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在我决定要走出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以后,又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使我倍感烦恼,那便是我何去何从的问题。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去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因为人们都说那里遍地都是黄金,而且黄金的密度比较大,捡起来更容易些。对于中国的城市我没有什么概念,我是说,所有的城市在我的想象空间里都
1在我决定要走出自己生活过二十多年的村子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以后,又有了一个重大的问题使我倍感烦恼,那便是我何去何从的问题。我只知道,我一定要去城市,而且是大城市,因为人们都说那里遍地都是黄金,而且黄金的密度比较大,捡起来更容易些。对于中国的城市我没有什么概念,我是说,所有的城市在我的想象空间里都是一样的,在我想象空间里的城市只有夜晚,因为很早的时候我就听别人说起过,城市的夜晚跟白天一样明亮。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终于知道我要去哪里了,那便是Z城,因为我有一个儿时最好的朋友就在那里并且过得很好,据说挣的钱挺多的。儿时的玩伴加上挣钱多,这是我选择去Z城的原因。我那个儿时友好的玩伴的家就在同一个村子里,不算太远,十几分钟的路程就到了,我从他的母亲那里得知了他的手机号码并与他取得了联系,我说我要去Z城挣钱,要去找他,他没有问我为何有这样的想法便爽快地答应了,并说到时候去车站接我。在我做了简单的准备以后便带上自己的行李和路费出发了。我喜欢坐汽车,而且喜欢坐在靠窗子的位子上。这不是我第一次坐汽车,在我的记忆里,我跟随我的父亲去过几次县城,那对我来说是一段相当长的旅途,我看着车窗外被我甩在身后的万物,独自享受着这份快感,那感觉就如同坐在村里的秋千上被人推来推去一样,当然,坐汽车远比荡秋千爽快得多。在经过一个长达五个小时的旅途之后,那辆载着我和我的梦想的中巴汽车终于开进了我即将在此奋斗的城市,我透过车窗清楚地看见正前方的高处的“Z城欢迎您”的标语从头上以车速滑行而过。车子继续往前行驶,一切都在变化,那种变化虽然让人觉得缓慢,但也让人觉得明显,楼房逐渐变得高了,行人逐渐变得多了,车速逐渐变得慢了,我觉得我逐渐变得渺小了,并连同载着我的这辆中巴车一同淹没在这座不停地变化着的城市里。那感觉就像是盯着时钟的分针凝视一样,虽然感觉不到它在变化,但五分钟以后,它确实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它会从表盘上的一走到二,或是从二走到三。汽车驶进了一个名叫“Z城客运中心站”的车站并停了下来,我知道,那意思是我到达了目的地,我该下车了。我下车以后看见了不远处的写有“出站口”的牌子,于是我拎着我的并不太多的行李向那里走去,不知不觉中,我已经被淹没在了这座陌生的城市里。正当我分不清东西南北急需一个好心人的帮助的时候,我的朋友如同及时雨一般地出现了,我们相视而笑,只是笑而已,并无太多的深意,就像两个熟人碰巧遇见用笑容打招呼一样。我的这位儿时的最好的朋友,与记忆里的差别不是很大,除了年龄的差别以外,我觉得他还是那个我儿时最好的朋友。虽然我手里的行李不是很多,但是他还是拿过去帮我分担,从他的表情和眼神里我可以看出,他是觉得我坐如此长时间的车会消耗我大量的精力从而产生疲惫感,当然,最为重要的还是待客之道,这是他应尽的地主之谊。他边接过我的行李边说:“先吃饭。”他带着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名叫“肯德基”的饭店,“肯德基”里面的环境相当优美,我还是第一次看见这种风格的饭店,我的朋友告诉我说:“这是快餐店,是从国外来的。”就是在这个从国外来的名叫“肯德基”的快餐店里,我第一次吃到了一种叫做“汉堡包”的食物,也第一次喝到了一种叫做“可乐“的饮料,“汉堡包”很好吃,那可以说是我二十多年来吃到的口感最为美妙的食物,当我问及我的朋友说:“这个多少钱啊?”我朋友说:“十三块钱一个。”我朋友的话着实把我给吓着了,十三块钱一个,这简直就是漫天要价,在平时的话,三块钱就已经足够我填饱肚子了,然而这不是平时,这不是在平常的地方,这是在大城市里的从国外进来的“肯德基”里,所以,十三块钱只能买到一个“汉堡包”。最让我觉得不划算的还是那杯“可乐”,一杯居然要七块钱,我实在想不明白我的朋友为什么喜欢喝如此昂贵但却无比难喝的饮料,我只喝了一口便把那杯“可乐”推到了一边,一直到我们离开那里我也没有再碰过那个杯子,我的朋友似乎是真的很喜欢喝,又或者是觉得有点浪费,于是便把我的也给喝了。而我则把行李中的装有白开水的杯子拿了出来,因为我觉得,相比“可乐”而言,还是白开水更爽口些。多年不见的儿时的好朋友在一起,不免会让人回忆起儿时的快乐时光。我们之所以会回忆起那段日子,是因为我们怀念,因为我们有一种感情存在。虽然是我和我儿时最好的玩伴相对而坐这样的情境让我们回忆并开始讨论起童年的往事,但我们所怀念的以及我们感情的寄托并不是我们之间的友情,或者说,友情只是占了很小的比重,更多的是我们对无忧无虑的生活的向往,对纯白世界的向往。“还记得我们小时候去捡麦子吗?那真是一段难忘的时光。”我的朋友说道。“当然记得了,刚开始的时候还是捡麦子,捡着捡着就成偷麦子了,我还记得我们被邻村的人发现了,追了我们好长时间,幸亏我们跑得快才没有被抓到,否则肯定会被家人打一顿的。”