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为转载，仅供参考，版权归原作者。
浅谈法与文化
——读《法辨》有感
之所以选择《法辨》来读，是因为老师的一句话：《法辨》在这十本书当中是文笔最好的。但是拿到书之后，我就开始暗自后悔。因为对于一个刚刚接触法学的我，书中的专业术语、深刻思想等还显得有些晦涩难懂。在硬着头皮纠结了一个月之后，我终于合上了最后一页。下面，我就来谈谈我对《法辨》的一点浅薄看法。
《法辨》是梁治平老师的一本文集，收录了梁老师1985年到1987年间的大部分文章。一共是十九篇。其中有十三篇都刊发在充满思辨与呐喊的《读书》杂志上。集子的名字来源于书中很精彩的一篇文章——《“法”辨》，文章讲了中国国家与法的形成过程与特点，是表现文集主题的点睛之笔。梁老师将《法辨》划为四个部分，分别是概说、中国法、西方法和中西法律传统之比较。他试图用这四部分的有机组合，揭示文集的主题——用法律阐明文化，用文化阐明法律。毫无疑问，他成功了。而且梁老师以其锐利的思想和清新而质朴的文风开辟了一种法学研究新方式——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法律。这也无疑是中国法学研究里程碑式的拓展。
在文章《“法”辨》中，梁老师提到，拉丁词汇中能够译为“法”的词不胜其多，最有意义的却是两个，即JUS和LEX。JUS的含义有二，一为法，一为权利。LEX相对JUS具体而确定，可以指任何一项立法。
但是，在中国古代，法起源于先秦时代的刑，始终纠缠于制裁。法作为中国古代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一种统治手段，它强调了义务，却不保障权利。更不是维护公平正义的有力武器。人治模式下，统治者的个人品性将直接决定着治理模式的效果如何，而作为其统治工具的法也随之具有了随意性，失去了法的至高无上的庄严。时至今日，在现代化的中国提到法，人们也不免会想到强制、规范，而不是公平、正义。这已深深地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之中。梁老师在《“法”辨》开篇就提到，19世纪的历史法学派认为，一个民族的法乃是该民族以往历史和精神的产物，一如其语言和习惯。千百年来，中华人民生活在等级与服从的社会，已经慢慢忽略了作为一个自然人与生俱来的自然权利。这无疑是这个泱泱大国最大的悲哀。
与此相比，古代西方的法观念则要温和得多，内涵也更丰富。他们那里没有古代中国常见的氏族间的征战与压迫，却有不同社会集团之间的明争暗斗。只是为了社会利益的调整和重新分配，所以不可能激烈如中国古代的征战。为此，他们常常采用中间的方法，比如，制定某种契约，以妥协的方式解决。契约精神的贯彻使西方法实现了华丽转身。自此，法律成为西方社会系统的最高权威，成为凌驾于其他个人与组织之上的公共权力。
而产生这样的对比的原因是什么呢？梁老师告诉我们，是文化传统。因为法不仅是一种社会现象，更是浩瀚无垠的文化国度里的一部分。二者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文化作为整体，引导法的发展；法作为部分，推动文化的进步。一个国家的法只有根植于自己的文化中才能永垂不朽。
但是遗憾的是，在现阶段的中国，法与文化并不是齐头并进的。我们的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代。我们现在的法律制度，包括宪法、民法、诉讼法等许多分类，它们是被设计来调整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是构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法制社会的基础。它们亦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法律信仰，应被世人尊敬。但现实与理想，总归是有差距的。中国老百姓的权利观念依然淡薄、公平意识依然缺乏，法在中国老百姓眼中还是压制、约束的代表。我国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与现行的法律制度存在着某种意义上的脱节和断裂。这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障碍之一。所以，改变是必须的。问题是怎么改。梁老师在《法律传统及其现代化》中给了我们答案，他说，两种或多种文明的融合往往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产生出新的文明。罗马文明和日耳曼文明之于欧洲，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之于日本，都是如此。或许，我们真的可以期待，终有一天，我们的法律和文化会相得益彰，既继承了我们的文化传统，又吸取了西方法治理念的精髓。但此路任重而道远，需要我们中国的法律人在社会变革的深刻脚印中，在洒下汗与泪的持续探索中，寻找答案。
改变尚未成功，法律人仍需努力！

