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是一本由肖斯塔科维奇 / 所罗门·伏尔科夫著作，外文出版局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1.20元，页数：37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精选点评：

　　●不能确定是不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但至少描绘出了一个在政治压迫下take shelter from music的作曲家的精神轮廓。

　　●“若要保住某件东西，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去理它。爱得太过的东西容易毁灭。要冷眼对待一切，特别是你心爱的事物。那样，它们生存的机会反而会多一些。这大概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秘密之一。”

　　●特意找了格拉祖诺夫的曲子！超好听～惊喜～

　　●对一个音乐家来说，最大的，内在的悲剧，莫过于疏远自己的音乐。｜｜在最昏暗的黑夜里，人们表演已经到来的白天的喜剧。音乐是人的最后的希望。“我爱春天暴风雨后的晴空，那是你的眼睛。”

　　●多年前读过的书。对照英文本简单核对了一下翻译（中文110-150页），发现翻译得基本准确，但也有不少错误。英文版出版于1979年底，这个中译本出版于1981年，当时和国际接轨速度真快。这一版未标印数。

　　●历史是一面照妖镜，现实在其面前立马现出原形。

　　●肖斯塔科维奇的回忆录里确实像一部私密的日记，把自己隐藏的一生尽力保存了下来。艺术作品同政治一直是有着联系的，不少绝妙的作品还是政治的直接产物，但是当政治作为一个枷锁将创作者禁锢榨取他们时，那个时代无疑是个悲哀的时代。肖斯塔科维奇算是同行中比较幸运的一个，但是他也受到了迫害，更不要说那些在大清洗和斯大林时代因为自己的作品而被永远抹去的那些人了。书中肖斯塔科维奇语分幽默，但是藏在黑色幽默中是他对对那个时代犀利的洞察以及深刻的警醒。见证，正如他书名说的那样，他所想做了就是把发生在他自己身上的事情流传下来，这就是他的生前最后的愿望。

　　●读的新版

　　●肖斯塔科维奇 在德军围困列宁格勒时候写了个欢快的交响曲，又在列宁格勒解围的时候写了首悲哀的交响曲。你说这啥意思？波兰来的狼崽子养不熟？？

　　●INTP辛酸的幽默。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读后感(一)：难道你不认为历史是娼妓么

　　有时候作者会接二连三地因为一个发端联想起与之相关的人们，寥寥二三言之后便是悲戚的下场——死了，疯了，酗酒了，疯了然后死了，酗酒然后死了，排列组合。就这么四五行一个人，能写上两三页，这只是关于某一件事，比如某部歌剧的整个创作班子。于是我也看到了，看到了堆积如山的尸体。

　　但作者并不只是骂骂咧咧，全书可算是妙语连珠，再配上时代背景里戳破天的荒谬，没心没肺的人简直能当笑话书看，可能比古拉格群岛还好笑，至少相当。

　　最后还有很重要的一点，这书的真实性似乎很受质疑，随便维基一下都能找到不少驳斥。有人说记录口述这人跟肖就见过四五次，然后绘声绘色写了本四百页的书。有人说口述记录者手稿一直不给人看，偶尔给人看到发现所谓的口述人签名毫无PS痕迹。还有人说肖的一些朋友同事甚至他的妻子到死也没认可这书。不过豆瓣书评里好像根本没人想到要考察一下真伪，或者说不愿意在意，又或者是根本不在意。对于第一种，我可以用书中的一句话诘难一下：难道你不认为历史是娼妓么？对于第二种，说实话，我刚看到维基上那堆非常学术化的反驳时，感觉有点像在书城给聋哑人捐了五百块后来听说聋哑人证是淘宝九块八包邮的一样，感觉像情感被人消费了，自然还是很不愿意相信的。然后我想起了历史和娼妓的类比，想起了自己并不具备发掘史料的专业技能，想想，还是等爱较真又能通过较真赚钱的人来下结论好一些。对于第三种，我建议他们把感情消费在都市言情小说里，不要对历史撒癔症。

　　先扣着最后一颗星，也希望历史不是娼妓。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读后感(二)：。

　　前不久听男神刘老师讲布罗茨基的时候谈到了新出版的《布罗茨基谈话录》。火速买了一本，打开之后发现对话录的另一方是伏尔科夫。伏尔科夫是肖斯塔科维奇的学生，在《见证》一书的开篇中，他专门介绍了与肖斯塔科维奇不浅的缘分。随后又与布罗茨基交情颇深，用录音机录下来谈话的声音写了《布罗茨基谈话录》。布罗茨基是桀骜不驯，很难被掌控的诗人，他能够与伏尔科夫对话十四年之久，不仅说明伏尔科夫知识储量极大并且善于掌控对话节奏，是非常好的倾听者和交流者。他的音乐和诗歌的水平都非常高，才能写出两本俄国文化史上著名人物的回忆录。在本书，肖斯塔科维奇心直口快，阐发了不同时局下他对不同事件和人物的看法。记录了很多人生趣事，他人生中不经意间的巧合和他自己的奋斗。回忆了与很多音乐家相处的经过和他对于音乐的探索历程。这本回忆录不仅写的是一个音乐家的一生，更是整个时局动荡的重要时代的缩影。这里有胖嘟嘟的格拉祖诺夫，与他有关的音乐事件。肖斯塔科维奇的作品诞生经过，其中穿插了与之相关的文学理解。他不仅是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在文学上也非常有眼光，选取了列斯科夫的《麦克白夫人》等进行创作。他的音乐与他的一生关联密切。他总是暗暗的把对很多事物，很多东西的印象和记忆编在曲子里。不了解他的人生，根本听不出曲子的原本意思。这本回忆录侧面写了很多名人缩影。与肖斯塔科维奇同时代的音乐家们，还有图哈切夫斯基这样伟大的军事领袖。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会把生活变成文学，从生活中寻找不竭的感悟和人物原型。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也是如此，只可惜就像肖斯塔科维奇自己说的一样，回忆太过于枯燥痛苦，并不是什么开心的事，因此他觉得写回忆录的人都是忘记了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事了吗？他自己分析生活里出现过的形形色色的人，对于他来说其实并不期待什么读者，也许会有人从这些文字里真的懂得肖斯塔科维奇。但首先，他的第一个读者是他自己。他也可以从叙述回忆中加深对人生的领悟和理解，这又是重新一种生活。所以写下回忆录，原本并不愿意做的这么无意义的事，之所以还去做，更多的是为了能有某个不相识的读者，也是为了梳理自己的一生。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读后感(三)：智慧就是一种预言的能力

