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里人大部分都姓刘， 所以村子就叫做hua刘村，我不知道是华刘村还是花刘村，但我潜意识里一直认为应该是花流村。“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间。”春水潺潺，碧绿清澈，繁花满枝，落英缤纷。生活在这里，应该是人间天堂，充满诗意的。村子不大，从东头到西头，总共十来户人家。村子的东头，有一个高高的电线杆，上面安着一个大喇叭。生产队有什么通知，这里就会传出队长拖着官腔的长音。然后大家都笑着骂着，议论一阵子。平时中午吃饭的时候，大喇叭放着秦腔，什么《十五贯》，《三娘教子》等。有一出戏，我不知道是什么，唱词听不清，也听不懂，但是记得，什么“四十年来苦与泪”，曲调婉转，旋律缓慢，声调悲戚。特别是那一声 “阿毛——阿毛——”的呐喊，唱的人肝肠寸断，心如刀绞。我端着碗，根本吃不下去，眼泪扑簌簌的往下掉。好多个中午，我都是泪眼婆娑，悲戚无比。村子的西头，有一棵大槐树。夏天，槐树枝繁叶茂，浓密的绿荫像一把大伞，支在村头。傍晚，忙碌一天的人们，在槐树下喝茶，吸烟，聊天，惬意无比。夕阳下，暮色苍茫，炊烟袅袅，鸡鸣桑树，犬吠柴门，男人们走到这里，放下手中的锄头，铁锨，推车，喝杯醇厚的茶水，等着孩子，媳妇叫着吃饭的时候，才恋恋不舍的离开。有一年，我去外婆家，时间久了，我想老家了。于是，我就一个人离开家，心里想着，只要能看见大槐树，就一定能找到老家。我顺着大路走，走呀走呀，走了不知多久，前面真的出现了一棵大槐树。我欣喜如狂，飞奔前去。当我走近那颗槐树的时候，发现哪里并不是。于是我恐惧不已，大哭不止，我以为故乡不见了，老家找不到了。爷爷在村里排行老二，人们都叫他二爷。爷爷脾气很好，个子不高，很瘦，但是却能养活一大家子。爷爷负责村里的四五头牛，喂牛放牛，清理卫生，给牛治病，什么都会。除了当饲养员外，爷爷还种了烟叶。绿色的烟叶叶柄很长，叶脉很清晰，叶子宽大，碧绿，在地里，一畦一畦，迎风招展，生机勃勃。秋季烟叶成熟之后，爷爷把烟叶挂在后院的竹竿上晾晒，晾干后绿色的叶子变成了枯黄色，一排排挂在杆子上，像晒干的鱼干。爷爷把烟叶扎成小捆，一把一把整齐的码好，就挑到城里去卖。天不亮，爷爷就挑起满满两担烟叶进城，天都黑了，爷爷才回来，两个担子都空了。大妈早早就把饭端上来，饭桌上，昏黄的煤油灯，灯火闪烁，灯光昏暗，只能投下一小片光，但足够照亮桌上的食物。一碗玉米糊，一盘窝窝头，一碟腌萝卜，还有一盘小葱拌豆腐。白绿相间，特别好看。我特别喜欢偎在爷爷跟前，听爷爷讲故事，然后眼巴巴的盯着小葱，盯着豆腐。爷爷自己吃一口腌萝卜，给我夹一口豆腐。大妈看出了我的小心思，在傍边就催促我：“到一边玩去，让爷爷好好吃饭。”我赖着不走，爷爷也不出声，笑笑，继续喂我。吃完饭，爷爷拿出烟袋锅，装上粗糙的烟叶，用大拇指压了压烟袋锅头，我抢着给爷爷点烟，但是怎么也点不着，爷爷也不着急，看着我手忙脚乱，只是眯着眼睛笑。最后，还是自己点着，美美的吸上一口。多少年之后，每当我在街市上看到卖东西的老人家，我总是想起爷爷，想起爷爷的扁担，想起爷爷的小葱拌豆腐，想起爷爷的烟袋锅，我总忍不住眼中的泪水，把老人所有的东西都买走，不管需不需要。