学习民法的心得体会
一、对民法的一些认识。
法律是社会的调节器。任何部门法皆以一定的社会关系之调整为使命，民法也不例外。民法区别于其他部门法的原因，在于它有自己特殊的调整对象和调整方法。
民法的调整对象是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人身关系就是人格和身份发生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财产关系就是大陆法系的“物权”就是以财产为媒介的社会关系和法律关系。民法的调整方法分为事前调整和事后调整。民法调整在于恢复正常的民事关系。民法的性质。首先民法为权利法，其次，民法为私法，是市民社会的法，是私人社会的宪法。民法的基本原则：当事人在民事活动中地位平等，意思自治的原则，诚实信用的原则，权利不得滥用原则。
民事活动是日常的社会生活，民事社会活动在民法的范围内活动。而民事活动超出了它的范围才与行政法和刑法发生关系。民事活动是最基本的市民社会的活动，可以说民法具有领先性。
民法是私人社会的法，是民间社会的法非权力社会的法，是完全平等的法，是调整民事社会的法。它保护的是私权。因此我认为民法是民众之法，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植根于民众的社会生活，来源于民众的社会实践，与民众自身利益息息相关。在诸法之中，与民众利益关系最紧密者，莫过于民法。
二、学习民法的心得。
学习民法不能只看法条，即使是把《民法通则》及《司法解释》都背下来也是无济于事的，民法重要的是在对法条记忆的基础上对实际问题的解决，即要联系实际案例，进行分析才能真正的理解。
学民法，要多做练习，对实际上的案例进行分析，通过这种途径去理解法条，也就是说在对法条有充足的理解基础上，再去记忆。
三、民法的展望
展望民法有两个角度，一是从法本身来看法，二是从法外来看法。进入21世纪的中国民法会怎样发展?能否如前面所讲，把市民社会放到核心的地位，把权利本位、私法自治突出来，深入人心，这关系到中国法治化的整个进程，也关系到经济民主化、政治民主化的进程。
从法本身的角度来展望中国民法。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对中国的经济、政治以至伦理确实有巨大的贡献，而且更多的是开启了一种民智，提出了一种新的治国理念，即不要贫困落后的社会主义，要让人民过上富足的生活，过上自由的有尊严的生活。虽然这种自由状态现在还受到许多约束，但与改革以前相比已是极大的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从民法的制度到理念，我们更多地是从大陆法，包括从欧洲、日本的民法典以及中华民国的民法中借鉴对我们民族发展、政治经济改革有益的东西，结合国情，形成如今中国民法的基本状况。并有了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合同法、商标法、专利法、著作权法、公司法、票据法等诸多民商事立法，再加上05年颁布实施的物权法，当今中国的民法的立法体系不断的趋于健全。
但是可能我们中国还是需要一般民法典。法典化对于民主国家有着积极的意义。人治的基本原则是“临事制刑”，即事情出现了才制定法律。而法治必须把规则预先公开。规则一旦制定，就不光约束老百姓，同样也约束立法者和执法者，一个国家没有什么东西比“法”更大。法典就有这样的功能：把所有的规则事先制定出来，公之于众，以此引导人们的行为，保护人们的权益。法典的意义并不仅在于有文字规范，更重要的是要人们知道有什么制度，知道自己有哪些权利。而它更深远的意义在于成为一种文化，成为人们的一种习惯和自由，即依法办事，依法治国。
民法典不是单行法，也不是一般的法，是改革三十多年来法文化的结晶，需要充分的酝酿和准备。一方面是要加快民法典的立法进程，另一方面要对民法典的制定持十分审慎的态度，因为这毕竟是我国法治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完全有理由相信，稍微长一点的时间，中国也能搞出一部比较好的民法典。

