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是中国古代最大的文化工程，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了一次最系统、最全面的总结，呈现出了中国古典文化的知识体系。

按照内容分类分经、史、子、集四部分，部下有类，类下有属。全书共4部44类66属。

1、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

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

2、史部收录史书：

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

3、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

包括儒家类、兵家类、法家类、术数类、艺术类、谱录类、杂家类、类书类、小说家类、释家类、道家类等14大类;

4、集部收录诗文词总集和专集等：

包括楚辞、别集、总集、诗文评、词曲等5个大类。

5、除了章回小说、戏剧著作之外，以上门类基本上包括了社会上流布的各种图书。

扩展资料：

由乾隆皇帝钦定，集数千人之力完成的《四库全书》，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据《四库全书总目》，共著录书籍3461种，79309卷。

《四库全书》共抄录7部，分藏于北京紫禁城的文渊阁、北京圆明园的文源阁、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沈阳的文溯阁、扬州的文汇阁、镇江的文宗阁和杭州的文澜阁。

清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的灾难接连不断，分藏七处的《四库全书》大都颠沛流离。文澜阁《四库全书》能保存流传至今，经历尤为曲折。历代浙江文人深明大义，为保护国宝而抛洒热血，使文澜阁本躲过战乱而幸存，实为传奇。

那是在1861年的初冬，太平军攻入杭州，钱塘人丁申、丁丙兄弟避难于杭州西溪。次年正月，丁氏兄弟在街市闲逛，突然发现小摊贩用于花生、瓜子的包装纸竟全是《四库全书》的散页，二人大惊失色，急查看店主的包装纸堆，竟分拣出数十册被污损的《四库全书》，不堪入眼。

丁氏兄弟深知《四库全书》之于国家民族的重要，眼见《四库全书》已从文澜阁流入街市，深感事态严重，决定冒险施救。他们趁夜色潜入西湖孤山脚下的文澜阁旁，见文澜阁四周满地残籍，库书已遭受前所未有的浩劫。兄弟俩指挥家人收捡残籍，背负肩挑，运往西溪风木庵藏起来。

然而，许多典籍已经流落民间，如何将市民手中的典籍重新收集起来？杭州民间有着“敬惜字纸”的文化传统，丁氏兄弟便雇人每日沿街收购书本、散纸。6个月中，丁氏兄弟从街市收购回文澜阁书8689册，使得1/3左右的库书得以劫后余生。

但兄弟俩深知这一典籍已成残籍，因而萌发了补齐这部典籍的念头。他们招募了百余人，从宁波天一阁、卢氏抱经楼、汪氏振绮堂、孙氏寿松堂等江南十数藏书名家处，及长沙袁氏卧雪庐、南海孔氏“三十三万卷楼”等处，搜觅精善之本进行抄写，耗时11年，共抄书26000余册。

在《四库全书》编纂过程中曾将一些对清政府不利的文字删除，或将部分书籍排除在丛书之外，还有部分典籍漏收，丁氏兄弟借此将其收录补齐，并归还文澜阁。

民国时期的浙江图书馆首任馆长钱恂，继丁氏兄弟之后又继续了补抄工作，谓之“乙卯补抄”。钱恂，浙江吴兴（今湖州）人，著名的外交家和开明学者，曾担任大总统顾问和国民政府参议员。

钱恂后来虽被袁世凯调至北京工作，但这项补抄工作并没有终止，他在北平家中安置了不少抄写人员，从文渊阁借出《四库全书》继续补抄。

此后，海宁人张宗祥又发起“癸亥补抄”。最后完成的文澜阁《四库全书》比原来更为完整：原《四库全书》有漏抄，如补抄本《竹岩集》12卷，原四库本仅3卷，现册数比原来增多；补抄依据的版本优良，集清末全国藏书之精华；有许多被馆臣删改的文字按原样据原本得以恢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的特点如下：

《四库全书》于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开编，并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成立四库全书馆，正式启动编修工作，历经十年，于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著成。本书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

先后共计4200余名学者和专业人员参与此书的编辑工作，其中任命的正、副总裁以下的官员就有360多人。历时14年最终完成。《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部丛书。图书典籍非常丰富，其中有不少珍本秘籍。

经部收录儒家“十三经”及相关著作，包括易类、书类、诗类、礼类、春秋类、孝经类、五经总义类、四书类、乐类、小学类等10个大类，其中礼类又分周礼、仪礼、礼记、三礼总义、通礼、杂礼书6属，小学类又分训诂、字书、韵书3属。　　

