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牺牲的“局部”》是一本由马俊亚著作，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54.00元，页数：49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被牺牲的“局部”》精选点评：

　　●91.依然坚持认为，不把历史进程放到历史发展顺序中讲述的研究都是耍流氓。 第一章很精彩很让人感慨，以至于看到后面四章几乎都是资料汇编的时候也异常失望，况且作者在论述农业结构、社会结构、手工业结构变迁的时候都是直接从上古拉到民国，但所有的原因都丢给了明清时期（尽管大概率是主因），这种论述几乎违背了历史学的时间性原则。而且就个人的阅读体验而言，明清时期的史料之丰富，几乎可以在每一个问题的正反两面都提供充足可供论证的基础，采取平行罗列、排比式的材料填充并不能给人以信服。 但本书读起来的确触目惊心，能理解作者在行文间呼之欲出的悲愤，那真是一个被遗弃、被牺牲地区的“怨望之语”，如果将本书完全当作学术研究来看待无疑是不公、甚至有些本末倒置的，其中的人文主义和警醒或许才是本书最大的价值。

　　●散

　　●强烈的情感因素或许影响了作者的史识结论，不过依然要肯定本书绝佳的问题意识和切入视角。

　　●被牺牲的是人，牺牲他们的是另一拨人。

　　●对于这样一本如泣如诉、令人悲恻的乡土研究，对其研究方法的讨论甚至都是多余的。一位淮北人，用一部淮北地区三百年的血泪史揭示了帝制时代中央政府的治理逻辑，揭示了传统社会的权力结构，揭示了在前两者的压迫下，社会底层的文化蜕变与人性解纽，最终一同深陷受害-施害-互害的泥沼不能自拔。这一卷沉恸的文字证明了无论是国内学者、日本学者还是西方学者，他们对传统中国的许多认识何其片面，而这些认识与帝制晚期淮北社会的现实相比又是何其乐观而温情。

　　●直接讀最末的結論即可，作者是帶著強烈的現實關懷寫這本書的。以前是淮北，今天是河北，哀民生之多艱！

　　●某日下课和马老师散步送他去食堂，讲起他这本书的后记，他非常愤慨地和我说，有些人怀念毛时代，那是根本不知道那个时代的苏北农民是什么样的，那就是赤裸裸的生产奴隶制

　　●大一统之弊、大一统之恶，莫过于此了

　　●前两章尚可，后面大概只宜乱翻了。

　　●: D691.75/7121

　　《被牺牲的“局部”》读后感(一)：淮地之史也，乡土淮耻教育有此书足矣

　　淮民读此淮民书 涕泗横流难自禁 昔日叹乡无遗迹 今知尽葬河患里 陵寝为先民生次 动辄千里皆赤地 淮泗东注漕盐税 我知漕运两京事 盐课若失东西损 百万民生如敝帚 海运触动既得利 遂知开放淮地兴 清帝自称行仁政 神禹之期无益民 你我尽为彼邻壑 淮泗沂沭无完肤 谁云黄河我母亲 洪泽皖苏微山鲁 湖成即成悬头剑 水利利他我淮斗 三百年毒淮人心 本土精英心绝望 谓吾淮人当且尽 四省合水供运河 至今诸君常称颂 河之夺淮自此始 民患虽亟运道安 但知治漕不顾民 田湖不分人粮尽 昔日鲁宋膏腴地 左沭右沂均车牛 淮地桑麻一等绢 青齐女红甲天下 明清二朝不产稻 妇女莫能操针线 女性从此地位低 淮盐向为财政源 垄断盐业官商事 政治经济齐剥削 所称主权反市场 利益集团购改革 弊起于商利不在 今日淮民内卷苦 他日欲卷而不得 所称穴居穷民类 饥寒交迫常年事 卖女鬻子饿殍遍 史书不绝人相食 河南江北文治国 朴秀之俗谁移之 诗书礼乐弦歌巷 谁云地理不改人 暴力崇拜流毒久 酗酒鸦片慰灵肉 武松崇拜多灭门 权力统治财产附 中产竟能无一户 此书作者呕心血 简历不述籍贯地 后记述其心隐痛 故乡地名多熟悉 谷歌始知我同乡 掩卷长叹千年难 忽悟吾生百年振

