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一本由吴琦幸著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8.00元，页数：209，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精选点评：

　　●沒有《胡適晚年談話錄》好

　　●更喜欢对谈，而不习惯于谈话

　　●这写了个啥，废话一箩筐，白白浪费了王元化的最后时光。主要亮点是王元化的第三次反思（其实放到今天看也并不特别出彩），以及对李泽厚等人八卦批评

　　●王先生是学者中的一个典型。读书未必多，但是有效率。

　　●元化先生晚年的知识人格、思想襟怀，当然值得以谈话录的自由形式记录下来，以飨后人。奈何这位吴姓高足以一篇长文即可容纳的内容，草率成书，敷衍过场，平白浪费了大好机会。提问不知头绪，接话必然跑偏，非但未能形成与传主激发互参的格局，甚至王氏的自己的思想也未能如意展开。而偏狭的视角，粗率的观察，详略失当的叙述和一塌糊涂的文笔，徒令阅读者在郁塞愤懑于记录者的低水准时，也深深哀叹元化先生所托非人。

　　●1有╳╳的地方也没什么吧。。 2八卦永远好看：胡风、傅伟勋。。

　　●怀着“其人将死其言也善”的期待读之，发现简直就是“唠嗑”。读了一半，说了自己和付伟勋、林毓生的认识，胡风集团的一点和90年代的一点反思。还都是零碎的片段。

　　●才知道王元化是研究什么的，谈思想史、谈五四比较有意思。当然，还有八卦。

　　●这本书离王先生心目中的那本谈话录，相差何止道里计啊。

　　●有些干货，但是总让我觉得作者在炫耀自己和王先生的交游，有时甚至因炫耀而偏废干货。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一)：閒來翻書：吳琦幸《王元化晚年談話錄》

　　昨夜看到凌晨兩點，幾乎是一口氣讀完了。

　　談論錄的形式，可以無所不包，也就包含了不少學林掌故、舊聞軼事，“八卦”是少不了的。有些內容還是首次披露，價值自不待言。而這尚在其次，書中最重要的一點，是王先生比較清楚地解釋了自己第三次反思的核心。在我的理解，就是說他對於啓蒙思想之肯定人的精神、人的價值，認為有無限誇大之嫌。對應於量子力學的“測不准”原理，人類世界也並非全由規律支配，並非全然可由人的理性決定。在宇宙之中，人類的認知是有限的，要承認不可知性。他所針對的，似乎更在於人自以為無所不能、自以為掌握了絕對真理之後的“理性專制”。所以，他經過精讀，發現了盧梭《社會契約論》中所蘊含的集權主義與專制主義，而近代的政治思想、政治體制大多自此而來。他雖未提出解救的良方，卻可以指引後人繼續深入他未竟的事業。

　　在我的心目中，王元化先生是一個思想者的面貌，而非一個純粹的學術研究者。當然，在《文心雕龍》、文藝理論方面他是專家，但在中國思想史方面，儘管他有自己的認識，卻似乎算不上有精深的研究。比如他從學風的角度來看章學誠、陳澧等人對乾嘉漢學的批評以及乾嘉漢學向晚清今文學的轉變，既非孤明先發，在我看來也并不高明。但是，王先生所思所想的都是大問題，都有他的關懷在。他認爲學術思想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社會，他希望以學術支撐思想，以思想貫通學術的思考和主張是應該得到發揚的。上世紀90年代，王先生在主編《學術集林》時，提出“有思想的學術，有學術的思想”，這在今天，其實是更為迫切了。記得余英時自己說他每天都在思考，從不間斷。王先生一生也不斷地對自我進行反思。這種思考，不僅僅是對所研究的學術問題的窄而深的鑽研，更重要的在於對人生、對現實的關照。王先生所謂“有思想的學術”和“有學術的思想”，或許是指知識份子要在人文領域發揮他們應有的力量，以學術推動文化的發展，以思想“改造”社會人生。學術與思想如鳥之兩翼，不可偏廢，互為支持，這裡，或許可以說，“無學術的思想多淺，無思想的學術多悖”。

