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思想通俗讲话》是钱穆先生后期的讲演与随笔的合集，顾其书名，其意并非是指用通俗的方法来阐述中国的思想，而是要在通俗的文化里揭示出其中蕴含有极精深的中国思想，语言是思想最直接的表现，所以这里的通俗文化主要是语言文化，此讲话贯通雅俗。
今已阅毕，随阅随思，毕而反思，渐始有三得三见。“三得三见”即是我阅读此书后大致有三点心得，且由此三点心得中又引发了我的三个见解。
先说“三得”：
一、文言与白话不能简单分割；中国的通俗语言中包含了大量来自于文言的词汇，这些最通俗的词汇竟然可以包涵中国全部的思想史。
书中重点讲了普遍见于中国社会所有人群哪怕是不识字的人群口中的四个词汇：“道理”“性命”“德行”“气运”。由“道理”与“德行”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人生观；由“性命”与“气运”二词来阐述中国思想中的世界观、宇宙观。而“道理”与“性命”是抽象的阐述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原理； “德行”与“气运”是从现实中讲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具体落实。
二、不能以国运的兴衰来判断文化思想的优劣。国家兴衰如同个人祸福，实属不可避免，国运兴衰与此国的文化思想固然相关，但不能简单的见衰判劣，关键还要看这种文化思想是否有转承衰世的气度与精神。
三、中国思想自成体系，国人应以立身于本国思想的基础上来博采众长。不应以西方思想体系的标准来衡量本国思想。
以上三得是我自身的得，因为此三得固然得之于钱穆先生的著述，需通透其理者自可去读钱穆的原著；而且我的所得也本于自身原有之人生观与世界观。每个人的观念不尽相同，理解也会有偏颇，不同的人看此著作自会有不同于我的所得。
故而且言“三见”，见解或者肤浅，但尽是已见，无伤钱穆誉名。
第一，文言与白话孰艰易？文言的精神是简易而非艰涩。
今天大多数人认为白话简易而文言艰涩，简单的割裂了文言与白话。
因为文言不属于今天的通行书面言，学得少也就会得少，所谓难者不会，当然文言难于白话。但我认为单就书写上论，文言实有白话所不能替代的方便实惠之长处。
文言与白话，即所谓语言与文字，两者的根本区别，不是难易之别，而是书写与口说的方式区别。白话为日常用语，文言为书写所用，因人类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所以文言的出现就是为了方便书写。
文言的方便至少可体现于两点：
1、以少胜多，便于书写。字少当然便于书写，这是有目共睹的。
2、精简流畅，概括性强。字虽少，意思却要表达清楚，这才称得上精简，有精简才有流畅。我们日常生活中要说一句话表达一种意思，听的人也许觉得很明白流畅，也很简单，但若要都按原话一字不差的记录下来，写在纸上来读，反而又感觉繁琐累赘，非常便拗了。这正是读与听的区别，所以对于语言的记录至少要减少一些无关紧要的口头语，另外日常对话还会辅以一些动作与表情，这些动作和表情也传达了一些含义，以及语音语调的变化，都是不可忽略又难以记录的，简单的直录，会造成语义的偏差，要避免偏差就要求书面的语言词汇对带有辅助表达的口语情境具有一些普遍的概括性与引申性，文言恰恰就有这种概括含混，包容引申的功能。
就以“文言与白话孰艰易”一句为例，若用白话表达，该如何说呢？是“文言与白话哪一个难哪一个容易”繁琐难听还在其次，关键还在于是否恰当，是写“哪一个”还是“哪一种”，量词不易确定，说“谁”更不妥，在这里“孰”字就有一种可包含各种情境的概括性，或者说“比较白话与文言的难与易”语言是流畅了，但表达的重心还是有差异的。文言与白话在书写上的难易就很明显了。
“文言”的来源就是为了方便记录而起，而不是为了使读者觉得难懂，从字面上看，“文”是书写记录的意思，“言”是指口头语言；“文言”一词的含义本身就是把说话用文字写下来的意思，所以从广义上讲，只要是以文字方式记录下来的语言，就是文言；那么“文言”又何来晦涩难懂之处呢？今人不过觉得文言的冷僻字较多，不识字当然不明意，还有古人用字混乱，通假异体频繁，以及所谓的鸿儒的故作卖弄；但须知这些都不是文言的本意实质，你看二千多年前的“学而时习之”“三人行必有我师”“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这些语句都是文言，但又何其流畅易懂，以致深入人心。