我回忆道。“还记得那次去河里抓鱼吗?你差点被淹了。”“记得记得,当时如果不是你,我估计我就出不来了。我们把抓来的鱼用火烤着吃,连盐都没有,但我们却吃得津津有味,真怀念那种味道啊。”“是啊,真想回到以前那种无忧无虑的生活。”“你现在不也无忧无虑吗,哪像我,连自己心爱的人都无法娶回家,甚至不能为家里分担丝毫的压力。”我有些失落地说道。但我突然又发觉自己已经身在这座大城市,于是我又说道:“只要是能为家里分担压力,能把我心爱的人娶回家,我真的是什么都愿意做,哪怕是付出一半的生命我也愿意。”我的朋友见我如此说,便问道:“真的什么都愿意做吗?”我回答道:“当然,无论什么都可以。”2我是一名医生,一名拥有专家教授头衔的外科手术医生,一名当代的没有失去医生天职的但有前提条件的顺应时代的医生。虽然我没有失去医生的天职救死扶伤,但我也毫无原则,于是也就形成了一个金钱至上的我。其实,我也不是毫无原则,只能说我的原则太少,少到只有六个字,你给钱,我看病。所以,在此我就不透漏我的名字了,以免一些人知道后会对我的生意有所影响,我还要养家糊口呢,大家可以叫我医生先生。正如我所说的那样,我是一名拥有专家教授头衔的外科手术医生,所以,平日里来找我看病的人很多。那些前来看病的人总是很尊敬我,我也会露出那种一名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的医生应该具有的表情,以便让他们觉得我同他们一样关心他们的病情。但我的内心深处的想法并不完全是像我的表情那样,当他们觉得我若有所思的时候,就像是在思考怎样才会对他们的病情有利,其实我是在想怎样才能让他们多花些钱,想要让他们多花钱就必须让他们多检查一些项目,给他们多开一些药,无论那些项目有用或是无用,也无论那些药是否对他们的病情有益,只要吃了不出人命就行,这些对我像我这样的专家教授还是很容易的。大多数的情况下,每次在我做手术之前,病人的家属总是会或多或少的给我一些辛苦费,其实他们已经付过手术所需要的费用了,但他们还是会那样做,因为那样会让他们觉得亲人的手术的成功率会有所提高。辛苦费,对于我而言,我还是很乐意接受的,我也很希望每个手术病人的家属都能有如此高的觉悟。起初的时候,还没有人给我辛苦费,那时候我也会尽心尽力地做好每一个手术,但是后来给的人多了,偶尔碰见没有给的,虽然我也会做好,但肯定不如给了的那样尽心尽力。当然,我也不会因为病人的家属没有给我辛苦费而在做手术的时候乱来,因为那样会给我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也会关系到我的名誉问题。在一些重病患者或是一些重大手术的情况下,我也不是给钱就办事的,这倒不是说我是多么的有原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我是一个毫无原则的人,钱,每个人都想赚,但只顾赚钱而不顾其他的人,就成了傻子,我不是傻子,我是个聪明人。我是说,不管什么情况,都要走那些必须走的程序,也要有那些必须有的证明,就算是那些程序只是走走形式,就算是那些证明是假的,否则,我就是明目张胆地违法,那是要受到法律的制裁的。根据我多年行医的经验来看,大多数的程序只是走走形式,大多数的证明也都是假的,但当我看见那些虚假的东西,我就会毫无顾忌地把心放在肚子里,接下来我只管挣钱就行了。在前些天,我遇到一个关于肾脏移植的重大手术,虽然我所在的医院是这座城市里最好的医院,但在我们医院里能完成如此高难度的手术的也只有像我这样的专家教授才可以。这位病人的家属的觉悟很高,在手术的前一天去了我的家里给了我三千元的辛苦费。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的,总之他们就这样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来了,我礼节性地留他们在家里吃晚饭,他们拒绝了,于是我也没有再挽留。做这次肾脏移植手术的是一对父子,因为父亲患上了尿毒症,所以儿子要献出自己的一个肾脏给父亲,以延续父亲的生命。听起来,这是一件多么让人感动并为之流泪的事迹啊。其实,我知道,他们之间并不是父子关系,甚至是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陌生人,也没有哪个狠心的父亲会让自己的儿子献出一个肾脏用来延续自己的生命。能让他们躺在同一张手术台上的原因很简单,首先是他们的血型相同,其次是他们之中一个需要健康,一个需要金钱,最后一个原因就是天意。那个需要健康的人用金钱买通了所有应该走的程序,也买来了每一个需要有的证明,对我而言,只要有这些存在即可,我不会关心它们是否具有真实性,只要再加上那个需要金钱的人的一句,我愿意,我就会同他们一起走进手术室并为他们做手术。在经过十三个小时的手术中,我和我的同事成功地把一个完全健康的肾脏植入了另一个尿毒症患者的身体。走出手术室以后,整个手术过程的画面依然还会从脑海里闪现而过,不停地止血,输血,我的同事把不同的手术工具递到我的手中,还有专门为我擦去汗水的那个同事不断地更换着手中的纸巾……从我脑中闪现而过的还有在进入手术室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我翻阅着病人家属拿给我的相关证明,那个即将为父亲捐献肾脏的年仅二十岁的年轻人正坐在我的对面,虽然我的手里已经有了足够的证明,但我还是按照应有的程序问道:“姓名?”年轻人说道:“孙悟有。”我继续问道:“与患者的关系?”“父子。”“是自愿的吗?”“是。”“在这里按个手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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