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家书两则
本文是作者傅雷写给儿子傅聪的两封家书。第一封家书写作的时间是当儿子精神消沉的时候，第二封家书写作的时间是当儿子欣喜成功的时候。这两封家书从两个方面表达了父亲对儿子的那一份动人的舐犊之情。傅雷和傅聪两父子不仅是生活中朋友，而且是艺术上的知音。傅雷以自己深厚的学养、真挚的父爱，倾听着万里之外儿子的每一次心跳，预想着儿子前进道路上可能出现的各种困难，传颂着自己的惦念和祖国的声音。
作品名称
傅雷家书两则
创作年代
1954年
作品出处
《傅雷家书》
文学体裁
书信
作者
傅雷
作品原文
1954年10月2日
聪，亲爱的孩子。收到9月22日晚发的第六信，很高兴。我们并没为你前信感到什么烦恼或是不安。我在第八封信中还对你预告，这种精神消沉的情形，以后还是会有的。我是过来人，决不至于大惊小怪。你也不必为此担心，更不必硬压在肚里不告诉我们。心中的苦闷不在家信中发泄，又哪里去发泄呢？孩子不向父母诉苦向谁诉呢？我们不来安慰你，又该谁来安慰你呢？人一辈子都在高潮——低潮中浮沉，惟有庸碌的人，生活才如死水一般；或者要有极高的修养，方能廓然无累，真正的解脱。只要高潮不过分使你紧张，低潮不过分使你颓废，就好了。太阳太强烈，会把五谷晒焦；雨水太猛，也会淹死庄稼。我们只求心理相当平衡，不至于受伤而已。你也不是栽了筋斗爬不起来的人。我预料国外这几年，对你整个的人也有很大的帮助。这次来信所说的痛苦，我都理会得；我很同情，我愿意尽量安慰你、鼓励你。克利斯朵夫不是经过多少回这种情形吗？他不是一切艺术家的缩影与结晶吗？慢慢的你会养成另外一种心情对付过去的事：就是能够想到而不再惊心动魄，能够从客观的立场分析前因后果，做将来的借鉴，以免重蹈覆辙。一个人惟有敢于正视现实，正视错误，用理智分析，彻底感悟，才不至于被回忆侵蚀。我相信你逐渐会学会这一套，越来越坚强的。我以前在信中和你提过感情的ruin〔创伤，覆灭〕，就是要你把这些事当做心灵的灰烬看，看的时候当然不免感触万端，但不要刻骨铭心地伤害自己，而要像对着古战场一般的存着凭吊的心怀。倘若你认为这些话是对的，对你有些启发作用，那么将来在遇到因回忆而痛苦的时候（那一定免不了会再来的），拿出这封信来重读几遍。
1955年1月26日
亲爱的孩子：元旦一手扶杖，一手搭在妈妈的肩上，试了半步，勉强可走，这两日也就半坐半卧。但和残废一样，事事要人服侍，单独还是一