　　《被牺牲的“局部”》读后感(二)：一个本地人的书评

　　因为读的PDF版，所以拖了很久才把书读完。笔记也没有好好做，前面看的也都忘了，遇到想标记的地方只能拍照，哎，谁让买不到纸质书呢。好在昨天最后一口气看完的一百多页内容还记得。

　　先读了作者初夜权的论文，然后找来这本书读。因为从小在这片土地上长大，所以读这本书会有更多的感触，这片土地以前是什么样，经历过什么，这什么现在会成为歧视链的最底层，“苏北佬皖北佬臭要饭的”这些，就是带着这样的好奇心来读这本书。作者主要从治水，盐业，生态经济，以及社会民性四个方面展开讲的，具体就不剧透了。可以说每一章节都是带着熟悉的血泪吧，尤其是到最后，写的关于跑反以及吸食鸦片的事。想起奶奶跟我说的，她小时候因为跑反被扔下过好几次，躲在草垛里饿了好多天活下来。还有奶奶的爷爷如何吸食鸦片，哄我那时候只有七八岁的奶奶吸。我以前听这个还在想为什么这么穷还能吸大烟，看了书才知道原来丰沛萧砀是四个产毒品大县，而且产出的毒品三分之二都被本地人消化了。

　　崩溃的生态培育出崩溃的人文素质，崩溃的人文素质让生态以及社会环境更加恶化，恶官刁民互相促进“成长”，最后就成了这幅鬼样子。

　　不过虽然这本书只是讲淮北一个区域，但其实书中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其他地方也是存在的，比如中国社会是先有权再有才，财富和权力成正比，政治垄断一切，没有政府只有官僚，专制国家贪污是必然现象，等等等……不要含沙射影，这都是以前封建社会的问题，现在肯定没有啦，嘿嘿嘿。

　　最后说一下作者的后记，看到作者说到自己如何做田野调查，如何不被理解，被谩骂，以及自己对这片土地的感情时，真的是很感动。作者跟我父母是同龄人，所以作者后记里讲到的小时候怎样打猪草挣工分，饿肚子上学，以及如何为了走出农村为了城镇户口吃商品粮努力考学这些，也都是我父母曾经的经历。有很多人都从这片泥潭里出来了，但也有更多的人留在泥潭里。这片土地，到现在依然是有很多穷人，很落后，思想落后经济落后，人文素质差，煤挖完了，地卖完了，环境被破坏，年轻人中年人都出去打工，没有前途和希望的落魄地方，可我这个人还是很圣母的希望能尽力帮这里改变一点点吧……

　　《被牺牲的“局部”》读后感(三)：以史为鉴，可知矣

　　我既非淮北人，更不是史学家，看这本书无非是“外行看热闹”，不过看热闹也挺有收获。

　　作者以明清民国为时间范围，以包括苏北、皖北、鲁西南在内的淮河下游地区为空间范围，用四章分别从漕运、盐业、农业、民生等四方面描述淮北社会在中央政府基于政治权力的压迫下的惨状。

　　漕运：淮北在唐宋及以前，本是中国最富庶之地，宋以来受到黄河夺淮的影响，水灾渐多。但真正的使水患横生的，还是明清以来的漕运。由于大运河需稳定的水位以保证漕船通行，因此需枯时蓄水、丰时放水。如此操作，会使下游农地旱时更旱、涝时更涝。作为供给北方物资消费的生命线，漕运远比一地百姓更受皇帝和官员重视，淮北之被牺牲遂成必然。诡吊的是，元朝虽然也定都北京并修有运河，但却主要通过成本更低的海运由南向北运送物资。只是在明朝，漕运才渐至完全替代了海运。据书中言，每运一石粮食，漕运的费用竟高达两石；相比起来，海运一石粮食的花费还不到半石。但这么明显的差异，却完全无法在明清两代撼动漕运这一基本国策。表面看这是中国人的恐海症发作，但扒开皮看，漕运的强大正在于它的糜费。漕运涉及环节极多，都需人手处理，也都可能出现损耗。以过闸为例，操作不当就会跌落激流，船毁人亡，每年因此损失的船只数以百计，水手数以千计。但更可怕的是，操作不当既可能是无心之失，也可能是闸口水兵索贿不成的报复之举。由于无法监督，索贿即成惯例。因此，过闸的成本既包括意外损失也包括贿款。以此类推，其他各个环节概莫能外。相比而言，海运牵涉的人员和环节要少得多，其相关损耗，无论海难还是海盗，也缺少公职人员上下其手的空间。综上可知，漕运海运之争，实则是盘根错节、财大气粗的既得利益集团与一心为公的义气书生之争。谁赢谁输，一望可知。

