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有三本短篇小说集：
1.《呐喊》1923年出版，共14篇：

《狂人日记》，作于1918年《新青年》，狂人，“看 / 被看”，也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用现代体式创作的白话小说。在五四运动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之一。

《孔乙己》1919，孔乙己，“看 / 被看”，在五四运动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之一。

《药》1919，“看 / 被看”，在五四运动前创作的三篇小说之一。

《明天》单四嫂子，“看 / 被看”

《一件小事》1919，“我”与车夫

《头发的故事》“看 / 被看”

《风波》1920，七斤

《故乡》1921，闰土

《阿Q正传》1921、12，连载于《晨报副刊》阿Q，“看 / 被看”

《端午节》

《白光》知识分子形象陈士成

《兔和猫》

《鸭的喜剧》

《社戏》1922年。

2．《彷徨》1926年出版，共11篇。

《祝福》1924年，祥林嫂，“看 / 被看”。

《在酒楼上》（吕纬甫）1924年，

《幸福的家庭》

《肥皂》四铭

《长明灯》“看 / 被看”

《示众》“看 / 被看”

《高老夫子》高尔础

《孤独者》（魏连殳）1925年，

《伤逝》1925年，涓生、子君，鲁迅惟一的一篇以青年爱情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弟兄》

《离婚》1925年《语丝》，爱姑，也是鲁迅最后一篇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

3．《故事新编》1936年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共8篇：

《序言》

《补天》原名《不周山》。

《奔月》

《理水》“看 / 被看”

《采薇》1935、12，“看 / 被看”

《铸剑》1927，原名《眉间尺》，“看 / 被看”

《出关》

《非攻》

《起死》1935、12，

《怀旧》作品中的人物名叫"晏之敖者"，而"晏之敖"正是鲁迅的一个笔名。

鲁迅的三部短篇小说集：《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
《呐喊》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14篇作品
《彷徨》中有：《伤逝》、《祝福》等11篇作品
《故事新编》中有：《补天》、《奔月》、《理水》等8篇作品
来自转载

鲁迅文集选《而已集》文选 《鲁迅传略》；《伪自由书》文选 《野草》 《朝花夕拾》《呐喊》；文集《且介亭杂文》《二心集》；杂文集 《阿Q正传》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作 《白光》 《端午节》 《风波》《故乡》《孔乙己》。1918年5月发表首次用笔名“鲁迅”的中国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后来又发表了《明天》《社戏》《头发的故事》《兔和猫》《一件小事》《鸭的喜剧》《药》《彷徨》文集《祝福》《兄弟》《在酒楼上》《伤逝》《离婚》《孤独者》《高老夫子》《示众》《长明灯》《肥皂》《幸福的家庭》《坟》文集《题记》《我之节烈观》《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走后怎样》 《未有天才之前》《论雷峰塔的倒掉》《再论雷峰塔的倒掉》《说胡须》《论照相之类》《看镜有感》《灯下漫笔》《春末闲谈》《论“他妈的！”》《杂忆》《从胡须说到牙齿》《寡妇主义》《坚壁清野主义》 《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写在‘坟’后面》《藤野先生》《父亲的病》《华盖集》《南腔北调集》《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反驳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墓碣文》《“友邦惊诧”论》，鲁迅的自撰文《鲁迅自传》。这些文章都被摘入《鲁迅全集》。

鲁迅短篇小说有呐喊》 《彷徨》 《故事新编》《呐喊》中有：《狂人日记》、《药》、《明天》、《阿Q正传》等14篇作品

白话小说【狂人日记】
小说【呐喊】【仿煌】【故事新篇】
散文诗集【野草】
散文集【朝花西拾】
杂文集【坟】【热风】【华盖集】

1921年12月鲁迅写成著名小说《阿Q正传》。作品通过雇农阿Q这个典型，鞭挞封建制度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精神奴役，深刻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这是鲁迅的代表作之一，也是现代文学史上一座丰碑。