记得有一次我调皮，惹的奶奶满院的追我，奶奶因为小脚，跑不动，我就挑衅的冲奶奶扮鬼脸。爷爷气的脱下鞋，单脚跳着要打我，鞋子高高举起，却久久没有落下来，只好把鞋子重重的摔在地上，气鼓鼓的看着我。爷爷生病，大伯带着来山城诊治。第二天早晨，我们刚起来，还没洗漱，爷爷就提着一篮子油条回来了。篮子底下铺着干净的报纸，报纸上摆着10根黄灿灿的油条。10根呀，平时我们最多买2根，现在一篮子油条摆在面前，就感觉那油条似乎长了手，在不停招手，诱惑着我们。爷爷临终前，一直躺在床上，说不出话。我拉着爷爷的手，只会叫着：“爷爷，爷爷。”爷爷看着我，嘴唇翕动着，说不出话，只是流泪，我用小手擦去爷爷脸上的泪，但似乎总是擦不完。我把脸贴在爷爷的脸上，能感到爷爷的身体颤抖不止。可是，爷爷去世的时候，我因为忙着工作，没能回老家为老人家送终。我至今都后悔不已。听说，在有月光的晚上跑步，能让天上的人看见。今天晚上，月光很好，皎洁明亮，微风清凉，沁人心脾。我在月光下跑了很久，很久。爷爷，你看见我了吗？离村子二三里的一条沟里，种满了柿子树。柿子树叶子很厚很亮，椭圆形，浓密深绿；枝叶中间，开着黄色的花，花朵不大，四小瓣，晶莹剔透，在绿叶映衬中玲珑精致。花落后，树上就结满了一个个又小又硬的青柿子。每个头顶上顶着一个小草帽，密密麻麻，颜色绿得发亮，在太阳的照耀下，富有生机。小小的果实从青绿色渐渐变成青中带黄，然后又变成黄中带红，最后就变成了火红色。火红的柿子高高挂起在枝头，像一个个小灯笼，秋天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枝叶照射下来，投下长长的阴影，阴影斑斑驳驳，好像一幅优雅的水墨画。北宋诗人张仲殊称美柿子：“味过华林芳蒂，色兼阳井沈朱，轻匀绛蜡裹团酥，不比人间甘露。”柿子成熟后，一部分，爷爷拿到集市上去卖，一部分留下来，一部分奶奶就做成柿饼。相传300多年前，李自成称王西安后，临潼老百姓用火晶柿子拌上面粉，烙成柿子面饼慰劳义军，很受义军将士称道。我们最爱玩的莫过于和妹妹们在树下捡落花。柿花花期不长，一个星期左右，在树下就落满了一层黄色的花，像铺了一层地毯。我们一朵一朵，捡起完好的，用线穿起来，戴在头上，挂在脖子上，如同黄色的花环，金色的项链。走出柿树沟，我们都成了花仙子。柿子还是青涩的时候，我们就等不及了，爬上树，循着枝叶间的缝隙，摘下一些，用软布包好，偷偷放到麦草堆里，隔几天就去看看，如果变软，就意味着柿子暖熟，能吃了。当柿子上市的时候，我们都已经不稀罕了。当我们听着歌手李健《风吹麦浪》的歌曲时，远处蔚蓝天空下  涌动着金色的麦浪  就在那里曾是你和我爱过的地方当微风带着收获的味道吹向我脸庞想起你轻柔的话语曾打湿我眼眶嗯……那一望无际的滚滚麦浪，此起彼伏，浪漫温馨，唯美纯情。但是，农忙时节的麦田却是另一番景象。割麦，打场，晾晒，装袋，几天时间，就要完成一年的收成。 “鸡叫忙到鬼叫”就是描述农忙的光景。割麦最苦。苦在时间紧。俗话说：“蚕老一时，麦熟一晌。”意思就是说，蚕在一天之内就能老，麦子在一个晌午就熟透了。麦子一熟，就必须抢收。不然，起场大风，下场大雨，麦子就会倒伏，就会发芽。所以割麦就是抢麦，要趁好天，赶紧把地里的麦子割完。割麦最苦。苦在要求高。拿镰刀把的长短，腰弯下的度数，镰刀放的高度，都是有讲究的。