　　盐业：明清以来，中央治理淮北水患时的优先级排序是漕运大于盐业，盐业大于农业。盐业排在农业之前，是因为淮北盐场一直以来给帝国提供了差不多十分之一的财政收入。由于不论贫富，每人的食盐量大致均等，自古以来作为专卖物资的盐，实际上是皇帝们收取的人头税。为了方便，皇帝并不真的按人头收税，而是将盐引（即特许经营权）卖给盐商们，相当于从他们手中预收了税款。而盐商需根据特许经营的限制，基于指定时间、地点和价格将盐卖给百姓，既实现税款的征缴，也从差价中获利。由于盐引和盐价都由官方确定，巨大的寻租空间随之产生。盘踞盐场、管理出货的总包商，通过勾连官员、买卖盐引都成为富甲天下的官商。实际销售则由从总包手里拿货、再运到指定的口岸的行商负责。从盐场到市场，盐的转运也少不了层层关卡的盘剥，初时尚给行商留有利润空间，但规矩一坏便无底线。等到官盐的成本超过售价时，合法商人再无生存空间。于是，添加杂质或夹带私盐即成通例。同时，具有官威或武力支持的豪强则大规模地进行走私。政府的缉私官兵却只盯住那些小老百姓，甚至以诬陷的方式凑人头完成任务。至此，盐业专卖完全陷入了死局，已无法靠任何内部机制自洁。而且由于盐业的收益完全被国家、盐商、官家和豪强拿走，本地平民丝毫无法从盐业中受益，身处产盐区却也只能食用私盐 ，还深受盐商决堤运盐、盐兵杀民冒功之害。

　　农业：农业是地方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但因漕运、盐业优先的政策，淮北农区实际上只是洪泛区，其灌溉防洪设施一概缺乏，甚至远不如唐宋时期。明万历以降的“蓄清刷黄”政策，其核心是筑高坝以拦淮河水，再导入黄河冲刷泥沙，以保证黄河和运河的航运畅通。但由于冲刷效果远不理想、泥沙照旧淤积，河工只好不断加高堤坝。结果是湖区扩大 、高坝易溃，水灾变得越来越频繁，甚至达到五年三涝、十年七涝的程度。随之产生的、大量修补河堤的劳役更令百姓雪上加霜。这种情形下，淮北的农业水平严重倒退，一是需要精细用水的稻作消失，代之以靠天吃饭的旱地作物；二是桑麻养殖消失，使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可能性不复存在。

　　民生：常年被各种无法控制的天灾人祸所袭扰，百姓丧失的是希望和远见。当得过且过成为常态，民生的螺旋下降即不可避免。为贫所扰，越来越多的人弃田逃亡或入泽为匪。除了极少数有官方背景的大豪强大地主，淮北民众普遍赤贫化，甚至与大地主形成类似农奴制的依附关系（这部分资料主要来自土改时期的地方文件，信度似有不足）。人越穷，志越短，不但鱼米之乡的头衔被江南地区拿走，淮北的民风也被广为诟病，甚至使“江北人”这一称呼被污名化。

