妹妹

　　苏赵锋

　　在山花烂漫的季节，父母似坡头那一株蒲公英，摇曳着芬芳四溢的鲜花，孩子们是父母引以为傲的花朵，总想紧紧地依偎在他们的身旁，然而时光是无情的不曾为谁驻留，在金风送爽的季节，一阵秋风吹过，长大的我们如蒲公英那一颗颗成熟的种子遇风程翔，沿各自的人生轨迹散落天涯。“有些人走着走着就散了，有些事看着看着就淡了”，兄弟姐妹们何尝不是呢？走着走着、看着看着，便形同陌路或因利益反目成仇，愿大多数的我们还是亲如一家。或许人到中年，肩上挑起赡养父母的重担，背上驮着抚养子女的重任，心上惦念散落天涯的兄弟姐妹，亲情便也丰富起来，记忆中的浓浓亲情，一幕幕情景时常闪现脑海，似一部观感颇深的电影，只不过电影的主角是自己，是自己的兄弟姐妹。

　　我朦胧记事时从母亲口中得知：父亲六岁那年，爷爷就去世了，爷爷是怎么去世的，父亲一次都没提起过。母亲每次提起爷爷去世的情况，父亲显得很烦躁，大发脾气不准母亲向我们谈起，可能爷爷的早逝给父亲的童年留下了不可愈合的创伤。

　　爷爷入伍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战争胜利后退役返家，还获得了一张盖有“彭德怀元帅”印章的证书。在那个年代当过兵、上过战场的农村青年犹比上过清华、北大，爷爷被任命为乡武装干事兼任村大队队长，娶妻生子过着幸福的农家生活。但好景不长，汹涌的“文革”红潮席卷天南地北，偏僻、封闭的黄土高坡小村庄也不可幸免，爷爷不知因什么问题成为批斗的对象，捆绑的麻绳将脊背累出道道伤痕，接二连三的批斗被整地皮开绽，可黄土地上“愣娃”性格使然，爷爷绝不低头违心认错。在一个凄凉的黄昏，西北风扬起阵阵黄沙，爷爷疲惫的身躯拖着孤独的脚步，来到在沟畔悬崖，深情地望了望那孔不忍割舍的窑洞，不甘的泪水模糊了等待黎明破晓的曙光，纵身一跃结束了自己年仅29岁的生命。

　　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失去男人，如一栋房子失去了顶梁的柱子，一丝寒风吹打顷刻间分崩离析。奶奶痛不欲生几度晕厥，难以想象年幼的父亲以怎样的心境跪在爷爷冰冷的尸体旁。“斯人已逝”，活着的人还得继续生活，奶奶过度悲伤致神智失常，孤儿寡母在村里没了立锥之地，经好心人劝说奶奶带着年幼的父亲改嫁他乡。

　　在养父家里父亲不受待见，尤其是姑姑出生后，被硬生生地剥夺了上学的机会，连绵的沟壑、大山成为父亲挥洒青春的舞台，黄牛作伴在一天天放牧中浪费了大好年华。父亲在不幸的童年艰辛地成长，性格孤僻木讷，但勤快肯干，长得雄厚、壮实，才有幸当兵入伍。父亲入伍五年后退役与母亲成婚，结婚当年在养父的坚持下分家，父亲失去了继承家业的机会，分得一孔残窑、一袋小麦、一口黑锅，还有仅父亲一人的一亩多农田，生活举步维艰。我降生后父母既欢喜又忧心，一亩农田既是再勤劳也养活不了三口之家。父亲遂心生回原籍的念头，还好！家族长辈对父亲的困境甚是同情，同意返乡认祖归宗。父亲拉着架子车装着母亲结婚时陪嫁的一口大红木箱，母亲抱着年仅八个月的我，寒酸且凄凉地步行八十余公里返乡，被家族长辈安排在一院废弃的窑洞居住，窑洞院前是沟畔，分得了两人的农田，一切从零开始，白手起家。