　　杨绛是中国式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新时期以来她以古稀之龄，笔耕不辍，相继出版了散文集《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等。杨绛散文的数量虽不多，但冷静从容，冲淡自如，深情款款，在新时期散文领域独树一帜，有着不可替代的独特个性。
　　杨绛⋯身书香门第，性情淡泊，才情出众，同时又饱经尘世变换，领略了风霜雪雨。她在散文中怀忆往昔、追想故人、感慨人生、洞察自我， 自然而然地展露着她深厚的艺术功力、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崇高的人格修养。
　　读她的散文，仿佛在与一位温和而宽厚、睿智而幽默的长者品茗闲聊，听她讲童真童趣，述亲情友情，谈人生体验。跟着她自由的心灵和笔触穿梭在时空轨迹中，浏览时代的斑斑痕迹，体会人性的林林总总。她的散文没有虚伪和矫饰，从不故作崇高，只是以平实的笔触，静静地予人以淡泊、宁静的审美感受。
　　杨绛散文大致可分为四种不同的题材：
　　一是写文革前和其间的亲历感受的。以《干校六记》《丙午丁未年纪事》《控诉大会》《第一次下乡》等为代表。这是她散文中最富盛名的部分。作者表现了在“大跃进”“三反五反”“文革”等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命运：从讲台走上被批判台，从学者变成控诉对象，从大学校同走向社会主义农村。命运的改变、肉体的摧残、精神的磨难令多少中国知识分子走上了绝路。这个时代过去后，愤怒声讨、控诉批判是自然而然的，文学领域更是首当其冲。而在伤痕文学充斥文坛之时，杨绛却鲜有这种主流话语，她把自己受到的精神、肉体摧残平静地、默默地转入到自己的文本叙述中，采取了迥异于他人的远距离视角来痛定思痛。如写被批斗游街的情景：
　　……我们在笑骂声中不知跑了多少圈，初次意识到自己的脚底多么柔嫩。等我们能直起身子，院子里的人已散去大半，很可能是并不欣赏这种表演。我们的鞋袜都已不知去向，只好赤脚上楼回家。
　　……我戴着高帽，举着铜锣，给群众押着先到稠人广众的食堂去绕一周，然后又在院内各条大道上“游街”。他们命我走几步就打两下锣，叫一声“我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想这有何难，就难倒了我?况且知识分子不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叫又何妨!
　　这里没有声泪俱下的血泪控诉，也没有义愤填膺的猛烈声讨，作者只是平和地把人物的真实境遇传达出来，但这种本真、细腻的描述却更加痛人心腑，字里行间都深刻地批判了野蛮愚昧的民族劣行，显示了作者乐观、倔强的个性和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人格。
　　杨绛不但没有沉溺于自我哀伤中玩味自己的苦难，反而在苦难中以豁达、宽和的心态观照生活，发掘其中的种种趣事，以诙谐幽默的笔墨勾画了特殊岁月中的温情世界。她写何其芳拿泡肥皂的漱口杯去打红烧鱼;写扫厕所带来的种种“好处”;写恶劣环境中的黑夜“冒险”;写钱锺书在干校“脱胎换骨”而面目全非……毫不张扬、平静叙述着的，一切让人笑中含泪，体味着作者心中的辛酸与悲凉。
　　杨绛始终以一种达观的态度来再现生活，饱经苦难的生存磨练体现为一种自觉自然的质真和朴实，这是作者人格魅力的显现。作为一个劫难中的知识分子，杨绛始终显示了她独立思考、不屈不挠的精神。她想方设法去抢救《堂吉诃德》译稿，认为政治学习“耗费时间”“耽误业务工作”，这些“胆大妄为”的言行都显示了她不随波逐流、心口合一的个性。她多次言道：“打我骂我欺侮我都不足以辱我，何况我所遭受的实在微不足道。至于天天吃窝窝头咸菜的生活，又何足以折磨我呢?”所以历经整风、跃进、下乡、干校，倔强的杨绛“我还是依然故我”。
　　杨绛善于把苦难的生存体验升华为审美愉悦，她的淡泊宁静使她能在平淡如水的叙述中展示动荡岁月的乖谬，透露出内心深处的创痛。
　　二是怀人记人之作。一部分是怀念亲朋的，如《回忆我的父亲》《记杨必》《记钱锺书与(围城)》等追忆亲人，《记傅雷》《怀念石华父》《纪念温德先生》记叙朋友。另一部分是以普通人为回忆对象，描述他们的喜怒哀乐。如杨绛自己所说：“怀念的人，从极亲到极疏;追忆的事，从感我至深到漠不关心。”无论何种，她都能舍大取小，以温情的细节结构篇章，既无阿谀溢美之辞，也无辛辣尖刻之语，文风朴实、真诚，远离功名利禄之心。
　　写自家亲人的散文因为爱之深、感之切而尽情尽兴。父亲的严厉而温情，母亲的温良和慈爱，多次出现的“放焰口”，求母亲“真吃”瓜子
等细节，都让读者心中泛起股股暖流。写姑母杨荫瑜的种种不合时宜，怪怪的性格、打扮、行为以及死后怪模怪样的棺材，让人对其坎坷别扭的一生寄予深切的同情;写丈夫钱锺书的“痴”情种种，令人对大学者油然而生亲近之情;写小妹妹杨必的宁静、要强，童真的描述惹人心动。活泼、生动，重性、重情，使杨绛对家人的感情跃然纸上。
　　抒写友情的文章中最出色的是《记傅雷》。傅雷的严肃和含笑、固执和随和、孤傲与孤弱、认真和谦虚……，一件件生活小事使傅雷复活了一般。如写傅雷在客厅待客时：
　　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