　　综上，这本书宜与产经新闻和社会热点放在一起来读，比如放弃战略新兴板、禁止中概股回归，又如医患矛盾、莆田系医院，相互参照，别有滋味。

　　又：字里行间，作者的义气与立场似乎过于鲜明，不过还不影响阅读。唯其引为佐证的某些材料，让人不大能接受。《聊斋》也就罢了，赛珍珠的《大地》算哪门子史料呢，把《白鹿原》树为靶子更是让人摸不到头脑。

　　《被牺牲的“局部”》读后感(四)：行政权力下的社会异化

　　本书结合历史文献资料和作者多年来所做的田野调查，主要分析了清至民国前期中央政府在“顾全大局”的政治思维下所制定的政策对淮北地区的巨大影响，着重考察淮北地区人类活动，特别是政府行为和官僚意志对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的影响。作者分析了治水、漕运和盐务等政策对淮北的地理、河道、水文、物产、民性及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等的塑造乃至扭曲作用。认为淮北地区之所以从唐宋时代的鱼米之乡演变为穷乡瘠壤，主要是封建中央政府以“顾全大局”的名义而有意牺牲这一“局部利益”的结果。

　　淮北治水事务中的地区冲突与政策偏向

　　黄河、淮河等大河水道的变迁是淮北社会生态衰变的直接原因。淮北是被传统专制权力牺牲的地区，维持空洞的政治象征与实质性的漕粮供应是国家的最高利益，淮北地区的生态畸变则被视为局部利益。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维持运道和保护祖陵的政治需要，代表中央的河臣们在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显意识和维护个人官位的潜意识下，习惯性地牺牲淮北地区，人为地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灾患转移到淮北地区，使得这一地区遭到了无以复加的破坏。清代以后中央政府拒不采用效率更高成本更低安全性更可靠的海运，仍然将维持运道视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淮北地区又一次沦为治水的牺牲品。再加上治水事务中的腐败层出不穷，各种河务工程问题重重，淮北的水患一直没有从根本上得以治理，极大地影响了淮北的农业生产环境。

　　淮北盐业中的集团博弈与利益分配

　　盐业本是淮北地区足以自豪的产业，但可惜这一产业始终无法成为淮北经济发展的支柱，原因在于淮北又被国家作为局部利益牺牲了。在盐政管理中国家只管掠夺，而不顾其衰败；只有丧失人道的严苛控制，没有近代意义的行政管理，只有分赃式的利益追逐，没有相对公平的收入调控。盐业中充斥着皇帝与臣属、各级官员之间、巨商与小商、豪绅劣吏与官府之间的相互斗争；从国体本质来看，盐业是那些拥有各种权势的利益集团有意识地维护不公的社会制度，从而分润制度性暴利的舞台。因此，盐业可以成为国家财政的支柱、官场政治的工具、但无法形成淮北经济起飞的龙头。进言之，盐业的产销只能把人们束缚于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之中，使人和人之间除了现金交易以外，还要更注重对权力的联系，它使生产方式无以变革，一切社会关系处于固定不便的状态。围绕盐务形成了不同利益群体，进而发展成社会不同的阶层。掌握政府核心权力的高官乃至皇帝成为盐务最大的受益者，他们依靠制定政策、操纵国家宏观决策，达到最大限度的自利目标。先行致富的盐商为了维持自己的垄断利益，不得不把大量的经济资源用在交换政治支持方面，从而保持对灶户和其他平民的超经济剥削，因此，他们不可能带动其他阶层共同致富。直接从事食盐生产的灶丁、盐民，由于国家政策的超经济强制好的身份的限制，无法分润盐务的任何利益，无法接近权力核心或找到自己的利益代言人。尤为重要的是，这些生产者无法通过发展生产来改善自己的境遇，任何时候他们都是被牺牲者，是几乎没有流动机遇的最稳定的赤贫阶层。

　　淮北农业生态与农村经济结构的变迁

　　宋以后，特别是明清以来，由于人为的破坏，淮北自然生态遭到严重摧残。尽管有着极为丰富的水资源和广袤的平原，却无法提供水稻所需的基本基本条件。为政治服务的大规模水利工程将淮北的良田沃壤变成了成年吞没成千上万百姓生命的恶徒，致使水稻种植区南移到淮河以南地区。原来的“鱼米之乡”的美誉演变为“穷山恶水”之名。淮北在隋唐时的经济地位，到明清时已经完全被江南所取代。淮北从原有的男耕女织结构演变为单一的男耕女不织的“残缺型商品经济”。