    起初看《干法》所提到的“提升心性，磨练灵魂”这八个字的时候，原以为言下之意就是从工作中不断去提升自己的能力与品德，阅读完《稻盛和夫语录100条》后才对这八个字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提升心性”意指我们要让自己拥有一颗纯洁美好的心灵，这颗心灵是“真我”而不是“自我”；这颗心灵是“善良之心”而不是“邪恶之心”；这颗心灵具备着“爱”、“真诚”及“和谐”而不是被利己欲望弄得混沌的心里；所谓“心不唤物物不至”，事情的结果由心中如何描绘而定，心里没有呼唤过的东西，不会自动来到自己的身边，现在自己周围发生的所有现象都不过是自己心灵的反映。所以我们的心里不应该有愤怒、怀恨、猜疑等，不要在心里描绘一些带有否定性、阴暗的东西，而应该时常抱有梦想，在心里描绘积极美丽的事物。所以只有当我们拥有一颗美好的心灵时，才会去想着做好事、做善事，想着为社会、为他人做奉献和贡献，那么我们的人生必将充满光明。要在人生中、工作中做出出色的成果，人的思维方式、人的心态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磨练灵魂”意指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每个人都要带着躯体离开这个人世，如果说有不灭之物，那就是人的“灵魂”。一个人死亡后无人追念或怀念，那这个人就彻底已离开人世或死亡；但一个人在生前做了很多行善积德的好事，死后经常被世人所追思，那这个人并未“死亡”，而是活在人们的心里，“灵魂”开启了新的征程。所以人生的意义在于在人生谢幕之时，带着更美好、更崇高的灵魂去迎接死亡。

    正确的思维方式对人生而言至关重要，但现实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受周围的人与事影响从而沦陷自己良好的道德观，如果转变为负面的思维方式那么人生就岌岌可危，所以我们需要不断扪心自问:“作为人，何谓正确？”同时把正确的观念与事情贯彻到底。

1.        敬天爱人
2.        人生方程式（成功方程式）：

人生·工作的结果=思维方式（人格·理念）X努力（热情）X能力

3.        人生的意义在于磨练灵魂

4.        因果必报不必躁

5.        “心想事成”是宇宙法则

6.        心不唤物物不至

7.        描绘理想

8.        以纯洁的心灵来描绘愿望

9.        一直思考到“看见结果为止

10.    动机至善，私心了无

11.    与“宇宙的意志“相协调

12.    以“作为人，何谓正确？“进行判断

13.    爱、真诚及和谐之心

14.    把利他之心作为正确判断

15.    戒除私心才能正确判断

16.    要把事物简单化

17.    要如实观察

18.    拥有美好的心灵

19.    保持谦虚、坦诚之心

20.    常抱感动之心

21.    小善乃大恶，大善似无情

22.    要克制“三毒“

23.    人格=性格+哲学

24.    兼备事物的两极

25.    大胆与细心兼备

26.    抱纯粹之心，走人生之路

27.    谦虚的本质

28.    拥有率真之心

29.    将灵魂注入语言

30.    不可将个人才能私有化

31.    苦难和成功都是考验

32.    保持开朗的、积极向上的态度

33.    自己的路自己开拓

34.    把自己逼入困境

35.    在土表正中相扑

36.    认真努力，埋头工作

37.    极度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38.    脚踏实地，坚持不懈

39.    认真地、拼命地投入工作

40.    踏实努力，精益求精

41.    自我燃烧

42.    最求完美

43.    能力一定会提高

44.    能力要用将来进行时

45.    工作时要“有意注意”

46.    战胜自我

47.    明确事业的目的和意义

48.    以心为本的经营

49.    以大家族主义从事经营

50.    每个人都代表企业

51.    遵循原理原则

52.    探究事物的本质

53.    全员经营

54.    从客户的视角观察

55.    有言实行

56.    哲学必须血肉化，否则将毫无意义

57.    具备真正的勇气

58.    经营取决于坚强的意志

59.    怀有强烈而持久的愿望

60.    认为不行的时候，正是工作的开始

61.    做到成功为止

62.    提高心性，拓展经营

63.    贯彻公平竞争的精神

64.    要公私分明

65.    以德制才

66.    重视伙伴关系

67.    直言相谏

68.    率先垂范

69.    成为漩涡的中心

70.    构筑信赖关系

71.    信赖关系从自己内心构筑

72.    深怀感谢之心

73.    必须经常保持谦虚的姿态

74.    点燃团队的斗志

75.    设立具体的斗志

76.    目标要众所周知，彻底贯彻

77.    齐心协力

78.    形成合力

79.    贯彻实力主义

80.    以关怀之心，诚实处事

81.    光明正大地追求利润

82.    销售最大化，费用最小化

83.    提高核算意识

84.    定价即经营

85.    以节俭为本

86.    必要的时候购买必要的物品

87.    贯彻健全资产原则

88.    经营要依据正确的数字

89.    玻璃般透明的经营

90.    打开智慧的宝库

91.    工作是万病良药

92.    实践重于知识

93.    贯彻现场主义

94.    倾听产品的声音

95.    制造完美无瑕的产品

96.    今天胜过昨天，明天胜过今天

97.    重视独创性

98.    乐观构思，悲观计划，乐观实行

99.    勇于挑战

100.  树立高目标

　　随着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法律的完善日益体现人性化和道德性。下文是我为大家整理的关于2021年法律本科 毕业 论文 范文 的内容，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2021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1
　　论法学 教育 的困境与改革