第二，文言的实质是一种统一的精神，是大国的精神
文言来源于白话，慢慢的游离于白话而作为一种书面语言自成为一种学术，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别之处，为其他民族所无。
近代中国国运的衰微引发了开化民众的启蒙精神，提倡白话成为一种运动，有利于扩大思想宣传的范围。但进一步批判文言进而扬弃文言则又属过激。如上所说，文言的本意是书写，而非艰涩，有书写才有文化的传承，之后文言独立于白话的发展久而久之使得文白有所脱离，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几千年来，中国屡遭变故、几经分裂，异邦的侵略、外族的践踏不堪甚数，但毕竟我中国总能历绝境而重生，依旧还是一个大中国，而不像印度、埃及、阿拉伯诸多古国，名存实亡。国人以此自傲绝不为过，但更应思量何以如此。可说是中国文化思想的伟大，不但有使本国国民转承于衰世的能力，而且有能化异族文化为己所融通的魄力。其精神实质是“统一”。对于像中国这样一个地域宽广、民族众多的大国来说，文化精神的统一才是长治久安的根本。统一的文化精神需要有一个统一的语言载体。“文言”就是这种伟大文化精神的语言载体。
不但不同民族的语言有差异，同一民族不同区域的语言也有差异，而各个地区各自不同时期的语言也会有差异。真正的统一并不是抹煞原有的差异，而是创造一种会通的共性。所以文言的实质精神是一种会通共性的统一精神，是大国应有的精神。
文言本来是以一种地方语言作为其核心的，但其要求统一的精神实质又使它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吸收会通其他的语言，并创立了新的词汇，但原本作为其核心的地方语言却没有这种发展，所以文言与白话才渐渐的有了差异使其有了各自独立的发展，才使得今天的我们觉得像两种语言。但要明白这种特殊的变化正是因为我国的文言已经由一种单一记录一个民族地区的语言的功能发展为可以融会统一整个中华民族文化思想的载体。
再来看我们今天提倡的普通话，它开始以北京方言为基准，但就词汇上讲，普通话的词汇是融会南北的，而北京话则没有这种使命，久而久之，两者的差异会越来越大。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今天的普通话是一种新的文言，因为它与任何一个地方的口语还是有区别的，因为它的真正实质还是在于统一。
第三，国学与西学之争，钱穆的观点是否可取？
首先说明，这里的“学”指的是一国的文化思想。关于国学与西学的优劣争论是近代学术史的焦点。
从观念上说，面临西学的冲击，前辈洋务派张之洞早已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样一个口号，但张之洞的“中学”固然是指中国学术思想，而他的“西学”之“学”指的是科学，并非西方的学术思想。之后的学者要么是如张之洞仅只利用西方的科学以致用，而在思想上则仍是固守中国思想的守旧派，对中西文化的思想并无学术上的思考；要么就是总是立身于西方思想来决定对中国思想的取舍，这后者又恰恰是中国近代思潮的主流，占绝大多数。即便以思辨著称的鲁迅先生提倡的“拿来主义”，其精神实质仍是害怕错拿了中国思想的糟粕而充满戒惧的。更有甚者如陈序经的主张全盘西化之说，在今天听来固然觉得不可思议，而在当时却未偿不是一种风气。
钱穆先生所代表的是哪一种观点呢？他是如何样看待我中国究竟该如何样的发展，在文化思想上该如何的取舍；还是只要以马列为依托就可以无所谓取舍。
他认为无论西方思想如何的优秀，最终我们还是要以中国思想为自己立身治国的核心，为什么？正如只有自己的父亲能够给与自己父爱，不但别人的父亲不能替代，即连自己的母亲也同样不能替代，别人的父亲再好也只会对他的孩子好，即使别人的父亲对自己好，那也不是父爱，也还是不能替代自己的父亲，从这个角度上说，自己的父爱，只能从自己的父亲身上获得。为学与为人一样，西学当然有长处，但对于中国人来说只有中国的思想是最优秀的。这并不妨碍西方人觉得西方的文化是最优秀的。
