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伟大的文学巨匠。他善于择取和概括当时风云变幻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宏大而又精细的艺术构思，中篇小说《蚀》三部曲和《虹》、长篇小说《子夜》和《腐蚀》、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春蚕》，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相当出色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引人入胜，读他所写的内容经常能够使我融入其中，感受他所描绘世界里的点点滴滴。我曾读过他的“农村三部曲”，令我尤为感触。
《春蚕》是矛盾短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名篇。作品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收成灾”的鲜明主题享誉文坛。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老通宝这一代农民的典型。他勤劳、刻苦、倔强，是养蚕能手，也是一般农事、木工活儿的老前辈。但他思想保守，传统观念很重，只相信天命和自家祖上发家的老经验，怀恋过去劳动发家的日子，幻想靠养蚕还债，恢复家业。他一切按老规矩行事，拒绝接受新事物，为换洋蚕种之事同儿媳吵架。他直觉地感到外国洋货的危害，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盲目排洋的心理。他也很封建迷信，譬如歧视邻家妇女荷花，骂她是“白虎星”，怕她冲了养蚕的好运，禁止家里人和她接近。他心惊胆战地用泥糊的大葱去占卜蚕花的吉凶，虔诚地在菩萨面前烧香拜佛。作者通过春蚕的生产过程，以丰富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出色地塑造了老通宝的典型性格。除了他，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青年农民多多头。他是老通宝的小儿子。他乐观、开朗、单纯，充满活力。文章中对这方面也进行了多次描写，比如他头顶五六个“团扁”，学镇上的女人走路的样子，引得妇女们一片嬉笑。他完全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烦恼。他也不封建迷信，没有老通宝所谓的禁忌。相反的，他很同情荷花，以宽容友好的态度对待这个受村里人歧视的妇女，这是很难得的。更可贵的是他不像老通宝那样保守落后、心存幻想，他“永不相信靠一次好蚕花的好收成，或田里的好丰收就可以还清了所有的债”。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死也是不可能翻身的。他比他父亲老通宝要清醒地多。在那个年代，他可以称得上是个先进分子。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细腻描写，反映了当时倍受剥削的社会，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春蚕》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的题材主题和精细的艺术特色，为三十年代“丰收成灾”的创作拓展了新的领域。通篇文章以细腻的文字，分析描写了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也是《春蚕》作品中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作者不仅注意大的时代背景的点染，也很重视小的环境气氛的烘托，精心布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作品始终把老通宝一家的养蚕活动放在全村的养蚕活动中来描写，从准备蚕具、收蚕、“窝种”，直到蚕茧丰收成灾整个过程都互相呼应、悲喜相通、甘苦与共，从而更加突出了老通宝及其一家悲剧的普遍意义。总的来说，这一篇文章非常的赏心悦目，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篇文章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了。不仅是《春蚕》，还有《秋收》、《残冬》，他的农村三部曲我都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当时非常喜欢茅盾的作品，因为读起来很舒服。不过当时读得感觉就像在读格林童话，更像是去看一个故事。到了现在，重新回味的时候，确实有了很多的不同。从这个故事背后，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有了更多的感触。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从字缝中看出了字”，有得于心。

春蚕》是茅盾写于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的一篇反映农村生活的优秀短篇小说，同《秋收》《残冬》合称为“农村三部曲”，《春蚕》是三部曲的第一篇。 　 这篇小说通过三十年代初期江浙农村蚕事活动的描写，展示了农村春蚕丰收成灾，经济破产的现实图景，深刻揭露了丰收成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统治。 　 它的历史背景同《子夜》一样，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国民党的腐败，表现在城市既是工商业的破产，实质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下中国人民的深重灾难。 　 这篇小说，细致地描写了老通宝一家一村，为夺取蚕事丰收而进行竭尽心力和财力的奋斗。结果丰收而欠债，揭露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资本家以及地主高利贷者重重压榨农民的罪恶。指出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封建势力压迫下中国农村加剧破产以及农民反抗性日益增长的过程。同时，又明确指出造成丰收灾难这一现象的极流是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这个主题的意义，在于它是三十年代半封旧中国社会的缩影，是一部真实的历史教材。 　 老通宝是小说的重要人物，他忠厚倔强，有发家的志气。相信勤劳就有生路，因此卖尽力气,拼命挣扎，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养蚕事业中去。为买桑叶，他抵押了最后的田产。为了照顾好“宝宝”，他们全家忍饿失眠几日几日得守侯在蚕房。然而“丰收或灾”，带来的并不是富裕和幸福。而是更可怕的贫困和灾难。蚕丝跌价，债务加重。他因此气得生了重病。老通宝身上又有落后保守的一面，他相信命运和鬼神虔诚得遵守养蚕的的一切禁忌，这使他跟不上时代的变化，终于成为悲剧性的人物。作者通过他的悲剧命运，说明了单靠劳动要想摆脱穷困生活在旧社会是绝对不可能的。 　 开头是《春蚕》中李牛农民，他身体健壮，性格开朗，因为还没有挑起家庭担子，显的无优无虑。他身上没有封建传统思想的来薄，没有封建迷信的许多禁忌。他以平等的态度对待被人看不起的荷花。对荷花的以迷信评断进价报复的价为不予计较和声张。句句头生长在民耕农逐步破产下来的贫苦家庭。他没有老通宝发家的经历。予以他永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燕。他门就可以还清了债在有自己的，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脊梁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因此他同老通宝的思想不同。他没有象老通宝那样的忧虑，因此迷信。他对生活充满兴味，他是那样快活，爽朗。在斗争又是那样猛挚、坚韧。他之所以上武装的道路，一是总结了老通宝的惨痛经历，二是家庭贫困的促成，三是农民兄弟陆福庆等人的形象。这个形象的意义，说明在帝国主义侵略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有半过的贫苦的农民已经从灾难中觉醒过来。走上了反抗的道路。并暗示着他门这些在国统治崛起的农民自发斗争必然会转向自觉的斗争。 　 《春蚕》艺术构思的重点放在为夺取春蚕丰收而进行的蚕事活动上，丰收成灾的结局则写的简劲利落。在描写蚕事活动时，作者还插进了嘈杂微妙的人事纠葛。作品半穿插的这种矛盾纠葛，并不影响蚕事丰收及成灾的结局。但扩大了作品的生活和思想容易。使人物和性格得到了许多方面的计划，增强了作品的生活气魄。在描写蚕事活动中，紧张的撙战和不安的心性是贯穿全篇的基调。但也穿插些富有乡性风味的轻松的场面。作者精心布局，主乏突想，结构严谨而富于变化，夺取丰收的艰辛和丰收成灾的结局形成强些对比，产生了出人意料，发人深思的艺术效果。 　 作品以典型的的细节，细致的心理描写，成功的绝望的塑造了老通宝形象。 　 作品生活气息浓郁，叙说农村蚕事活动的种种习惯，生动的描绘，具有鲜明乡土特色。

　　茅盾《子夜》读后感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春蚕》是茅盾小说] 不是郭沫若的
《春蚕》“农村三部曲”之一。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2卷1期，后收入1933年5月开明书店版《春蚕》。小说以“一·二八”战事后江南农村为背景，写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成灾的故事。农民老通宝带领全家辛勤养蚕，换来丰收。然而在“洋布”、“洋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资本家乘机压价收购，高利贷者乘机盘剥，老通宝受此打击终于病倒了。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靠辛勤劳动无法摆脱贫困的真理。是30年代描写农村的杰出作品之一。继《春蚕》后，作者又写了《秋收》、《残冬》，这三部作品被人合称为“农村三部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