　　一、中国法学教育的发展现状

　　中国法学教育源远流长，据历史记载，中国最早的法学教育起源于春秋。近代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始于清末，1904年，清政府建立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所法学教育专门机构——直隶法政学堂。从1952年开始“司法改革”运动，各大学原先设置的法律系撤销或合并，这一过程被称“院系调整”。从“院系调整”之后，“政法教育”代替了传统意义上的法学教育，大学法学系的任务是培养从事政法理论工作的人。

　　大幅度裁汰法律教育机构与大量吸收未受法律教育的人进入司法系统，造成了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体制化。这种体制化一方面导致了法学教育主要局限于高等院校内部法学学科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另一方面致使法律职业未能走上职业化的发展轨道，存在泛政治化、行政化和大众化的倾向，至今还深深影响着我国的法学教育改革和发展。

　　改革开放后，法学教育开始复苏，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定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极大地促进了法学教育的发展。短短的30年，法学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中国1977年恢复招生时，全国只有3所法学院系，100多个大学法学本科生，2008年有651所，在校法学专业学生76万人，其中硕士生8万人，博士生1万人，形成了以普通高等法学教育为主体的、成人高等法学教育和中等法律职业教育为补充的法律教育体制，建立了包括法学学士、硕士、博士和法律硕士在内的较为完善的学位制度。但是，应当看到在我国法学教育繁荣发展的同时，其背后隐藏的深层次问题。

　　二、中国法学教育的困境

　　(一)从社会层面上看法学教育问题

　　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反映了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情况，法律职业与法学教育分离是20世纪50年代法律革命的产物。时至今日已经成为不可动摇的体制，中国的法学教育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法学人才培养的多元化和层次化，造成了国家教育管理的混乱和教育资源的巨大浪费。

　　当年大量农民、工人和转业军人经过简单的培训进入司法机关，对他们的大规模在职教育催生了法学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多元化和层次化，这一法学教育体制一直延续至今。目前，我国的法学教育从教育层次上有中专、大专、本科、双学位、研究生教育;从教育 渠道 上有正规普通高校法学教育，有法律函授、广播电大、夜大等非正规法学教育;从法学教育的招生类别来看，我国法学本科教育有公费生、自费生和委托培养生，法学研究生教育也分计划内招生和计划外招生等。这些导致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人才标准口径不一，同时冲击了正规法学教育，影响了教育质量。

　　2.盲目扩大招生规模造成教学质量的下降，增加了法学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各类教育机构不顾自身的办学条件，在师资、图书资料等教育设施不具备的情况下盲目招生，导致法学人才培养质量难以保证，现在的法学专业毕业生普遍存在法学基础不牢、实践能力差、法律思维能力低等问题。这样的毕业生无法处理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日益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能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

　　3.司法考试制度给我国法学教育带来了机遇与挑战，处理不好会影响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我国，不仅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资格之间是分离的，就是法律职业各个行业本身也是相互独立的，我国最早有律师资格考试作为律师的准入条件。法院和检察院从20个世纪80年代末起也开始在系统内部进行相应的初任法官和初任检察官资格考试。但是难度要小于律师资格考试，很大一部分转业干部或复转军人并不需要参加此类考试便可以直接当上相应级别的法官或检察官。鉴于此，从2002年开始，国家推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制度作为取得法律执业资格的条件，这就为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现行司法考试制度并不完善，其中主要体现在没有将法学专业作为唯一的报名专业资格，这与西 方法 治发达国家的法律职业准入做法不同，与其他行业(如医学)通行做法也不一致，使得我国法律职业精英化、同质化面临挑战和不确定性。