　　已经很久没有一本书，让我看完之后恋恋不舍。并非是说阅读的体验充满趣味，而是在一些片段中找到了和以前阅读中惊艳片刻的重合，一些相似的观点和视角，让我再次惊叹，所谓智慧就是一种预言的能力。

　　这算是我看的第一本回忆录，虽然以前也看过一些传记，但仔细回味起来，多少带有美化装饰的味道。这本书读起来就像是一个老者在对我娓娓道来他的一生，虽然不像读小说那样有趣，所有人物和事情的出场并没有精心刻意的安排，只是在对历史的想象和肖斯塔科维奇的自我叙述中，在那么多被刺穿的谎言和华美后，有一种侦探发现真相的快感。

　　肖斯塔科维奇是一个内心很朴实的人，对自己又有很高的道德自律，在回忆录中他并不回避他自己遇到过的一些并不好的事情，也见识到了那个时代围绕在他身边和他有关联的一系列文化艺术名人的群像，与我们被历史教科书告知的完全不一样。

　　智者就是对一切都产生惊异的人，智慧就是刺穿重重表象后的预言。看的是网上的电子版，但里面的很多片段值得不断回忆，里面很多的小故事似乎也可以八卦，可以重新发现。

　　///作者回忆部分

　　肖斯塔科维奇把这些回忆称为“一个目击者的见证”，“见证”贯彻了他一生相互联系的回忆。

　　没有回忆的人不过是一具尸首。这么多的人在我面前走过去了，这些行尸走肉，他们记得的仅仅是官方许可他们记得的事件——而且仅仅以官方许可的方式。

　　肖斯塔科维奇说话很有特点——句子很短，很简明，经常重复。但这是生动的语言，生动的情景。

　　“难道你认为历史不是娼妓吗？”有一次他这样问我。这个问题流露了一种我还不能领会的绝望心情。

　　我们就是这样合作的。在他的书房里，我们一起在桌旁坐下，他请我喝一杯。于是我开始提问题，他回答得很简短，而且，开始时还很勉强。有时我不得不用不同的方式重复同样的问题。肖斯塔科维奇的思潮需要时间才能奔放。

　　由于多种原因，我们放弃了录音的想法。主要是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在话筒钱十分拘束，这是他对奉官方之意发表广播讲话的条件反射。

　　我们两个人都明白，这部定稿在苏联是不可能出版的；在这方面我尝试了几次都失败了。我采取措施把原稿送往西方。肖斯塔科维奇同意了。他唯一坚持的是，这本书要在他死后发表。“在我死后，在我死后，”他经常说。他太虚弱了，疾病已消耗尽了他的精力。

　　1975年8月，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了，1976年6月我来到纽约，决定发表这本书。感谢那些有勇气的人们。

　　他经常讥讽地黯然一笑或者低声轻笑。但是我不记得有过像这样的笑容：超脱、安宁。平静、满足，似乎他又回到了童年。

　　1975年8月9日他去世以后，刊登在苏联所有报纸上的官方讣告说：“我们时代的伟大作曲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与苏联国家奖章获得者季米特里•季米特里耶维奇•肖斯塔科维奇逝世了，想念六十九岁。共产党的忠诚儿子，杰出的社会和国家活动家，人民艺术家肖斯塔科维奇为苏联音乐的发展贡献出了他的一生，坚持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的理想……”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俄国流行的激进主义显然是唯物主义的。艺术被视为闲人的消遣而被摈弃。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一双靴子比莎士比亚更有价值。”这种态度持续着。

　　肖斯塔科维奇1925年从彼得格勒音乐学院毕业，他的毕业作品是一首交响乐，同一年，这首交响乐由一个著名乐队在列宁格勒音乐厅演出，立即引起轰动。很快，他就成了新一代中出类拔萃的音乐家之一。然而在这样的时刻，他避开成为一个因袭他人的作曲家的道路，他烧掉了很多手稿，认为这些事粗制滥造的作品，他担心若使用学院式的技巧，恐怕会永远失去他“自己”。