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咚咚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客厅里渐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只听得傅雷厉声呵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
　　“唉，傅雷就是这样!”个性鲜明的大学者形象就这样被杨绛真真切切地立在读者面前。
　　写普通人的散文主要有《顺姐的“自由恋爱”》《阿福和阿灵》《赵佩荣与强英雄》《林奶奶》《老王》等。对于这些身处社会下层的人，杨绛充满了爱心和同情。她善于从他们的生活中摄取富有典型性的语言和细节，挖掘出他们身上的美质和弱点，反映出他们的生存状态。无论是可怜的顺姐、能干的林奶奶、厚道的老王，还是痴阿福、笨阿灵、爱吹乎的赵佩荣都写得活灵活现，表现了作者对个体生命生存状态的关注、同情和理解。这类作品在整体叙述中偏重“他人”，注重人物刻画而非作者自身感情的抒发，可以称作是小说化的散文。
　　三是追忆旧事的散文，如《大王庙》《闯祸的边缘》《小吹牛》《黑皮阿二》《吾先生》《“遇仙”记》《客气的日本人》《第一次观礼》等，大抵是作者以过去年月的记忆为材料，兴之所至之作。杨绛完全以平常人的亲近感去抒写往事，既不美化自己，也不丑化他人，尽可能保持生活记忆的原生状态。写与日本兵对峙后成了众人议论的中心，“恨不能放声大哭”;写得到黑社会头目的名片“乐得心上开花”，“几番拿出来卖弄”;写初到大王庙小学的“傻里傻气”;写自己颇觉蹊跷的宿舍奇遇;……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个饱经风霜的高龄老人回忆自己少女少妇时代的往事，不但没有一点老气横秋、矫揉造作之感，还能写得篇篇生动、处处诙谐、趣味盎然，确非一般。杨绛以她年轻的心使读者在平平凡儿的生活、平淡兀奇的描述中体会到她对生活的热爱和她丰富的生活情趣。对散文家来说，情趣是异常重要的素质之一。这种情趣兼有孩童的天真与义人的雅致，完全没有老于世故的做作和家庭主妇般的庸俗。杨绛能于凡常、琐细的生活形态中发现它，表现它，这与她的个性是极为相符的。
　　这类作品题材细小，作者拉家常般的“任心闲话”，显示了杨绛淡泊宁静、真实质朴的个性，也显示了她的自爱、自尊的一面，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性格。
　　四是想象奇特瑰丽的心灵散文，最能显示杨绛的个性气质和艺术品位。《孟婆茶》《软红尘里•楔子》是非写实性的，前者写“我”登上了由红尘世界开往西方的自动化传送带在云海弛行，中途要到孟婆店喝茶，据说喝了孟婆茶就能将一切忘干净。在孟婆店上楼的人可以回顾一生从而撂下一切，不想上楼的人就要抛掉“身上、头里、心里、肚星”的“私货”，因为“夹带着私货过不了关”。杨绛觉得自己夹带着好多“私货”，要及早清理。
　　后者虚拟了女娲与太白星君的对话，女娲感叹天地破败得不堪收拾，战火愈烧愈烈，瘟疫愈出愈奇，现代化污染了江湖海洋，天灾也到处肆虐，而芸芸众生却蒙在软红尘黾，懵懵懂懂，只争求自己的幸福。显然，所谓梦境和神域都是杨绛人生经验、人性思索的外在表现手段。她借助玄妙、神奇、象征的超现实主义手法倾诉了自己的心灵世界。她对现代社会弊病的洞察和忧虑，她对自我的大胆解剖，使这两篇作品具有独特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
　　《隐身衣》和《读书苦乐》也是杨绛阅尽人间世事的智慧结晶。世人若要能得到“卑微”制作的隐身衣，就能“万人如海一身藏”，摆脱羁束，自由邀游;就能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地完成自己能做的事。读书，被杨绛生动奇绝地喻为“隐身”的串门儿，不论古今中外的名人，都可以登堂入室或不辞而别，洗耳恭听或抽身而退;每一本书都是壶公悬挂的一把壶，里面别有天地日月，书的境地贯通三界一一现在界、过去界、未来界。作者以其博古通今的文化优势向读者尽情展示读书的“乐在其中”。
　　这类散文以流畅洒脱的文笔，带读者畅游作者的人生体悟和心路历程，在想象、诗化的艺术境界中显示出作者心灵的自由自存、人格的旷达冲淡、思想的深邃奇妙、性情的谦和练达，大有一种非杨绛不能为之的感觉，这是杨绛人格修养和艺术修养的集中体现。
　　杨绛散文充满了童心、爱心、真心，洋溢着人心、人情、人性，她把自己复杂的人生况味体验升华为散文创作，为文坛献上了一道风味独特的“美味佳肴”。
　　总体看来，其独到之处有：
　　首先，杨绛的散文显示了她丰瞻的学识、实在的生活体验和高尚的人格修养。杨绛的人生经历使她在学识、生活历练、人格修为上极占优势，她通晓天文地理、中外文章，思路开阔无滞，下笔信马游僵;她淡泊功名利禄，超脱尘世浮华，以平常心宽厚细腻地对待生活;她阅尽浮沉，能把深度的人性体验缓缓倾诉，洒脱而不失柔情，颇具大家风范，与所谓女性散文的“小家子气”绝缘。
　　散文是非常个人化的、展示作者人格的文体，杨绛的学识、才情、人格修养渗透在她的散文作品中，自然率真地流露着，情是心灵深处点滴渗涌而出，思是人生体验百炼而生，情思相融，深远绵长。
