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越经理人是怎样炼成的
　　——读《冯谖客孟尝君》有感
　　我国古代史学名著《战国策》中有一篇史记——《冯谖客孟尝君》，讲的是齐国相国孟尝君的一个食客——冯谖如何以高超的智能为主人“买”来忠义、营造“三窟”、巩固政治地位的故事，近日重读颇感寻味。一是感到故事本身的情节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让人屡读不厌；二是觉得故事隐含着主仁臣忠、义利回报等深刻哲理，着实发人深省；三是发现它与现代企业理念有着诸多的契合之处，极具古鉴意义。基于此，将读后感悟拟写成文，以期对我们目前企业管理有所启示。
　　一、冯谖堪称一名优秀的管理者
　　故事中的冯谖只是一个寄食于贵族官僚家里的食客，比不得现代企业中人，但其所作所为与现代企业的管理者颇有几分相似。彼得·德鲁克在《卓有成效的管理者》一书中对卓越管理者的描述是：1、他“必须是用知识在工作”，即脑力工作者，而非体力工作者；2、他“必须着眼于贡献，影响组织的目标和结果”，包括推出新产品，提高市场占有率，提出并推行有价值的行动方案，有效的改进某些即定做法和惯例等等。以这种描述来衡量，他真的堪称一名卓有成效的管理者。请看冯谖，非体力的食客身份，动脑筋的谋士职责，与彼得·德鲁克的框定竟是天作巧合。更加难能可贵的是冯谖义无反顾地追随主人，从未心生杂念。须知在残酷的封建制度下，主子若在政治斗争中殒命，被豢养的食客、门人等一定不会幸免。此等矢志不渝，甚至是生死与共的选择不可不谓之“着眼于贡献”。特别是他以独特的视角、创新的胆略和标新立异的手段，在主人的封地对农户免除地租、焚烧地契，为其“买”来万民“忠义”，后期在主人遇到政治风险时又为其巧妙营造“三窋”等，无不是彼得·德鲁克所指的“影响组织的目标和结果”及提出并推行有价值的行动方案、有效的地改进即定惯例之行为。
　　面对古人和现代企业管理牧师的要求，我们在企业中的管理者无颜再怀踌躇怯懦之意，无颜再行因循守旧之举，而是要向古人学习，学习他们的矢志不渝，学习他们的忠义智勇，在创新中成长，在创新中打造卓越。
　　二、孟尝君堪称最具爱心包容的老板
　　看罢故事，蓦然觉得，单凭冯谖的执着和睿智是成就不了卓越管理者的，没有颇富爱心包容的孟尝君，恐怕再优秀的冯谖也会一事无成。曾有人说，幸运的企业主往往凭借他的爱心包容就能成势，因为爱心包容是人才的聚宝盆。那么，让我们看看孟尝君是怎样表现他的卓越的呢？首先是爱心留人，当“贫乏不能自存”的冯谖以“无好”、“无能”的劣质条件投奔孟尝君时，被其“笑而受之”。明知无能还慨然收留，只能说明他对社会底层贫困人士的一种怜悯包容。当冯谖厚颜无耻地一次次升级抱怨“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时，孟尝君虽有嗔怪却又一一满足，充分表现了他身为贵族的雅量。当冯谖自告奋勇承揽去薛地（孟尝君的封地）收债的重任却又打破常规，别处心裁地“买”来虚无缥缈的“义”的时候，孟尝君视之为“重大失误”而极度不满，并失望呵斥：“唉，你可算了吧”。但即使这样，也未下逐客令。在此，孟尝君的包容之心得到了最鲜明的展现。
　　至此，我们并没有看出孟尝君有什么高超的人力资源管理手段，仅仅是比较充分地表现了他的宽容大度，但就是这宽容大度也便成了他在危机关头的救命稻草。您看，对老板来说，爱心包容是多么的重要！
　　三、培养卓越管理者的条件
　　按彼得·德鲁克的定义，卓越即卓有成效，意指有效地做对的事情。按我的理解，这可以通指一个组织，特别是该组织的主人，亦或是首领、老板对属下管理者的一种要求和期盼。但我们从故事中可以体会到，战国时期能够生养一个流芳千古的冯谖绝离不开孟尝君这个决定性的因素。试想，如果孟尝君没有对社会底层人士的爱心收养，没有对冯谖的一次次厚颜要求的忍受及对当时已被视为重大失误的“买义”事件的包容，还会有他后来去封地避难时的“未至百里，民扶老携幼，迎君道中”的场景吗？亦不会有其“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的安生吧！
　　劳资双方分道扬镳时，往往站在各自的角度行事，老板可能会不屑地说“天涯何处无芳草”，打工族可能会凛然回应“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但若冷静下来思忖，岁月如梭，人生苦短，无论是老板还是雇员，谁又能熬得起几次这种怄气式的“从头再来”呢？