　　隔年妹妹出生，面对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母亲甘甜的乳汁那能够分，也根本无福享受女人做月子的待遇，背一个抱一个操持家务，耕种农田，父亲终年远在陕北煤矿下井掏煤。也不知是妹妹分走了我的母爱，还是多吸了一口母亲的乳汁，我从小就很讨厌妹妹。母亲给我讲过一个真实的经历:我四岁那年，一天晌午母亲要做午饭，将三岁的妹妹与我放在院中一个木盆里玩耍。母亲做好午饭来到院中一看，没了我与妹妹的身影，一时慌了神，大声呼唤四处寻找，发现我独自一人在沟畔的树丛里玩耍，可不见妹妹的身影。母亲赶紧抱起我，厉声质问：“妹妹那里去了？”我顿时被母亲的声音吓哭了，边哭便嚎着说：“把妹妹沟里扔下去，给给杀娃去（意思是卖给人贩子）！”母亲听了我的哭嚎，吓得六神无主，声嘶力竭地对着沟畔喊叫，可听不到妹妹半点声息。凄惨的哭喊声惊动了邻居，便一道攀着杂草下到沟涧寻找，在十米之下的一个土凹里，妹妹一个人坐在那里不哭不闹，手里拿着一根杂草玩。母亲一把将妹妹搂入怀中，泪水如雨天屋檐下的雨滴，打湿了妹妹枯黄杂乱的发丝，母亲抱着妹妹又看到我在一边哭嚎，也将我抱了起来，我与妹妹依偎在母亲怀抱，三个人哭做一团。

　　我想，那一刻母亲心中是多么思念远在异乡井下掏煤的父亲！小时候当笑话听，一笑了之。如今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坚信是自己一掌将妹妹推到塬涧下，似有一根针扎进心房，疼得我愈加清晰地记住这段往事，久久不敢忘怀。

　　妹妹上学一塌糊涂，基本留一级升一级，每次期末考试语文、数学均不及格，但她满不在乎。而我每当考试不及格，总怕挨父亲的打，战战兢兢地回家。父亲绷着一张严肃、苍老的脸掷地有声地说：“读不到书就一辈子抛黄土。”我虽是男儿身，也比妹妹大一岁，但干农活时妹妹比我的力气大，农活也干得利索，我受不了干农活的苦，心中暗下决心一定要读书上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夏季漫山遍野生机盎然，家乡虽处黄土高原，但不是教科书上所描述的那般寸草不生，陇东高原也有身披盛装的时节，沟塬上生长着一些草药，比如柴胡、黄芩等。那时的农村没有什么地方玩耍，孩子们主动帮父母干农活，也更能体会到父母务农的辛苦。周末、暑假常结伴去野外挖草药，妹妹总是跟在我后面，央求我带她去，我极不情愿，像个“小尾巴”甩也甩不掉。草药伴生在杂草中难以发现，形状也难辨别，可妹妹眼疾手快，动作麻利，次次比我采的多。我很不服气，总想比过她，可越想比过她，劳动时间一拉长，我累的连连叫苦，可也改变不了被她比下去的结果。回到家中将采集的草药摊在院子里凉晒，我嫉妒、羡慕而生邪念，偷偷地将妹妹采的草药拿一些放到自己一边，妹妹发觉后也没敢哭闹过。母亲知道后常说：“你这个小机灵鬼，读不到书可怎么办呀！”所采的草药往往被母亲一齐没收，赶集时卖掉，买许多“小吃”给我们解馋，剩余的钱都做了学费。“小吃”甜在心里，满足了物质匮乏的味蕾，兄妹之间谁会计较这些。

　　有一年深秋外婆去世，母亲前去奔丧需几日才能回家，我和妹妹正在上小学，母亲将我和妹妹安置在叔叔家中。那个年代乡村精神文化生活单调，一个村庄有电视的人家往往是凤毛麟角，是屈指可数的“万元户”。有个堂哥从小特别喜欢带我玩，我也很喜欢去他家里，因他家有一台黑白电视机，正热播着的动画片有“黑猫警长”、“恐龙特急克塞号”等。那天晚上，我欲前往堂哥家里玩，偷偷地从叔叔家溜出来，生怕被妹妹发现，趁着夜色向堂哥家飞奔而去，怕错过精彩的动画片。刚进堂哥家院门，就发现一个黑影窜了进来，吓了我一跳，心想怕是有“野鬼”跟着我吧，惊出了一身冷汗。我急忙向窗户外微弱亮光铺满的地方跑去，定神一看才发现是妹妹，就狠狠地瞪了她一眼，心想“真是个‘小尾巴’，甩也甩不掉。”进入屋内堂哥叫我上炕看电视。妹妹掀起门帘一角，探进个头来，怯生生地往屋内瞄。堂哥发现是妹妹，便叫她进来。妹妹进屋后默默地坐在一个小矮凳上，也津津有味地看起电视来。我只管盯着电视看，看着看着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黄土高原上的深秋已感到寒冷，夜晚气温估计已低到10度以下，土炕添柴烧火热乎乎的，我舒适地一觉睡到天亮。清晨醒来时，发现妹妹蜷缩着依旧坐在小矮凳上，背靠着墙睡得迷迷糊糊。我穿好衣服下了土炕，准备穿鞋独自离开，妹妹似乎听到声响，惊醒过来紧跟着也离开了。那时候年纪太小，自私地认为天与地都是自己的，那会管其他人，尤其是从小就讨厌的妹妹。那一夜她如屋内一件摆设，我未曾想过她是一个亲人，在寒冷的屋内挨了一夜的折磨，我安然地睡在温暖的土炕上竟然忘记了她，也许“小尾巴”般的妹妹与哥哥在一起可能感到安全一些吧！