腰身要弯下去，一手揽过几行麦子，一手挥起鐮刀，紧贴地皮，握刀把的手臂向后猛拽，金黃的麦子，便在鐮刀下一片片地倒下了，整齐地躺在一起。麦田里烈日炎炎，密不透风，从下田开始，身上的汗水就没干过，一天下来，腰酸背痛，蚊虫叮咬，麦芒扎身，更要命的是浑身布满红斑，疼痒难当，奇痒无比。小孩子不会割麦，就跟在大人后头拾麦穗。当一捆一捆的麦子被挑上车子拉走后，地里会有一些遗留的麦穗。我们就挎着小篮子，开始拾麦穗。麦茬太高，就会割到脚底，手背，一天下来，篮子里没有收获多少，身上的伤倒是不少。家里的地不多，大伯，爷爷，在地里忙，大妈和奶奶在家里做饭。到饭点了，大妈和奶奶拿着饭，父子俩到田间地头，在杨树阴凉底下，扒拉两口，喝点水，就又开始了。白天大人们忙忙碌碌，晚上孩子们笑逐颜开。乡村的夏夜格外迷人。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蓝色的天幕如天鹅绒般，细腻深邃，泛着光泽。空气中微微混合着些青草，粪土，麦垛的味道。萤火虫星星点点，飞来飞去，仿佛天上的星子坠落人间。呼灯闪烁，篱落稀疏，孩子们兴高采烈在田间，麦场跑来跑去，白天的辛劳烟消云散，他们忙着把捉到的蟋蟀放进玻璃瓶内，看他们斗来斗去。池塘里，小河边，蛙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似乎在说着来年的丰收。冬天的夜晚却安静，温馨。墙上昏黄的煤油灯，洒下一片淡淡的模糊的光影，屋子中间堆了一大堆玉米棒子。奶奶带着女人孩子们，围着玉米堆天南地北，东长西短，一边剥玉米一边聊天。小一些的孩子在旁边给大人递玉米，或者帮忙扫扫玉米芯子。大一些的都在干活。我右拿着一只待剥的玉米棒，左手拿着一只剥光了颗粒的玉米芯子，两只棒子互相交错，用力猛搓，玉米粒便一串串，一粒粒的剥落下来。那黄灿灿的玉米粒，变成了孩子们学堂里的书本纸张，变成了大妈厨房的柴米油盐，变成了奶奶手里的一叠钞票，锁进红色的木箱子里。我每每这个时候都会想起白居易的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新酒，暮雪，火炉，没有深远寄托，没有华丽辞藻，字里行间却洋溢着热烈欢快的色调和温馨炽热的情谊。除了剥玉米，我最喜欢的就是呆在奶奶的炕上。奶奶的炕铺的很平整，炕烧的很温暖，红色的大花被子折的方正平整，堆在墙角。奶奶出门，我一个人没事，天气生冷，无事可做，我就趴在炕上的窗台上写作业，一边写，一边看窗外房檐上的雪扑簌簌的落地。写完作业，就趴在炕上看四周墙上贴的年画。那抱着鲤鱼的大胖娃娃，那裙裾飘飘白娘子，那老实忠厚的董郎，疏朗的线条，艳丽的色彩，热闹的画面，强烈的吸引着我。我目不转睛，似懂非懂，看着故事，欢喜着，悲伤着，内心柔软的一塌糊涂。一次邻村有人结婚，大家争先恐后，欢天喜地去赴宴。拖拉机上坐满了人，大人小孩，叽叽喳喳，兴奋无比。奶奶坐在上面，抱着2岁的小堂弟。我也要去，奶奶不让，因为我下午要上学，如果去了，就等于逃学了。我眼巴巴的看着拖拉机走了，我不甘心，就使劲跑，追着车，我人小，跑得慢，几乎要摔倒。奶奶吓坏了，赶紧让车停下来。我加快步伐，想要跟上。奶奶下车来，并不想抱我上去，而是大声的训斥我：“你敢逃学，你试活一下。”我怯怯的说：“我想吃肉。”奶奶举起手掌，吓唬我说：“不行，得去上学。”