　　對王先生不太瞭解的讀者，看這本書是有些吃力的，因為很多內容在其他地方已經發表，這裡並沒有多談。比較好的方式，或許需要對照他的《九十年代日記》、《人物•書話•紀事》等書一起來讀，才能更好地領會他的意思。當然，談話本身有時也是模糊的、不完整的、比較隨意的。作者的整理，又經常穿插個人抑或藍雲的言辭或感想，甚至會讓人摸不清到底哪些是王先生的話。這也是我讀起來感覺有些吃力的一個原因。

　　據說此書與原稿相比是有些刪節的，或出於政治原因（他對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等的批評是很激烈的，網上流傳的他與林毓生的談話頗值一讀），或因涉及某些當代人物。書中有些人名用××或×××代替，是頗吸引人去探究的。而某處提及作者同門中的一人，因只有一位是單名故知是傅傑無疑，用××表示反倒顯得不那麼坦然。不若徑情直書，想來傅教授也是不會在意的。

　　2019年9月18-19日凌晨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二)：读《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今年的上海书市上推出了《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接着很快就有书评出来，匆匆浏览一番发现，此评对书的两点质疑颇值注意，一是认为作者对王先生的学术思想挖掘得不够，二是对先生一些没有深思熟虑的说法（主要指涉及人的评价）记录在案不是很妥。（大意如此）。本来我就对王先生的著作感兴趣，而看了书评更吊起了我的胃口，王先生到底指涉了何人？作者和王先生又是如何讨论学术思想的呢？我便抽空到博库书城查询，找到另一家连锁博库有书，当即骑车到书店买回了书。找到书时我稍感意外，因为手头有关王元化的书装帧都很大气，可这本书是小开本，比小册子稍微大一点，全书10万字不到。作者吴琦幸是王先生的学生，谈话没有用一问一答方式以示存真，而是经过整理，以概述形式呈现，每天一篇。这种方式好处是尽可能还原谈话当时的场景，并对谈话中某些观点加以注解，帮助读者的理解。但毕竟是加工过的，让人总有点不是原汁原味的遗憾。考虑到这个谈话最后因先生去世，没有经过他的认定，只能是作者负全责了。

　　既然书的篇幅不大，阅读起来也不是很沉重，我很快通读了全书，这也是我近年来阅读速度较快的一本书了。总的感觉是王先生对这本书还是有所期许的，他想对自己的一生的学术思想进行清理，针对人们一些误读误解做一些澄清，毕竟有些念头分散在一生著述中，特别有些过去不便说不好说的事，难以让一般人完整的理解先生著作中抽象理念中的具象背景，也就使其学术思想显得晦涩，打了折扣。他想让这本书做成一本《哥德谈话录》一样的书，作者在书中也有这样的表达。但纵观全书，这个想法似乎没有完成，诚如那篇书评所批评的，深度不够，有点和这本小册子一样显得轻薄。这也许有客观原因，比如先生的重病无法让他有较长时间集中精力对某些事进行深入阐释。同样作者也是人在国外，在短短的时间里交谈，而且涉及面又非其专业，要想很深刻的和先生探讨也确实有困难。当然这也不是一定做不到，如林毓生和王先生的谈话在学术思想层面就显得非常有深度，很有份量。

　　尽管如此，我以为《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并不像那篇书评质疑的那样，王先生透露的对一些人和事的点评不仅体现了他的道德人品，也有助于人们对他学术思想的理解。比如他对钱钟书和李泽厚的评价，就是从学术方面着眼，也反映了他做人做学问的态度。所以我以为对这些人和事记录在案对我们的理解很有帮助，这里有两个例子，一个是先生谈到对鲁迅的批评，这在《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已有表露，在和林毓生谈话中更加直接，作为一个曾经非常尊崇鲁迅的人转而对鲁迅进行批评，这绝非是一种赶时髦，他是从疏理近代思想史出发，综合各派学人的传承，当时西方学术影响等诸多方面，来分析鲁迅的思想发展脉络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和缺陷，同时通过鲁迅研究也可以发现当时一批人如陈独秀、胡适等人的思想资源的异同。比如他认为“五四”有四种思维方式，其中一种就是庸俗的进化观点，在这个方面，鲁迅、陈独秀和胡适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认为所谓鲁迅研究（这门学科），并不能只是研究鲁迅，而要综合地各个学科一齐来。这实际上是因为鲁迅本人的学问和思想是牵涉到很多不同学科的。王先生的观点令人信服也启人深思，他对“五四”反传统的认识，就一直溯源到几百年前明末泰州学派一路下来，从陈澧和朱一新说起到章太炎止。