　　其次，杨绛的散文以平常心写平常事，谦和自然，淡泊宁静。杨绛平和超脱，无论题材还是手法，她都能超越世俗，把审视的焦点放在平凡的生活中，信手拈事，随意写情，追求情感的自由和自然，情愫从容而富于情趣。
　　以小见大是她常用的手法，无论是写文革还是忆亲朋，或是写自己都是如此。“文革”给他们这对国宝级的夫妻学者带来的心灵痛苦和肉体折磨，常常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在读者面前：
　　我给默存找出块长方的小木片，自己用大碗扣在硬纸上画了个圆圈剪下，两人各按规定，精工巧制：做好了牌子，工楷写上自己一款款罪名，然后穿上绳子，各自挂在胸前，互相欣赏。
　　有一天默存回家，头发给人剃掉纵横两道，现出一个“十”字;这就是所谓“怪头”。幸好我向来是他的理发师，赶紧把他的“学士头” 改为“和尚头”……
　　剃“阴阳头”、挂“罪名牌”的恶劣行径曾经使众多知名人物不堪忍受而撒手人寰，杨绛却能泰然面对。你有你的千变万化，我有我的一定之规，生活可以失常，我的心态却不能偏离正常。这种平常心源于她的淡泊宁静，源于她的超凡脱俗，源于她不平常的经历和感受，是生命体验升华后的平实。在这种平常中，作品显得亲切、朴实、真诚。
　　第三，杨绛的散文情真意浓而又淡淡如兰。其文几乎篇篇关乎情：父女情、母女情、夫妻情、姐妹情、朋友情、世态人情……。虽然她历经磨难，却传达出了世界上最美好的感情。
　　杨绛和钱锺书的爱情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杨绛笔下，“默存”是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他们相互扶持共度一生，彼此间的关爱、体贴、依恋，真真羡煞人。干校劳动时两人分住两地，虽能每日一见，却仍“一日不见如隔三秋”：
　　每天午后，我可以望见他一脚高、一脚低从砖窑北面跑来
有时风和日丽，我们就在窝棚南面灌水渠上坐会儿晒晒太阳。有时他来晚了，站着说几句话就走。他三言两语、断断续续、想到就写的信，可以亲自摞给我。我常常锁上窝棚的木门，陪他走到溪边，再忙忙回来守在菜园里，目送他的背影渐远渐小，渐渐消失。
　　没有一句热烈煽情的话语，但跳动着情感的音符，蓄积着浓浓的深情。这深情融入在生活的长河中，温柔地流淌在生活的每一寸土地里。它如幽兰的淡淡馨香默默地在人们心间传递，它轻轻地拨动着人们最敏感的心弦，使读者不知不觉置身于温馨的氛围中，充满了感动。
　　第四，杨绛散文的语言平实晓畅，幽默诙谐，自有神韵。杨绛不事雕琢，尽去粉饰，很少故意选“眼”，很少发挥，更无故作高深的严肃，玩昧理性。一切都那么平易畅达。同时，作者淡泊达观的生活态度使她有意无意间都在幽默调侃。
　　我自从做了“扫厕所的”就乐得放肆，看见我不喜欢的人干脆呆着脸理都不理，甚至瞪着眼睛看人，好象他不是人而是物。决没有谁会责备我目中无人，因为我自己早已不是人了。这是“颠倒过来”的意想不到的妙处。
　　这种充满喜剧性色彩的戏谑式语言在杨绛的散文中俯拾即是，那自在自然的洒脱情怀与生动自如的洒脱笔墨完美地结合到一处，令杨绛的散文韵味十足，掩卷仍不禁会心冥想。
　　“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杨绛以她独特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创造了散文家园中的艺术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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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而弥坚，笔耕不辍】
　　抒情、写意、记事、记人、论学、评书，杨绛的创作的确“随遇而作”。杨绛曾回忆，早年的几篇散文和小说，是在清华上学时课堂上的作业，或在牛津进修时的读书偶得。回国后在沦陷的上海生活，迫于生计，为家中柴米油盐，写了几个剧本。20世纪80年代后，“走到人生边上”的杨绛，进入创作的又一个高峰期：1981年，《干校六记》出版，这一年她70岁;1988年，《洗澡》首印，她77岁;2003年，《我们仨》问世，她92岁;2021年，《洗澡之后》出版，她103岁。
　　“我特别佩服老先生，她一辈子没偷过懒。”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感叹，晚年的杨绛完全可以享受盛名而不再作为，但她从来没有停止过思考和对文字的笔耕。
　　杨绛的勤奋与思考，得到了读者的热情回应。200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八卷本的《杨绛文集》，当年即获重印，此后又重印4次，总印数达1.6万套。2021年出版的九卷本《杨绛全集》也已发行了1万套。2021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杨绛著译七种》，不久前刚刚重印。同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我们仨》，截至2021年共印刷38次，总销量超过200万册。《干校六记》先后有英、法、日、俄等多种译本问世。