　　据此，我们得到这样的启示：一是做为管理者，你要最大限度地培养自己的优秀潜质并不失时机地发挥它的效能，不得有须臾的懈怠，这是在组织中立足进而达成卓有成效管理者的内在基础；二是做为企业所有者，既要熔炼你的智慧，又要豁达你的胸怀。靠聪慧睿智来制定高远的战略、践行科学的经营，以宽大胸怀来包容爱抚你的员工，渐次满足如冯谖般“食以草具（粗粮）”时的温饱需求、抱怨“食无鱼”、“出无车”时的尊重需求、叹息“无以为家”时的养家需求，以及积极承揽重任的自我实现需求，当然也包括出现失误时的包容需求。用现代眼光看，古人冯谖当年所要求的与现代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所描述的并无二致。这就更应鼓励企业所有者，以史为鉴，来完善现代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手段，给予足以满足管理者生存需要和尊重需求的工资待遇甚至是持股权利、实行“五险一金”等福利保障制度、营造温暖大家庭的和谐安全环境等等，使之不为温饱所困、不因贫贱而窘，再施以企业文化励其心、鼓其志，卓越的管理者必定大量涌现并能同生共荣。如此，殚精竭虑的老板们即可高枕无忧了！

《冯谖客孟尝君》是战国策中久为传诵的名篇。本文写冯谖为孟尝君出谋划策，帮助孟尝君在齐国权力交替的局势中巩固了政治地位，表现了冯谖的政治远见和才能，也反映了当时的权贵的养士之风，同时也肯定了孟尝君礼贤下士的某些品德。从思想内容上来说，这篇文字歌颂了冯谖的政治卓见。冯谖的所谓“焚券市羲”，实际上是一种争取民心的活动。冯谖的政治远见，明智远虑，就在于他比较清醒地看到一个统治者尽管可以一时拥有大量的财富，但如果失去民心，将是十分危险的。从文学性、艺术特色来看，这篇文章的特点，我们主要从刻划人物上来认识。作者通过对人物的言谈、行为细节的描写，通过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地刻划了一个有奇谋异策的冯谖的形象，生动地描写了他异乎寻常的智谋和奇士的风采。文章写冯谖的三件事，一是冯谖初为门客，以异乎寻常的回答和行动试探了孟尝君对“士人”的态度；二是在他替孟尝君到薛地收债时，在薛地当众烧券，收买了民心；三是写在孟尝君失掉相位后，冯谖出奇谋恢复了孟尝君的相位，并建议在薛地建立宗庙，以长久保护封地，最后点出，“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介之祸”都是冯谖一系列的策谋起了作用。作品中孟尝君及“左右之人”的描写亦传神，“以君贱之也，食以草具”，以及后来的“以告”，“皆笑之以告”，“皆恶之，以为贪而不足”，见出人情世态来。

　　读《冯谖客孟尝君》有感
　　今天，接触了中国文学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战国策》中的《冯谖客孟尝君》。当老师将这篇古文递给我时，我惊呆了——这是一篇多长的古文啊！
　　这篇文章主要讲了：冯谖受到孟尝君的善待，他很感动。于是一心一意地跟着孟尝君，为他“买义”，使他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在孟尝君被贬后，仍然死心塌地地跟着他，为他出谋划策，让他重返政界。为他掘好了三窟。
　　当读到冯谖受到孟尝君的善待后，还不停地提出要求，觉得他是一个贪得无厌的人，总是不知足安命。这时认为孟尝君是一个十分大方的人。可当读到冯谖为孟尝君去讨债时并为他“买义”时，对冯谖的成见立即烟消云散了，反而为他的做法而对冯谖平添了几分敬佩。而对孟尝君的看法也随之转变。而到了最后，对冯谖简直佩服的五体投地。真是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啊！多亏了冯谖的帮助，孟尝君的政治地位才得以巩固。
　　历史上还有许多像这样的像这样的事例：比如刘备三顾茅庐请求诸葛亮出师，才得来后来三国鼎立的形势。历史上也有许多像冯谖这样的人：比如张飞。虽然他莽莽撞撞，可他赤胆忠心，为刘备立下了赫赫战功。另外，读了这篇文章，对“义”有了更深的理解：“义”不仅是指友谊，而指的是信义。“民无信不立”这句古训也许就是这个意思吧！
　　是呀！没有冯谖的帮助的话，孟尝君也许就不会成为齐国政界叱诧风云的人物；而没有孟尝君的善待，那冯谖也许就“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读《冯谖客孟尝君》有感
　　从《冯谖客孟尝君》也不难看出，冯谖作为一个普通的门客，渐渐得到孟尝君的重视和厚待，可以看出战国时期社会“重士”的风气兴盛。后来孟尝君叫他去收债，冯谖却召集百姓毁掉债券，回来就跟孟尝君说为他买了“义”。后来孟尝君真的感到为他买了“义”，以民为本方能得到民心。也正是“重士”和“以民为本”让孟尝君安稳地做了几十年的相国。
　　一、战国“重士”的时代风气
　　孟尝君利用丰厚的财产招贤纳士,在诸侯之间享有重士、爱士、养士、用士的盛赞。他热情好客,平等待人,不分贵贱、国别。当然孟尝君的门客并非全是鸡呜狗盗之徒，也确有富于政治远见和才能的人。冯谖就是其中的一个。孟尝君把冯谖安排在三等门客里，给予普通食客的待遇，吃粗茶谈饭。过了十几天，冯谖倚着柱子，弹着自己带来的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鱼吃。”总管告诉孟尝君，孟尝君说：“就给他鱼吃吧，给他二等门客的待遇。”过了一段时间，冯谖仍弹着宝剑唱道：“长剑啊！我们回去吧！这里没有车子坐。”孟尝君又给了他车子，给他一等门客的待遇。这就是“重士”的经典表现！