　　我上高中后，妹妹才勉勉强强升到初中，她是个“乐天派”，读书成绩不好并不感到难过，对自己的未来也随遇而安。而我一心想走出黄土高坡看看外面的世界，读书是农家子弟唯一的出路，虽然成绩不算突出，但一年升一级，一路顺利升到高中。初中在镇上离家二十余公里，高中位于古县城旧址——罗川，离家六十多公里，上学必须骑自行车。妹妹上初中后，家里唯一的交通工具“飞鸽牌”自行车已无法同时满足我俩的需要，又添置了一辆新自行车，这辆自行车是新款、轻便的样式，而“飞鸽牌”自行车老旧且笨重。父母本打算让妹妹骑新自行车上学，每逢星期天返校时，我执意要骑新自行车上学，妹妹从不与我争抢，她只是说：“哥哥上学远，他一心读书想上大学，我读书混日子，骑什么都无所谓。”我心安理得地霸占了这辆新自行车。星期天上午母亲会烙许多大饼，用白色的“的确良”棉布包裹好，还有一罐咸菜，这是上学住校一周的口粮。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一路疾驰，翻沟下塬来到川道里的学校，脑海中从没想过妹妹娇小的身段骑着一辆比她还魁梧的自行车风雨无阻地穿行在上学路上。

　　我上高二那年，妹妹才上初二，她多次提出不想再读书，父母也没有再勉强，便加入“农民工”大军前往长三角，在陌生而繁华城市务工，成为工厂流水线上忙碌的“打工妹”，往后的岁月难得再见面，在各自抉择的人生路上奔波着。

　　妹妹在外地打工时，每年会将省下来的钱寄回家里，一年有一万多元，家里盖新房的费用，有一部分是妹妹打工所赚的。2003年我正“高三”复读，当年“非典”肆虐全国，人人自危，我的家乡蜷缩在黄土高坡不起眼的旮旯里，但同样能感受到“非典”带给人们的恐慌，入校时必经严格的体温测试，班上同学有外地家属的必须登记，报告人员流动情况，父亲在外地打工，我也如实报告了，而没有上报妹妹的事。那时来自农村的同学大多自带干粮住校，“开水泡馍”就咸菜是日常便饭，没有任何营养价值只能填饱肚子。每周家里会给二元钱，往往是在最馋的时候，买一袋五角钱的方便面解馋，方便面里的佐料留一部分，泡馍时可改善一下味道。当年腊月妹妹瞒着父母汇了一百元钱给我，让我改善一下伙食加些营养。我记得是用汇款单去邮局取钱的，很奇怪邮局给我的钱都是五角的，崭新崭新的，我还从没自由支配过这么多钱，兴高采烈地拿着回到班上，感觉自己是一个大款，迎来同学们惊讶的目光。不知怎么地传的到班主任耳中，上课时班主任说：“谁的家属在外地，还没如实上报？”我默不作声低下了头，生怕别人知道妹妹在外地打工给我汇钱的事，被同学们瞧不起。同学们纷纷转头盯着我看，感觉自己像个小偷被当众指认一般，脸唰的一下涨红起来。班主任叫我的名字，让我下课后去一趟他的办公室。我无法专心听课，在煎熬中度过了漫长的四十五分钟。妹妹的一百元钱在关键而忙碌，在物质生活极端贫乏的“高三”复读阶段，改善了我的日常饮食，助我考上大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我上“大一”那年，从父母口中得知，妹妹务工时结交了一个男朋友，是闽南人，已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妹妹将男朋友带回家中，那男孩子是典型的闽地人，长的尖嘴猴腮，个子高挑，实不符合黄土地上“愣娃”那般雄厚、壮实，父母不甚满意，再者家境一般，况离家几千公里，父母有意拆散他们，就说想娶走妹妹得出三万元的彩礼钱。他问了家里的意思，只能拿得出一万元。父母便严词拒绝不让妹妹离家，他默默地离开了。母亲天天守着妹妹，妹妹便安心呆了几日，待母亲放松警惕后，借口去赶集竟一去不返。后来妹妹给母亲打了一个电话，说那个男孩子一直没有离开，他俩互有联系，她跟他已经走了，让母亲不必担心。父亲得知妹妹“私奔”的消息后，大发雷霆，将母亲训斥了一通。母亲伤心地留下无奈的眼泪，父亲倔强地抛出一句冷冰冰的话“就当没生过这个女儿，把户口本保管好，谁都不准私自给她。”我得知消息后也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也随声附和说“不给她户口本，看他们怎么打结婚证。”往后一家人便与妹妹断绝了联系，妹妹也很少联系我们。我徜徉在大学“象牙塔”内，忙着体验一切新鲜而又活力的生活，忙着追逐自己想要的未来，很少再想起妹妹。

