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个很特别的人。这是工友对我的评价。

　　他们说，要是我只是个建筑女民工，也没什么特别的，女民工实在是太多了；要是我是一个能写文章的，也没什么特别，会写文章的人也很多，博客里到处都是。特别就特别在建筑女民工会写文章。所以，就因着这“特别”两字，我在工地上就享受着特别的待遇。比如说，我上厕所从不需要排队。

　　我常常在收工后夹一个小本坐在工地的沙砾堆上。此时的工地像散场的集会，凌乱而安静，我坐得高高的，把脚搁在搅拌机的把上，然后微斜着脑袋，文字就会像拌好的混凝土一样突突地往外吐。

　　太阳很快就隐没到地平线下，黑暗正在来临。我常常执拗地想，究竟是地球吞噬了太阳，还是月亮吞噬了地球？这个时候二呆子就会出现。我说，你个二呆，烦死了，打乱我思绪。二呆子嘿嘿地笑，说，来看你写字，大笔先生。大笔先生是工友对我的尊称，因为会写两个好字，所以李头常叫我写一些通知、遗失启事什么的。二呆子问，写多少了？今天有没有这么长？他伸手比划着。我说，哪有那么多，今天没有灵感。二呆子说，要像母鸡生蛋就好了，一天一个，一天写一篇。我砸吧着嘴说，你懂个屁。记得我奶奶说过，母鸡一天下一蛋，你要是让它一天下俩，那蛋肯定不会好吃，而且也下不来。所以，当我不能顺畅的排出文字的时候，我就揶揄道，我得要下个好蛋。

　　在我对二呆子说这个道理的时候，二呆子笑得把口水都了掉下来，然后扔向我一颗石块，说，你慢慢下蛋吧。

　　今年的冬天来得似乎特别早。那天中午我们正蹲在走廊里吃饭的时候，外面就开始飘起了雪花，像面包屑一样，静静地躺在地上。锅里的热气不断地往上腾，有人在呵着手，于是大家便不再说话，看着雪花若有所思。寒冷来了，活干起来艰难多了。我低着头，在煤炉边烤着胶鞋，和大伙一起陷在了沉默里。

　　后来，二呆子出去了。李头打电话来，说二呆的奶奶在井边洗碗时摔倒了，腿骨和肋骨都断了。被送到市里的二院。

　　第二天中午，李头开着车来找我，还在门外就急促地喊，大春，大春，快点，快点，二呆出事了，快快！我丢下手中的活，来不及褪下手套就上了车。在路上，李头告诉我，二呆子偷了人家的自行车，被抓了，正关在派出所里。我说怎么可能，二呆不是那种人。李头斜着眼睛看我，怒气中烧地说，事实就是，你的这个好老乡现在正关在派出所里。

　　看到二呆子的时候，我吃了一惊，一夜时间苍老许多。他被单独关在一间黑屋里，双手被捆绑，吊在窗楞上，因为太高，所以脚跟离开了地面，用脚尖踮着，他上身的衣服都被扒光，肚子瘪的像掏空的瓜皮。我喊，二呆、二呆。二呆抬起头，眼睛没有光色，他应着，声音很弱。我说，你怎么偷人家自行车了？二呆没说话，撇着嘴要哭。

　　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二呆去医院看他奶奶，一站路下，口袋里的130元就被小偷偷走了。他没钱也没手机，正好看到路边有辆自行车没上锁，因为心急，顾不上那么多，跨上就走了。

　　我说，你个小二逼，这就叫偷啊。

　　二呆子低着头，嗫嚅道，我当时也是心急，没想那么多，只想到我奶奶。

　　派出所的人对李头说，最近市里有一个自行车盗窃团伙，明目张胆地偷、抢，怎么说得清就不是他呢？于是那天我和李头呆在派出所里一直到很晚，他忙着担保划字，我就一直站在二呆旁边。二呆说他被吊了一夜，派出所叫他承认是盗窃团伙的，他不招，就被扒光了衣服，还浇了一盆冷水。二呆告诉我，那一夜他都在想他奶奶，可腿一会儿就抽筋，抽完了再想，一会儿又抽，就这样昏昏沉沉过了一夜。

　　李头签完字就离开了，说材料是全了，但派出所要到第二天早上交班时才能结案放人。

　　二呆又开始抽筋。我喊人，先把二呆放下，他会被吊死的。可那些牲口打牌正在兴头，理直气壮地冲我喊：他妈的不偷就死不掉了。

　　下半夜我就一直坐在地上，让二呆的脚踩在我的脚面上。后来二呆喊我，说，大春，你先走吧，去医院看看我奶奶，我到现在还没见着她呢。说完，就像小孩一样嘤嘤哭了起来。

　　我从派出所出来的时候，外面的雪像疯了似的乱舞着。城市的夜很白，雪光和霓虹直刺着我的眼睛，风唔唔地吹着，像嘹亮的哨子，红白的垃圾袋被风吹起，“啪”地打在我的身上。

　　我想起那年我和二呆子一起扑往城市的样子，我们捡起从大巴里滚落下来的臭豆干似的包，顶在头上，穿梭在熙熙攘攘的人流里。那一刻，这个城市给了我多少美丽的憧憬。可我们却只是人生里的一枚棋子，似有目的地走着，不是赢了，就是输了。当梦想犹如手上的血泡一样破灭时，一切又回到了存在本身。

　　这条路好长好长，雪慢慢覆盖着它，风不断地从身后刮来，推着我向前进。路灯把树影拉得很长，斑斑驳驳地落在雪地上。远处传来几声狗叫，若有若无。我仿佛听到二呆的哭喊，声音尖得要命，像吊在寒夜里的一根细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