　　二十年代后期，真正的艺术家们与苏维埃政府间的蜜月过去了。权力终于使出了它一贯的、必然的行径：它要求屈从。肖斯塔科维奇不想公开顶撞当权者，但是他很清楚，完全屈从有扼杀自己创造力的危险。他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肖斯塔科维奇成了第二个佯作癫狂、假托神命的“癫僧”式的伟大作曲家。

　　在《混乱》一文出现后，肖斯塔科维奇处于绝望之中，几乎绝望到要自杀。他经常等待着被捕，内心抑郁。差不多有四十年，直到逝世，他始终把自己看作是个人质，一个被判了罪的人。整个国家成了一所无路可逃的大监狱。

　　1937年11月21日可以认为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命运的分界线。列宁格勒的音乐厅里挤满了人，:苏联社会的精华，他们出席失宠的作曲家的《第五交响乐》的首演，他们等待着这部作品出事，猜测着作曲家会有什么遭遇。当演奏完最后一个音符时，全场沸腾，许多人流下了眼泪。这首交响乐至今仍然是肖斯塔科维奇最受称颂的作品，有数十年之久，他成了一个象征。

　　肖最大的特色是它紧张的、探索的旋律。主题通常在交响乐的整个过程中成长，形成新的“分支”。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丰富、立体、多变的节奏。

　　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是崇高的感情、奇异的方式、深刻的抒情与朴素的叙述的结合。

　　听者几乎能理解音乐中的“情节”，即使他没有多少音乐修养和经验。

　　音乐有一个极大的优越性；它能说出所有的一切，但是尽在不言中。

　　1960年9月14日，作曲家协会为吸收肖斯塔科维奇入党举行会议，这次会议吸引了许多想看热闹的人：他们估计这位颠僧又有什么出奇的表现。肖斯塔科维奇喃喃地念了他准备好的稿子，眼睛始终也不抬，只除了有这么几秒，他突然提高了声音：“我的一切优点都归功于……”，听众期待着标准的、照例必须有的“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这几个字，然而肖斯塔科维奇大声地说，“……我的父母！”

　　///真实的回忆录

　　关于往事，必须说真话，否则就什么也别说。追忆往事十分困难，只有说真话才值得追忆。

　　回头看，除了一片废墟，我什么也看不到；只有尸骨成山。我不想再这些废墟上建造新的波将金村。（俄国大臣波将金曾在叶卡捷琳娜女皇巡视的道路上建筑了一些假的村落。）

　　我们要努力只讲真话。这是困难的。我是许多事件的目击人，而这些都是重要的事件。我认识很多名人显要。我要把我所知道的他们的事说出来。我要既不在任何事情上添加色彩，也不伪造。这将是一个见证人的证词。

　　我并不是像目瞪口呆的人那样生活着，而是像无产者那样生活着。我从幼年时代起就辛勤工作，不是辛勤寻求自己的“潜力”，而确实是工作辛勤。我也想悠闲地到处看看，但是我不得不工作。

　　梅耶霍尔德认为，对艺术家说来，看吵架等于是上课，因为人在打架的时候最暴露他的本性，你可以从中理解许多东西。他大概是对的。我虽然没有花多少时间在街上，但也看够了吵架。有小吵架，也有大炒家。我不能说它丰富了我的生活，可是它让我知道了不少可讲的东西。

　　我在上音乐课之前，并没有表示过想学音乐的愿望，虽然我对音乐有些兴趣，当有人聚在邻居家里演奏四重奏的时候，我会把耳朵贴在墙上听。我的母亲看到了，就一定要我学钢琴，但我躲开了。

　　母亲1915年夏天开始给我上课，进度很快，原来我有固定高音的听力，记忆力也强。

　　父亲曾经希望我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我自己没有这种愿望。我念书一向用功。我想要做个好学生，喜欢得到好分数，喜欢受到别人的尊敬。我从童年时代起就这样。

　　我很少回忆我的童年。大概因为独自回忆未免烦闷，而能和我一起谈我的童年的人越来越少了。

　　我想，在俄罗斯历史上许多事情是重复出现的。当然，一件事情不可能完全一样地重演，必然会有一些不同。尽管如此，许多事情是历史的重演。在许多事情上，人们所想做所做都是相似的。

　　我学习怎样去估量一个人。这是相当不愉快的消遣，因为结果不免大失所望。

　　我年轻时在明卷剧院做过钢琴演奏者的工作。列宁格勒人谁都知道这个地方。我对明卷的回忆不是很愉快的。当时我十七岁，我的工作是为银幕上的人的喜怒哀乐配乐。

　　这工作又讨厌、又令人筋疲力尽。工作很累，工资低微。可是我干了，哪怕是那么微薄的钱也是我巴望着要的。当时，我们就是这么困难。

　　他（剧院业主）问我：“年轻人，你爱艺术吗？伟大、崇高、不朽的艺术？”我忸怩不安，回答说爱的。这下铸成了大错，因为沃伦斯基是这样说的：“那么，年轻人，现在你怎么能向我提起肮脏的金钱呢？”他解释说，我索取工资就是玷污了艺术。

　　当时我十七岁，但是我知道他是在欺骗我。我感到厌恶。世界上所有的动听的语言都没有任何价值——我这么想。

　　我在听到别人的痛苦时，自己也感到痛苦。不论是什么，我都会为他感到痛苦——不论是人还是动物。为一切活着的东西。

　　我也害怕痛苦，但是对死亡并不怎么感到寒慄。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作曲家中，只有斯特拉文斯基，我愿意毫无怀疑地称之为伟大的。也许他并不是样样都擅长，也不是样样都干得一样好，但其中干得最好的却使我感到高兴。