严肃——平易、温和 狂傲——谦卑、虚心 固执——随和
严肃；认真；随和、虚心、不世故。
作者不认同孤傲的说法，傅雷为人正直严肃认真不善于在人际上圆转周旋，只好潜身书斋，做学问。
表现傅雷坚持学术标准不顾及人情世故的为人处事的特点。
写出了傅雷除事认真，体现于“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做”

（二）记傅雷

　　作者：杨绛

　　抗战末期、胜利前夕，钱钟书和我在宋淇先生家初次会见傅雷和朱梅馥夫妇。我们和傅雷家住得很近，晚饭后经常到他家去夜谈。那时候知识分子在沦陷的上海，日子不好过，真不知“长夜漫漫何时旦”。但我们还年轻，有的是希望和信心，只待熬过黎明前的黑暗，就想看到云开日出。我们和其他朋友聚在傅雷家朴素幽雅的客厅里各抒己见，也好比开开窗子，通通空气，破一破日常生活里的沉闷苦恼。到如今，每回顾那一段灰黯的岁月，就会记起傅雷家的夜谈。

　　说起傅雷，总不免说到他的严肃。其实他并不是一味板着脸的人。我闭上眼，最先浮现在眼前的，却是个含笑的傅雷，他两手捧着个烟斗，待要放到嘴里去抽，又拿出来，眼里是笑，嘴边是笑，满脸是笑。这也许因为我在他家客厅里、坐在他对面的时候，他听着钟书说话，经常是这副笑容。傅雷只是不轻易笑；可是他笑的时候，好像在品尝自己的笑，觉得津津有味。

　　也许钟书是敢当众打趣他的人。他家另一位常客是陈西禾同志。一次钟书为某一件事打趣傅雷。西禾急得满面尴尬，直向钟书递眼色；事后他犹有余悸，怪钟书“胡闹”。可是傅雷并没有发火。他带几分不好意思，随着大家笑了；傅雷还是有幽默的。