　　(二)从法学教育制度本身看我国法学教育的不足

　　法学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才，涉及法学教育培养目标和如何培养两个基本问题，即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和培养模式。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将法学教育的培养目标定位为培养“精英型”法律人才，综合理论素质、实际职业技能以及职业道德水平都达到了一定高度。而从我国法学教育的发展来看，原有的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法治社会对法律人才的需要，法学教育出现了许多问题。

　　1.教学内容上，我国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开设的课程主要是以部门法学科的划分或国家颁布的主要法律为主，重在讲授原理和条文，忽视对原理、条文背后所蕴涵的价值取向、社会观念的讲解;培养和训练学生实际操作能力的课程很少;忽视对学生法律职业道德的教育等。

　　2.教育方式上，重理论，轻实践。教师在课堂上过多地讲授理论知识，课堂讨论、案例分析教学、启发式教育等 教学方法 运用过少。这种教学方式很难调动起学生学习积极性，不利于学生法律思维的训练和培养。同时，很多学校的教学资源严重不足，没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多媒体、模拟法庭、实习场所等硬件设施都不到位，严重影响教学效果。

　　3.师资水平上，我国的教师来源单一。大多数教师都是法学院高学历的应届毕业生，他们没有任何法律职业实务 经验 ，这样的教师教学只能是理论的思辨，无法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同时，学校重科研、轻教学的情况严重，许多教师为了评职称，关注学术研究，忽视教学工作，这也不利于高素质法学人才的培养。

　　三、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

　　面对如此众多的问题，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应该向什么方向发展，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律人才，怎样解决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分离的问题，怎样培养出适合社会需要的法律人才等现实问题摆在我们的眼前。

　　(一)更新教育理念，明确法学教育培养模式

　　法学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必须定位在社会需求的基础上，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当前，我国的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民主法治建设进入了全新的发展时期;国际经济、政治、 文化 交往日趋频繁，各种复杂、新型的社会关系不断出现，社会对法学人才的法律认知、法律职业的 思维方式 和处理法律事务的综合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通识教育的培养模式已不适应社会对人才的需要，因此必须更新教育理念，以培养应用型、复合型的法律人才为目标。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掌握深厚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广泛的科学人文知识;具备严密的法律 逻辑思维 能力和突出的语言表达能力;同时注重对学生职业道德的教育、职业技能训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培养。

　　(二)规范办学层次，优化教育结构，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1.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和非正规法学教育。

　　我国目前法学人才培养分为三类：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从各国法学教育来看，法学专业的最低层次是法学本科，这是法学专业的学科性质决定的。我国法学专科教育起点过低，容易造成法学人才素质低下，因此应当取消法学专科教育，建立以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为主的法学教育层次体系，本科阶段以培养从事司法实务的实践型人才为主，研究生阶段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主。

　　2.规范非普通高校的法学教育，优化法学教育结构。

　　应当明确规定普通高等学校是法学学历教育的唯一合法主体，禁止司法系统和行政系统兴办的法官学院、检察官学院、行政学院、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公安院校、司法学校、培训中心以及各种广播电视大学、夜大等各种非普通高校开办法学学历教育，将这些学校的法律教育定位为法律职业培训教育或者法学继续教育。

　　3.完善司法考试制度，改善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相分离的状况。

　　施行司法考试制度有利于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立，对我国的法学教育发展大有裨益，能够提升法学教育的学历层次;促使学校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要真正实现法学教育与法律职业的同一性必须完善司法考试制度，确定法学本科是报考司法考试的唯一准入资格。

　　(三)改革人才培养方式，提高法学教育的教学质量

　　1.完善法学教育内容，培养应用型、复合型人才。

　　除了法学专业的专业主干课程和基本课程外，应该开设交叉学科，如哲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开拓学生的视野;为适应中国和世界接轨的要求，应努力培养熟悉WTO规则、国际条约和其主要成员国相关法律的法学人才。我国法学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与法律职业相分离，法学人才实践能力差，因此要增加法律技能课，包括司法文书写作、法律文件起草的写作技巧、实用侦破技术、司法口才技能(如询问技术、辩护的技术等)。