　　当时，各诸侯国对“士”往往都采取宽容的政策，允许学术自由。无论在战国早期魏国的“西河之学”，或是战国中期齐国的谡下学宫，还是战国晚期吕不韦以三千门客编撰《吕氏春秋》，所实行的学术政策都是宽容的。各诸侯或大夫为了逐鹿中原，统一中国，十分需要借重“士”的力量，因此纷纷养士，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早在春秋时期就开始有“重士”的社会现象，比如齐桓公设庭燎招士。齐桓公当政的时候，士的阶层开始活跃于政治舞台上，他们既有文化知识，又有统治才能，其中不乏济世安邦的人才。具有敏锐政治眼光的齐桓公率先注意到这一新动向，意识到霸业能否实现，关键在于能否招揽到天下的人才，能否得到新兴的士阶层的支持，于是在管仲的辅佐下，采取种种措施，招士养士。
　　到了战国，“重士”风气更是兴盛。由于战国诸侯对“士”的宽容政策，“士”就好象自由的鸟那样，可以“择木而栖”，从而促进了各国的人才流动。如战国初期的魏文侯草贤礼士，他周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战国中期，齐威王、宣王之时，在都城临淄西门外设谡下学宫，招探天下文人学士，在那里讲学和著书立说.议论朝政。后来的“四公子”，即齐国的孟尝君、魏国的信陵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他们不吝珍珠重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各国贤士也宾随而至，养士多达几千人。其中齐国的孟尝君养士最为著名。孟尝君继承父业后，就大兴土木，修盖房子，招待天下豪杰。只要投奔他的，他全者收留。战国后期秦国的吕不韦，也有食客三千，多为有一技之长者，“士”中许多优秀人物受到重用，甚至出为卿相，如商鞅、吴起等，学术活动也受到鼓励和资助。
　　当时齐国经济发达、政治开明以及良好的文化政策，齐国君王给予士人的优厚物质待遇。比如号称“稷下之冠”的淳于髡有功于齐，被贵列上卿；孟子被列为客卿；荀子则是“三为祭酒”、“最为老师”。[1]于是，吸引了当时几乎所有的著名学派汇集稷下。刘向《别录》记载说：“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稷下学士是为田齐君王们的政治需要，制造舆论、设计蓝图、拟定典章制度。同时，稷下先生及其各派学者利用齐国提供的良好的环境与条件，潜心研讨，互相争鸣，取长补短，丰富和发展了各自学派的学说，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大融合。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中，各家各派的著作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这就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学术繁荣景象。
　　能真实地反映了战国纵横家之世的时代风貌和时代精神的要数《战国策》了，其从天子公卿诸侯君臣转换到新兴的知识阶层──“士”身上来，把战国策士赤裸裸的反叛传统、追求功名富贵和竞争奋发、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整个战国时代，是“士”人纵横驰骋于政治舞台的时代。据《战国策齐策》记载：燕国攻打齐国，险些灭亡齐国。闵王出逃被杀。田单力挽狂澜，据守即墨城，反击燕军，收复失地，后来拥立太子庸为襄王，田单自己做了相国。《战国策齐策》还记载：貂勃常诽谤田单是小人。田单却把他举荐给齐襄王，俩人成了莫逆之交。这就是“襄王尊田单”的故事，“重士”的风气可想而知。由于当时“重士”风气兴盛，社会流行还“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意识。在封建社会里，士能如此，不失为一种美德，是值得称颂的。但是封建社会是家天下，所以统治者与士的关系只能是知与被知、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
　　二、“以民为本”的时代风气
　　《冯谖客孟尝君》一文讲到，后来冯谖为孟尝君追债，反而把从百姓收集起来的债券销毁掉，回来就跟孟尝君说：“我用债券给你买回了‘义’啊！”孟尝君听了，虽也觉得有点道理，但是很不满意。现在既然木已成舟，也只得无可奈何地哼了一声说：“先生，你算了吧。”过了一年，齐闵王觉得孟尝君权力太大，又听信了一些谗言，就罢了他的官。这时候，孟尝君的三千门客大都离开了他，只有冯谖等少数人跟着他。他们一起跟着孟尝君驱车往薛地走去，当他们走到离薛城还有100多里路的时候，只见薛城的老百姓扶老携幼地夹道欢迎他们。孟尝君看到这动人的场面，连忙回过头来对身后的冯谖说：“这是你给我买来的民啊！我今日才见到了。”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以民为本”的经典表现！。