《阿Q正传》是鲁迅小说中最著名的一篇，写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二月之间，最初分章刊登于北京《晨报副刊》(注：《阿Q正传》第一章发表于1921年12月4日《晨报副刊》的“开心话”栏，开头讽刺考证家的那些近似滑稽的写法，就是为了切合这一栏的题旨。但鲁迅“实不以滑稽或哀怜为目的”，所以越写越认真起来，第二章起便移载“新文艺”栏。至1922年2月12日登毕)，以后收入小说集《呐喊》。
《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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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正传》以辛亥革命前后闭塞落后的农村小镇未庄为背景，塑造了一个从物质到精神都受到严重戕害的农民的典型。阿Q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赤贫者，他没有家，住在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从生活地位看，阿Q受到惨重的剥削，他失掉了土地以及独立生活的依凭，甚至也失掉了自己的姓。当他有一次喝罢两杯黄酒，说自己原是赵太爷本家的时候，赵太爷便差地保把他叫了去，给了他一个嘴巴，不许他姓赵。阿Q的现实处境是十分悲惨的，但他在精神上却“常处优胜”。小说的两章“优胜记略”，集中地描绘了阿Q这种性格的特点。他常常夸耀过去：“我们先前——比你阔的多啦！你算是什么东西！”其实他连自己姓什么也有点茫然；又常常比附将来：“我的儿子会阔的多啦！”其实他连老婆都还没有；他忌讳自己头上的癞疮疤，又认为别人“还不配”；被别人打败了，心里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现在的世界真不象样……”于是他胜利了；当别人要他承认是“人打畜生”时，他就自轻自贱地承认：“打虫豸，好不好？”但他立刻又想：他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除了“自轻自贱”不算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么？”于是他又胜利了。遇到各种“精神胜利法”都应用不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在自己脸上打两个嘴巴，打完之后，便觉得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别一个，于是他又得胜地满足了。他有时也去欺侮处于无告地位的人，譬如被假洋鬼子打了之后，就去摩小尼姑的头皮，以此作为自己的一桩“勋业”，飘飘然陶醉在旁人的赏识和哄笑中。但是这种偶然的“勋业”仍然不过是精神的胜利，和他的自轻自贱、自譬自解一样是令人悲痛的行动。阿Q的“精神胜利法”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麻醉的手段，使他不能够正视自己被压迫的悲惨地位。他的“优胜记略”不过是充满了血泪和耻辱的奴隶生活的记录。
作品突出地描绘了阿Q的“精神胜利法”，同时又表现了他的性格里其它许多复杂的因素。阿Q的性格是充满着矛盾的。鲁迅后来曾经说过：阿Q“有农民式的质朴，愚蠢，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一方面，他是一个被剥削的劳动很好的农民，质朴，愚蠢，长期以来受到封建主义的影响和毒害，保持着一些合乎“圣经贤传”的思想，也没改变小生产者狭隘守旧的特点：他维护“男女之大防”，认为革命便是造反；很鄙薄城里人，因为他们把“长凳”叫做“条凳”，在煎鱼上加切细的葱丝，凡是不合于未庄生活习惯的，在他看来都是“异端”。另一方面，阿Q又是一个失掉了土地的破产农民，到处流荡，被迫做过小偷，沾染了一些游手之徒的狡猾：他并不佩服赵太爷、钱太爷，敢于对假洋鬼子采取“怒目主义”；还觉得未庄的乡下人很可笑，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没有见过杀头。阿Q性格的某些特征是中国一般封建农村里普通农民所没有的。即瞧不起城里人，又瞧不起乡下人；从自尊自大到自轻自贱，又从自轻自贱到自尊自大，这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样典型环境里典型的性格。出现在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一方面是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后近代中国农村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的表现，另一方面也为阿Q本身的具体经历所决定。鲁迅从雇农阿Q的生活道路和个性特点出发，按照自己艺术创造上的习惯——“模特儿不用一个一定的人”(注：《二心集·答北斗杂志社问》)，遵循主体的需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在思想熔铸的时候，又突出了人物复杂性格中的某一点，使某具有鲜明的精神特征，从而塑造了阿Q这样一个意义深刻而又栩栩如生的典型。
