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鲁国宰相公仪休拒不收鱼。

公仪休，春秋时期鲁国人，官至鲁国宰相，因为廉政，不受人鱼而被流传后世。公仪休非常喜欢吃鲤鱼，有人就送鲤鱼给他，他拒而不收。其子问原因，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才不能收人家的鱼。如果我收了人家的鱼，却而被免去宰相之职，那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鱼来吃。因此，我是决对不能收人家送的鱼。”

2“新鞋踩泥”。
《松窗梦语》的作者张瀚初任御史时，曾去参见都台长官王延相。王延相没有大谈为官之道，只给张瀚讲述了自己的一次乘轿见闻：一天，乘轿进城，路遇大雨。一轿夫脚穿新鞋，从灰厂到长安街，小心翼翼择地而行，生怕弄脏了新鞋。进城后，路面泥泞渐多，轿夫一不小心，踩入泥水坑中，由此便高一脚低一脚地随意踩去，不复顾惜了……王延相说：“为官之道，亦犹是耳，倘一失足，将无所不至矣？！”张瀚听了这个“新鞋踩泥”的故事后，“退而佩服公言，终生不敢忘”。此后多年，他严谨从政，廉洁为官，后来升任被称为“朝中第一官”的吏部尚书，建树颇多，名留青史。

3“子罕辞宝”。
《左传·襄公十五年》载文：春秋时，宋国有个人得到一块玉石，将它献给掌管工程的大臣子罕。子罕不肯接受。献玉石的人说：我曾经把这块玉石拿给玉工鉴定过，他认为这是一块宝玉，因此我才敢献给您。”子罕说：“我把不贪图财物的这种操守当作是宝物，你把玉石作为宝物。如果你把宝玉送给了我，我们两人都丧失了宝物；还不如我们都保有各自的宝物。”故事中，子罕恪守“不贪为宝”的信条，巧妙拒玉，寓意深刻，真正给人教育和启迪。

4“灭官烛看家书”。
据宋周紫芝《竹坡诗话》记载：北宋时期有位州官，为人极其廉洁。一天晚上，有人从京城送来一封上司的来信。他猜想这一定是朝廷有什么重要指示，马上命令公差点上蜡烛阅读。谁知读了一半，他又命令把官家的蜡烛吹灭，把自己买来的蜡烛点上，继续往下看。公差很纳闷，难道官家买的蜡烛不及他自己出钱买的亮吗？后来才知道，那封信有小半是关于他留在京城家属的情况，他认为这是私事，不能点官家的蜡烛。在有些人看来，为了半封家书，竟然换烛再读，实在有点“小题大做”。但正是这样的小事，却更能从细节上表现出一个人的品质，更足以让当今存在公“话”私打、公车私用、公请私吃、公费私游等等凡此种种揩公家油的一些领导干部汗颜。

1,《后汉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位贤人，名曰子罕。他官至辅政，却异常清廉。国中有人得了一块硕大而明亮的美玉献于他，他却拒而不收。献者曰：“此乃珍品，价值连城啊！”子罕答曰：“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们还是各安其宝，否则我们两人的宝都失去了！”“不贪为宝”，这是多么精辟而又令人深思的话语！

2,公仪休嗜鱼

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就送鱼给他，他拒而不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自己从此就买不起鱼了，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因此，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春秋时期，有位贤人，名曰子罕。他官至辅政，却异常清廉。国中有人得了一块硕大而明亮的美玉献于他，他却拒而不收。献者曰：“此乃珍品，价值连城啊！”子罕答曰：“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们还是各安其宝，否则我们两人的宝都失去了！”“不贪为宝”，这是多么精辟而又令人深思的话语！

2,公仪休嗜鱼

公仪休喜欢吃鱼，有人就送鱼给他，他拒而不受。送鱼的人说："听说你喜欢吃鱼，为什么不肯接受我送的鱼呢?"公仪休说："正因为我喜欢吃鱼，所以更不能接受你的鱼!我现在做宰相，买得起鱼，自己可以买来吃，如果我因为接受了你送的鱼而被免去宰相之职，我自己从此就买不起鱼了，你难道还会再给我送鱼吗?这样一来，我还能再吃得到鱼吗?因此，我是决不能接受你送的鱼的。"