我吓的脖子一缩，继而又伸直了，梗着脖子大声喊：“我要去，我要去。”奶奶笑了：“这娃呀。”她就拉起我的手冲大家一笑：“看我娃可怜的。”大家肯定不会和一个小孩子计较的，都说：“让娃去，让娃去。”我如愿以偿的坐上车，拖拉机突突突的跑着，路上疙疙瘩瘩，颠簸的大家东倒西歪。但是，我却不觉得，我感到拖拉机在跳舞，跳着欢快的圆舞曲，我的心随着上下翻飞，一下子就飞到了婚礼现场。我不记得新娘新郎长得如何，也不记得当时的仪式是怎样的热闹。我只记得，满满一桌子的饭菜，红的绿的黄的，非常好看，看的我直流口水。奶奶一边吃，一边给我和小堂弟夹菜，夹肉，菜吃到嘴里，脆生生的，肉咬一口，满嘴流油。我狼吞虎咽，顾不上说话。奶奶吃的不多，只是不停地照顾着我和堂弟，我看见她夹了两个肉夹馍，悄悄地用手帕包了，装进衣服的口袋了。回到家里，我一直惦记奶奶的肉夹馍，奶奶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奶奶看出我的谗样，就说：“我娃乖，这是给老太的。”老太就是奶奶的妈妈，我的太奶奶。我不走，奶奶就从肉夹馍上掰了一小块，塞进我嘴里：“馋猫，快走了。”我跑了，回头看见奶奶走进太奶奶的屋里。太奶奶80多岁了，自我记事起，太奶奶就没有下过床，一日三餐，都是奶奶给端到屋里。奶奶家里有8个孙子，大伯家的4个，我家2个，大姑家2个。我老大，自然就是孩子王。我一出去，自然就是一支队伍。我小时候很淘气，很野蛮，经常和男孩子一起，上山、爬树，拿着棍子，打打杀杀，从村东头跑到西边，再从村西头跑到村东头。斗蛐蛐，打三角，捉迷藏，滚铁环，样样都会。每次吃饭的时候，奶奶就满村子的叫我们的名字，红红，林林，群群，涛涛，雪雪，娜娜，每个名字之后就是一声“”吃饭了“”。十来分钟，奶奶身后就出现一个小队伍，这个队伍高矮胖瘦，大小不一，打打闹闹，嘻嘻哈哈。村里人都叫奶奶幼儿园园长。这个园长管的人不多，但责任可是不小。有一次，我们8个人玩捉迷藏。我负责找人，其他人躲藏。一声令下，大家立刻作鸟兽散，各自找地方藏起来。我睁开眼睛，眼前一个人都没有。我并不着急，因为知道他们都躲在哪里。无非就是大门后，柴火堆旁，鸡窝后边，厕所里，再远点无非就是谁家的猪圈或者羊圈的小棚子里。凭着经验和聪明，很快就找到了。这个游戏很简单，就像猫捉老鼠的游戏。但是在孩子们眼中却意味挑战和成功。被找出来的人，并不尴尬，因为还有机会；没被找出来的人，就有些小小的自得，因为躲的地方隐秘，别人不知道，或者动作迅速，跑到起点还没被发现，心里就充满了成就感。一轮一轮的藏和捉，大家玩的满头大汗，不亦乐乎。等到吃饭的时候，奶奶来叫人，发现少了涛涛。大家就扯着嗓子喊：“涛涛，吃饭了。”“涛涛，出来了。”喊了一阵子，涛涛还是没有出来，大家都有些慌了。我们一群孩子，像没头的苍蝇，到处乱撞，平常去过的地方，一一都找了个遍，不见人。我们一边找，一边哭，一边叫，涛涛的名字，此起彼伏，回荡在村子上空。奶奶一边骂着我们，一边大声叫着涛涛，她拄着拐杖，扭着小脚，步履蹒跚，挨家挨户，急急的问到：“他姨，见着我家涛儿吗？”“大兄弟，见涛儿了吗”奶奶大声的喊着涛涛的名字，声音里带着焦灼，带着哭腔，脖子上青筋都爆出，嗓子都喊哑了。可是半天过去了，还不见踪影，暮色渐起，空气里流淌着不安的因子。奶奶喘着气，扶着拐杖，坐在门口的大石头上，拍着大腿，哭着嚷道：“这可咋办呢？