对于中国，如果没有了国学，也就等于没有了中国，如印度、埃及一般空有地名而无原先的民族了，即使西学救了中国使之蓬勃发展，那蓬勃发展之国也早已不是中华民族之中国了，犹如美籍华侨，身虽华人，质已是美国人了。学术之于中国，惟有国学。
我以为钱穆的观点是很主观的站在了国学最优的立场上的，但是这种主观也有一定的合情合理处。而且在今天国学不振的中国又是很有必要性的。正如要阻止一种极左的风气，单纯的客观也许并不能拨乱反正，非要有一种极右的力量与之抗衡，最终才会有一种中和的大气，而我极钦佩钱穆先生有一种极具意识的抗衡心，而认为他也是发扬中国思想的一种旗帜。信其思想必将历久而弥新。
以上我的“三见”，第一见单就语言文字论，第二见由文字引申为其承载的文化思想，第三见泛言国学。意欲由浅入深，实则愈入深处愈自顾空荡而无所发见，此少学之必然。

　　《国史大纲》是一本简要的中国通史，跟我们之前读过的《中国史纲要》有一点相似，但二者的侧重点完全不在一个地方，从目录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中国史纲要》着重讲每一个历史时期的特点，包括这一时期的衣食住行；而《国史大纲》则更为严肃，围绕一朝政治，兴起灭亡。

　　另外，作者的文风也截然不同，《中国史纲要》的作者翦伯赞具有很强的逻辑性，每个时期有代表的地方都会自然地提及，并配以实例和自己的讲述，像一本历史故事一样；而《国史大纲》完成于抗战年代，所以书中字字透露出了作者钱穆的忧患情绪，他像一个历史的诉说者，把最主干的部分立在那里，用迫切的话语唤醒人们去改变，更加醒目，更加清晰。

　　例如书中有一段钱穆痛切警示国人的话语：国人懒于探寻国史真谛，而勇于依据他人之说，因而肆意破坏，轻言改革，则自食其恶果。他反复强调中西文化演进不同，不能简单地用西方历史来套用中国历史，必须肯定不同国家民族之间文化的特殊性、差异性，以及文化价值的相对性。读到这里仿佛感觉到，这不是一本历史书，而是一本政治书了。读它的收获不在于了解这一段历史的概况和特点，对问题的分析、对精神的培养、对当今的.警示恐怕是我们从中可以得到的更大收获。

　　有人说近现代史有许多大家，但要真想读，就读钱穆。这句话我很赞同，虽说之前也看过《中国史纲要》，虽然同是中国通史，但带给我的感受却截然不同。同样是关于历史的介绍，从钱穆的介绍中，我们除去历史，还能得到更多关于哲学、政治、价值之类的东西，他是一个真正关注学术的人，真正学养深厚，融会贯通，他把对中华民族的热忱记录于纸背，用历史作为嘴巴，讲出心底的感情，讲明未来的政治。

　　价值决定人生，什么样的价值观，决定一个人拥有怎样的人生。钱穆的价值观决定了他独树一帜的风格，学术深厚，态度也端正，只有学品人品都值得夸赞的人才可以称作大家，在我心中，钱穆是这样的一位大家，我读他的思想，渴望从中获取一丝的领悟，渴望受到他一丝的影响。

《国史大纲》读后感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 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 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 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而今日教材几乎只论朝廷腐败一点。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朝廷必腐败反动”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虽然是过去但值得研究 . . .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一代国学大师。钱穆读书治学始终充满一种理想和激情，一种民族情怀。钱穆的学生、著名学者余英时曾说：“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个子不高，但神定气足，尤其是双目炯炯，好像把你的心都照亮了。”当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傅斯年认为史学就是史料学，史学的工作是整理史料，不是作艺术的建设，不是做疏通的事业。