毛泽东清正廉洁的故事
腐败，既是革命的死敌，更是社会主义的死敌。毛泽东生前，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取得了许多可歌可泣、彪炳史册的成功经验。

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打铁先须自身硬。只有自身清正廉洁者，才能自觉而坚决地反腐败。大量事实说明，在清正廉洁与反腐败斗争上，毛泽东有超人之勇气，真乃古今之罕见，全党之表率！
在旧社会，当官者，一般都是为了个人发财，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过着骄奢淫逸之腐朽生活。即使有清官，也是凤毛麟角、寥若晨星。毛泽东的一生，大部为官。但他当官，从来不见为了个人发财，而是报国为民、甘作公仆。其清正廉洁，有口皆碑。
早在井冈山时期，身为井冈山最高领导者的毛泽东，就毅然废除中国数千年旧军队官兵不平等的腐败恶习，在红军中带头实行官兵一致。
瑞金时期，身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毛泽东，个儿又高饭量又大，但他的粮食定量只及普通战士的3/4。
长征道上过草地时，辣椒是个宝。警卫员设法为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多领了20个红辣椒，被毛泽东严令其如数退回。警卫员不以为然，毛泽东严肃指出："我们是红军，作为领袖怎么能搞特殊？"警卫员没法，只好照办。
新中国诞生后，功高盖世的毛泽东，虽已进入人生暮年，但他依然廉洁如故，艰苦奋斗依旧，不仅吃穿还是那么省俭，而且在工作上，不分什么昼夜。
抗美援朝爆发，毛泽东带头送子参军。不幸老年丧子。女儿上学，不准用公车接送。礼品一律交公。对亲友从不循私。警卫人员在外面多吃多占，毛泽东用私款退赔，并就此对警卫人员开展整风，一整就是半月。正因为毛泽东本人十分注意清正廉洁，为全党树立了表率，所以，在他当政时期，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党风军风政风，都十分纯正和清廉，受到中国人民的称赞。
疾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他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
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建章立制以法反腐
为了反腐倡廉，毛泽东还十分注重以法反腐。毛泽东一生领导、主持和亲自制定的律法规有数百件，其中有不少著名的法规，就是专为反腐倡廉而制定的。早在井冈山时期，革命根据地尚属初创，毛泽东就制定了《井冈山反腐败训令》。在瑞金时期，毛泽东又颁发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规定：凡"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以下者，分等判刑。除追回赃款外、还要"没收其本人家产之全部或一部分"。凡"挪用公款为私人营利者以贪污论罚罪"。与此同时，建立审计制度，审查稽核各级决算和财政收支，加强监督管理，促进廉政建设。新中国诞生前，为防止共产党执政后腐败，毛泽东在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防腐方针，特为党的高级干部作了不做寿、不送礼、少敬酒、少拍掌、不以人名作地名、不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并列等6条规定。建国后，为适应新形势下的反腐倡廉需要，毛泽东提议在党内设立纪律检查委员会，在政府内设立行政监察机构，还先后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惩戒违法失职公务员暂行条例》等一系列法规，全面系统地规定了贪污贿赂罪名及量刑标准等。从而使反腐败斗争经常化、制度化和法规化。
教育为本思想反腐
腐败有政治腐败、组织腐败、经济腐败、司法腐败、军事腐败、生活腐败、文艺腐败、学术腐败、教育腐败、思想腐败等种种表现形式。思想乃行动之先导，首先有思想腐败，才会有其它腐败。只有提高人的思想道德素质，在思想道德上，筑起拒腐防变的精神长城，才不会产生其它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毛泽东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年代，均特别重视思想领域内的反腐倡廉斗争。为了从思想上反腐，毛泽东在实践上做了大量的工作。1929年。他针对红四军中存在的许多思想，抱病主持召开了红四军第二次党代会。会上，他不仅严肃批评了红四军中存在的一系列错误思想，而且深刻论述了它们的根源及纠正措施。对旧社会腐朽思想在红军中的影响，进行了一次荡涤污泥浊水式的大扫除，从而使中国工农红军完全变成了一支真正的无产阶级军队，因而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再如，毛泽东一生中领导过多次整党整风运动。1942年至1945年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延安整风运动，彻底清算了党内产生"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思想根源，即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个人主义、形式主义等，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全党的素质，使全党团结在了丰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确保了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新中国诞生后不到一年，毛泽东就领导了新中国的第一次整风运动。1951年5月1日。中央下发了《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组织结合中心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克服党内首先是领导干部中存在的以功臣自居、贪图享受、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以及少数人贪污腐化、违法乱纪行为。经过半年的整风，普遍提高了怎样做一个执政党的党员的思想认识，并纯洁了党的干部队伍，一些经不起执政考验的腐败分子和严重违纪的党员干部受到了严肃的处理。仅湖南一省就处分了县以上党员领导干部266人，其中开除党籍的64人，受其他处分的202人。