　　傅雷的严肃确是严肃到十分，表现了一个地道的傅雷。他自己可以笑，他的笑脸只许朋友看。在他的孩子面前，他是个不折不扣的严父。阿聪、阿敏那时候还是一对小顽童，只想赖在客厅里听大人说话。大人说的话，也许孩子不宜听，因为他们的理解不同，傅雷严格禁止他们旁听。有一次，客厅里谈得热闹，阵阵笑声，傅雷自己也正笑得高兴。忽然他灵机一动，蹑足走到通往楼梯的门旁，把门一开，只见门后哥哥弟弟背着脸并坐在门槛后面的台阶上，正缩着脖子笑呢。傅雷一声呵斥，两个孩子在登登一阵凌乱的脚步声里逃跑上楼。梅馥忙也赶了上去。在傅雷前，她是抢先去责骂儿子；在儿子前，她却是挡了爸爸的盛怒，自己温言告诫。等他们俩回来，客厅里濒渐回复了当初的气氛。但过了一会儿，在笑声中，傅雷又突然过去开那扇门，阿聪、阿敏依然鬼头鬼脑并坐原处偷听。这回傅雷可冒火了，梅馥也起不了中和作用。只听得傅雷厉声喝，夹杂着梅馥的调解和责怪；一个孩子想是哭了，另一个还想为自己辩白。我们谁也不敢劝一声，只装作不闻不知，坐着扯淡。傅雷回客厅来，脸都气青了。梅馥抱歉地为客人换上热茶，大家又坐了一会儿，辞出，不免叹口气：“唉，傅雷就是这样！”

　　阿聪前年回国探亲，钟书正在国外访问，阿聪对我说：“啊呀！我们真爱听钱伯伯说话呀！”上年他到我家来，不复是顽童偷听，而是做座上客“听钱伯伯说话”，高兴得哈哈大笑。可是他立即记起他严厉的爸爸，凄然回忆往事，慨叹说：“唉——那时候——我们就爱听钱们伯说话。”他当然知道爸爸打他狠，正因为爱他深。他告诉我：“爸爸打得我真痛啊！”梅馥曾为此对我落泪，又说阿聪的脾气和爸爸有相似之处。他也告诉我傅雷的妈妈怎样批评傅雷。性情急躁是不由自主的，感情冲动下的所作所为，沉静下来会自己责怪，又增添自己的苦痛。梅馥不怨傅雷的脾气，只为此怜他而为他担忧；更因为阿聪和爸爸脾气有点儿相似，她既不愿看到儿子拂逆爸爸，也为儿子的前途担忧。“文化*”开始时，阿聪从海外好不容易和家里挂通了长途电话，阿聪又叫得一声“姆妈”，妈妈只叫得一声“阿聪”，彼此失声痛哭，到哽咽着勉强能说话的时候，电话早断了。这是母子末一次通话——话，尽在不言中，因为梅馥深知傅雷的性格，已经看到他们夫妇难逃的命运。

　　有人说傅雷“孤傲如云间鹤”；傅雷却不止一次在钟书和我面前自比为“墙洞里的小老鼠”——是否因为莫洛阿曾把服尔德比作“一头躲在窟中的野兔”呢？傅雷的自比，乍听未免滑稽。梅馥称傅雷为“老傅”；我回家常和钟书讲究：那是“老傅”还是“老虎”，因为据他们的乡音，“傅”和“虎”没有分别，而我觉得傅雷在家里有点儿老虎似的。他却自比为“小老鼠”！但傅雷这话不是矫情，也不是谦虚。我想他只是道出了自己的真实心清。他对所有的朋友都一片至诚。但众多的朋友里，难免夹杂些不够朋友的人。误会、偏见、忌刻、骄矜，会造成人事上无数矛盾和倾轧。傅雷曾告诉我们：某某“朋友”昨天还在他家吃饭，今天却在报纸上骂他。这种事不止一遭。傅雷讲起的时候，虽然眼睛里带些气愤，嘴角上挂着讥诮，总不免感叹人心叵测、世情险恶，觉得自己老实得可怜，孤弱得无以自卫。他满头棱角，动不动会触犯人；又加脾气急躁，止不住要冲撞人。他知道自己不善在世途上圆转周旋，他可以安身的“洞穴”，只是自己的书斋；他也像老鼠那样，只在洞口窥望外面的大世界。他并不像天上的鹤，翘首云外，不屑顾视地下的泥淖。傅雷对国计民生念念不忘，可是他也许遵循《刚第特》的教训吧？只潜身书斋，作他的翻译工作。