　　2006年大学毕业后，我来到江西省参加工作，工作的地方临近闽南。母亲感叹道：“哎！看来是天意，儿女都去了南方，像一只只离巢的燕子，那儿暖和往那儿飞，能离开这又土又冷的地方也好！”参加工作后，偶尔通过QQ与妹妹聊天，得知他俩一直在一起，生活地很幸福，2007年生育了一个男孩，不觉间自己升级当舅舅了。

　　上大学时我尝过初恋的滋味，体味过爱情的美好和“爱——真的需要勇气！”的秘语箴言，也逐渐能理解妹妹当年不辞而别的“私奔”，却鄙视自己面对爱情时的懦弱，反而对妹妹面对爱情时义无反顾的追求而心生敬佩！

　　我与妻子结识恋爱后于2009年订婚，父母第一次坐火车离开黄土高原，第一次来到我工作的地方，望着满目青山碧水、沃野良田，无不感慨江南的富饶，对我曾孤身一人来江南工作少了些许担忧。我将父母到来的消息告诉了妹妹，希望他们一家三口能过来，一家人团聚见证我幸福的时刻。我与妻子订了一桌饭菜，当天父母时隔六年后第一次见到妹妹，母亲喜极而泣与妹妹哭作一团，妹夫抱着两岁不到的外甥，殷勤地叫了一声“爸、妈”，母亲将小外孙接抱在怀里仔细地瞅了瞅逗乐着说：“哎呀！生儿像舅舅、生女像姑姑，这小家伙活像他舅舅小时候的模样。”妹妹擦了擦眼泪笑着说：“和他舅舅一样属猪的，也是个‘猪娃子’。”一旁的父亲僵硬、严肃的脸上笑意展露，也主动凑到母亲身边冲着外孙微笑，“咿呀、咿呀”地逗惹着……

　　饭后，我趁机对父亲说：“妹妹生活地很好，她那里与我这儿一样，有山有水，也是养人的地方，看在小孩的脸上，还是把户口本给他们吧？”父亲吧嗒……吧嗒……地抽着旱烟，一吸一吐，青烟飘渺着四散而去，开口说道：“哎!女大不由人，做父母的总想让儿女比自己好活一些，我看了看，这儿确实比我们那里好一些，你们两个离的比较近，我也放心了，抽空让他们回去把户口迁出去算了。”

　　我一路沿着自己所愿的人生轨道，如登上一列疾驰的火车，执着地、自私地奔向远方，逝去的岁月如车窗外来值得留恋的美景，当你想回头细细品味时却已消失不见，那个令我讨厌如“小尾巴”般的妹妹早已不在身后，这一切都残存在记忆里，记忆里是对妹妹的愧疚！

　　苏赵锋，生于甘肃省正宁县，现居江西省鄱阳县，职业警察，现为鄱阳县作协会员，愿以真情做笔、时光研墨，赎写一段段值得纪念的过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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