这种思想在历史学界有很大影响，并得到政府支持。但是钱穆却坚持自己的理想，做贯通的历史。他在北京大学争取到一人把一门通史课讲完，其目的就是要说明历史应该是能融会贯通的，而不仅仅是考证史料，更重要的是他要说明中国历史是有其独特的规律和模式的，教师的任务就是让学生掌握它并对它保持信念。通过多次备课和讲授，钱穆终于将上自太古，下至清末贯通起来，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体系，钱穆的民族情怀也贯穿在平时的生活中，在他初入北平，进燕京大学讲课时，就对校方用英文字母给教学楼命名表示不满，在他的提议下，燕京大学把外国名字均改为中国名字，也有了以钱穆名字命名的穆楼。据说，今天北京大学校园内的未名湖，也是钱穆命名的。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钱穆随学校南迁。学校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联合组建西南联合大学。生活一度非常艰苦，钱穆曾和吴宓、闻一多、沈有鼎四人合住一屋。在西南联合大学，钱穆继续讲授中国通史课程，局面更胜以前。著名历史学家、后来曾师从钱穆的严耕望讲述当时盛况：“校外旁听者争坐满室，先生上讲坛，须登学生课桌，踏桌而过。”也是在这里，钱穆开始手不停挥地编写《国史大纲》，因为正值抗战期间，钱穆笔间感情更加充沛。《国史大纲》跨越了几千年的风雨，不断重演着外族人入侵与被同化的历史、中国人在面对外来挑战时所表现出的气节与智能……在一个西方世界占据优势，中国正在跌落自信的谷底时，钱穆希望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历史保持着“温情与敬意”，该书一经出版发行，就成为全国大学的教科书，风行至今。抗战胜利，北大复校，傅斯年主持校务，钱穆没有得到聘书，遂闭门著书立说。
1949年，钱穆经由广州去了香港，离开大陆，此后再也没有机会回归故土。
当时的香港成了一个大的流亡场，各色人物从大陆逃亡香港，其中也有无数流亡学生。这些流亡学生，就像在大海上四处飘泊，前途渺茫，失去了精神依托。在这种情况下，钱穆放弃了较为闲适的教书生活，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创建新亚书院，为内地流亡学生提供一个学习工作的场所。严耕望后来感叹，钱穆此时正是学养成熟而精力未衰的阶段，正当更有高度发挥，却因时局动荡，被迫到香港办学，十余年间耗尽心力，对于学术界是一项不可弥补的损失，但是，对于当时的学生，却有了精神的依归，更是为中华传统的存亡续绝，钱穆回忆新亚书院初创办时，“彼辈皆不能交学费，更有在学校天台上露宿，及蜷卧三、四楼之楼梯上者。予于晚间八九点返校，楼梯上早已不通行，需多次脚踏铺被而过”。在这时代巨变的无可奈何中，钱穆是要努力去培养传递文化的薪火。新亚书院是当时香港唯一不牟利的学校，许多老师来此授课，纯粹都是尽义务。学校还在每周末设公开学术讲座，吸引校外人士来听讲。
新亚书院位于香港著名的贫民区，条件十分艰苦。钱穆只有两间小屋，一间居住，一间办公。办公室给余英时的印象是“一张长桌子已占满了全部空间”。支撑着他的，是中国传统精神。余英时回忆，在一个炎热、潮湿的夏天，他发现钱穆正躺在地板上，病了。
钱穆叫余英时去买二十四史给他读，仿佛这足以驱逐其所有的痛苦。钱穆亲自给新亚书院写了校歌：“……乱离中，流浪里，饿我体肤劳我精。艰险我奋进，困乏我多情。千斤担子两肩挑，趁青春，结队向前行。珍重珍重，这是我新亚精神。”新亚书院最终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教育的奇迹之一。而钱穆从香港到了台北，他再未回到大陆。1990年8月30日，钱穆在台北寓所辞世，享年96岁，身后留下一千四百万言的著作。1992年，家人将钱穆骨灰散入茫茫太湖，以示其魂兮归来。
2009年8月8日，国学大师钱穆、傅斯年墨宝在香港拍卖。其中钱穆的信札，用行书写就，字体飘选、秀雅，信中钱穆写道，“今日之国运，吾侪从事学术教育工作者皆不得辞其咎”。短短一句话，可见一代国学大师“以天下为己任”的胸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