　　很奇怪，我的趣味不时改变，而且变化相当大。前一阵子我所喜欢的东西，过一阵就不那么喜欢了，而且相当不喜欢，有的甚至一点也不喜欢了。所以，我怎么谈几十年前我第一次听到的音乐呢？

　　病态的藐视是病态的谄媚的另一面。在一个人的灵魂中，藐视与谄媚是并存的。

　　总的说，我对音乐学院是感激的。我从那里得到了我想要得到的东西。我并不是勉强自己去学习的。我不能说一切都顺利，因为我生活在很困难的物质条件下，而且有病。此外，我不得不做出困难的决定：当钢琴家，还是作曲家？我选择了作曲家。

　　我在年轻时曾有过一段怀疑和失望的时候。我认为我不会作曲，我再也不写一个音符了。那是困难的时刻，我不愿意再去想它。

　　梅耶霍尔德发痴似地爱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爱。很难想象在我们这个时代居然还有这种爱情。这里面有种不详的东西——结局的确很惨。

　　他们俩的事情使人想到：若要保住某件东西，最好的办法是不去理它。爱得太过的东西容易毁灭。要冷眼对待一切，特别是你心爱的事物。

　　无论是英雄还是恶棍，都是极少数。绝大多数人士普通人，不黑也不白，是灰色的，模模糊糊的灰色。

　　我试图在我的能力范围内写这些人，写他们的非常普通、平凡的理想和希望，写他们可能的谋杀倾向。

　　梅耶霍尔德在等待逮捕时后悔自己没有成为小提琴家。

　　四十四岁的图哈切夫斯基，在被捕前说的话几乎相同：“我小时候多么想学小提琴！我要是成为小提琴手就好了。”

　　这种巧合使我感到惊讶和可怕。一位是名导演，一位是著名的将领——突然希望做一个渺小的、不受人注意的人，只想坐在乐队里拉拉小提琴。元帅和大师几乎愿意和任何人交换自己的一生，甚至和电影院门厅遭人耍笑的醉汉交换。但是太晚了。

　　只有在文学作品中，一个人才会由于过度紧张而不吃不睡。在现实中，生活就简单得多，正如左琴科说的，生活给小说家提供的素材很少。

　　在这个问题上，左琴科有一个深信不疑的理论：——乞丐已成为乞丐就马上不发愁了，蟑螂并不是因为自己是蟑螂而感到极为苦恼。

　　补鞋匠没鞋穿，这是真的，而且没有什么比左琴科本人更能证明这条定理的了。我年轻时，他已是最受欢迎的幽默家。

　　他们看了发笑的那些左琴科的作品我个人认为是应该为之一哭的。但是我的意见在这里并不重要。左琴科被认为是个幽默大家，但是事实上他满怀愁闷和忧伤。

　　在那个生死关头，我所熟悉的左琴科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不说自杀是兴之所至，而说自杀纯粹是稚气行为。它是低级精神对较高级精神的反叛。其实也不是叛逆，而是低级精神的胜利，完全的、最后的胜利。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斯托拉托夫的虐待狂欣慰，尽管我知道他的其他许多事情。

　　他平常是个沉着、理智的人，但是现在在我面前是另外一个人。

　　我想：你无可救药了，你渴望权力。梦想折磨别人，你所以没有成为刽子手只有一个原因：你是个懦夫。

　　我当面对他这样说了。他哭了，后悔了，但是从那以后，他在我心目中便不再是音乐家了。

　　所有的走卒爪牙、谄媚之徒和卑鄙小人也无不拼命想要他们的领袖和导师成为无可争议的、绝对的思想巨人和大文豪。

　　能够悲伤也是一种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并非每个人都有，至少不是每个人始终都有。我自己对这一点的感触很强烈。由于战争才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感情的人不止我一个。

　　在别的国家，战争可能要干扰艺术。但是在俄国——由于一些可悲的原因——艺术却繁荣了。

　　为斯大林写颂歌我做不到，根本做不到。我在写《第九交响乐》的时候知道自己会有什么遭遇。不过我确实在下一首交响乐里，在《第十交响乐》里描绘了斯大林。斯大林一死，我就写了《第十交响乐》，这首交响乐表现的是什么至今还没有人猜到。他表现的是斯大林和斯大林时代。第二乐章的谐谑曲大体说来是一幅斯大林的音乐肖像。

　　我必须说，用音乐描绘人类的恩人，通过音乐来评价他们，是件困难的工作。贝多芬做到了，但是这是从音乐观点说的；从历史观点来说，他错了。

　　契诃夫常说，除了揭发信以外，他什么都写。我和他的看法一样。我的观点是很非贵族化。

　　其实，我毫不反对把《第七》成称为《列宁格勒交响乐》，但是它描写的不是被围困的列宁格勒，而是描写被斯大林所破坏、希特勒只是把它最后毁掉的列宁格勒。

　　我的交响乐多数是墓碑。我国人民死在和葬在不知何处的人太多了。

　　我愿意为每一个受害者写一首乐曲，但是这不可能，因此我把我的音乐献给他们全体。

　　许多事物在我们眼前老去了、消逝了，可是，许多似乎已经时过境迁的事物最后会显得新鲜、强有力和永恒。

　　我要说的是，也许能保持“新鲜和强有力”的根本不是音乐，甚至不是创造力，而是某种别的，更料想不到的平凡的东西，例如对人的关怀，关怀他们的充满不愉快和意外事件的单调生活，关怀他们的琐碎事情和烦恼，关怀他们的普遍的不安全感。人们创造了许多稀奇的东西：显微镜、吉列特牌剃刀、照相等等，但是至今还没有创造出一种是每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去的方法。