精兵简政大刀阔斧
1940年前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陕甘宁边区的领导机关内出现了严重的人浮于事的现象。这种现象不仅增加了人民的负担，而且妨碍了革命工作。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在1941年陕甘宁边区第二次参议会上、不顾别人劝阻，以主人翁的责任感，向大会郑重提交了精兵简政的重要提案：坚决主张政府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避免老弱病残滥竿充数；对于机关应实施简政主义，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人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提倡节约廉洁作风。李老先生的建议确系真知灼见，并击中了要害。但是，却遭到了一些人的反对，他们认为，现在是战争时期，应该是韩信用兵，多多益善。对李老先主的提议，不仅不支持，甚至怀疑其动机。但是，李老先生提案却得到了毛泽东的理解与坚决支持。毛泽东认为李的提案"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在他的支持下，李的提案终被通过。在精兵方面；规定脱产部队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
2%，脱产民政人员不得超过边区人民总数1%。简政方面：重点紧缩上层机构的人员充实基层，合署办公，职责分明。随后，开展了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精兵简政工作。紧接着又进行了第二次精简，此次精简取得了巨大成就：边区直属单位由35个减少到22个，工作人员由469人减少到了279人；八路军总部直属部队精简了96%，只留下了4%；整个边区总共减少了经费、粮食预算人数十万多人。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奇迹般地出现了政简民便、兵精粮足的新局面。为度过困难，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因腐败至极，激起了农民大起义。经过18年的浴血奋战，李自成终于在1644年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李自成这个陕陕北小羊倌一跃成了新城皇帝。但是，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结果只做了18天皇帝，就被迫退出北京，不到一年，这位堂堂百万起义大军的统帅，就惨死在湖北一小撮地主民团手中，年仅39岁，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后人无不为之扼腕长叹！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依据《晋书·吴隐之传》记载，广州城外二十里外，有水曰贪泉，人饮其水起贪心，即廉士亦贪。因此，过去那些赶路人，即使口干舌燥，望泉而过，也不敢妄自饮用。
但是东晋新升任的广州刺史吴隐之，走马上任路过贪泉时，却挹泉而饮，还放歌言志：“古人云此水，一饮怀千金；试使夷齐饮，终当不移心。”当时的广州虽不如当今这么繁华和富庶，但也是一块肥得流油的地方。自东汉以来一直是重要的海上贸易中心和通商口岸。来自南洋、天竺、狮子国（今斯里兰卡）、波斯等地的商船，一年数次运来大量的珍奇异宝、海外洋货。当权者只要随意“捞一把”，洋财、横财便发定了。诚如《南齐书·王琨传》有言：“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然而饮了贪泉并放歌唱誓的吴隐之破了这个例。他在广州刺史这个肥缺上，始终保持不贪不占的清白操行。任期满后，他从广州乘船返回建康时，与赴任时一样，依然身无长物，两袖清风，与前后刺史离任归还时“船载洋货，车装珍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包拯（公元999－公元1062），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出身于官僚家庭。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天圣朝进士。累迁监察御史，建议练兵选将、充实边备。奉使契丹还，历任三司户部判官，京东、陕西、河北路转运使。入朝担任三司户部副使，请求朝廷准许解盐通商买卖。改知谏院，多次论劾权幸大臣。授龙图阁直学士、河北都转运使，移知瀛、扬诸州，再召入朝，历权知开封府、权御史中丞、三司使等职。嘉裕六年（1061），任枢密副使。后卒于位，谥号“孝肃”。包拯做官以断狱英明刚直而著称于世。知庐州时，执法不避亲党。在开封时，开官府正门，使讼者得以直至堂前自诉曲直，杜绝奸吏。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京师有“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之语。后世则把他当作清官的化身——包青天。