　　淮北社会的畸态与社会结构的异化

　　淮北传统社会中，中央政府永远具有无可比拟的权力，处于社会和政治结构的最顶端，但它没有为淮北社会提供必要的管理与服务功能，并发展淮北的社会生产，不断增加淮北的社会财富。而在社会资源分配中，它不但理所当然地攫去了最大的份额，而且使用各种敲骨吸髓的手段，进行竭泽而渔的榨取，仅留下了很小的份额供淮北社会各阶层进行再分配。淮北各阶层进行社会资源再分配时，由于政府功能的缺失，根本无法制定并维持公正的分配原则，只能按照权势的大小，进行弱肉强食。那些拥有各种行政权力或与行政权力有关的社会和政治结构中的各阶层，获得了远较正常份额为多的利益。没有行政权力的平民，不得不运用各自的智力或体力优势，破坏合法而又极不公正的社会规则，维护自己应得到的份额，从而造成淮北各种“刁民”“奸棍”充斥的局面。没有行政权力又无其他优势的平民构成了社会和政治结构的底层，只得任人宰割，所获得的份额无法满足最低程度的生存需要。因此，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历来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从而导致经济积累方面的不平等，并由此造成社会的不公。淮北的巨富从来不是通过正当生产发展来扩大自己的产业，而是只要先积累权力，就可以获得相应的财富。由于社会资源过多集中到强势群体的手中，淮北社会贫富分化极为严重，其社会结构中只有上层和下层，缺乏经济独立人格相对自由的中产阶层，底层民政仅占有少量社会资源，对强势群体存在严重的人身依附。这使得淮北社会的上层人物极易形成社会不稳定因素，成为当时合法政权的破坏者和挑战者。这些当时体制最大的受益者，不但没有成为代表其利益的政府的统治基石，反而成为动乱之源。

　　总结

　　“行政权力统治社会”是淮北社会问题的根源，社会不公的背后实质是权力积累的不平等。由于行政权力一家独大，淮北社会的各种利益分配乃至社会地位都取决于掌握行政权力大小或与行政权力的远近。处于社会和政治结构最顶端的中央政府将自身的政治需求凌驾于民生需求之上，不惜以牺牲淮北地区的代价来维持运道和保护祖陵，如同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一般使淮北成为了人间炼狱，正常的社会秩序和农业生产被彻底破坏，淮北由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转变为男耕女不织的“残缺型商品经济”，从精英辈出人文荟萃的文化沃土转变为盗寇的乐园和江南体力劳动者的输出地。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行政权力占据了压倒性的优势。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攫取了大部分资源，地方上的豪绅地主利用自身与国家权力核心的关系将剩下的大部分社会资源掌握在自己手中。最广大的下层民众为了争夺所剩不多的资源不得不依附于豪绅地主这些强势群体，沦为社会的最底层。淮北社会的两极分化日益严重，社会分裂为地主与贫民两个明显的社会阶层，形成了一头大一头小的哑铃形社会结构，致使淮北地区始终无法产生独立的阶级力量。无论是贫民还是富民，他们只能改变对行政权力类型的依附，而无法改变对行政权力本质的依附，由此形成的“权本位”社会造成了比一般人身依附糟糕的对权势的依附。而淮北的上层人物作为当时体制的受益者，不仅没有成为代表其利益的政府的统治基石，反而经常成为动乱之源。直到土地改革摧毁了淮北地区根深蒂固的领主制以后，农民才终于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

