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诗案
康熙五年(1666年)，山东发生了黄培诗案。黄培是山东即墨人，明末官至锦衣卫都指挥使，明亡后，隐居在家。曾经接济过于七农民起义军，所作诗如“一自蕉符纷海上，更无日月照山东”、“杀尽楼兰未肯归，还将铁骑人金徽”、“平沙一望无烟火，惟见哀鸿自北飞”反映出黄培反清的民族思想，他还和一帮同道结为大社。告黄培的人是他家世奴家仆黄宽之孙黄元衡。黄元衡本姓姜，在他考中进士、当上翰林后，为了归宗还姓，解除与黄家的主仆名分，就向官府控告黄家私下刻印并收藏有“悖逆”的诗文书籍等。因此黄培等十四人被捕入狱，被处斩。姜元衡还嫌不够，又伙同恶人上了一道《南北通逆》的禀文，指控顾炎武等“故明废臣”和对清廷怀有二心之人，南北之间的通信，不是密谋造反，就是诽谤朝廷。在这份居心叵测的禀文中，姜元衡点了约三百人的名字，企图制造一件大案。此案果然被弄到奉旨办理的地步，山东总督、巡抚也亲自过问。顾炎武为此被囚禁了近七个月，经朱彝尊等人四处营救才出狱。
朱方旦案
康熙十九年（1680年），湖广有朱方旦者，自号二眉山人，聚徒横议，撰《中说补》，谓中道在两眉间山根上，……康熙二十年（1681年）七月，侍讲王鸿绪得方旦所刻《中质秘书》，指摘其中有诬枉君上，悖逆圣道，蛊惑民心之处，次年二月，九卿议复‘乞正典刑，以维世道’。结果朱方旦被斩，弟子陆光旭、翟凤彩、顾齐宏亦被判为斩监秋后处决”其三大罪一则谈传教信仰，具出世法，略去帝王臣庶之阶级也；二则信徒之多也；三则发明记忆在脑不在心，以为立说新异也[1]。吴伯娅的《朱方旦》中说“表现清朝统治者愚昧无知，顽固落后，以致臣民因持一些科学和进步观点而遭到杀害的典型事例。
《南山集》案
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对清廷随意篡改明朝历史甚感愤慨，他通过访问明朝遗老和参考文字资料写了一本记录明末历史的《南山集》。康熙五十年(1711年)，书印出十年后被人告发，因为书中用南明年号并涉及多尔衮不轨之事，康熙帝十分震怒，下旨将戴名世凌迟处死，戴氏家族凡男子十六岁以上者立斩，女子及十五岁以下男子，发给清朝功臣家作奴仆。同乡方孝标曾提供参考资料《黔贵记事》，也和戴名世同样治罪；戴氏同族人有职衔者，一律革去；给《南山集》作序的汪灏、方苞、王源等处斩刑；给《南山集》捐款刊印出版的方正玉、尤云鹗等人及其妻、子，发宁古塔充军。由《南山集》受到牵连的有三百多人，后来康熙帝故作慈悲，改戴名世凌迟为斩刑，本来应处斩刑之人如戴家、方家都流放黑龙江，方孝标已死，但仍被发棺戮尸。
徐转案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民间有说唱艺人徐转，用说唱的方法写历史。这本是一代创举，但是康熙帝认为他亵渎历史，就将徐转问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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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廷龙文字狱案]
此案发生在清朝康熙二年(1663),是康熙朝首例文字狱案.浙江吴兴县巨富庄廷龙以重金购得原明朝相国朱国桢所著《明史》,据为己有,并请人刊刻.其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没有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多有指斥满清之语.案发后,刑部遣侍郎审理此案.但此时庄廷龙已死,朝廷仍下令开棺戮尸,并株连七十余人,包括庄廷龙之弟及为此书作序者,刻者,读者,藏书者等.

[查嗣庭试题案]
此案是雍正朝发生的一个典型文字狱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雍正继康熙称帝后,着手搞掉详知雍正上台内幕的隆科多.于是查嗣廷首当其冲地成了借口.雍正四年(1726),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案例分析]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大一百多起,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滥肆株连.迫使当时的知识界都"惧一身之祸",而埋首书斋,钻故纸堆,致使清初颇有生气的学风,逐渐为繁琐考据之学所代替.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充分暴露了专制皇帝的淫威,是清朝极端专制主义的突出表现.