作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精神现象，“精神胜利法”主要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烙上了民族耻辱的湛深印记。在帝国主义扩张浪潮不断冲击下，封建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现实环境使他们产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心情，“精神胜利法”正是这种病态心理的表现。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注：《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译本第3卷第52页)这是因为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的资料，而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说来只能受支配于统治阶级的思想。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受到统治阶级思想影响是十分自然的。还由于不同阶级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环境和同一个民族环境里，它们接触到的物质条件有一部分是相同的或者类似的，因而也就为这种病态心理的传播制造了机会。与此同时，农民本身的阶级弱点，小生产者在私有制社会里长期以来形成的经济地位，同样是孕育“精神胜利法”的温床。象阿Q这样一方面没有摆脱本阶级的弱点，另一方面又多少沾染了一些游民阶层落后意识的农民，接受和产生“精神胜利法”便更为容易。鲁迅在写作《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抱有批判“国民的弱点”(注：伪自由书·再谈保留)的意图，根据这个意图，他还作了如下的说明：“我的方法是在使读者摸不着在写自己以外的谁，一下子就推诿掉，变成旁观者，而疑心到象是写自己，又象是写一切人，由此开出反省的道路。”(注：《且介亭杂文·答〈戏〉周刊编者信》)艺术必须担负起社会教育的广泛的任务，这表现了一个革命作家对于自己创作的严格的要求。实际上，阿Q也的确不是生活里的具体的“谁”，然而陈Q又的确是艺术上的具体的阿Q，没有阿Q的那些行动，也就没有了所谓“阿Q精神”。作为一个专替人家打杂的雇农的形象，鲁迅在作广泛针砭的同时，仍然是以对农民生活的实际观察作为艺术概括的基础的，他严格地遵循了现实主义典型化的原则。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只能是为阿Q所独有的“精神胜利法”，和另外一些人身上的“精神胜利法”有相似的地方，也有根本不同的地方。正如鲁迅后来所说，“只要在头上戴上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注：《且介亭杂文·寄〈戏〉周刊编者信》)，足见人物形象在鲁迅心中是具体的，确切不易的。他也说过：“还记得作《阿Q正传》时，就曾有小政客和小官僚惶怒，硬说是在讽刺他，殊不知阿Q的模特儿，却在别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实在正在给人家捣米。”(注：《且介亭杂文末编·〈出关〉的“关”》)在鲁迅看来，针砭“精神胜利法”的普遍现象和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艺术形象并不矛盾。普遍性体现在特殊性里。典型性格越是具体深刻，也便越带有普遍性；阿Q的“精神胜利法”越是具有农民阿Q本人的特点，也便越能够取得广泛的社会讽刺的效果。这是因为：只有阿Q身上的“精神胜利法”吻合于他的阶级地位、生活经历和个性习惯，他才有可能成为一个活生生的人，使读过《阿Q正传》的都在脑海里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一旦遇见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尽管在根柢里存在着很大区别，也会立刻想起阿Q，立刻不自觉地叫出阿Q的名字来。艺术典型在普遍性上所引起的广泛影响，决不会也不需要损害它原来的属性。
小说从第七章起，描写阿Q性格在革命到来以后的某些变化，这种变化紧紧地扣住农民阿Q的特点，进一步证明了惯于使用“精神胜利法”的阿Q作为农民典型的不可更易的意义。正当他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快到“末路”的时候，革命党要进城的消息传来了。阿Q原来认为革命就是造反，造反就是与他为难，一向表示“深恶痛绝”。现在看到百里闻名的举人老爷居然这样害怕，未庄的人居然这样慌张，便不免对革命“神往”起来。他想：“革命也好吧，革这伙妈妈的命，太可恶！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党了。”和“精神胜利”不同，阿Q这个时候的感受完全具有现实的根据：向来骄横霸道的赵太爷换了一副面孔，怯怯地迎着他低声叫“老Q”；赵白眼也改口称他“Q哥”，想从他这里探听“革命党的口风”。这些都使阿Q感到新鲜和高兴。