　　简评

　　距离初读此书已经四年有余，至今读来仍能感觉到作者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悲愤之情。刚刚读研的时候，偶然在图书馆的期刊阅读室读到了马俊亚老师的发表于《文史哲》2019年第1期的《近代苏鲁地区的初夜权:社会分层与人格异变》一文。该文指出苏鲁地区那些占地数千亩以上的土地所有者事实上并不是纯粹的地主，而是集军事、政治、经济、宗教、教育、文化等各种权力于一体的既得利益者，权力的过分积累而非单纯的土地集中导致了初夜权这类骇人听闻、伤天害理之事。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历史学者都在忙着给地主翻案，挖掘地主对地方社会的贡献是当时的主流，出现这样的一篇文章无疑刷新了笔者对于近代淮北社会的认识。于是笔者开始搜索马老师的其他作品，发现马老师在此之前关于淮北社会已经有了一系列成熟的研究，初夜权只是其研究内容中很小的一部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笔者第一次阅读了马老师的这部作品，也从此踏上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道路。

　　本书最大的价值在于揭示了国家权力的过度介入、国家巨型工程的兴建会给一个区域带来多大的灾难。从淮北地区的社会变迁中我们可以看到，制度性的作恶其破坏远大于天灾，官僚集团的自利化使得国家机器如野兽般肆无忌惮吞噬人民的生存资源。为了争夺有限的生存资源，整个淮北社会陷入丛林法则之中，正常的秩序彻底崩坏，弱肉强食成为常态。具有官方身份或与行政权力有关联者站在了食物链顶层，通过权力积聚了大量财富。下层贫民为求得生存只得依附于这些强势群体，始终无法形成独立的阶级力量。无论是贫民还是富民，他们只能改变对行政权力类型的依附，而无法改变对行政权力本质的依附。因此，正如作者所言，马克思所说的“行政权力统治社会”是解开淮北社会之谜的钥匙。

　　《被牺牲的“局部”》读后感(五)：被释放的洪水和我北边的村庄

　　淮北，在我还没有见过她时，我就有了一些对她的刻板印象。不修边幅、贫穷、粗野以及诱拐妇女，这些经从淮北出逃的流民来固化，在上几辈人脑子里形成事实，口口相传，于是就有了对所有皖北人为“侉子”的称呼。对于这些流离于故土之外的异乡人，我们没有多少同情和帮助，有的只是害怕他们来破坏秩序，争夺有限的资源，更没有兴趣去探究那些北边的村庄到底发生了什么，以至于留不住居住于斯的人民而被抛弃。

　　读马俊亚的这本《被牺牲的“局部”——淮北社会生态变迁研究（1680-1949）》，会给我们的疑问一些启发。究其原因，就是淮北的大河和错误的决策者，引发了淮北一系列生态的破坏，造成了淮北全方位的落后。我更主张将这本书和黄宗智的《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一起读，人们常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但是恰恰只有经过对比，我们才能更深刻的体会为何淮北在明清以后走向衰落，而江南于此同时持续繁荣，至今在中国的发展中处于优越地位。

　　书中的淮北地区，是以清代雍正、乾隆年间行政区划的江苏淮安府、徐州府、海州直隶州，安徽的凤阳府、颍州府，泗州直隶州为核心地区，以山东曹州府、兖州府，济宁直隶州，豫南的部分地区为外围地区，大致就是今天的皖北苏北和鲁南、豫南部分地区。在唐以前，淮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农业经济区，田庐密布，而自唐以后则逐渐衰落。改变这一区域命运的开端，在于南北大运河的贯通。

　　大运河的贯通打开了黄河夺淮入海的开端，黄河夺淮入海初步破坏了淮北的水利系统，但是此时黄河南北分流，淮北水利系统不至于大坏，淮北地区的水灾并不严重。而到了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在治理这一地区水利时，主要目的在于确保运河畅通，漕运安全（明末还有保护凤阳祖陵的另一主要目的），故此时的治水是为了东南财富的获取而不是淮北地区的治理。在这一原则下，明中期以后的治河河臣逼迫全部黄河水流向徐、邳地区，人为地把黄河中下游的灾患转移到淮北地区，使淮北地区变为泄洪区，成为了被牺牲的“局部利益”。万历年间潘季驯主持修筑高家堰，虽然暂时解决了黄河的淤垫问题，但是在地势平坦、毫无落差的淮河中游造就了一个庞大的人工湖泊——洪泽湖，使堰西成为泽国，而堰东则时刻处于洪水外泄的惊恐之中，是使淮北地区成为“洪水走廊”的重要推手。