　　另一个例子是王先生和胡风的关系。众所周知当年王先生因胡风关系受到株连，可有所不知的是胡风给罗洛的一封信里曾说：“对王元化必要时要拆穿他”。在谈话中王先生对此做了揭密，原因是胡风圈中人的作品出版王先生没有帮忙，虽然这并不是王先生的责任，但胡风还是迁怒于他。王先生对胡风的宗派作风并不赞同，他对胡风的做法还颇有看法。他说，“胡风这个人的宗派思想非常厉害”。“我对胡风这个人可以说是很不喜欢的”。要命的是王还是被划为胡风分子，理由也就是王曾经为胡等人出版过一些书。有关领导也有所了解王与胡的关系，曾劝王先生只要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分子，就可将他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王先生很坚决地拒绝这样做，他说，说胡风是反革命我是不同意的。我不承认的。结果他凭良知而遭难。王先生提起此事自嘲为“亏吃大了”，两头受气，两头受到冤枉。恰恰是“两头受到冤枉”的结果，显现了王先生知识分子的骨气和人格。由此联想到当年《我与胡风》一书出版，其中并没有王先生的文章，我曾感到疑惑，现在想来并不奇怪。《人物.书话.纪事》一书中关于胡风的一篇文章将为新版《我与胡风》所收。

　　我感到，《王元化晚年谈话录》一书中有关学术思想的讨论也有它的特点。一般而言，人们提到王先生的学术思想就会想到他的三次反思，从他大量著述中人们比较容易辨别王先生的反思路径，但他反思最终目的是什么学界有不同看法。在谈话中王先生做了清晰表述，激进主义，“左”的一套，革命都不是问题，问题是“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所以我觉得这个启蒙学派，把他认识到的就认为是一具绝对真理，就非常大胆和独断，因为不是为了个人的一个东西，是为了真理”。一旦真理在手，就会对别人大加鞭挞。“在我的反思中，我觉得人的认识，人的力量，人的理性的力量是有限的”。如果说王先生反思的是历史，那么现实还是这样，且不说意识形态方面，比如在科学方面，许多阶段性的认识被当成绝对真理而强加给社会。王元化通过反思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人类的认识领域是极其狭窄的，任何一个东西的微观是无穷的，你只是认识某一个小部分，再深入下去，你就不会认识”。我感到王先生的谈话颇有启迪。记得当时有人说王先生是“学术出台，思想淡出”。如果细细领会他的谈话，就会发现他的思想正是通过学术而体现，而且不仅是历史的总结，更直指当下的现实。

　　前些年曾写过有关王元化先生的文章，此次读书又有若干感觉，且记于此。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读后感(三)：读《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读过一些论述王元化的文章，印象最深的，是钱谷融那篇笔调丰润的散文——《谈王元化》。文章极为传神地形容王元化的眼睛有点像尼采还有茨威格和马雅可夫斯基，说这类常常生活在“专注、出神状态之中”的人“遇事十分认真”、“充满了探索精神”，又不失“独立精神”，并且敏锐观察到，数十年来，王元化“身上的英锐激烈之气虽依然未尽消退，但那沉潜雍容的一面则显然愈形突出、愈显得醇厚了”。记得多位观者都曾用“沉潜”二字形容晚年王元化，李子云说他“沉潜下来，沉潜到对于学问的追究中去”，南方朔称其是“大海本身，沉潜自在，尽管没有俗世的掌声，却暧暧含光”。钱谷融写道：“对谈中，如果他有不同的意见，都会直率地说出来，有时甚至会十分热烈地与你大声争辩，显出他的英锐和激烈。但遇到需要考虑的问题，他就会变得冷静起来，沉着仔细地再三斟酌，然后作出判断。这跟他学术著作中的严谨深刻一样，又显示出了他的沉潜的一面。”看似矛盾的心性交织于晚年的王元化，构成思想言行的鲜明特征，而由其弟子吴琦幸整理撰述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正是其精神形象的忠实写照。