生平事迹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 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 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 更合适、恰当的官职。 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 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 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 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北，山西的防卫．更重要的是，包拯对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减“老病冗弱”的主张，以利于训练及加强战斗力。同时，他还提出加强边境民间义勇的训练。宋朝将士经常调动，以防武将专权，但造成了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弊病。包拯认为要改变这种政策，使将官有职有权，不要轻易调动。可贵的是，包拯建议加强国防与军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 负担为前提。当时中原地区，尤其是河北、山西的农民，苦于运送军粮，包拯曾提出，在丰收之年，可以购买当地农民粮食，储备起来，作今后军粮，减少运输困难。 包拯之主张改革朝政以利国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础的。他始终认为，普通百姓是国家的根本，只有老百姓日子好过了，不受 贪官酷吏欺压了，国家才能富强和太平无事。如果过分榨取，使天下苍生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不但国家不能富强，而且会造成官逼民反，动摇封建统治．他之所以主张改革，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渊源就在于此．尽管包拯的出发点和动机，是为了宋朝天下的长治久安，而不是全然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对被剥削者尽情欺压的“贪官”来，无论对社会，还是对人民，总要好得多．那种认为清官比贪官更狡猾，对老百姓更有害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
刚正不阿
一个人的功过历史，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谱写。一旦自己的行为被实践证明对社会、对人民有功有利，那么，人民终究会给他以恰当的评价．这评价，恐怕不会以一些暂时的贬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为人民所歌颂与怀念，正是由于包拯一生的实践，有利于社会与人民。这实践，不仅是由于他为当时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于他个人的道德品质，确实有不少同时代人，甚至后来人难以企及之处。
首先，他为人刚直，既不两面三刀，更不会搞阴谋．他从不趋炎附势，看颜色行事，更不说大话，假话。即使是在皇帝面前， 他也是直言不讳，不怕冒犯皇帝．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 直谏，公开对皇帝说，我已经老了，而且没有儿子，如果认为我说得不对，也不要紧，反正不是为了自己想升官发财．幸而宋仁宗倒也过得去，没有处理包拯，反而说，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说，宫内的亲信宦官，权力太大，待遇太多，应该精简人员和开支．这当然要得罪皇帝的亲信左右，招来不测之祸。还好，皇帝说，“忠鲠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设或无益，亦无所害又何必拒而责之。”包拯总算碰上了一位比较开明的宋仁宗。 否则，早巳人头落地了。这种刚正不阿的大无畏气概，使当时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义感的臣僚，对包拯都很钦佩。欧阳修就钦佩 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时甚至不顾有关规定和 礼节，当面斥问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们下不来台。欧阳修不赞成包拯这种作法，认为包拯刚直有余，“思虑不熟”。其实，因循守旧、无所视事的宋仁宗时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这样的人。这对于纠正时弊，总有好处。至于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终究认为包拯不够理想，没有提拔他当参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职。 包拯刚直，却并不主观武断．他既善于调查研究，又乐于听取别人的意见．他的脸上很少有笑容，但当别人指出他的错误时，却能虚心接受。所以司马光称道他“刚而不复，此人所难也”。
其次，他大公无私，不谋私利。他一生俭朴，即使是当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习惯，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 曾经写过一则家训，刻在家中壁上．家训的全文是：“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就是说，包拯严厉要求后代不贪不好，不要欺负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么，就不是包家子孙，死了之后也不得葬在包家祖坟。这一著名的家训，体现了包拯不谋一家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 这种情操，并不是包拯故意做出来，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动准则．早在庐州家乡做官时，包拯就以无私而远近闻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亲戚乡里都很高兴，认为从此有了靠山．然而，铁面无私的包拯秉公办事，即使是自己的亲戚犯了法，他也是执法如山．这样，包青天的名声大震，包拯死后，其威名传播四方，有一个官员，是少数民族，归顾了宋朝。这个官员对宋神宗说，他听说包拯是忠臣，我没有别的要求，请准许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将他改姓名为包顺，传说边境士兵抢了一位妇女。那位妇女急了，说自己是包拯的孙女。那妇女病了，有一个巫女听说之后，装模作样地折腾一番，便大骂是谁欺侮了我的孙女，并且要限十天之内将那妇女放了。人们认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头跪拜之后，立即将那妇女放了。
