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2020年4月22日。一个春天里的冷空气到来的日子。广州话说的，翻风了。大家穿够衣服。

　　关于广州，我有好多话不知道该向谁说，今天，你们大家都来做我的树洞。

　　我在广州出生，在广州长大，离开广州，回到广州，又离开广州。如今的我，只是一个户籍广州人。

　　1967年7月23日，广州第一次爆发大型武斗。我家离纪念堂很近，13岁的我一个人跑到越华路和吉祥路转弯的路口，扶着圆形的围栏看热闹。我当时真的很怕，亢奋的人潮，拥挤的人潮，进攻，手持随手从大字报栏拆下来的竹竿，无情的追打，溃退，抱着鲜血淋漓的头鼠窜……，我不知道家里人到处找我。

　　就这样，为了避免我年少闯祸，一个叔叔带着我离开了广州，大沙头上船，我被一条花尾渡和接驳的小艇，在半夜被送到了东莞县麻涌公社漳澎大队。这是我人生第一次离开广州。

　　漳澎是一个美丽安静的水乡。家家户户临涌而建，每家都有一个小码头，一条小艇。村里还有凉棚，年轻的小伙子结婚之前大都住在凉棚。到了夜晚，明月高悬，波光粼粼，歌声，秦琴声，竹笛声此起彼伏。鱼米之乡，香蕉之乡。陈残云先生的名著《香飘四季》写的就是这里。少不更事的我很快就忘记了乱哄哄的广州，白天在蔗地、河涌疯玩，晚上睡在一间古老大屋的二楼，一个很大的木阁楼，一张很古老的床。我只是不时惦记着家人。竟然没有半点想回广州的念头。

　　大半年之后，我回到了广州。我不习惯没有河涌的广州，不见鱼虾的广州，不能赤脚奔跑的广州，甚至不习惯没有了东莞口音的广州话。更加不习惯到处是街闸，水喉通和藤帽、连白天都要关门闭户的广州。

　　我第二次离开广州是1974年。师范毕业，被分配到花县芙蓉嶂中学教书。报到那天，校长从他宿舍的门背后拿出一把锄头，掷地有声地说，陈老师，这就是你以后的战斗武器！我真是欲哭无泪。难道不是应该发一盒粉笔给我吗？

　　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活，让我饱尝了乡村淳朴的温情，也慢慢地形成了一种自己不是广州人的自卑感。礼拜天回到广州，和同学一起坐在沙面面向白鹅潭的堤岸或者在绿瓦亭里面聊天，跑到海珠广场看一串串尾灯很亮很漂亮的日本车。周一天不亮就垂头丧气地走到白云路（那时叫红云路）汽车站坐车回旗岭。渐渐地，我觉得我不属于广州。广州也不属于我。迁了户口离开广州的心情现在的人体会不到。

　　从花县到广州，从距离上来讲，并不比从番禺顺德到广州要远多少。但是花县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还有从化，对广州的影响几乎为零。而以南番顺为代表的珠江三角洲生活方式和文化却是孕育了广州文化和广州的生活方式，是母体，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奇特的事情。以中山纪念堂为圆心，六十公里半径画一个圆，你可以看到许多不一样、或者一样的历史风景。

　　结束了五年的乡村教师生活，再度回到广州，我的身份是广州教师进修学院的教务员。这份工很清闲，有空可以以工作需要为名到各个科室去听课，再有空就去看电影，报复性地享受城市生活。新华电影院，新星电影院，永汉电影院，青宫电影院。还有就是报复性地逛书店。放下了锄头和粉笔，渐渐地，我才觉得自己又变回一个广州人了。

　　一年半之后我考进了广东电台。记者的职业让我对广州有了视野更加广阔的观察。我的广州魂渐渐形成。那时我还在am999广州电台（那时现在的广州电台还没有成立，广州电台和广东电台的呼号都属于广东电台）主持一个每周一期的广州新闻专题节目《新闻之窗》，听过的人可能都没有印象了。筹办珠江经济台，为了做节目设计，我用田野调查的方式，在广州穿街走巷做社会调查，这段宝贵的经历，让我对广州的生活方式和街坊的喜怒哀乐有了更加直观同时也是更加理性的了解。

　　我1981年进电台，1991年被指派到广东电台驻佛山记者站工作。十年后，我再度离开广州。生活工作都在佛山，以至于很多人以为我是佛山人，甚至以为我是佛山电台的人。

　　佛山是珠江三角洲的腹地，而珠江三角洲的生活方式和独特人文文化，正是孕育广州生活方式和广州文化的母体，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知道理解这一点。这一点对我很重要。站在离广州很近的另一个城市去观察广州，在广州生活方式和广州文化的母体中体验和思考广州文化的本质特征。这是我和许多许多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所谓广州文化学者最大的不同。

　　1996年，城市之声开播，我也开始了每天来回于广佛两地的奇特职业生涯。白天做记者，傍晚或者晚上做主持人。城市之声的主打听众群是广州，这份工迫使我对广州的生活方式，广州的城市文化和广州人做更加细致的观察和分析。一个节目关了又再开另一个节目，延续数年的这几个听众参与极强的节目，又让我有了直接观察广州和广州人的机会。