　　傅雷爱吃硬饭。他的性格也像硬米粒儿那样僵硬、干爽；软和懦不是他的美德，他全让给梅馥了。朋友们爱说傅雷固执，可是我也看到了他的固而不执，有时候竟是很随和的。他有事和钟书商量，尽管讨论得很热烈，他并不固执。他和周煦良同志合办《新语》，尽管这种事钟书毫无经验，他也不摈弃外行的意见。他有些朋友（包括我们俩）批评他不让阿聪进学校会使孩子脱离群众，不善适应社会。傅雷从谏如流，就把阿聪送入中学读书。钟书建议他临什么字帖，他就临什么字帖；钟书忽然发兴用草书抄笔记，他也高兴地学起十六帖来，并用草书抄稿子。

　　解放后，我们夫妇到清华大学任教。傅雷全家从昆明由海道回上海，道过天津。傅雷到北京来探望了陈叔通、马叙伦二老，就和梅馥同到我们家来盘桓三四天。当时我们另一位亡友吴晗同志想留傅雷在清华教授法语，央我们夫妇作说客。但傅雷不愿教法语、只愿教美术史。从前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曾经陪傅雷招待一个法国朋友，钟书注意到傅雷名片背面的一行法文Criiique d'Art（美术批评家）。他对美术批评始终很有兴趣。可是清华当时不开这门课，而傅雷对教学并不热心。尽管他们夫妇对清华园颇有留恋，我们也私心窃愿他们能留下，傅雷决计仍回上海，干他的翻译工作。

　　我只看到傅雷和钟书闹过一次别扭。一九五四年在北京召开翻译工作会议，傅雷未能到会，只提了一份书面意见，讨论翻译问题。讨论翻译，必须举出实例，才能说明问题。傅雷信手拈来，举出许多谬误的例句；他大概忘了例句都有主人。他显然也没料到这份意见书会大量印发给翻译者参考；他拈出例句，就好比挑出人家的错来示众了。这就触怒了许多人，都大骂傅雷狂傲；有一位老翻译家竟气得大哭。平心说，把西方文字译成中文，至少也是一项极繁琐的工作。译者尽管认真仔细，也不免挂一漏万，译文里的谬误，好比猫狗身上的跳蚤，很难捉拿净尽。假如傅雷打头先挑自己的错作引子，或者挑自己几个错作陪，人家也许会心悦诚服。假如傅雷事先和朋友商谈一下，准会想得周到些。当时他和我们两地间隔，读到钟书责备他的信，气呼呼地对我们沉默了一段时间，但不久就又回复书信来往。

　　傅雷的认真，也和他的严肃一样，常表现出一个十足地道的傅雷。有一次他称赞我的翻译。我不过偶尔翻译了一篇极短的散文，译得也并不好，所以我只当傅雷是照例敷衍，也照例谦逊一句，傅雷怫然忍耐了一分钟，然后沉着脸发作道：“杨绛，你知道吗？我的称赞是不容易的。”我当时颇像顽童听到校长错误的称赞，既不敢笑，也不敢指出他的错误。可是我实在很感激他对一个刚试笔翻译的人如此认真看待。而且只有自己虚怀若谷，才会过高地估计别人。

　　傅雷对于翻译工作无限认真，不懈地虚心求进。只要看他翻译的这传记五种，一部胜似一部。《夏洛外传》是最早的一部。《贝多芬传》虽然动笔最早，却是十年后重译的，译笔和初译显然不同。他经常写信和我们讲究翻译上的问题，具体问题都用红笔清清楚楚录下原文。这许多信可惜都已毁了。傅雷从不自满——对工作认真，对自己就感到个满。他从没有自以为达到了他所悬的翻译标准。他曾自苦译笔呆滞，问我们怎样使译文生动活泼。他说熟读了老舍的小说，还是未能解决问题。我们以为熟读一家还不够，建议再多读几家。傅雷怅然，叹恨没许多时间看书。有人爱说他狂傲，他们实在是没见到他虚心的一面。