在革命的风暴面前，小说准确地勾画了各阶层人物的情绪和动态，严格地依照生活本身的逻辑和人物性格的逻辑写出了阿Q要革命的阶级特点。阿Q是从被剥削者朴素直感去欢迎革命的。鲁迅没有忽视这种革命性，也没有夸大这种革命性。阿Q觉得造反有趣，又似乎革命党便是自己，在他的想象中，革命党都穿着“白盔白甲”，拿着板刀、钢鞭、炸弹、洋炮、三尖两刃刀；革命之后，赵家的元宝、洋钱、洋纱衫，秀才娘子的宁式床，还有钱家的桌椅，都搬到土谷祠里来；第一个该死的是小D和赵太爷，还有秀才，还有假洋鬼子，……阿Q对革命的认识固然十分幼稚，十分糊涂，但由于这种想法里充满着农民式的均分思想和复仇情绪，却又的确反映了农民阿Q具有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迫切要求。鲁迅看到农民是一个被剥削的阶级，他们本身存在着许多缺点，不觉悟，不团结；同时也看到农民是一个要革命的阶级，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他们都是中国革命的重要力量；阿Q真心向往革命，在他身上始终潜藏着革命的可能性。
毛泽东同志说过：“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16页)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忽视了农民的要求，没有把农民自发的革命热情加以发扬和引导，相反地，却让封建地主篡夺了革命的果实，扼杀了农民的要求。它把皇帝赶下龙廷，却没有给广大人民以任何实际的利益。对这种“换汤不换药”的情形，小说也有真实的描写。革命党进了城，却不见得有什么大异样；知县大老爷还是原官，举人老爷当了民政帮办，带兵的还是先前的老把总。在未庄，赵秀才便同曾经出过洋的地主阶级里资产阶级化了的假洋鬼子串通一起，抢先向革命投机，挂出了“咸与维新”的招牌，而真正倾向革命的阿Q，曾经鼓起勇气去结识假洋鬼子，假洋鬼子却扬起了“哭丧棒”，不准阿Q革命。赵家的抢案发生后，“做革命党还不到二十天”的把总老爷，为了维持自己的威风，把阿Q抓了去，当作抢犯，当作“惩一儆百”的材料枪毙示众。正如稍后短篇《示众》所描写的一样，十五年前在仙台幻灯画片里见过的围看杀人的镜头，在小说结尾处作了具体的描写，说明人民的精神麻木现象深深地楔入了鲁迅的心坎，使他永远感到痛心。小说这个“大团圆”的结局的阿Q的悲剧，同时也是辛亥革命的悲剧。
和鲁迅其它描写农民的小说相比，《阿Q正传》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上，写出了当时中国农村的社会矛盾和阶级关系，并且直接联系到农民群众要求解放的问题。辛亥革命的命运是和阿Q的命运紧密地联系着的，阿Q被送上法场，辛亥革命也同时被送上了法场，枪声一响，这个革命的生命便和阿Q的生命一起结束了。这是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对现实的宣判。周扬在谈到《阿Q正传》的时候，曾经这样说过：“辛亥革命没有给农民以真正的利益，没有依靠农民，启发他们的觉悟性和积极性，引导他们走上革命的道路，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的必然失败。在这里，鲁迅对于农民的弱点方面的批评，同时也正是对于辛亥革命的一个严正的历史的评判。”(注：《发扬“五四”文学革命的战斗传统》，《人民文学》1954年5月号)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初阶段，一些革命知识分子对于中国社会还缺乏透彻了解，“五四”当时“到民间去”的口号，并未引起一般知识分子对农民状况的认真研究。鲁迅以其长期以来深刻的观察和沉痛的感受，通过艺术描绘，让人重温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虽然他较多地注意到群众的落后方面，但就此提出的启发农民民主主义觉悟的问题，客观上却有重大的意义。鲁迅当时还没有找到、因而也不能够明确的指出人民达到幸福生活的具体道路，却始终站在被压迫人民这一边，站在农民这一边，确信农民有权利过合理的生活，因而也有权利做革命党来争取这个合理的生活：“中国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注：《华盖集续编·阿Q正传的成因》)在鲁迅的严峻的现实主义原则里，这里又反映了他的历史乐观主义的精神。阿Q这个人物自从在鲁迅笔底出现以后，一直成为具有类似精神现象的人的代名词，时时挂上批评者的口头，得到了普遍的运用。罗曼·罗兰和法捷耶夫曾经极口称道阿Q这个形象的生动与深刻的意义。法捷耶夫还说：“鲁迅，是短篇小说的名手。他善于简短地、清楚地，在一些形象中表达一种思想，在一个插曲中表达一件巨大的事变，在某一个别的人物中表达一个典型。”(注：《关于鲁迅》，《文艺报》第1卷第3期，1949年10月25日)这不是一般的评价，而是一个具有丰富的革命文学创作经验的作家，从自己的实际体会中总结出来的对于鲁迅小说的印象，以之说明《阿Q正传》的创作特点也是非常确切的。小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近四十种不同文字的译本，阿Q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也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不朽的典型。