　　我忘了在哪里读到过一段古代的祈祷文，说：“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改变能够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力量去忍受能够不能改变的事物。主啊，请赐给我智慧去辨别这两者的差别。”

　　对这段祈祷文，我有时候喜欢，有时候恨。虽然我的生活已临近结束，可是我既没有这种力量，又没有这种智慧。

　　最近，我在美国埃文斯顿得到一份学位证书。我问校长，这份学位证书能给我什么特权或者权利。他给了我一个机智的答复：用这份证书加上二角五分钱，我可以在公共汽车上买一张车票。

　　所有的价值观都已混淆，所有的准则已抹杀。格拉祖诺夫在巴黎结束了他的一生，在那里他受到尊重，但是，我想，没有得到多少爱。他继续创作，但是并不真正知道是为谁和为什么而写。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能比这更可怕的了。这就是终结。

　　音乐，以及整个艺术，不能是冷酷的嘲讽。音乐可以是辛酸的、失望的，但不能是冷酷的嘲讽。

　　失望和嘲讽是不同的，正如厌倦不同于嘲讽一样。一个人感到失望，那意味着他仍然对某种事物怀着信念。

　　契诃夫对生命的终了的看法很明智。他认为所谓“永生”，也就是生命在死后的任何方式的存在，全是胡说，因为这是迷信。他说我们必须想得明白些、大胆些。契诃夫并不怕死亡。“我活着的时候是孤单的，死后也将孤单地躺在坟墓里。”

　　等候处决是一个折磨了我一辈子的主题。我的音乐有许多页是描叙它的。

　　在地方上，这种一个人变为乌有，变为零，而零和不存在的东西变为重要人物的事是屡见不鲜的。在地方上，这种精神仍占统治地位。

　　音乐使人从内心感到透彻，音乐也是人的最后的希望和最终的避难所。

　　我一生中不断受到谴责，说我具有悲观主义、虚无主义和其他危害社会的倾向。

　　我小时候最喜欢干的事就是给火炉点火。我现在仍然能感到点炉火时的那种安乐，那种安全感。

　　我一直很喜欢接近左琴科，觉得他很可爱。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人，但是对许多事情有共同的看法。有时候，左琴科似乎把他的全部怒气都留在报纸上了；他喜欢显得温和，喜欢装地羞怯。要知道，有时候幽默家想带上一幅愁容，温良的人想显得残忍。这样，生活比较容易过些。

　　在破坏了家庭之后，斯大林又重新建立家庭。这是他的标准方式，叫做辩证法。

　　苏联人民经受了一切考验：饥饿、破坏和战争——一次比一次更严峻；还有斯大林的集中营，但是他们却经不起《魔鬼》里面的这一章，一看就会垮掉。

　　格列科夫的妻子喜欢舞文弄墨，可是缺少才气，弄不好也许会死于对文学的单相思。

　　阿赫玛托娃有一种令人高不可攀的神气，你走到离她两码以内就会僵住。她的谈吐举止，连最小的动作都很有分寸。她很美丽，很美。

　　历史性会晤大抵如此，别的是到写回忆录的时候加进去的。我对他说，他对我说，后来我又说……全是谎话。我想公众大概还不知道历史性的照片是怎么拍摄的。两个“著名人物”并肩坐着，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传统的方法是彼此含笑问对方：“我们没有什么可说的，说些什么好呢？”于是闪光灯一闪。还有一个方法是我自己发明的，就是嘴里说：“八十八，八十八。”连笑都不用笑，因为说这几个字的时候你的嘴巴总是嘻开的，给别人的印象是两人谈的很起劲。摄影记者很高兴，很快就走了。

　　在我的一生中，没有特别愉快的时刻，没有极大的欢欣。这是暗淡沉闷的一生，想起来使我难过，承认这一点也使我难过，可是这是事实，不愉快的事实。

　　我曾经认为我的生活充满了忧伤，很难找到比我更不幸的人，但是我一开始回忆我的朋友和熟人的生活便不禁不寒而栗。他们中间没有一个人的生活是轻松的或者幸福的。有些人的结局悲惨，有些人在极大的苦难中死去，许多人的生活很可疑说比我更不幸。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读后感(四)：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在电梯旁等着被抓

　　

对英雄的认知，因为肖斯塔科维奇和这本书，天摇地动般地改变了。

毋庸置疑，肖斯塔科维奇（以下简称“肖”）有着逆天的才华。自幼接受系统的音乐教育，少年成名，十五部交响曲和六首协奏曲，还创作了大量风格迥异的电影配乐，可以说肖是20世纪伟大的苏联作曲家之一，官媒称他是“苏维埃忠诚的儿子，终身都在为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理想而奋斗”。