维护法制
在小说、戏曲中，黑包公是法律与正义的典型形象。这是由历史上的包拯演化、创作出来的艺术形象。不过，历史上的包拯 确实爱民如子，不畏权贵，执法严明，因而博得当时和后代人民 的颂扬，把他作为受苦受难的救世主。包拯严明法纪，当然是为了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维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众的领袖，反抗封建统治的先锋。但是，在封建社会里，统治阶级中有远见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认识到，对于人民群众，应该爱护，不要对他们横征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办事，对百姓任意欺压。否则，其结果必然反过来动摇甚至摧毁封建王朝的统治，因而从根本上来说，暴政显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这样的人．他 之所以为人们千古传颂，也由于他的法律思想和执法行动，符合人民群众的要求与愿望．比起贪赃枉法来，两袖清风，依法办事 总要好一些，对广大人民有利些。
尽管宋初制定了一系列法律制度，但是，一个被欺压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状还是难于上青天。不但手续很多，而且根本见不到官员的面．这样，官吏豪强狼狈为奸，既可以敲诈勒索，又可以将法律作儿戏。
包拯在开封府任职时，作出了新的规定：大开正门，凡是告状的，都可以进去直接见官，直接面陈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拦刁难．不要以为这是一件小事．无论从有助于百姓申冤上讲，还是从有助于审理案件上讲，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改革。这改革，在我国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进步意义。 包拯办案，有两个特点，一是不怕权势，二是为民申冤。两者结合起来，便是包公。 不怕权势，敢于顶风办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错综复杂的关系，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权的绳索，把官僚、贵族、豪绅、恶霸们联系在一起。要冲破这个已经编织好的、保护地主贵族利益的网络，谈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难而上，以不怕身败名裂的勇气，使得“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 这里举一个突出的例子。
开封城里有一条惠民河，河的两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达官贵人的住宅。包拯任开封府尹时，天下大雨，河水泛滥，淹没街道，使许多平民无家可归．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泛滥成灾呢？包拯经过调查，了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于大官僚和贵族们在河上筑起了堤坝，将坝内的水面据为已有，种花养鱼，并且同自己的住宅连在了一块，成了水上花园．因此，要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只有将这些堤坝挖掉，挖掉堤坝，冲走水上花园，贵族们能答应吗?包拯画了地图，拿 了有关证据，下令将所有堤坝与花园拆毁。有人自恃权大位显，告到宋仁宗那里。包拯拿出证据，证明他们非法建造水上花园。这样，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能为皇亲贵戚们说话了。 包拯不畏权势，反对以权代法，客观上维护了人民的利益．也还有另一种情况，那就是社会上的一批无赖，偷盗者，这些人虽无权势，却同样危害人民。包拯对他们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开封的一条小街上发生火灾。有些无赖竟然戏弄起包拯来。他们追到包拯面前，问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还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现在要来破坏救火工作，下令把他们统统杀了。
早在天长县时，包拯就处理过一件偷牛案．有一个无赖，将农家的牛舌割掉了．农民告到官府，包拯对那农民说，你回家把牛宰杀吃了。那农民真的回家把牛杀了。宋代法律规定，擅杀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个无赖到县里，控告那农民杀牛。包拯大怒，立即审问那无赖，你为什么把人家的牛舌割了。无赖只得招供，并且暗自吃惊：你包拯怎么会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实，包 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断：既然有人要害别人，那么别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机告状，所以包拯叫农人干脆把牛杀了，以引诱割牛舌者来告状。
打击权贵与罪犯，维护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减轻农民负担。包拯任监察御史时，曾出现过一件怪事；转运使王逵，向皇帝告状，告的是陈州(今属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师苛剥农民，多收钱粮。在当时人心目中，任中师廉洁，王逵贪卑，这是否是恶人先告状？所以要派人去调查。许多人都畏惧王逵的权势，不愿前往。包拯为弄清真相，为民除害，毅然来到陈州，经过调查，并且掌握了证据，包拯回到首都，向皇帝报告，向农民任意搜括，引起农民不满与无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将王逵撤职，将多收钱粮还给农民。戏曲《陈州放粮》，就是依据包拯这一事迹，加以渲染、虚构而成的。 包拯办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当时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众更把包公传为救世主。他们说：“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关节就是打通关节，如果你找不到打通关节的路，也不要着急，因为有包拯替我们做主。 不过，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尽管他办案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但他也有失误的时候。在开封府时，有一个囚犯买通了执法吏人。吏人欺骗了包拯，让囚犯从轻发落了。这说明包拯也可能犯错误，并且勇于改正错误。
历史上的包拯，不愧为值得肯定与歌颂的政治家、改革家与律专家。他为民请命的一生，将永远使人怀念。