作品塑造了一个典型人物阿Q，阿Q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农民典型。他是赤贫的雇农，社会地位低下，受压迫受剥削，被侮辱被损害，生活十分悲惨，阿Q的性格十分丰富、复杂。他有农民的优点：“真能做”，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身上又有农民的弱点：主观、保守、狭隘、愚蠢。他还受封建思想的种种影响，严于“男女之大防”及排斥异端等等。阿Q的主要性格特征是精神胜利法。所谓精神胜利法，就是在现实生活中处于失败者的地位，但不正视现实，用盲目的自尊自大、自轻自贱、畏强凌弱、健忘、忌讳缺点、以丑为荣等种种手法来自欺自慰，自我陶醉于虚伪的精神胜利之中。精神胜利法是一种麻醉剂，它使得阿Q不能正视自己的现实处境，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的悲惨命运，虽然受尽欺凌，却并无真正的不平。但尽管如此，阿Q作为一个劳动人民，还是表现出自发的革命要求。当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传来时，他就想“投降革命党”，希望从此能够改变自己的命运。不过他的“革命观”是与落后农民的私欲和许多糊涂观念联系着的，他并没有真正地觉醒。阿Q的精神胜利法，概括了极其深广的社会历史内容，是普遍存在于中华民族各阶层的一种国民性的弱点。所以，阿Q又是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同时，由于人类各民族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类似的病态心理，因此，阿Q的精神胜利法也是对人类的一种普遍的精神弱点的形象概括。另一方面，通过阿Q这一典型新形象与革命的关系，也深刻地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历史教训，通过阿Q的悲惨结局，鲁迅深刻地揭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总结了辛亥革命没有发动和依靠农民而终于失败的历史教训，提出了农民问题在中国民族革命中的重要性。
《阿Q正传》的艺术特色
（1）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鲁迅娴熟地运用典型化的创作方法，采用了融现实与历史于一炉的手段，“杂取种种人”，创造典型形象，勾勒出沉默的国民的灵魂，从而使典型具有极大的艺术概括力量。 　　
（2）小说采用了悲喜交融的表现手法。作品引起人们的阵阵笑声，但同时又是一出写得异常沉重的悲剧，寓庄于谐，亦庄亦谐，在笑声里隐含着深沉的忧郁与哀痛。 　　
（3）用“传记”式结构，塑造了一个圆满的典型形象。小说继承了我国传统小说以叙述为主，把情景和场面描写融入叙述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人物的复杂命运和性格。 　　
（4）《阿Q正传》的基调是悲喜剧相结合与出色的讽刺艺术。其喜剧因素由夸张、幽默、滑稽、讥嘲、反语等多种表现手法构成。讽刺艺术主要分两类：对赵太爷等重在揭露其贪婪阴毒的丑恶灵魂；对阿Q则是含泪的鞭挞，重在显示其虚妄、健忘和耻辱。 　　
（5）现实主义的严峻性与表现主义带来的“间离效果”在小说中同时并存。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阿Q正传》再读
浙江绍兴市一中 董秋成
2003-08-18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