肖不止活跃在古典音乐圈，他的作品不止一次陷入政治漩涡，不管愿意与否都得在斯大林的影子里创作，获得过三次斯大林奖一等奖（3次！），同时，他被官方视为“功勋艺术家”、“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被广为颂扬。这些极高的社会影响力，吸引了众多非音乐圈人士的关注，也让他的“出圈”成为可能，但是他俯首于斯大林的残暴，在遭到斯大林批评时，他极尽能事地批评自己，保全自己，是畏缩强权的代表。这种“骑墙”做派，让喜爱希腊式英雄主义的知识分子纷纷却步，诟病他的鸡贼和唯诺。

一、天才音乐人生

眉头紧锁、若有所思的肖斯塔科维奇

1924年，肖19岁创作了《第一交响曲》，在西方古典音乐界崭露头角，当时的评论是“以老年人的技巧表达了青年人的语言；显示了一个不到二十岁的作曲家完全成熟的个性，做到了灵感和技巧的平衡”。

1927年，肖在肖邦国际钢琴比赛中获奖。有一次与波兰作曲家梅耶尔一起弹奏贝多芬的降B大调《大赋格》，肖凭记忆把第二小提琴和大提琴声部一音不差地奏了出来！（宫宏宇《肖斯塔科维奇生前身后》 ，2019）

高产的肖先后创作了《第二交响曲》（1927）、《第三交响曲》（1930），将现代派的技法与主旋律相结合，音乐圈评价他：“肖斯塔科维奇属于所有的人，而不属于任何人”，他成了苏联音乐的旗手（鲍里斯·施瓦茨《苏俄音乐与音乐生活》，1979）。同时，他的作品已经不仅仅限于古典音乐领域，慢慢地走入了政治宣传和意识层面。 也给他带来了厄运。

二、厄运降临

不能抹去的创作背景

1936年，苏联开始了“大清洗”运动。同年，斯大林在出席观看了歌剧《麦克白夫人》（ 肖与梅耶霍尔德合作的作品）在莫斯科的演出，第一幕还没结束便愤然离场。几天后，党报《真理报》发表社论《混乱而非音乐》批评肖“有形式主义倾向”的歌剧

这部歌剧的不协和音和混沌杂乱之声就犹如洪水泛滥的音响，再加上支离破碎的旋律，弄得听众目瞪口呆，音乐乐句的幼稚嫩芽被淹没，显得如此分裂松散，在一片不停的撞击声中、在刺耳可怕的枪声和鬼怪尖声怪叫中消失。去听这样的“音乐”能使人产生什么印象，不，完全不可能。

随后，《真理报》再发《骗子的芭蕾舞》 对肖的芭蕾舞剧《欢乐的溪流》 进行批评。在接连的炮轰之下，肖亲自取消了《第四交响曲》的演出。

那时的批判意味着毁灭，作品和作者彻底地消失，更不要说家人、盟友、政治地位、经济来源了，全部都没有了。

我完全被畏惧東缚住了。我不再是自己生活的主人，我的过去已被一笔勾销，我的工作和才能对任何人都没有价值了。看来未来的凄凉不会稍逊于现在。那时，我走投无路，只希望自已能消失，这是唯一可能脱身的出路。我津津有味地想到这种可能性。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P177）

更糟糕的是，肖的赞助人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在1937年因“间谍罪”被判处死刑，这对肖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他和被处决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来往甚密。随后，他被带去审问了。

巴恩斯《时间的噪音》，对这段故事有着精彩地描述：

时间的噪音8.1[英] 朱利安·巴恩斯 / 2019 / 译林出版社我（肖）尽可能清楚明白地重申，在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家，从未谈及政治；纯粹是音乐之夜；国家大事跟帽子和大衣一起，留在门边了。“好吧，我建议你再使劲想一想，”审讯者告诉他，“其他一些客人已经证实了那个阴谋。”他意识到图哈切夫斯基一定被抓起来了，元帅的职业生涯结束了，还有他的生命；调查才刚刚开始，元帅的所有身边人很快就会从地球表面消失。他自己的清白无关紧要。他的回答是否真实也无关紧要。所有已经决定的，已经决定了。

出于对政治迫害的恐惧，著名的”电梯旁“的故事出现了：

他（肖）开始了在电梯前的守夜。他不是唯一这么做的人。这个城市里的其他人也在这么做，不想让他们所爱的人看见他们被逮捕的一幕。每天晚上，他都例行其事：清空他的肠子，亲吻他睡着的女儿，亲吻他醒着的妻子，从她手上拿过那个小行李箱，然后关上前门。就好像他要出门上夜班一样。某种程度上说是的。然后他站在那里等待着，回想着过去，担心着将来，在短暂的当下吸着烟。他脑子里有这样一个问题：站在那里等他们算勇敢还是怯懦？或者都不是，仅仅是明智的？他并不指望能找到答案。

三、接受和改变

1937年，肖开始尝试用大众化的音乐”委婉地“表达自己，也被官方允许演奏《第五交响曲》。不料该曲反响热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苏联官方随即宣传其为肖已经洗心革面。政治地位上，一扫《麦克白夫人》的耻辱，声誉反弹。

近年来有学者说，《麦克白夫人》事件无论是对肖，还是对听众，都可说是“塞翁失马”。如果没有斯大林的及时干涉与“挽救”、没有《真理报》对他的围攻，肖很有可能会继续朝现代派的方向走下去，他的作品也极有可能会像西方先锋派作曲家的作品一样，越来越晦涩难懂，越来越与社会无关，离老百姓也越来越远（E. Rothstein, “Where Music May Owe Stalin a Little Credit”, The New York Times ，2004)。