　　2.转变教学方式，重点培养法科学生的司法实践技能。

　　首先，淡化理论的讲授，采用实践性教学方法，如案例教学法、诊所法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法庭旁听等，让学生身临其境地学习、体会法律职业者的工作，学会用法律职业者的法学思维去思考和解决问题。其次，加大对法学教育的基础性投入，引进先进的科技设备和技术手段，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和互联网开展教学，实现教学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成果共享;建立法学教育实习基地，强化与法律职业团体的联系，让学生参与到法律实践中去。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落实法学教育培养目标。

　　法学教师是培养法学人才的关键，教师的素质直接影响到法学人才的培养。现阶段，我国的高校法学教师法律职业水平不高，因此，大学法学教师，特别是讲授实务性非常强的课程的教师要定期参与相关法律实务部门的工作或参与办理案件。同时高校也可以多渠道选任教师，聘请法律实际工作部门的优秀人才来校兼职客座教授，弥补高校教师实践能力的不足。高素质师资队伍的构建还有赖于提高教师的待遇，鼓励教师探索教学改革和实践，而不是仅仅将科研成果作为评价教师水平的决定性指标。

　　我国现代法学教育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从历史进程上看，还属于刚刚起步的探索阶段，存在问题在所难免。虽然法学教育的改革千头万绪、阻力重重，但是只要我们立足国情，对未来法学教育的发展有科学的判断和稳步推进改革的具体方案，实现法学教育现代化将指日可待。
　　2021年法律本科毕业论文范文篇2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摘要：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的实质是个人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的范式对话，环境法与民法二者之间在内容上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其原因在于民法所采取的是个人主义范式理论，而环境法所采取的是整体主义范式理论，因此二者之间自然就会存在着差异性。由于当前环境问题的突出，致使法学面临着严峻的考验，因此实现法学与民法学的对话尤为重要，与此同时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自身的范式危机也是构成当前实现二者对话必要性的深层因素。基于此，本文首先阐述了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产生的动因，然后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研究了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再次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进行了探讨，最后为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提出对策，即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二者之路。

　　关键词：环境法学;民法学;范式整合;个人主义范式;整体主义范式

前言：当前，环境法与民法之间的互动性成为了法学研究界所关注的一大焦点，民法学关注此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绿色”民法典的呼声日益高涨，而环境法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当前很多关于环境法的基本问题都与此研究相关，而关于存在争议性强的问题通过法学的分析，也会归结到这一互动研究上。尽管当前关于此议题的探究已经上升到理论层次，但是还是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以全面的挖掘其所具有的深层意义，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产生的动因

　　(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

　　当前，随着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相关学术界一直为探索解决途径而努力，加上科学发展观的提出，面对日益复杂的环境问题，促使跨学术研究更加的活跃。因此，基于社会这股强大的政治氛围与理论氛围，环境法与民法之间对话得以实现。

　　(二)民法典立法的推波助澜

　　随着民法典立法进程的推进，民法学界为了进一步捋清环境问题对民法学的影响，因而需要与环境法学之间建立对话，以顺应对民法典立法这一项重任所带来的挑战。在民法的立法中，关于物权法的制定涉及到了自然资源方面的立法问题，关于侵权行为的相关法律的制定又涉及到环境侵权救济的问题，因此，民法必然会寻求与环境法实现对话的途径。

　　(三)环境法学探索者的推波助澜

　　针对当前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如何需找到有效的法律解决途径成为环境法学者当前所面临的一大挑战，而民法中的相关内容正符合了环境法学者的需求，因而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也成为了环境法学解决问题的途径之一。环境法以解决环境问题为先导，因而突破传统的束缚，实现跨专业研究，而民法又是集诸多部门法于一身的法学理论“储备库”，顺利成章的成为环境法学者寻求沟通的对象。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可能性与必要性

　　(一)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可能性

　　1.二者同属中国的法律系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共存于中国现行的法律体系内，是我国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中国法律体系的构成，其立法的本质属性、目的以及意义等在大体上所呈现出的共性特征，因此，环境法学与民法学之间是以共性为基础的，因此，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对话，只是基于学科设置不同而进行的分领域研究。

　　2.二者的历史渊源

　　二者的历史渊源表现在环境问题最开始的解决途径：在我国尚未出台环境法时，关于环境的相关法律问题都是通过民法来解决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有着内在的关系，从某种层面上讲，环境法学是民法学的继承者与进化者。而这种关联性就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实现提供了可能性。但是，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其区别与独特属性使其构成了不同的法律学科，这在当前的法学研究学科的划分中也已经给予判定。因此，在环境法学与民法学探讨共同理论问题时，需要给予明确的界分。