　　以民为本，就是“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众是国家、社会的根本；民众生活稳定了，国家才能安宁。从历史的发展看，以民为本的重民思想萌生于西周，勃起于春秋战国，先秦时期的许多思想家、政治家如周公、管子、老子、孔子、荀子、墨子等都先后有过不同论述，孟子更是提出“民为贵”的卓越见解和轻刑薄税、制民以产、听政于国人、与民同乐等具体措施，把传统重民思想推向高峰。
　　最早提出的“以人为本”的是管仲，齐国诸子都是管仲的信徒，自然都是人本主义者。管子十分重视和肯定人的价值，主张“十年树木，终身树人”。管子认为，人在万物中是最有价值的，比起粮食、树木这些有用之物来，人的价值最高；不重视人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不以人为“本”，则“小者兵挫而地削，大者身残而国亡”[2]。因而要求执政者尽可能满足人民谋求生存的愿望和要求，多给人民以实惠。只有做到爱民、利民、富民、惠民，政顺民心，令合民意，才能实现政通人和、长治久安的政治目的。孔子的仁学思想体系，就是在民本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仁者爱人”，是对人本主义的最高概括。“民贵君轻”是对人本主义的一种激进的注脚。
　　“以民为本”这一强音在战国时期的大改革家商鞅那里找到了雄劲的音符，“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今人归吾,吾何忍弃去!”荀子的《富国篇》则提出了以大力发展社会生产促进社会财富迅速增长保证人民丰衣足食为目的，如何对国民经济进行管理的整套方针和方法。主张富国要与富民并举，提倡“上下俱富”[3]，强调“下贫则上贫，下富则上富”，“使天下必有余，而上不忧不足”[4]。
　　孟子则强调仁政管理，其关键在于得民，而得民的根本则是得民心：“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5]儒家学说实质上是一种感化人心的哲学，强调关心人、尊重人，肯定人的价值和尊严，调动人的积极性，显示了浓厚的人本论的色彩。孟子对君臣关系的论述，也不是一味地强调“忠君”，而要求互相尊重。他对齐宣王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6]这也体现了孟子重视人格平等的超俗品格。
　　孟子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上首先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7]的辉煌命题，将“民”的重要性置于国家的象征－－社稷和君主的地位之上。这是民本主义发展到战国时代极激进的口号。人民是国家君主存在的根本，统治者必须为民谋福利，否则便可变置江山社稷和帝王君主。民心民意是衡量统治者政治得失和是否发动战争的标准。孟子也从夏桀、商纣丧权**的历史教训中得出结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其民矣。”孟子主张实施仁政，反复强调社会的管理者要“轻刑薄税，制民以产”。[8]他反对残酷的剥夺、不义的征讨，抨击“拔一毛而利天下，吾不为也”的极端利已主义。
　　也正因为这样的风气，战国历代开明君主、有识之士都把爱民、利民作为治国之道。民心向背，决定兴亡。民心的得失向背，同国家的治乱盛衰息息相关，水能推舟，也能覆舟。也正如荀子所说的“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民为本，就要求人与人的和谐：儒家的仁爱、墨家的兼爱，都肯定我与他人同类，主张人与人之间应当相爱。孟子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强调“人和”是取得成功的首要因素。荀子的“人生不能无群”、“和则一，一则多力、多力则强，强则胜物”，强调要使群居生活免于纷争，趋于强胜，人们就必须各守职分而彼此和睦；只要社会各阶层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就能够实现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综上所述，从《冯谖客孟尝君》，我们也不难看出，“重士”和“以民为本”已经风魔整个战国时期，同时也正因为这两个时代风气，各个诸侯国迎来了学术的繁荣昌盛和社会的国泰民安。“尊重知识分子”和“以人为本”的思想对于今天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来说，具有深远的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