　　一九六三年我因妹妹杨必生病，到上海探望。朋友中我只拜访了傅雷夫妇。梅馥告诉我她两个孩子的近况；傅雷很有兴趣地和我谈论些翻译上的问题。有个问题常在我心上而没谈。我最厌恶翻译的名字佶屈聱牙，而且和原文的字音并不相近，曾想大胆创新，把洋名一概中国化，历史地理上的专门名字也加简缩，另作“引得”或加注。我和傅雷谈过，他说“不行”。我也知道这样有许多不便，可是还想听他谈谈如何“不行”。年我又到上海接妹妹到北京休养，来去匆匆，竟未及拜访傅雷和梅馥。“别时容易见时难”，我年轻时只看作李后主的伤心话，不料竟是人世的常情。

　　我很羡慕傅雷的书斋，因为书斋的布置，对他的工作具备一切方便。经常要用的工具书，伸手就够得到，不用站起身。转动的圆架上，摊着几种大字典。沿墙的书橱里，排列着满满的书可供参考。书架顶上一个镜框里是一张很美的梅馥的照片。另有一张傅雷年轻时的照片，是他当年赠给梅馥的。他称呼梅馥的名字是法文的玛格丽特；据傅雷说，那是歌德《浮士德》里的玛格丽特。几人有幸福娶得自己的玛格丽特呢！梅馥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沙龙里的漂亮夫人，不仅是非常能干的主妇，一身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接待不速之客。傅雷如果没有这样的好后勤、好助手，他的工作至少也得打三四成折扣吧？

　　傅雷翻译这几部传记的时候，是在“阴霾遮蔽整个天空的时期”。他要借伟人克服苦难的壮烈悲剧，帮我们担受残酷的命运，他要宣扬坚忍奋斗，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①可是，智慧和信念所点燃的一点光明，敌得过愚昧、褊狭所孕育的黑暗吗？对人类的爱，敌得过人间的仇恨吗？向往真理、正义的理想，敌得过争夺名位权利的现实吗？为善的心愿，敌得过作恶的力量吗？傅雷连问他忠实的伴侣，竟被残暴的浪潮冲倒、淹没。可是谁又能怪傅雷呢。他这番遭遇，对于这几部传记里所宣扬的人道主义和奋斗精神，该说是残酷的讽刺。但现在这五部传记的重版，又标志着一种新的胜利吧？读者也许会得到更新的启示与鼓励。傅雷已作古人，人死不能复生，可是被遗忘的、被埋没的，还会重新被人记忆起来，发掘出来。

　　①参看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

俗话说的好：“父恩比山高，母恩比海深。”读完了《傅雷家书》本书后，我充分感受到了父母对儿女的爱。信中的傅雷流露出对儿子的深情，同时也不乏有着不可抗拒的威严。信中的父子，似乎已成了朋友。他们谈论着艺术，生活，学习，做人修养等。一封封的书信，一次次的爱，作为父亲的傅雷用父爱影响了傅聪的一生，为傅聪以后的生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教会了他如何在这世上生存。
其实，傅雷只是这千千万万的父母之一而已，同时他也是这千千万万的父母的代表之一。他拥有着这世上最普通，最平常的爱，同时这也是这世上最伟大，最圣洁的爱，但其实我们的父母也和傅雷一样拥有着如此伟大的父母爱。
父爱母爱是伟大的。母亲孕育了我们，而父亲为我们撑起了一个温暖而幸福的家。母亲就像避风港，外面再风大雨大，母亲也会为我们遮风挡雨。父亲就像是一盏明灯，为我们照亮前进的道路，把我们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
你不要说你没有感受到父母带给你的爱，其实爱就在我们身边，它们等着你去发现它们。
从我们儿时的呀呀学语，到姗姗学步，到现在，父爱母爱就包围着我们。当我们生病时，母亲在旁细心照顾我们，父亲为我们担心。当我们尝遍喜怒哀乐时，父母可能比我们所尝的却比我们多得更多。虽然有时候父母会责骂我们的不是，甚至会动手打我们，但请记住，父母打骂我们时，其实心里比我们更痛。也请记住，父母永远都是为我们好，永远都是爱我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