　　3.二者之间的冲突的实质是选择

　　针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之间的冲突问题，其根源并不属于正确与否的判定，而仅仅是在二者中的选择问题。构建二者之间的对话的根本在于集合二者的力量以更好的解决当前社会环境问题所带来的困难与挑战，从而在完善各自的基础上，进一步解决环境问题。因此，在解决问题时所面对的是民法与环境法，解决时所面临的是选择谁的问题，是到底以何种法律手段来确定解决问题方案的抉择。

　　(二)环境法与民法对话的必要性

　　二者实现对话的必要性总体来讲是为了更好的应对当前“挑战与危机”，其挑战是来自当前社会环境问题的严峻形势，而其危机则是来自于民法学危机与环境法学危机。对于其所应对的挑战是实现二者对话的根本动因，而关于二者所存在的危机的本质为理论研究范式危机。

　　1.理论范式概念

　　所谓的范式指的是：由从事某一特定学科研的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内所达成的共识以及基本观点，是一个学科的共同体在研究准则、概念体系等方面的某些共同约定[1]。当前，在国内学术界对于范式的应用非常广泛，因而其内涵已经远远的超出最初库恩所赋予的定义，具体来讲，当前范式所指的是涉及到一个学术共同体时，学者们所构建的共有知识假设、研究模式、研究方法、价值标准，还包括了人们理解世界的知识体系。

　　2.环境法学范式危机

　　理论范式概念的诞生来衡量我国法学理论学科，能够充分的反映出当前其尚未建立属于自身的理论研究范式，这就证明了环境法学范式危机的存在。之所以说当前中国环境法学尚未构建自身的理论研究模式，可从以下实例找到原因：蔡守秋教授提出“调整论”在环境法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对整个中国的法学界的影响也非常大。此理论的提出就充分的证明了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形成理论范式体系。但是，并不能因为中国环境法学尚未建立自身的理论范式，就片面的认为中国的环境法学就是弱势学科，事实上，范式危机存在于当前中国各法律学科中。 　　3.民法学范式危机

　　中国的民法是继承于大陆法系司法制度的成果，而大陆法系的民法制度又是以个人主观观念为基础建立的，在20世纪的私法公法化的呼声中，此观念的危机凸显，因而，民法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修正工作，在其完善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承受着来自各新法律部门的挑战，进而危机四伏。中国民法在继承大陆民法制度的同时，也相应的继承成了大陆民法的理论体系，而这种民法法律体系的继承，使其陷入被动的地位。因此，如果用理论范式来恒定我国的民法学，在当今的改革阶段，显然其所承担使命的完成任重而道远。但是，不能因为当前我国的民法体系的不规范，就认为其要将其作为全部任务与使命，全身心的致力于此，这并不属于我国民法学的主要任务。因此，作为我国法律全局性的范式危机，只能说明我国的法律还过于“年轻”，只要一定的时间其必将能够茁壮成长。

　　4.范式的整合

　　实践作为理论存在的根本，是理论得以存在与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因此，不管对范式危机承认与否，都应该使理论还原于实践，通过实践来验证，并通过实践来使其“羽翼丰满”，只有直接的应对社会真实问题的挑战，才能促使理论体系的日趋成熟。环境问题当前就是社会中的一大问题与挑战，正是因为环境问题的存在才成就了环境法学的诞生，而同样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日趋加剧，致使法学“绿化革命”的出现，这就充分的显现出传统的范式理论无法满足当前的需求，而全新的理论范式正在发展过程中。因此，构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是理论打破重重危机并构建全新范式理论的最好方式。实现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使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的观念、立场等问题进行明确的界定，从而实现二者理论重构的目标，也就是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与重构。

　　三、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与功能

　　(一)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

　　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目的在于：使二者能够明确界定自身的观念、价值等，从而实现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各自的理论范式的整合与重构。

　　(二)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功能

　　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功能为：拓展双方的视野、转换双方当前的传统思维模式、更新双方的方法、实现各自价值的重构。在二者对话的过程中，各自将原有秉持己见的思想意识进行转变，从而更新自身甚是问题的立场与角度，协调二者之间的对话，进而以对话互动的形式来促进各自的发展与完善。也就是在对话中，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实现了换位思考，通过转变自身原有思维来实现对原有未知问题的发现与解决，从而也就形成了环境问题上的理论范式重构。此外，在实现对话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各自观念、立场以及价值等的重新认识与界定，从而在协调二者之间关系的过程中，也就实现了对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