　　在明清保漕保运的主旨下，淮北地区的治河不是为了民生，不是为了农业生产，而是为了更好的榨取。故尽管明清在淮北治水投入了大量开支，在淮北地区兴建了很多工程，但是在其以保运为首要目标下，对于以农业生产为安家立命根本的淮北百姓来说，不是福音，而是长达数个世纪的灾难，也使淮北地区陷于持续限于恶化的境地。

　　淮北地区的生态在人为操控下不断恶化时，连带着她的经济、文化也在不断恶化下去。淮北地区在唐以前，稻米业发达，然而由于水利设施的毁坏和不合时宜，农民只能靠天吃饭。冬春洪水较少，夏秋往往泛滥，因此农民只能种植一季越冬的旱作物，这样一来淮北的稻田越来越少，形成了我们今日以淮河为水田和旱田的天然分界线的印象。

　　黄宗智在《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比较了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灌溉农业和华北地区的旱作农业，长江三角洲平均亩产400斤稻谷，而河北、山东仅亩产175斤玉米，或者160-170斤谷子和高粱，两地平均亩产为229与100之比。淮北，曾经的鱼米之乡由高产的灌溉农业而变为低产的旱作农业，是导致其贫困、粮食不足的重要原因。

　　淮北地区的贫穷、粮食不足，还涉及到另一个重要原因，即为社会结构的异化。这一阶段（1688-1949）的淮北地区社会结构，呈一头大、一头小的哑铃型。哑铃的一端是占地百千乃至上万亩以上的大地主，一头是赤贫的佃农，而富农和富裕中农极少，导致了中间阶层的缺失。

　　淮北地区哑铃型的社会结构，也是很好的解释的。贫穷带来的社会秩序失序混乱，使淮北自明末起就盗贼逢起，土匪遍地。大地主可以借军事、行政权力的庇护，毫不畏惧盗贼土匪的侵扰，甚至与土匪沆瀣一气。无权无势的富户即使躲过了水灾，也会被沉重的赋役捐税压榨的山穷水尽。再或者在盘剥中也能幸存，经过土匪几次洗劫，也会瞬间沦为穷户。这就造成了淮北地区社会结构的异化。

　　淮北地区这种畸形的社会结构，造成了地主权势极大，甚至掌握生杀予夺的大权，成为当地的“土皇帝”。地主在村庄修筑圩寨而领主化，拥有武装力量，佃农成为地主的奴仆，无偿为地主服役，地主可以对佃户随意处置。甚至直到1946年，宿迁北部还保留着“初夜权”的制度，佃户娶妻，要让地主先与新娘同房。

　　哑铃型的社会结构中，农民早已成了地主的附庸，占比虽小的地主权势极大，掌握社会经济大权。所以纵使在粮食匮乏的淮北地区，劳动力却无法大量投入到耕作中，这也就是马俊亚所谈过的淮北地区苦于无法“内卷化”的问题。

　　黄宗智在论述中国小农经济时，用过“内卷”（也称“过密化”）这个词，即在有限的土地中投入大量劳动力，而边际效益不断递减的方式。由于长期作为黄河的蓄洪区和行洪区，淮北地区土壤沙化严重，无法适应机器生产，整个淮北地区要想获的比较好的收成，适宜的方式只有精耕细作。然而，精耕细作在淮北是属于高风险投资，明清时期中央政府长期在这里泄洪，使得淮北成为名副其实的“洪水走廊”。官方控制的洪水泄放，多想方设法保住强势群体的田地，否则相关官员就会受到严厉的报复。于是，弱势平民在被牺牲的淮北再次成为了被牺牲品，官府视他们的田地不若鸿毛，任意往底层百姓的田地里行洪。不仅如此，当地大户为了保住自己的田地，经常擅决河堤，使底层百姓的田地淹没在一片汪洋之中。粮田被淹，不仅颗粒无收，还要搭进种子、肥料、人工等工本，所以淮北地区的百姓往往“惟望天代为长养”。甚至让田地粗放的长草，比种粮还更有保障，只是到了民国时期，地税加重，卖草也不够交税了。在淮北地区，弱势平民连精耕细作的环境都常常被破坏，更不具备积累土地的社会条件。