在站位上，从1937一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肖不仅在创作上如履薄冰，在政治上也作出了极强的爱国举动。后人称这些为肖的“妥协性”的行为，尤其是1960年他加入苏联共产党。作曲家古拜杜琳娜对这件事的看法是”当时年轻一代的作曲家知道了这消息后，都对肖斯塔科维奇感到非常失望。当时已经不是斯大林时代了，而是处在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而且在当时，就是要担任俄罗斯作曲家协会主席这一高职，也不是一定要入党的，为什么他却要去做违背自己意愿的事？ ”（[俄]左贞观《肖斯塔科维奇与他的时代》，2006）

《第七交响曲》在苏联“炸”地轰轰烈烈

1941年，二战打响后，德军迅速在7月兵临列宁格勒（现圣彼得堡），9月由进攻转为围攻（随后围攻了800多天）。肖当时就在圣彼得堡，围攻后被斯大林特批秘密转移古比雪夫。随即，1941年，肖创作《第七交响曲》歌颂人民顽强奋斗的必胜精神。此时的列宁格勒条件极为恶劣，已有43万人死于饥饿和寒冷。为了鼓舞士气，列宁格勒个组织者准备演奏《第七交响曲》，组织者满城找乐手时，城市里的乐团只剩下十几名乐手，也多濒临饿死，其余都参加到保卫城市的军队中去了，“把乐手从昏黑的公寓中找出来，他们瘦得可怕，让他们带着乐器来到冰冷的排练厅。人们被感动得热泪盈眶”。总谱是由一架运送药品的飞机空投向被围困的列宁格勒。

1942年8月9日，乐队在指挥伊利亚斯博格的领导下，在围困中演奏了献给这座城市的交响曲，成为一件可歌可泣的壮举。为了防止德军炮击音乐厅并保证演出在一个安静的环境下正常进行，苏联红军事前向德军炮兵阵地发射了约3000发炮弹进行压制，随后，这部深刻表现人民对法西斯侵略者的愤怒与反抗的正义之声，便在这座英雄的城市奏响了。

自此，肖成为了代表苏联的作曲家，也成为了所有共产阵营的音乐家。

四、《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出版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于79年在美国出版。改变了一切。

肖对出版这本尺度之大、影响力巨大的自传的最初想法是：那个时代与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不该被忘记。

所有的音乐天才、棒极了的导演，受人崇拜，偶像化的感觉，但是现在呢，人们忘却了。一死就立即被遗忘。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让这些优秀的人活在大家的记忆里。保持记忆，不管这有多么困难。 历史不就是像这些伟大的人一样吗，过去了，就不再被记起。

书中评价了同时代的导演、音乐家、作品以及指挥等等，辛辣而成熟的观点让人不敢相信那都是他的想法。对于音乐作品的评价，他引用了好友、著名戏剧家梅耶荷德的想法（《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

梅耶荷德的创作原则1“必须在每一部作品中力求有所创新，这样每一部新作都能静人，每部作品的技巧上顶一个新的目标。”，2“创作新曲一定要有大量的准备，从中搜索出经典作品中蕾丝的东西，试图用自己的方法去写得更好”，3“一个作品要是让所有人都满意了，那基本上是失败了，如果说所有人都批评它，那可能也许有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一半人拍手一半人要撕碎它，那么基本上是成功了。”

在绝望时期的自我疏解，将可能走向自尽的肖拉了回来，重建内心世界和价值观（《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P177）：

在那个生死关头，我所熟悉的左琴科的思想给了我很大帮助。他不说自杀是兴之所至，而说自杀纯粹是稚气的行为。它是低级精神对较高级精神的反叛。其实也不是叛逆，而是低级精神的胜利，完全的、最后的胜利。 当然在这绝望的时刻不完全是左琴科的思想帮助了我；但是诸如此类的思想使我没有作出走极端的决定。我度过这个危机之后，比原先坚强了，对我自己的力最也有了较大的信心。敌对力量看来已不再那样全能，甚至朋友和相识者的可耻出卖也不像以前那样使我痛苦了。 集体的背信弃义已与我个人不相干。我尽量避开别人。在那个时期，离群独处对我是解脱。

厄运来到时的众生相，但也有日拉耶夫这样的耿直之人（《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P181）

他（日拉耶夫）房间里挂了图哈切夫斯基一张很大的照片，在图哈切夫斯基作为祖国叛徒处决的消息宣布以后，日拉耶夫并没有把照片拿下来。我（肖）不知道我能否说清楚这是多么英勇的行为。当时般人的举止是怎样的呢？只要又有一个可怜的人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马上，所有的入都慌忙把一切和这个人有关的东西销毁掉。如果这个人民的敌入是写书的，就扔掉他的书y如果家里有他的信，就把信烧了。在这个时期烧掉的书信文件究竟有多少，谁也无法想像。任何战争都不可能把家家户户的书信图书清除得这么千净。首先扔进火里的是照片，因为要是有人告发，说你有人民敌人的照片，那你肯定活不了。日拉耶夫却不怕。当他们来抓他的时候，墙上赫然挂着的图哈切夫斯基的照片使刽子手也感到吃惊。他们问道：“怎么，还挂着它？”日拉耶夫回答说：“总有一天后人会为他树立纪念碑”