　　四、环境法学与民法学对话的内容与现状

　　(一)环境法学――以民法力量实现对环境问题的解决

　　环境法的形成与发展的理论根源是民法，在最初的环境法学中，其所用来解决环境问题的法律依据便是民法以及刑法，因此，民法对环境法的重要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当环境法面临着某些环境难题时，以环境法的思维方式很难寻找到解决的途径，而转换到民法上，很多时候会“另有一番天地”，这就是民法学对环境学的影响。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政府强调自身的主导作用，因此，促使环境法也具备了相应的行政法特点，因此，其在表现上通常以禁止性的规定或者强制性的规范为主，从而使自身局限于其中，因此，“行政主导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立法模式成为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环境法立法界的共同呼声。而其中关于引进市场机制的观念，就是在环境法制度的制定上将民法的思维理念引入，以借助民法学的个人主义理论来实现环境法学理论范式的重构。

　　(二)民法学――环境问题给民法以及民法学理论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环境问题给民法学所带来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其理论上的个人主义，而在民法典制制定过程中，“绿色民法典”的呼声致使此挑战也成为了民法发展的机遇。因此，当前加强二者之间的对话，能够推进民法典制定以及民法学理论构建的进程。当前，民法学理论已经踏上了重构之路，只是尚需时间来实现深入研究与汇总。比如民法中关于物权法与合同法的理论：当前，在民法中关于物权法领域，如何实现物权法理论的生态化，成为了当前民法学者所关注的焦点。由于物权的社会化，致使将公法的支配与公法的义务融于物权概念中，从而展现了当前物权对社会群体利益的充分重视。因而，如果以此为思维意识出发点，就有学者提出了将环境保护融于物权理论中，从而构建生态物权;也有学者在研究农林牧副渔权的基础上，提出准物权理论的构建思想。在合同法领域中，同样存在着将合同法生态化的思想理论，即所谓的“环境合同”。

　　五、实现环境法学与民法学范式整合的途径――公序良俗原则

　　“公序良俗原则”在当前民法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它的功能在于修正并限制“私法自治原则”。当前关于公共安全秩序原则，相关学者对其进行了 总结 ，大致分为十种，其中关于“危害国家工序的行为”的原则需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概念解释。事实上，这一原则的实质便是个人主义理论范式接受整体主义范式观念修正的链接，因此，环境法与民法的关系也在此“公序良俗”原则中得以体现。为了更好的适应当前的发展形势，民法学理论也自觉的承担起社会化、生态化的重任，结合自身理论框架的实际，最大程度的来实现对社会化与生态化的理论实践。

　　而当社会化与生态化在民法中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出现民法无法再调整现象，因此，这也是环境法学产生的原因之一，也正是基于以上原因，环境法等法学理论从诞生起便以社会法自居，其所注重的是强调对社会的公益性。基于此，民法与此类“社会法”之间不但在理论上、还在实际规范性上存在许多必然的关联性，而且其在调整的过程中在内容上也呈现出一定的承接关系，也正是基于这一意义，民法学者梅格库斯提出了经济法、劳动法与传统的商法等是一样的，都是“特别司法”。先忽视此种断论的正确与否，其观点已经表明了所谓的“社会法”―环境法，在内容的调整上与民法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与承接关系。事实上，将“公序良俗原则”作为民法与“社会法”的内容调解分工上的分界，可以将其视为当前法律体系的一种新的思路。

　　六、总结

　　综上所述，本文基于民法学与环境法学的整合进行了研究研究探讨，从而为二者之间的对话构建出一个系统的框架，并为环境法学与民法学的范式整合在范围上分界线的确定奠定基础。通过对民法学与环境法学对话的产生动因、可行性与必要性、目的与功能、内容与现状的探讨，提出以“公序良俗原则”为整合与重构。

　　参考文献：

　　[1]陈新夏.康德的目的论与“人类中心主义”问题[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5(01)：52-56.

　　[2]叶俊荣.环境问题的制度因应―环境法律与政策[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

　　[3]曾世雄.民法总则之现在与未来[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