　　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是强势阶层的独大，因此，淮北地区因粮食短缺而造成的社会危机，是作为军政权力变体的强势群体的高度垄断，造成的社会崩溃和失序的后果。

　　强势群体对社会的破坏，是近代中国一个普遍现象。有学者认为清末新政中废科举和地方自治，使得乡村精英流失与断层，造成乡村强势者“土豪劣绅化”，并且填补地方基层政权的公共权力的缺失，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强势群体为私利而对地方社会的破坏，则比这早得多。在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东南边陲的台湾，当时的清政府正在此进行“开山抚番”工作，尽管历任福建巡抚都制定了徐图缓进的政策，中央政府更是三令五申要以招抚为主，不得侵占生番地界，但番汉冲突在此时却是呈现愈演愈烈的局面。台湾学者林文凯究其原因，认为就是因为清代的文武行政组织是一种兼具家产性质的家产官僚制，这些官僚包括各级官吏包括胥吏、差役以及兵丁基本上将其职位当做自己的家产，习惯于利用自己的职位为己牟利，官府组织的开山抚番机构包括勇营、隘勇、抚垦局等仍是传统清代家产官僚制的模式，国家与人民之间仍维持由中间团体与社会领导阶层中介的间接控制关系。当地的强势人物如通事、地主与负责开山的隘勇，为了拓垦番地而不断用暴力方式前进，是为了个人利益而非官方目标行动，是此时番汉冲突激烈、番民抚而复叛的重大责任者。当我们的目光再回到淮北地区，负责水利的河务官员同样属于家产官僚制，河务官吏从来不怕黄河、淮河等溃溢决塞，最怕的反而是这些河流不为害，一旦水不为害，国家停止投入大量的治水资金，官吏们也就失去了生财的机会。淮北地区，中央政府为了“大局”而选择的牺牲之地，地方政府与强势人物的相互串通，小民可以说处于金字塔的最低端，被洪水和强权无情的蹂躏。

　　水灾、饥饿、贫穷、匪患、强权，是1680至1949间（或许开始的更早）活着的淮北小民每日必面对的主题，而有幸越过这段时间的淮北人，到至今依然偶尔可以听到“苏北人”“侉子”这样不怎么让人愉快的称呼，这难道不是黄淮洪水流毒至今的表现吗？

　　历史研究，不是仅要提供历史的细节，更重要的是揭示其中深层次的动力，那些在历史过程中长期起作用，会重复出现的要素。马俊亚的这本书，不仅要体现的是明清至近代过程中淮北的小民多艰，而注重的是揭示其中深层次的原因。在宏观层次上，今日的淮北虽早已不是中央政府为了漕运而选择的牺牲之地，但是其中因作为牺牲品而成为“洪水走廊”，导致淮北地区的百年来的苦难和落后，对今日的我们是有警示作用的，我们的国家和政府，在今日的高速发展中，可能总有面临需要有“牺牲”的时候，这个“牺牲”在千百年前是将淮北变为泄洪区，今日可能多种多样。可是无论如何，我们要明白的是，一切发展的目的都在于民生，一切牺牲人民而求发展都是走向歧路。

　　往更小的层面来，对我们个人来讲，这个教给我们的是要理性的思考。现今网络和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地域黑”，经济优越地区的人们中对于欠发达地区的人们总是有诸多不满，这些不满是与人口大量由中西部向东部、或者北部向南部流动有关的。不可否认这些多少会给当地秩序带来影响，但同时也给流向地区带来了大量的劳动力和消费动力。当然这其中的素质底下、破坏社会秩序者受到我们的鄙夷是不为过的，但是我们不能上升为对一个群体的“黑”，特别是我们这些受过教育的“读书人”，更重要的是对这背后原因的理性分析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