济院。邓朴方被安排进一个大房间，里面住了十来个残疾人，偌大的房间只有两个炉子，房间里面很冷。邓朴方来的时候，家人也不知道，身边什么也没有，救济院就给他安排了一床被褥和一身黑色的棉衣棉裤。作为一个高位截瘫的残疾人，邓朴方在这里的生活之艰难可想而知。

不久从天津回北京的邓先群和栗前明因到301医院看邓朴方，没见到，一打听得知邓朴方被转至清河救济院，便赶到这里。看到此情此景，其心酸阵阵，不言而喻。他们急忙给远在江西的邓小平卓琳夫妇写了一封信，把邓朴方的情况告诉他们，赶紧想想办法。

2月3日，邓小平夫妇收到了这封信，看罢心如刀割。当日，邓小平立即给汪东兴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能够帮忙解决儿子邓朴方的困难，如果不方便安排人照顾，请求组织能够同意把邓朴方送到江西他们身边，由他们自己来照顾。

邓小平原信内容摘录数句如下：

“东兴同志，又为我的大儿子邓朴方的事麻烦你……我们做父母的，在情感上不能丢去不理，所以我和卓琳再三考虑，觉得还是把邓朴方接到我们住地，同我们一块生活较好……”

当时邓小平已经是一位年过六旬将近七旬的老人了，面对儿子如此情况，内心之苦，难以言表。后来，幸得周恩来知道后批准，使得邓朴方得以前往江西，回到父母身边。林彪死后，风向发生变化，又是周恩来批准，让301医院对邓朴方的病进行认真会诊诊治。但是在钱信忠组织全国知名骨科专家会诊后发现，因为长达数年的耽误，导致邓朴方的身体病情已经到了无法改变的程度。也就是说，在当时刚摔伤时，如果能够及时治疗，瘫痪程度最多也就是大腿以下，但如今却已经上升到了胸部。命运是如此无情，令人猝不及防，令人泪水凝结！

但是命运也偶尔会给人一点点的希望，邓朴方原本以为要在床上躺着度过余生，但是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个残酷的现实。他就是马克斯博士。（此说见《邓小平最后一南行》一书）

马克斯博士当时担任美国骨科学会的主席。他在1980年带领一个医学团队到中国访问，当时301医院的骨科医生知道后就赶紧请马克斯博士到医院给邓朴方做检查。经过检查，马克斯博士医生说邓朴方这个情况是可以进一步治疗的，即采取脊椎手术，让邓朴方坐起来。

但是做手术却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邓朴方这个手术费用高达50万美金。邓家当时根本拿不出这么高昂的手术费用，美国两国刚建交，双方政府也都没法支付这笔费用。最后，马克斯博士向自己的好友、世界著名的脊椎外科专家阿姆斯特朗（加拿大人）求助此事，阿姆斯特朗以医院的名义向加拿大政府申请，结果得到了时任总理杜鲁道的批准。就这样，邓朴方脊椎手术的手术费解决了。

邓朴方前往加拿大进行了手术，阿姆斯特朗教授给邓朴方进行脊椎手术，给其植入钢盘铁骨，就这样邓朴方坐起来了，对于一个躺着的残疾人而言，这就是新的人生的开始。

但是手术之后，以他当时的情况，急需住进康复中心进行康复训练，以促使身体快速复原。但是康复中心的费用很高，邓家支付不起这笔费用（因为邓朴方去加拿大做手术一路的车马费和护工费，已经是邓家使劲全力才凑出来的），只是进行了短期的康复治疗后，就住进了中国驻渥太华大使馆。但是正是这场降临在邓朴方身上的磨难或灾难，让原本责任心就极强的他开始了另一场事业的征程。

四：邓朴方困顿轮椅，余生把一件事做到极致。

经过脊椎手术之后，邓朴方终于能够艰难地坐起来了，但是他依然是一个病情十分严重的病人。于是，正如邓朴方后来所说：

“这种降在我身上的责任，很难说是命中注定的……不过，事情进展到目前这个地步，我想或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

在自身病情的促使下、在责任心的驱动下，以及中国当时根本就没有残疾人康复中心这种现状的背景下，邓朴方产生了一个设想：建立中国残疾人康复中心。于是，他和开国大将王树声的儿子王鲁克等人商量讨论后，约见了卫生部和民政部的部长，把各种想法都进行了沟通和磋商，经过努力获得批准，终于在1983年3月15日，中国康复中心筹备工作小组成立。

其实，对于中国残疾人而言，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时刻。但是在邓朴方的带领下，他把康复中心所关注的工作越来越深入，他希望全中国的残疾人都能受惠于此，希望能够帮助全中国成千上万的残疾人。于是到了第二年，即1984年3月15日，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此时，帮助残疾人成了邓朴方的事业，他以搞物理科学的劲头把这件事做到了极致，时至1988年3月11日，在邓朴方的努力下，他把三个残疾人组织合并为一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三个组织分别为：一是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二是中国盲、聋、哑人协会，三是中国残障人协会。至此，在政府层面，中国的残疾人也有了属于自己的专门机构，他们有问题可以来反馈，他们有困难来寻求帮助。在邓朴方开始组织残疾人机构的前三年，帮助50余万名白内障患者实现了复明手术、16万余小儿麻痹后遗症患者实现矫治手术，在中国范围内建立了26个省一级的聋哑儿童康复中心和1300个精神残疾人和智力残疾人工疗站，此外还建立了上千个社区康复站。实际上，这些帮助残疾人的机构，后来还在逐步增多，逐步完善。

残疾令邓朴方无法继续的物理科学是科学界的一大损失，但是残疾却让他帮助了数以万计、甚至是数十万、数百万的残疾人。但是邓朴方想问题更加长远，他在采访中也说道，因为自己是残疾人，身体能够撑多久不敢想，但是帮助更多残疾人这个事业却必须进行下去，因此他说道：

“这就是我们没日没夜拼命干、要打好基础的原因。我现在除了办一些具体的事之外，还要提供一些基础，比如思想的基础，要使社会普遍认识残疾人的问题，要使残疾人本身怎么认识自己……”

正因为邓朴方的不放弃和不断努力，使得中国上千万的残疾人都看到了康复的光明，并得到了真正的帮助。正因为邓朴方的这些努力，他让世人看到了一个轮椅上的强者和英雄，各种对其工作成绩给与肯定的荣誉也随之而来，比如1993年11月，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授予邓朴方奖牌，主要表彰他对“亚太残疾人十年”活动作出的杰出贡献。再比如2005年11月19日，国际残疾人奥林匹克委员会授予邓朴方“国际残奥委勋章”，主要是表彰他为推动国际残奥运动的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邓朴方是第一位荣获“国际残奥委勋章”的中国人。当然，邓朴方所获的各种肯定和奖励，还有很多，在此不再一一列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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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朴方作为一个历史的受害者，却通过努力，成为掌握命运的强者，在轮椅上，把帮助残疾人这件事做到了极致。这是一种伟大的英雄主义，是一种辉煌的胜利，是所有人值得学习的精神。诚如《基督山伯爵》中那句名言所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幸福，也没有不幸，只有一种处境和另一种处境的比较。必须想到过死的痛苦，才能懂得生的快乐。”

（文/说历史的女人·绿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