　　“谈话录”为体，历史悠久。远可溯孔仲尼、柏拉图，近则有爱克曼所录之歌德。或许是有意追慕这一脉思与言的传统，王元化本人对谈话的“形式”多有考量，曾特别嘱咐弟子：“你要用一种谈话录的方式，不要对谈，对谈就是很机械的方式，而且也不太对。你就写我怎么谈了，给你什么印象了。这个就比较好。”于是吴琦幸没有完全采用对答的方式，除了记录对谈的内容，还写下了自己的心情和理解。因此，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并非你来我往、你问我答的语句记录，而仿佛人物、情节、对话、旁白俱全的文学作品，从中能了解晚年王元化的心路思想，更能领受那种思想的氛围，较之纯然的学术对话平添几分生活的气息、生命的实感。

　　在前言里，吴琦幸曾引述了自己1986年的日记，其中借爱克曼初会歌德时的印象道出与王元化的初见：“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世间的毁誉之上。”当日精神风姿，令人钦羡。而翻开这部二十余年后的谈话录，起首就获知王元化“病情不容乐观”、“咳嗽中带着血丝”、“内心感到孤独”。从吴琦幸在归国航班上的冥想，到电话中的问候，再到亲身步入病房，步步接近，心情也渐渐低沉。正式谈话，又夹杂病况的报告，如书中所述：“我扶王元化先生到医院的走廊里，先生的身体靠着我，我感到了先生的虚弱，我们用非常慢的脚步踱步，走廊中只我们单独两个人贴在一起。”然而，病中的王元化念念不忘读书与思想；谈兴起时，依旧纵横东西，针砭时弊。这些真切、质感的细节，才反衬得主人公身陷沉疴仍孜孜忧思的精神形象愈为饱满。

　　诚如撰述者言，王元化的思想学术及其生命历程已在著作里有详尽的表述，所以晚年谈话的风格是提纲挈领的漫谈，读者亦须将谈话和著述相互参看，才能完整把握其意。不过无论集中讲述，甚或只言片语，往往直抵要害，发人深思。譬如王元化谈到自己的“第三次反思”，核心并不仅针对激进主义和“左”的问题，而是经由对黑格尔等现代哲学理路的思考，一直追溯到启蒙时代的思想，深刻怀疑“人类认识，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指出“那些把认识到的就认为是绝对真理的人，会非常大胆和独断”；又如他推崇陈澧、朱一新的治学态度和方法，认为他们批评乾嘉末流的种种弊端，于清末学术脉络的转变大有关系，因之寄望学术可以缓慢地改变社会的风气；再如他回忆当年与“胡风事件”的纠葛，既点出与之理论上的分歧，又直言对其人事上的回护……凡此种种理论、学风、历史、人事，细读之下或可领会，均是王元化晚年“沉潜”在“理论”之深思所虑，更是“激烈”于“现实”的敏感所忧；也在在显明，他的“思辨”虽有严谨缜密的学院风范，却非纯粹的学院研究，而是“为时代而作，为中国的命运而作”。

　　除了较为完整的理论辩证、史事钩沉，这部晚年谈话录涉及许多世事人情、轶闻掌故，还流露着谈话者在著作文字之外的个人趣味与性格。书中的月旦评点、家世自陈，串联起来，可见现代思想学术、士林风尚的几分侧影：王元化回想90年代初的夏威夷会议，与林毓生相谈甚欢，终生订交，同傅伟勋则几番误会，不欢而散，使人旁观学人思想观点、性格气质的相斥相融；他纠正“北钱南王”的世俗议论，感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对其待人接物却有所保留；他讲述基督教家庭对自己的重要影响，感念从任铭善、熊十力、郭绍虞、汪公严、韦卓民等五位老师获得的不同教益，让人好奇宗教与革命、转变和师承间的复杂关系。此外，王元化自言脾气暴烈，多有楚人遗风；感佩陈寅恪、杨树达的才学识见；批评当下歪解《论语》，“很要不得”；不满有人误读武侯，“哗众取宠”，如是等等，性情自现。可以说，谈话虽录于病室，谈锋却贯通书里书外。言谈之间，学术人生的造因、渊源、机缘、际遇或隐或现，历历可观。谈话者本身不乏洞见，抑或有所执见，但都毫无矫饰，真正做到了“放开来谈”。