记得钱理群先生曾说：“一切伟大的作家，一切不朽的文学作品、文学典型，几乎都是一个属于全人类的无限开放的体系，不同时代、不同国家（民族）、不同层次的读者、研究者都按照各自所处时代、国家的与个人的历史哲学、思想感情、人生体验、心理气质、审美要求，从不同的角度、侧面去接近它，有着自己的发现，阐释发挥，再创造，从而构成一部文学作品（典型）的接受史，这是一个不断接近作品本体，又不断丰富其内涵，却永远也没有终结的过程。”①这就是说，一部作品，尤其是一部名作，是在读者不断的解读过程中被逐渐接近它的真实的。我以为，将名著解读出真实才是真正的解读，这当中最最需要的是客观——让作品自己说话，让作品中的人物自己展示。
鲁迅的名作《阿Q正传》自问世以来，对它的解读的情况颇为有趣。
二三十年代，人们都注目于“阿Q”这一形象所具有的“普遍”意义，把阿Q作为一个“国民性弱点”的典型。
四十年代，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热潮中，有人提出了“民族自我批判”的时代课题，于是“阿Q”成为“反省国民性弱点”的一面镜子。
五六十年代，关于《阿Q正传》的代表性观点是：鲁迅是现代中国在文学上第一个深刻地提出农民和其他被压迫群众的状况和他们的出路问题的作家，阿Q是一个被压迫被剥削，到了后来连生活也难以为继的雇农，鲁迅写出了他的不幸与落后，更表现了他的必然走向革命；认为阿Q在土谷祠做的梦“是鲁迅对于刚刚觉醒的农民的心理的典型的表现”，“它虽然混杂着农民的原始的报复性，但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毫不犹豫地要把地主阶级的私有财产变为农民的私有财产”，“破坏了统治了农民几千年的地主阶级的秩序和‘尊严’”，表现出阿Q的“本质上是农民革命的思想”。②
进入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又引发了人们对于传统鲁迅观、阿Q观的重新审视。钱理群先生举了王富仁先生的观点为例，王先生认为，“革命的领导者无视农民的革命要求，不注意发动群众，向封建势力妥协，而阿Q也始终处于愚昧落后状态”，“这两者互为因果，造成了辛亥革命的失败”，“《阿Q正传》的深刻之处恰恰在于，它是把阿Q视作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的最关键的因素。由于阿Q的不觉悟，‘假洋鬼子’才得以以一点外形的新攫取了未庄‘革命’的领导权，赵太爷才得以保持着自己的固有的社会地位”，“即使阿Q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者，辛亥革命依然毫无胜利的希望，他将以自己为核心重新组织起一个新的未庄封建等级制度”。认为阿Q的根本精神弱点在于“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的自觉，在外部表现上便是对传统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现状的消极适应性”。这就是说，阿Q的“革命”与其“精神胜利法”在本质上是相通的，而辛亥革命的最大教训正是在于其“政治革命行动脱离思想革命运动”，忽略了农民（国民）的精神改造。而这正是曲折地传达了新时期的时代呼声：在全面推进经济、政治的现代化时，不要忽略了“人的现代化”。③
从上述由《阿Q正传》问世以来的几个不同时期人们对《阿Q正传》解读的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的简述来看，给我们的印象是：新时期里人们对《阿Q正传》的解读似乎又回到了二三十年代人们对该小说的解读的结论上。在中间一段较长的时间里，虽作了多种艰苦的探索，但几乎等同于走了一段弯路。
多年来，我读过《阿Q正传》多遍，总感到一些人对《阿Q正传》的解读所得的结论是不得其真的。日前再读，这种感觉更加强烈。细读《阿Q正传》，把握阿Q的行状，从中我们可以获得这样明晰的印象：
阿Q是旧中国农村中的无业游民，照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设定的阶级划分的标准，阿Q当属于“游民无产者”。他居无定处（“他虽然多住未庄，然而也常常宿在别处，不能说是未庄人”），行无定踪，为了果腹，他给人家帮过工，未庄人与他的关系犹如今时的一些外地打工者与当地人的关系，大多并不密切，了解并不透彻（“人们忙碌的时候，也还记起阿Q来，然而记起的是做工，并不是‘行状’，一空闲，连阿Q都早忘却，更不必说‘行状’了”）。阿Q是集无赖习气于一身者。他自大，看不起别人。他自卑软弱，遇吃亏，常用精神胜利法，以求心理平衡。他喜好赌博，一有点钱，就去押牌宝。他好斗，动不动就与小D、王胡干仗。他搞偷摸，大至进城合伙偷窃，小到静修庵偷萝卜，被老尼姑发现时还耍无赖。他对女人耍流氓，戏台下看戏，拧女人的大腿；路遇小尼姑骂她诬她欺她，还拧她的脸；向吴妈胡乱地求爱，害得未庄的女人们个个躲着他。他对搅动起来的形势有某种敏感，见“革命党”的革命给未庄人带来大不安，也神往革命党，连先前残酷地欺压他的假洋鬼子也会去投；他想通过“革命”达到“要什么就是什么”“喜欢谁就是谁”，要想报复谁就是谁的目的。只要谁与他有过纠葛有过矛盾，就一律都是他革命的对象，连小D也被归入第一个该死的行列。他有较重的报复心，本想认假洋鬼子为同党，去投他而不成，就转而要“告他一状，让他被抓进县里去杀头，且是满门抄斩”。他无知，连身上的虱子不如王胡的多与大也以为是一件羞耻事；认为真正的革命党只二个，城里的一个已被杀，且杀的时候很好看；面对关于赵家抢劫案的审问，还不知是问什么，对画押的圈画不圆颇感懊恼，真是掉了脑袋还不知是怎么掉的。