以不贪为宝”的子罕

宋国有人得了块玉，拿去献给当权的大官子罕。子罕不受。献玉的人说：“给做玉器的师傅看过，说是件宝物，才敢贡献的。”子罕道：“你的宝物是这块玉，我的宝物是‘不贪’；我若是收下你这块玉，你和我的宝物岂不都丧失了吗？还不如各人留着各自的宝物好啊！”

那人听后跪下磕头，说：“我是个小小老百姓，藏着这么贵重的宝物，实在不安全，献给您也是为了自家的平安啊！”子罕于是在本城找个地方让其住下，介绍加工买卖玉石的商行帮他把玉琢磨好，卖了个好价钱，然后让他带着钱回家做老板去了。

海瑞
一代清官——海瑞

海瑞（1514－1587），明代著名回族政治家。海南琼山（今海口）人，字汝贤，自号刚峰。他自幼攻读诗书经传，博学多才，嘉靖二十八年（1550年）中举。初任福建南平教渝，后升浙江淳安和江西兴国知县，推行清丈、平赋税，并屡平冤假错案，打击贪官污吏，深得民心。嘉靖四十五年任户部云南司主事，上书批评世宗迷信巫术，生活奢华，不理朝政等弊端，遭迫害入狱。世宗死后获释。隆庆三年（1569年）调升右佥都御史，他一如既往，惩治贪官，打击豪强，疏竣河道，修筑水利工程，并推行一条鞭法，强令贪官污吏退田还民，遂有“海青天”之誉。后被排济，革职闲居16年。万历十三年（1585年），重被起用，先后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南京右佥都御史，力主严惩贪官污吏，禁止循私受贿，两年后病死于南京。

海端一生居官清廉，刚直不阿，深得民众的尊敬与爱戴。据说听到他去世的噩耗时，当地的百姓如失亲人，悲痛万分。当他的灵柩从南京水路运回故乡时，长江两岸站满了送行的人群。很多百姓甚至制作他的遗像，供在家里。关于他的传说故事，民间更广为流传。后经文人墨客加工整理，编成了著名的长篇公案小说《海公大红袍》和《海公小红袍》，或编成戏剧《海瑞》、《海瑞罢官》、《海瑞上疏》等。海瑞和宋朝的包拯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清官的典范、正义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