　　这一系列谈话进行于王元化生命的最后两年，也许较多“悲观的心情和声音”，甚至听闻他自己常认为“人生最后阶段是悲观的”。但纵观其一生，怀疑之外，未必没有某种执念；孤独背后，或许仍存眷恋。时至今日，王元化常被奉为孤高的思想者来纪念，然而颇有意思，也不应遗忘的是，他早年的写作/革命生涯却是从“文学”开始的。上世纪30年代，他的《雨夜》、《南行轮上》、《出征》、《脚踪》等小说，气氛几乎近于鲁迅式的沉郁，背景大都带上黑夜、乌云、风浪种种意象。情节或许略显简单，情绪或许多为激烈，但真也贴切着那些风雨如晦的日子。更动人处，则是沉潜兼顾，文字里有着“珂勒惠支的版画”，有着“住在我家弄口的孩子”。王元化曾特地附记：“小厨子，天津人，‘守门将’……都是实实在在的人物，这些人在动乱的大时代里面，也许是微不足道的。然而，我愿他们现在都有意义地生活下去。”就像他晚年谈话所说：“不是我选择了这条道路，而是道路选择了我，时代选择了我”，这些“大时代”里“实实在在的人物”应是其思辨之“激烈”与“沉潜”的真正原点，也是林毓生在谈话录序言中指出的，包括孙冶方、顾准等为之奋斗的中国左翼文化运动的意义所在。因为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路上，恰如王元化最为推崇的鲁迅所言，“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和我有关”。

　　来源：《中华读书报》2019-10-24 ，作者：薛羽

　　《王元化晚年谈话录》读后感(四)：相与之情厚深藏——评《王元化晚年谈话录》

　　最早知晓王元化先生及其思想是去年秋天通过汪丁丁老师的文章和思想史课堂上的铺叙而结下的缘分。

　　汪老师发表在《财经》2008年5月16日的宏篇雄文《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在“感受—表达—理解”的复杂性研究的思维框架下，在“中国问题”及其复杂性的具体语境中，通过回顾元化先生自2003年开始在《财经》知识分子栏目发表的一系列信札和随笔，将其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的问题意识概括为“基于健全的心智的自由”。

　　在《与王元化先生的最后交谈》一文中，汪老师回顾了他在2008年3月28日上午和大约二十天后以及元化先生去世前一天他通过语言或纸笔与其交谈的场景和走之前泪涌眶蒙而不能自已的感人画面。

　　而在《王元化：思想不为它自己送行》和《为什么逻辑不能与历史完全重合——元化先生对我的意义之一》中，就“默会知识”与“真正感”（金岳霖）的匮乏以及“孤独，确实是思想者的命运”的慨叹，让我们又对具体而丰富的、足以构成对全部二十世纪激进主义思潮的批判性思考之基础的爱的主题与元化先生坎坷不平的生命历程产生无限的追思和缅怀。

　　然而，作为元化先生的忘年至交，丁丁老师为我们呈现的只是元化先生的学术与思想中的一个侧面。

　　作为20世纪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思想家、文艺理论家和自由派学者，王元化先生在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当代文艺理论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和中国近现代思想学术史研究等方面都作出了具有极强的开创性和高度的不可替代性的贡献，因而兼有“北钱（钱钟书）南王”和“北李（李慎之）南王”的说法。

