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的孩子看动画片《铁臂阿童木》，我抱着收音机听电影录音剪辑，尤其喜欢上海电影译制片厂那些老电影，邱岳峰声音坏坏的，童自荣很帅，乔榛深沉，刘广宁很纯。那时还没听说导盲犬，以及任何辅助盲人走路的电子设备，我走在沈阳的街头，拄着盲杖，全凭耳朵听声辨位。依照身边叮叮叮的自行车铃声，可以校正走路的方向。到了路口也能听出来，侧面有车流人声滚滚而来。以至于后来我锻炼得路边停了一辆熄火的汽车，快撞到的时候也能通过声音反射觉察到。有人认为这很神奇，其实只要你闭上眼睛细心体察，前面是一堵墙或是一个广场，应该能够感知得到。记得那时就连最尴尬的寻找公共厕所也要靠耳朵，有一回误入女厕所，听到一声清脆的尖叫，马上迷途知返。听到没看到，不算流氓。

　　到了盲童学校上学，我们写字使用一个锥状的盲文笔，在盲文板里扎出一个个小点点。写字的时候桌子产生共鸣，咚咚咚的，有时班里几十个同学一起奋笔扎字，咚咚咚咚如万马奔腾。

　　再后来开始学乐器。拉琴唱歌是我们盲人最古老的职业，跟算命、乞讨并列为三大谋生出路。论先天禀赋，我在音乐上只是一个中才，我有一些音乐天赋极佳的同学，只要街上汽车一按喇叭，或者暖气管气流堵塞发出呜的一声，他就能在键盘上准确地敲出对应的音高。上世纪八十年代央视春晚某首歌刚唱完，他第二天就能把歌曲默写成谱子。所以，有很多莫扎特一样的盲童，只可惜后天缺少系统的音乐教育，没能成为音乐家。

　　再后来，我的文艺小心灵开始萌芽，想读泰戈尔，去隔壁师范学校找文学社的同学代读。学师范的多是女生，读着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的窗前，又婉转又好听，就算诗歌没听懂，光听声音也满心喜悦。到如今，回想起某本书，印象里不是象形文字，甚至不是书里的微言大义，而是某个波光粼粼的声音，有清朗的，有低缓的，成为我青春的年轮。

　　本来一辈子要靠手吃饭的按摩，把人的肉揪起来再压下去，后来还是改行，靠耳朵了。到了北京，我把卖唱挣来的钱支出一大笔买打口带，打口带别看外表龇牙咧嘴，里面可真是进口原版的好音质。为了让耳朵享受感知音乐，我那时卖唱半个月攒了五百多元，买了一个爱华的随身听，那是我流浪北京最贵重的家用电器。那时听音乐真是入心，一张鲍勃迪伦听烂为止，一套鲍勃马里听得走路吃饭连同晚上做梦都踏着雷鬼乐的节奏。

　　当然，生活不仅仅是音乐，耳朵也经常能听到冷言冷语、嘲讽、阴阳怪气，甚至仇恨。那时常听到人说的不可理喻的话就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谁请你可怜了！可怜人又不是宠物，有义务总是可怜见儿的吗？或许可怜别人可以把自己升华成贾母。有一次在圆明园，走路把路旁的自行车撞倒了，车后座的瓶子摔碎到地上，我赶忙向车主人道歉，说我可以赔偿，那小伙子很愤怒，向我大吼：一瓶刚买的酱油摔碎了，你赔得起吗？这样的刺激，耳朵比心灵记得更久。

　　二十一世纪，自己进录音棚录了个人专辑。晚上关起门拉上窗帘，在屋子里偷偷听自己的歌，就像在一间空房子里遇到另一个自己，又尴尬又陌生，还有点近亲结婚的负罪感。其实耳朵是向外的，它对自己身体发出的声音很陌生，还有些抵触。出了唱片以后开始上舞台演出，舞台上有监听音响，仿佛一个演员照着镜子为台下的观众表演。监听音响不总是那么音质优美，有时候听见自己的声音干瘪沙哑，有时刺耳得像驴叫。这时听到调音师安慰你：台下可好了！台上台下听到的声音是不一样的。这时你还真得要有点自恋精神，摇头晃脑地作陶醉状，把歌唱完。也有时候参加大型音乐节，咫尺之间几个舞台一起开唱，你上台一把小吉他轻轻拨弄，民谣音乐娓娓道来，赶上对台是个重金属乐队，长头发旗帜一样狂甩，鼓敲得震天响，你根本听不到自己在唱什么，这时你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组建一个音量大的乐队，发扬奥运精神：更高、更快、更强。

　　生活越来越喧嚣，每个人都更大声地说话，捂着耳朵拼命表白。调音师，给我音量大一点。调音师，我要音量更大点。可能音乐在一百年前比现在的音量小得多，由于世界安静，耳朵听了一样震撼。

　　听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音乐现场录音，就算最噪的乐队，它的低音和总的音量分贝，比起现在，也只算是浅吟低唱。世界越来越吵，人类的耳朵会越长越大。可能将来自家晚饭聊天，每个人都得拿个麦克风。可那样的世界对失明的人就苦了。我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沈阳走街串巷如闲庭信步，上世纪九十年代在北京经常背着音箱拄着盲杖从北大去西单卖唱。到二十一世纪不行了，城市巨大的轰鸣，湮没了我的听觉，汽车按喇叭的声音、街边店放音乐叫卖的声音、广场上健身者播放舞曲的声音，那是狭路相逢勇者胜，一声更比一声高。我站在街上，真是眼又盲，耳又聋，寸步难行。偶尔到大饭店吃饭，人们隔着桌子如喊山：老周，你好！真是咫尺天涯啊。

　　耳朵跟我说：你年龄大了，不需要总混江湖了，能不能带我去个安静的地方听听风吹竹林，雨打屋瓦，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空山松子落，幽人应未眠，听安静的人小声说话，听枕边人均匀呼吸。夏天的飞鸟飞到你窗前，叫了一声，耳朵就醒了。

　　周云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