[胡中藻案]
又称"《坚磨生诗抄》案",是乾隆朝最著名的文字狱.胡中藻是雍正宠臣鄂尔泰的门生.乾隆继位后,对鄂尔泰等前朝遗臣在朝中势力有所顾忌,于是便着意兴起胡中藻案,以打击鄂氏朋党.乾隆二十年(1755),朝廷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YAO)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因为这样种种罪名,胡中藻被判处斩首.同时鄂尔泰撤出贤良祠,其侄鄂昌因与胡中藻交往过密,也被赐令自杀

文字狱，是反动统治者为了防止和镇压知识分子的反抗，故意从作品中寻摘字句，罗织罪名而构成的冤狱。清朝时期文字狱最为严重。
清朝是满族贵族掌权，对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防范、控制极严。尤其是清朝前中期，只要是文人学士在文字中稍露不满，或是统治者疑神疑鬼，认为文字中人触犯群权和妨碍自己的内容，必兴文字狱，动辄株连数百人乃至数千人。清朝最早的文字狱，是康熙时的庄廷？（long龙）刊刻《明史》案。
清朝统治者对明朝留下来的文人，一面采取招抚办法。一面对不服统治的，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手段。
公元1711年，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声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有近千人。
浙江湖州富户庄廷？刊刻《明史》，书中有指斥满人的话，1663年（康熙二年）被人告发。当时庄廷？已死，仍被刨棺焚尸，庄氏全族和为此书写序、校对刻字、印刷，甚至卖书、买书的人等，株连共有七百多人被杀，还有数千人充军边疆。
康熙帝做了六十一年皇帝，老死了。他的第四个儿子胤禛（音yìn zhē）即位，雍正帝是一个残暴成性、猜忌心又很重的人。在他的统治下，文字狱也更多更严重。最出名的是吕留良事件。
雍正时文字狱更甚。例如，朝臣查嗣庭任江西主考，出题“维民所止”，被告发“维止”二字，影射“去雍正二字之首”。雍正大怒，将查嗣庭入狱。结果 是查连惊带吓死于狱中，其尸被戮，查的亲属或处斩或凌迟，或流放。再如，有个叫徐骏的官员，仅仅因为诗中有“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一句，便被扣上“诽谤朝廷”的罪名，落得个身首异处。
乾隆即位后，文网更加严密，文字狱更加频繁。翰林学士胡中藻有句诗曰“一把心肠论浊清”，乾隆看到后大发雷霆：“加‘浊’字于国号‘清’字之上，是何肺腑？”胡中藻遂因一“浊”字被杀，并罪及师友。有个叫徐述夔（kui葵）的人，著有《一柱楼》诗集，其中“明朝期振翩，一举去清都”二句，被乾隆帝定为“大逆”，理由是借朝夕之“朝”读作朝代之“朝”，“要兴明朝而去我本朝”。结果不但把已死的徐述夔及其子戮尸，徐的孙子和为诗集校对的人也全都处死。凡此种种，举不胜举。
清朝前中期屡兴文字狱，有案可查的总计有数百多次，而且处刑极为严酷 ，搞得人人自危，无所措手足。在这种文化***主义的统治下，许多知识分子不敢涉及政治，只能埋头考订古书。当时有个叫梁诗正的老臣，总结出这样一条处世经验：“不以字迹与人交往，即偶有无用稿纸，亦必焚毁”。
清朝的文字狱，是封建***主义空前强化的产物。其根本目的是要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树立君主***和满族贵族统治的绝对权威。它禁锢了思想，堵塞了言路，影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造成了万马齐喑（yin音）的极其黑暗的政治局面。

康熙五十年的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六年(1728)的吕留良、曾静案，都可作为出于此类需要而制造文字狱的典型事例。在这两次冤狱中，被牵连而受害的多至数百人，《南山集》的作者戴名世惨遭杀害，已经故世的吕留良父子等均被剖棺戮尸。康雍之际,清皇族中权力斗争空前激化,史称夺嫡之争。清世宗胤□即位之后,为了巩固已得的胜利,除杀戮夺嫡诸王外，不惜借助文字狱来打击“党附诸王”的势力。雍正四年的汪景祺《西征随笔》案，以及同年的查嗣庭“维民所止”案、雍正七年的谢济世注《大学》案、陆生□《通鉴论》案等，尽管所加罪名不一，但目的皆在于打击异己。此外，尚有皇帝滥施专制淫威而出现的文字狱，如乾隆四十二年王锡侯编纂《字贯》一书，仅仅因为对《康熙字典》进行了议论，忽略了康雍乾三代皇帝的名字避讳，便横遭斩决。

明代的学校和科举制度，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专制制度。它把知识分子的思想束缚在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之中。读书人为猎取功名，埋头于四书、五经，写空洞的八股文，一切有用的知识，概不留心。这就禁锢了人们的思想，严重阻碍了文化科学的发展。

明初，士大夫有各种不同的政治态度。一部分故元遗老和原张士诚的臣僚，对新王朝抱有敌对情绪。这些不肯俯首称臣的士大夫，有不少人被明太祖用杀、关、徒等刑法加以镇压。大部分地主文人虽归依了明朝，但明太祖对他们也不放心。这位当过和尚、参加过红巾军的皇帝，十分敏感，忌讳别人揭其老底，披阅奏章，动生猜疑。浙江府学教授林元亮替人写《谢增俸表》，中有“作则垂宪”句；北平府学训导赵伯宁替人作《万寿表》，中有“垂子孙而作则”句。“则”与“贼”同音，明太祖认为是骂他做过贼，一概处死。常州府学训导蒋镇为本府作《正旦贺表》，内有“睿性生知”句，“生”被读作“僧”，便被处死。诸如此类，等等。这种为维护赫赫皇权而深文周纳的文字狱，使许多知识分子无辜遭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