　　但是，这些标榜或是标签，如果不建立在对元化先生的“情志”概念、“有学术的思想，有思想的学术” 、“用心学做学问”、顾准研究、“光盐”比喻和第三次反思等思想内涵的全面认识与深入了解之上，如果不还原到元化先生坎坷的生命历程和复杂的自由主义思想中去，如果不融入于读者或思者自身的知识过程与人生体悟里来，恐怕则难以理解元化先生“求真知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有情志的理想”的学术精神（陆晓光语），也无法将其背后生生不已的人文精神与爱的力量融入进自己的血液和生命中来。

　　这本《王元化晚年谈话录》（点击原文可见“豆瓣读书”—《王元化晚年谈话录》）是王元化先生的五位博士生之一的吴琦幸先生受元化先生临终之托在去世前半年的病榻前谈话记录并录音整理的文集，吴先生还特别用元化先生生前最欣赏的林毓生先生“比慢”的精神用了足足五年地时间精益求精并最终完成。

　　吴先生的指导教授原为华东师大古籍所徐震堮先生，后因徐先生在吴入学后数日后倏然离世则转到元化先生门下攻读中国文学批评史博士学位（1986-1989），并成为元化先生的第二届博士生。

　　在吴先生的回忆文章中，元化先生“一派传统学者的儒雅风度，眼睛中含着一种睿智的光芒，盯着你看的时候有一种执着，似乎要看到你的心里”，这让我不由得想起了汪丁丁老师曾转述的赵越胜早年对于陈嘉映的类似描述——“他（陈嘉映）透过眼镜死死地盯着你看，然后狡黠地一笑，出其不意地抛出一个问题把你难倒”，更让我想起《歌德谈话录》中艾克曼第一次见歌德时候的印象——“他坚毅有力的褐色面孔满是皱纹，每一条皱纹都富有表现力。他的整个神情是如此诚挚而又坚定，宁静而又伟大！他说话缓慢、安详。谈吐如同我们想象中年事已高的王者。看外表便知道他气定神闲，已然超乎于世间的毁誉之上……” 不管怎样，无论是陈嘉映式的“狡黠”还是歌德式的“气定神闲”，元化先生给作者与后人都留下了真诚、儒雅与睿智的印象。

　　作者在前言中回忆了自己向元化先生求学求知的三年多里所曾谈论的话题与思考，展现了自己与元化先生和师母张可老师生活共处的二十二年里所曾经历的画面与细节以及2008年1月作者在元化先生生前最后一次去病房向其道别时的言语与场景，无不让人感到先生对生活的热爱、对友情的率真和对学生的期望。

　　全书共记录了从2007年7月2日至2008年1月14日共16篇谈话录，内容包括先生晚年著作中的学术与思想、对于《论语》成书性质的理解、对于学生文风的看法、与思想界前辈交往故事的追忆、就地域对人性格影响的看法、对其五位恩师的感怀、与“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关联的史实、关于“五四”反思和90年代的第三次反思特别是对英国经验主义哲学中怀疑精神的强调、对于当下治学学风的看法、关于读书方法、对于鲁迅文学的看法和对于清华的怀念和追忆等等，可谓从理论、人情、学风、考证、历史事件以及对三次反思的再度反思，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且无所不包。

　　回顾王元化先生一生的学术成果，作者在其中特别强调了元化先生晚年对卢梭《社会契约论》及其在中国影响的反思以及中国理论界所缺少的“国家学说的研究”。

　　在他看来，王元化先生和他们这一代中国现代左翼知识分子，为了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而奋斗终生，从满怀理想激情到历经磨难坎坷但却始终不易其志不改初心。他志存高远且信心十足，他倍感责任且乐观向上，到了晚年更是实现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跨越，从“中国问题”到“人类共同体”的升华，开始产生对整个世界和人生的终极关怀，并对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的膨胀和价值理性的丧失等一系列冲突与矛盾倍感担忧。因而，他的晚年可能不仅是孤独的，更是悲观的，但却是真实的、重要的、具体的。

　　然而，就上述学术与思想、人生与性情、历史与现实林林总总的所有内容而言，此书最打动我的，还是氤氲在谈话当中和字里行间的元化先生与作者及其同门弟子之间深厚真切的“相与之情”。