这样的一个阿Q，可以说是一个集中了当时中国农民，确切地说应是集中了当时中国国民的劣根性的阿Q。由此，说鲁迅写出了阿Q的不幸与落后是有道理的，但说“更表现了阿Q必然走向革命”，“他终究认识了革命是暴力”，则是脱离文本而不能令人信服的。
仔细地读读《阿Q正传》，感到那种“《阿Q正传》是从被压迫的农民的观点出发，对于资产阶级及其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鲁迅清楚地表明了，地主阶级里的资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如何伪装革命，如何向革命投机，如何排斥真正的革命力量”的观点，与作品的真实并不相符。尽管鲁迅也曾说过，“看人生是因作者而不同，看作品又因读者而不同”。④但是，以文本为最主要的依据，全面地来看作品的评价原则还是不错的。
早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医时，鲁迅“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先提倡新文艺”，⑤他就是想通过搞文艺来改变人们的思想。他知道，“一切文艺固是宣传，而一切宣传却并非全是文艺，……要用文艺者，就因为它是文艺。”⑥鲁迅写《阿Q正传》，是“要画出这样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来”，“我们究竟还是未经革新的古国的人民，所以也还是各不相通，并且连自己的手也几乎不懂自己的足。我虽然竭力想摸索人们的魂灵，但时时总自憾有些隔膜。在将来，围在高墙里面的一切人众，该会自己觉醒，走出，都来开口的罢，而现在还少见，所以我也只得依了自己的觉察，孤寂地姑且将这些写出，作为在我的眼里所经过的中国的人生。”⑦
在《阿Q正传》的末尾，作者写了这样一段话：“至于舆论，在未庄是无异议，自然都说阿Q坏，被枪毙便是他的坏的证据；不坏又何至于被枪毙呢？而城里的舆论却不佳，他们多半不满足，以为枪毙并无杀头这般好看；而且那是怎样的一个可笑的死囚呵，游了那么久的街，竟没有唱一句戏：他们白跟一趟了。”
这一段话，写城里乡下的人们对阿Q被枪毙一事的心态，与鲁迅在此二年多之前写的《药》中人们对夏瑜被杀时的心态是何其相似：他们看枪毙与杀头，没有别的，就图的是“好看”。
鲁迅要让人知道：阿Q们的人生是怎样的一种人生呵！阿Q们的魂灵又是怎样的一种魂灵呵！
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来，有人总喜欢给鲁迅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贴上一种诸如“对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作了批判”，“总结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之类的标签，给《阿Q正传》自然也贴上这一类标签。持这种做法的人，可能认为毛泽东对鲁迅有过多次崇高的评价，如果说《阿Q正传》主要是为了画出当时的沉默的国民的魂灵，以揭出中国国民的劣根性，这岂不是有违毛泽东的评价贬损了鲁迅么？其实这种担心完全是不必要的。最近看到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出版的《毛泽东文艺论集》首次发表了毛泽东于1939年11月 7日致周扬的一封信，信中说：“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毛泽东对鲁迅的这一评价给我们评价鲁迅的作品提供了另一个视角，并不会给鲁迅带来伤害。事实上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说鲁迅“未曾经验过农民部分以农村为题材的作品来说，对鲁迅的经历来说，是客观而符合真实的。
《阿Q正传》的深刻而具有独到之处，恰恰是由于它揭出了当时中国国民的病况，抖出了当时人们的劣根性。试想，在鲁迅的《阿Q正传》之前，有哪一部作品试着画过当时中国沉默的国民的魂灵？有谁如鲁迅这样地重视过中国国民存在的思想上的病况？还有谁比鲁迅更担忧中国国民的劣根性对变革社会带来的影响？
表明鲁迅伟大的其中的一个方面，是他的创作是为人生的。他走弃医从文之路就是为了改变“愚弱的国民”的精神，他写小说搞创作就是为了“改良这人生”，对中国国民身上存在着的“精神胜利法”，鲁迅一直是深感忧虑的。他深切地感到，我们的国民如果不抛弃这种精神胜利法，也就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处境，摆脱悲惨的命运；中国如果有“永远胜利”的人生存着，“中国便永远免不掉反覆着先前的运命”。他认为，“精神胜利法”其实质就是卑怯，由于卑怯，“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也处之泰然，但又无往而不合于圣道。这些现象，实在可以使中国人败亡，无论有没有外敌。要救正这些，也只好先行发露各样的劣点，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来。”⑧因而鲁迅要在小说里“也不免夹杂些将旧社会的病根暴露出来，催人留心，设法加以疗治的希望”的那种执著了。⑨
把握了这些，就较接近了《阿Q正传》，也较能解读出阿Q其人的真实，我以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