史部收录史书，包括正史类、编年类、纪事本末类、杂史类、别史类、诏令奏议类、传记类、史钞类、载记类、时令类、地理类、职官类、政书类、目录类、史评类等15个大类，其中诏令奏议类又分诏令、奏议2属。

传记类又分圣贤、名人、总录、杂录、别录5属，地理类又分宫殿疏、总志、都会郡县、河渠、边防、山川、古迹、杂记、游记、外记10属，职官类又分官制、官箴2属，政书类又分通制、典礼、邦计、军政、法令、考工6属，目录类又分经籍、金石2属。

《周礼》乃礼之大体，是礼的根本，更偏重对理论的说明。而《仪礼》书影《仪礼》则是事之细节。《礼记•明堂位》书影《礼记》是记录有关先秦礼仪论说的著作。所谓“记”，即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礼记》并非作于一人一时，原来没有独立成书，而是附于《仪礼》而流传。这三本书《周礼》《仪礼》《礼记》并称为：三礼。

  根据东汉马融的《周官传》所说，认为《周礼》之所以后出，是因为秦始皇“特恶”此书，秦自孝公以下用商鞅之法，其政酷烈，与《周礼》相反，故秦始皇禁挟书，欲搜求焚烧，故《周礼》隐藏百年。汉惠帝除挟书之律，开献书之路，而《周礼》一书既出，又人于秘府之中，五经博士们未能得见。
西汉后期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校理秘籍，始得此书，列之于《别录》《七略》之中。然而，《冬官》一篇已亡，后以《考工记》补之。《周礼》作为西汉早年重新出现的先秦旧籍，前人已经说的十分清楚， 但此书仍遭到一部分学者的怀疑和排斥，后世拒绝相信该书的人更多。
清 代以来，经过一些学者的细密考证，《周礼》的重要性已逐渐为人们所认 识。特别是近些年来，随着金文研究的进展，《周礼》一书的价值表现得 更为清楚了。《周礼》的内容十分丰富，其中所记大部分为西周旧制，亦加有作者 的一定的理想成分。全书划分为六个部分，即《天官冢宰》《地官司徒》 《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所以，《汉书•艺文 志》著录该书为“《周官经》六篇”。
该书除《冬官》已经亡佚，而以《考 工记》代替外，地官、夏官、秋官的个别职掌亦阙。依照《周礼》六官所 记，不仅可以考见西周旧制，还可以了解作者的思想。除《周礼》以外，礼书还有《仪礼》和《礼记》。东汉经学大师郑玄 分别给《周礼》《仪礼》《礼记》作注，并写有《三礼目录》一卷，后世郑 注盛行，所以这三部经书便并称为“三礼”了。
《仪礼》原来单称《礼》《士礼》或《礼经》，是西周、春秋时代礼仪 活动仪式汇编。《仪礼》一般认为成书于东周时代，旧说《仪礼》为周公 所作，此说不可信据。《史记》《汉书》都认为是孔子采辑当时各诸侯国的 礼仪制度加以整理而成。据《礼记•杂记下》记载：“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
《士丧礼》于是乎书。”《士丧礼》是《仪礼〉〉中的一篇，可知《仪礼》的撰作与孔子有密切的关系。《仪礼》一书成书于春秋末年，但该书所记载的礼仪制度一定早已存在了。《仪礼》记载了各方面的礼仪制度，如士冠礼、士昏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乡射礼、燕礼、大射礼、聘礼、公食大夫礼、丧服、士丧礼等等。
但该书只讲礼仪的细节，不讲礼的意义。所以郑玄、孔颖达将《周礼》与《仪礼》进行比较后认为：“《周官》为体，《仪礼是《周礼》《仪礼》有体、履之别也。所以《周礼》为体者，《周礼》是立治之本，统之心体以齐正于物……其《仪礼》但明体之所行践履之事。”又说：“《周礼》为本，则圣人体之;《仪礼》为末，贤人履之。
”可见，《周礼》乃礼之大体，是礼的根本，而《仪礼》书影《仪礼》则是事之细节。《礼记•明堂位》书影《礼记》是记录有关先秦礼仪论说的著作。所谓“记”，即是对经文的解释、说明和补充。《礼记》并非作于一人一时，原来没有独立成书，而是附于《仪礼》而流传。
《汉书•艺文志》说：“《记》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后学所记也。”现在流行的《礼记》就包括在这131篇中。经过流传，《礼记》形成了 85篇的《大戴礼记》和49篇的《小戴礼记》两个本子。《大戴礼记》由于不受重视，流传过程中有所遗失，现今只存39篇。现在一般所说的《礼记》指《小戴礼记》，由于郑玄为之作了比较详细的注释，它的地位超过了《大戴礼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