　　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将中国人的民族精神概括为“一为向上之心强，一为相与之情厚”，而汪丁丁老师在其《我的教育生涯》中也将培养有“相与之情、向上之心、独立之精神与自由之思想”的‘有灵魂’的专家”作为跨学科教学实验的目标。

　　在我看来，无论是民族精神还是群性生活，相与之情都是人作为社会性哺乳动物最根本的生活方式；而对于我个人而言，在我的“知识过程”和“人生体悟”中，相与之情最为彰显的体现恐怕莫不于本科四年的师生之情与同学之谊了，尽管当我认识到这些难得与不易、温暖与美好时，已然成了无家可归的浪子，而这些飘零在记忆中的鸢尾也只能是想象中的温存——真可谓“悟以往之不谏，觉来者之可追”矣。

　　犹记得杨立华老师在《中国哲学史》（下）的课堂上在谈到陆王心学时曾指出，陆氏兄弟正是因为没有没有师承关系的相与涵养，因而无感于文化传承的负担进而演绎出“收拾身心，自作主宰”的修养方法。听毕，我不禁愕然失色，顿感悲凉。

　　是啊，我就是杨子所言之“没有师承关系”的“文化浪人”啊。尽管本科四年，包括在台湾大学和UBC交换学习的两个学期和毕业后离职返校的五个多月，我先后得到了张千帆老师、杨朝晖老师、林子仪老师、张维迎老师、周其仁老师、汪丁丁老师等诸多校内外名师和前辈的教导和提点，以及杨文韬、柳洁、赵英男、庞序、李欣、武群芳等挚友知己的关心与帮助，但却也只是有师无门，叶落无根啊——这恐怕是有志于学且有力于思的读书人最大的懊丧与不堪了吧，就好像冰心小诗里的句子：天上的风雨来了，鸟儿躲在它的巢里；心中的风雨来了，而我又该躲到谁的怀里啊。

　　然而，尽管如此，正如吴琦幸先生在本书前言中讲到的那样，“我从他（王元化）那里得到的教益和启发，已经远远超过了一般师生之间学业上的收获。无论是从人格、道德、社会关怀、正义感，还是他深刻的反思精神及其内容，王元化先生都无不成为影响我人生道路、治学和为人的支援力量……”

　　本科四年且直至今日，上述恩师良友对我在为学、为思、为人、为事等方面的教益和启发、温存与支持却也已然让我用之不尽且受益无穷了，至少比我所能或曾经为他们做的要多得多了。因此，或许我没有杨子意义下的“文化传承的负担”，但我确确实实有着师生之情的感念和同学之谊的温暖——相遇之情厚深藏，向上之心强凝聚。

　　我愿带着这份“相与之情”和“向上之心”，继续追随王元化先生的学术和思想，而这本《王元化晚年谈话录》对于我和与我具有类似“问题意识”的朋友们而言，无疑是了解元化先生，特别是其晚年思想观点的材料中较为全面、真实和容易的入口。

　　之后，我会顺着元化先生的思路和吴琦幸老师的笔触，继续阅读元化先生的《人物·书话·纪事》（2006）、《沉思与反思》（2007）及其其他思想类、文化类著作，吴琦幸老师的《王元化谈话录：1986-2008》（2019）以及钱刚老师、罗银胜老师等前辈从不同角度对元化先生学术思想和道德文章的诠释、解读与再现，并将继续真实、及时地向大家汇报和交流。

　　最后，我想借用同为元化先生终生挚友的林毓生先生在本书序言中的最后两段话作为这篇书评或是读后感的结尾：

　　“元化先生一生努力与奋斗的意义，正如他的最后谈话记录所显示的那样，是根据理性所蕴涵的自由与责任来探讨中国的新生所应走的道理。这也是上海地下党文委其他成员，孙冶方、顾准，所指出的道路。中国现代史的狂潮，恰恰与这样的主张相驳逆，这是中国现代史的坎坷与他们生命中的坎坷的主因。

　　面对未来，我们的责任则是，在先贤所指出的道路上，继续奋斗下去！”

　　张熙

　　2019年1月20日 于上海家中 初稿

　　2019年2月27日 于上海家中 修改、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