　　广州佛山两地的每天奔波，让我恍惚间感到自己已经是不是纯粹的广州人，甚至有的人说我连口音也变了，但是，日复一日的广佛两地交替，记者主持人身份的交替，也让我感到自己是更加深刻地嵌入到广州这个城市之中。出生地已经不重要。我觉得我自己比广州人更广州人。

　　2004年，我开始在广州电视台做一个电视新闻杂志节目的主持人。这个节目让我变成了一个非常广州人。所谓非常就是我不但热爱而且了解广州的种种好，也开始了解到广州的许许多多的缺陷。有的缺陷是广州这个平民城市与生俱来的，是历史的，这种缺陷的出身并不能成为美化缺陷的理由。有的缺陷是后天的，在城市的剧烈发展进程中爆发出来的。这种广州城市后天形成的缺陷，成为了广州这座城市似乎是永远挣脱不出来的一条条绳索。但愿不是绞索。

　　从1991年到2009年，我不知道我算是离开了广州，还是离广州更近了。用越野人的一句话来形容也许很贴切，路越远，心越近。

　　1991年我初到记者站工作，来回广佛两地靠的是一辆摩托车，风驰电掣，那时候觉得广佛两地很远，每逢有风雨天，总是期盼谁能够发明一个有雨刮的头盔就好了。现在来回两地，条条大路通罗马，如果不修路不塞车的话，半个钟头到四十分钟的车程，如果不是看到广州欢迎你的巨大路牌，我不觉得这是两地两城了。但是就内心感觉而言，路越远，心越近却反过来写了，变成路越近，心越远了。

　　广州在我的心目中已经越来越陌生。粤剧变成了花瓶，粤语在某些区域已经不通行，在新一辈的广州人当中更不通行。打着弘扬广州传统文化旗号的生意到处都是。几乎所有广州传统文化的标志都最后变成了商业logo。变成了一些无耻文人和明星的揾食工具。

　　务实低调的城市性格变成吹水不擦嘴的胡说八道，up得就up，也许红棉市花有朝一日要变成一棵生草药了。无论老人家还是后生仔都变得火气很猛，说话口中喷火，也许凉茶文化也没落了。年轻的广州人，变得浮夸而好高骛远，下巴轻轻，只要高楼大厦，不要横街窄巷。只要GDP，不要百姓的柴米油盐。

　　强忍心中的郁闷，我只能说到这里了。只是想到一点我心中会有点儿释然。这一切的陌生，不止发生在广州，北京，上海，何尝不是这样。将我今天讲的大部分的话，地名换成北京上海，我想很多老北京老上海都会有同感。北上广深，只有深圳不用经受这样的痛。无迹可寻的宝安历史没有几个深圳人会记挂。但愿老城广州，不要像今天已经不存在的宝安一样，在未来的岁月中消失在风中。

　　很多人一说起广州的城市特质首先想到的是务实包容。我同意是同意，但是觉得不到肉。我觉得广州城市精神的特质不是包容，而是自在。或者说，对别人的包容是为了自己的自在。广州自在的精神特质如果用生活方式来表现，就是一个叹字。在一个自在的城市中，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会淡化到最低限度，人与自然的冲突也会淡化到最低限度，现实与历史的冲突更会淡化到最低限度。而叹就在于从容淡定，不慌不忙，天塌下来当被子盖，天道酬勤，尽享生活的美好。

　　广州的自在，是不羁的风。做惯乞丐懒做官，谁都不要用一顶帽子夺取我的自由。谁当皇帝我都照样纳粮。广州的自在，是永远都有点儿狂放粗野的幽默，这个从来都不低调，但是只有广州人自己人才懂。什么扑水，度水，反水，睇水，味水，咸水，干水，托手㬹，卸膊，十指孖埋，见一镬打一镬，较脚、驳脚、之类，广州的自在，自己叹，但也遭人恨。不是有人对广州的人小富即安耿耿于怀，扬言要好好教育吗。一直都走人，这个人还是没有把广州人教育过来。不自量的人好搞笑。小富即安好还是站在这山望那山高，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好？这个问题，几乎就等同于不惹事好还是无事生非好。无欲则刚，才有自在。广州的揸fit人，有的懂得如何顺势而为，就是理解了这么深奥的哲理。有的不理解，于是就胡作非为了。

　　广州的这种自在，慢慢的被剥夺了。不准讲广州坏话的人，有两种。一种因为他是广州的话事人。说广州不好，就是说他不好。因为这个，我被官人野蛮处置了不止一次。另一种是喜欢走极端的广州人，尤其是广州的年轻人，只要是广州的，一切都是好的。他们要捍卫的是一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完美无瑕的广州。也是因为这个，我被骂无数。

　　我之所以对广州感到越来越陌生，是因为广州的自在之风不存，一个叹字不再。

　　现在的广州，哪怕是旧城区，也越来越多的地方让人坐立不安了。相比之下，我算幸运，我住的最久的越华路一带，历经岁月风雨，现在还算静好。没有大拆大建，闹中取静的风貌与风韵基本还在。我觉得越华路比恩宁路更加值得流连。恩宁路已经变得越来越假了。

　　也许有人会不屑地说，陈sir你老了。是的，我只有老了才有资格告诉大家，今天你不曾经历、将来更不可能经历的广州的一切美好，是确实存在过的。就好像沙面的绿瓦亭的确存在过，鹅潭夜月的确存在过一样。广州是我的故乡，我已经找不到一叶轻舟，可以强渡，可以再返。

　　好人好梦 晚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