与列宁不同，斯大林爱好音乐，经常光顾莫斯科的大剧院，听电台播放的古典音乐，还喜欢唱民歌，在对音乐的喜好上，和另一独裁者希特勒倒有相似之处（宫宏宇《肖斯塔科维奇生前身后》 ，2019）。肖自己对斯大林的评价：（《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P183）

暴君喜欢把自己扮成艺术的赞助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暴君对艺术毫不理解。为什么？因为暴虐是倒行逆施的，暴君是专门倒行逆施的人。原因很多。暴君企求权力，他踝着尸体去援取权力。在权欲的驱使下，他一有机会就忍不住要毁掉人、侮弄人。对权力的贪欲难道不是倒行逆施？如果你是心口一致的，你对这个问题的答复必然是肯定的。你内心一升起对权力的欲望，你就成了迷路的人。我对每一个想当领导的人都持怀疑态度。我在懵懂的青年时期，幻想是够多的。 所以这个人在他反常的欲望得到满足以后就成了领导人，可是在此之后他仍然倒行逆施，因为权力需要保护，必须提防像他自己一样的疯子。即使没有这种敌人，也要造一些出来，否则就不能完全显示出自己的威武，就不能彻底压制人民，使鲜血飞溅。没有这些，权力又有多少乐趣可言呢？很少。

斯大林对艺术的管控是全方位的，在电影、文学、诗歌和舞蹈领域也和音乐一样，他害怕人们因为过于爱戴这些作品，形成某种与他自己抗衡的信仰。 （《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P290、P332）

民族艺术被认为是反革命的艺术。为什么？因为正如任何古代艺术一样，它离不了宗教的礼拜。如果是宗教性的，那就要连根把它铲除掉。我希望有人把我们的伟大的民族艺术如何在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被摧毁的历史写下来。它已被永远毁了，因为它是口传的艺术。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这些作品从来没有文字记录。他们永远消失了，无可补救，因为另一个歌唱艺人唱的是别的歌曲。 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官有专用的放映室。他在夜里看电影。这是他的工作，而且他像罪犯那样在夜里工作。他不喜欢一个人看电影，他叫全体政治局委员，也就是说国家的全体领导人和他一起看。斯大林坐在所有人后面的固定座位上，他坐的这排是不许别人坐的。这些情形我不止听到过一次。

五、《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的评价

这本书出版后，引起巨大轰动，并且改变了人们以往对肖及其作品的认识。有人认为这是伏尔科夫在伪造和篡改，只不过在利用肖斯塔科维奇的名声，真伪问题我们按下不表。

成庆将肖这样，“迫于政治压力，装疯卖傻以求生存”的苏联知识分子称为“圣愚”，这种悖论性的特征乃是俄罗斯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特征。他们内心充满了反抗的激情，却同时又审时度势，常常妥协于现实的压力。这并非我们所常见的“骑墙”，而是某种反讽和调侃。因此肖在斯大林前的妥协，或许并非原则的让步，而是在内心里不断涌现批判和玩世不恭的力量，而那背后则是普遍主义的人类之爱。就如陀斯妥耶夫斯基对“圣愚”传统所作的描述：“俄罗斯灵魂、俄国人民的天才，大概是最有能力容纳人类普遍情谊、兄弟之爱的观念的；这是一种清醒的观点，它能谅解一切敌意、区分和宽容一切绝望，消除一切矛盾。”这样一种形象，对中国知识分子显然太过陌生，他们所期待的是一分为二的简单形象。要么是堕落的马雅科夫斯基，要么就是桀骜而被流放的索尔仁尼琴，这种思维倾向阻碍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入了解肖斯塔科维奇。因而当史料披露肖氏并非如《肖斯塔科维奇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勇敢形象，中国知识分子们就开始犹豫起来，甚至开始怀疑乃至批评。 （成庆《见证肖斯塔科维奇》，2006）

我们心中的英雄主义到底是什么？

巴恩斯在访谈时说

当强权政治在支配你生活的一切时，你是否会与强权做一笔交易？在放弃掉一些自由的同时，保住另一些可以创作的自由？谁会向恺撒屈服？这个恺撒如此贪婪，你究竟会屈服到什么程度，屈服的代价又是什么？向权势屈服之后，艺术家是否还能保持自己的尊严？有时候，传统意义上的英雄并不一定是真英雄。是否在强权下选择当英雄，你必须要权衡所有的利害关系。在斯大林的苏联，如果你选择当英雄，你不仅不可能再继续创作，而且你将被处决，你的家人、朋友、和你有关联的人都将受到牵连，被关进监狱或被处决。你的“英雄行为”会伤害到很多你所爱的人，你的孩子会被带走，会被当局养成一个你不希望他变成的人，那样的情况下，你想当“英雄”是相当愚蠢的，当懦夫才是唯一理性的选择。很多时候，我们是不能用“英雄”或“懦夫”这些词的，英雄如果变成了一种虚荣，以你的亲友的牺牲为代价，那怎么还能叫英雄呢？（《时间的噪音》附录《我的英雄是一个懦夫》）

我们不应站在全知全能的角度审视前人。正如阿赫马托娃所说“没在恐怖时代过过日子的人，永远不会明白这一点。”（ 《赫连尼科夫论时间与自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