这可咋办呢？”后来大妈回来，在放杂物的仓库，旮旯拐角的柜子里，找到了涛涛。涛涛是在睡梦中被揍醒的。大妈拽着涛涛的耳朵，就把他拖到了上房里。奶奶一把来过来把涛涛搂进怀里，一边说着：“娃呀，娃呀，你跑哪里去了？。”一边用手直抹眼泪。多年以后，我忘记了涛涛藏在哪里，但是我清晰的记得，那次之后，奶奶好久都下不了床，脚疼的走不动路。奶奶是小脚，三寸金莲。所谓三寸金莲，就是用布带把双脚紧紧缠裹，最终构成尖弯瘦小，状如菱角的锥形。具体说就是，大拇指尖尖的，其他四个脚趾在布带包裹之下，依次向脚心弯曲，脚背高高隆起，走路时，着地的不仅是脚掌，还有脚趾。脚趾之间，脚趾和地面之间，相互摩擦，相互挤压，脚趾被磨平，脚底被磨损，整个脚底，疤痕纵横交错，布满老茧。奶奶每隔几天，就会在一个暖暖的午后，烧一盆热水泡脚，待皮肤变软之后，就用剪刀修脚，去死皮，去茧子，挖鸡眼。我坐在奶奶旁边，问奶奶：“奶奶，你疼吗？”“疼呀。”“谁把你弄成这样的？”“太奶奶呀。”“她不疼你吗？”“疼，怎么不疼。”奶奶眯着眼睛，温和地说着，小心翼翼的修着脚。细碎的阳光照在奶奶脸上，衣服上，小脚上，仿佛一尊雕像。我把玩着奶奶的鞋子，鞋头尖尖的，细细的，只容得下一个脚趾，鞋跟部分宽些，鞋子呈三角状，像包裹的粽子，鞋面上绣着些精美的图案，像个艺术品。正如冯骥才小说《三寸金莲》序言所述：“人说，小脚里头，藏着一部中国历史。”奶奶就是挪动着这样的小脚，下地劳作，操持家务，养育孩子。这双小脚承担的不只是奶奶的重量，更是历史的见证，见证那种畸形的审美和审美之下累累的伤痕，难耐的残酷。有一次，村里对门的一个男孩，按辈分我该叫叔，但是因为年龄相仿，我从不叫他。有一次他嫌我不叫，就故意推倒我，我爬起来，顺收拾起一根棍子，迎头一击，就把他的额头打了个包。他妈妈到奶奶跟前告状，说我如何顽劣，如何不懂事，女娃比男娃还厉害。奶奶听说了：“那还了得，她婶，看我不教训她。”说着，就举起身边的拐杖，佯装要打我。我吓了一跳，灵活的一躲，就跑开了。奶奶迈开小脚就要追我，我偷偷回头看她，见她冲我使眼色，脸上表情夸张，还大声说：“这死妮子，跑的到快。”我笑着，跳着，跑着，我知道奶奶跑不动，撵不上，也打不着。我家门楼很高，门前有块空地。爷爷在大门两侧，用几块又平又大的石头砌了两排石凳。夏天，奶奶就坐在石凳上乘凉，村里无论谁路过，都会坐过来天南海北，聊天说闲话。奶奶就一边聊天，一边给我扎辫子。辫子梳好了，我也赖着不走。奶奶就解开来，重新梳。一会儿梳个冲天辫，一会扎个大马尾，一会儿编个麻花辫。有时候，奶奶要忙了，我还不走，奶奶就假装生气，吼我：“快走，快走。”每次回老家，邻居大婶看见我就说，你冬天出生，你奶在冰冷刺骨的河水里给你洗尿布，手都冻皴了。你生病了，你奶抱着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你打碎了我家的一个瓷碗，长大了要你奶赔我哟。遗憾的是，这些事情我一点记忆都没有。我坐在奶奶身边，拉着奶奶的手。是啊，奶奶这双手，一把屎一把尿的拉扯大了五个儿女，八个孙子孙女，可如今，这双手已成古铜色，横纹密布，我用手指捏着奶奶手背上的皮肤，松弛干燥，毫无弹性，握着它，仿佛能直接摸到里面的筋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