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小说来赚钱，是一个现代社会的问题，文学已经变成一种谋生的手段，写小说是一种工作，工作的动力当然是为了赚钱，没钱挣的工作，自然是不会有人做的。但是在古代，文章是经国之大业，再不济也是文人的爱好，所以“文学”在古代它不是工作，一个文人如果混到要靠“文学创作”来赚钱的时候，一般已经是混不下去的时候了。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文学”不是文人的工作，但“写作”却是大多数文人的工作，一个秀才要成为进士，需要写大量的八股文，中了进士以后做官，需要写大量的公文和应酬文字，这些“写作”一般来说不会认为是“文学”，明清的文人一生要写无数的八股文，但今天流传下来的明清文集里，却基本上没有八股文，因为文人不会把八股文这样的“写作”当成是“文学”收入自己的“文集”之中。

对于古代文人来说，“写作”的快感很难在写八股文或写公文这些文字活动中找到快感，那些写作只是帮他们进入官场和在官场打拼的工具罢了，真正的快感，来自于具有文学性的文字活动，所以才会有大量的诗词、散文这些文学作品出现，但小说跟诗词、散文还不同。

诗词、散文虽然不是文人们的“公文”，在没有知识产权和版税的古代，都是不挣钱的，李白、杜甫都没有靠写诗挣过什么钱，但诗词散文虽然不直接挣钱，但却可以挣得“名声”，名场在古代文人看来，那比“钱”重要多了，他们追求的是千古留名，不是腰缠万贯。这是他们最大的收益，也是他们创作的第二动力所在（第一动力自然是喜欢）。

但是写小说从获取“名声”这个角度来说，仍然是没有收益的，因为古代的小说大多不署名或者署笔名，那他们为什么还要费力去“写”呢？这就是“文学”真正的魅力所在了，发自内心的喜欢。这种满足感，是比赚钱或出名更令人难以自拔的。当然，这是因为古代的写小说的人，是不需要靠写小说为生，他有别的挣钱的渠道，写小说是他“工作”之余的爱好，是精神的享受，就像我们现在看电影一样。按理说，时间就是金钱啊，别人占用你的时间，应该为此买单才对啊，也就是说电影院让你花时间去看电影，应该是电影院给你钱啊，但事实上却是我们自己掏钱去电影院看电影，为什么呢？因为是我们在看电影的过程中精神得到了享受嘛，当然，这种享受过程，有可能是愉快的体验，也有可能是难受的体验，但都是享受。

首先，我们用现在的想法揣测先人，很容易就会偷换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潮流，比如版权，稿费这些现代在法律中被明确定义的概念。它出现在在近现代，充分借鉴了私产制度。而在中国古代，没有私产制度这个框架，所以，当时的文人根本就不可能有版权这样的概念。

一个社会要运行起来，总是运行在合适的框架下。

在中国古代，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但是，古代学子的出路可谓是只有“学而优则仕”这一条。读书人为什么写书，最主要的动机并非消磨时间，而是为了让自己的才学远扬，最后被某个伯乐在考场赏识。

此外大环境对读书人的人生选择影响很大，对比一下汉唐宋元文学形式就可明白学人写作的动力何在。汉代兴赋，天下学子都写赋比兴。唐开科举后，士人进入官场的通道以举进士为主，考进士是要比律诗和绝句的功力的，官员聚会与官场拜访也要呈上诗句附庸风雅，这时候就涌现出很多写诗的高手。

到了宋代，赵家皇帝是文人皇帝，在南唐后主被害之后还下令不得杀文人。于是在建国六十年以后涌现出了的一批批文坛领袖如欧阳修苏东坡等等，都是一些全能的文艺大师了。

蒙元南侵，把读书人的出路给断了，读书人无事可干，于是写写曲子，搞搞戏剧，将心中无根无出路的苦闷假托戏剧来讽刺朝政。

并且一个文人，有时，心中有所念不得不发，从多年阅读中写出点谁没来，且不管这种作品是什么体裁，什么形式，都是一种确认自我存在的方式。杜甫作为诗史如是，屈原写赋如是，李白作为诗仙如是，苏东坡写豪放词如是，蒲松龄写狐妖故事也如是。

换句话来说，这种对身份幻想的不时确认，本身就是文人写作的最大动力。这是诗意的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