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后感之家：茅盾《虹》读后感1000字

这个周末，在异乡求学的朋友来绍兴看我，末了，送她去返程的车站，一路上真可谓“迎着风，下着雨”，分离的惆怅与孤独感狠狠袭来，不住地跺着脚企图给冰冷的身体和伤感的心加上些许温度……蓦地，不禁想到梅行素，那个就在这位远道而来的朋友眼皮底下读完的小说中的女主人公。
梅女士（允许我也照着作者的语气这般称呼她）站在游轮的甲板上，即使身边陪着个不断讲话的文女士，但不同道的人如何靠近也终究只能感到疏离，设身处地地着想，这样的孤单，这样永远无穷尽的孤单的旅途，身为女子的梅该怎样去忍受？
是情路坎坷每每都遇不到生命中那位真命天子，还是时运不济漂泊再漂泊却仍旧找不到适合自己的信仰归宿？与其责怪那从好的方面看来可说是不愁眉难展的乐观、从坏的方面看来可说是得过且过式的消极的“现在主义”的惰性，倒不如说是那新思潮与旧观念的剧烈相撞下的社会给梅这样一大批新式女性带来的困扰与不幸。
韦玉，我可以想象那是一带有些艺术家式的颓废而软弱气质的温文尔雅的旧式男子，饱读诗书，懂梅心中的一切所想；青梅竹马，彼此的爱慕早已在儿时的拜堂游戏中早就流露完全。然而，倘若两个人的思想不是同步前进的，那么固然再深厚的爱恋情感都难以维持如初。梅越来越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主义的教化，韦玉却越来越消极越来越对即将到来的未来采取逃避的态度。即使韦玉口口声声说着只要梅幸福，即使这真的是他的内心的想法，即使梅也相信至此韦玉都不曾骗她，但越来越有距离感的生疏却最终也只能让梅觉得韦玉可怜，可怜，是可怜！那么，韦玉的早死对于他和梅，未尝不是一件好事。留恋而带遗憾的关于过去的记忆毕竟该是远远好于委琐虚弱地经历老态龙钟的木讷的吧。
柳遇春，真的仅是生命中的过客吧，即使她曾称他为丈夫。那不过是一块对她家庭带来富足的跳板，那不过是她无比鄙视一开始就想好了一定会逃跑的“柳笼”。小说没有详写她和他离婚的过程，就像他们都是彼此生命中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一笔。他需要的是一位安分贤淑的夫人，由着他在外面花天酒地却依旧毫无怨言地为他撑起一个体面的家，那么她显然不是合适的人选；她需要的是一位了解她、支持她去做一个新式女性该做的一切的丈夫，那么显然他也是不愿的。学识的悬殊、人生观的差异带来的距离，无形却永久地就这么突兀地横在他们面前。
李无忌，“如果早两年，我或许可以给你一个令你满意的回答……”世事就是这么喜欢和人开玩笑吧，好不容易遇见一个符合曾经爱情标准的男子，自己却早已不是当初那个订下如此标准的女子了。那么，惟有没有将来没有结果。
徐自强、梁刚夫……一个个爱与被爱的名字，在强大的社会面前，终究会随风逝去，不留痕迹的吧。
因为挂在心中的那道虹，梅，梅们，依旧漂泊在路上。

　　茅盾《子夜》读后感
　　《子夜》标志着茅盾的创作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成熟阶段，是我国现代文学一部杰出的革命现实主义的长篇。它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写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在动笔以前，还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准备和构思的过程。
　　茅盾对于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社会有比较深刻的研究和了解。在他的朋友中有做实际工作的革命者，有自由主义者，同乡故旧中有企业家、公务员、商人、银行家，并且常和他们来往。他很熟悉上海工商业的情况，有一段时间把“看人家在交易所里发狂地做空头，看人家奔走拉股子，想办什么厂”当做是“日常课程”(注：《我的回顾》，见《茅盾自选集》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4月初版)。当时学术界正在展开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茅盾将亲自看到的社会现象同论战中一些理论对照，这就增加了他写作《子夜》的兴趣，决定通过生动具体的艺术形象，回答托派散播的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谬论。在写作《子夜》的时候，作家又充分地运用了他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获得的社会经验。他说：“当时在上海的实际工作者，正为了大规模的革命运动而很忙，在各条战线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我那时没有参加实际工作，但是一九二七年以前我有过实际工作的经验，虽然一九三�年不是一九二七年了，然而对于他们所提出的问题以及他们工作的困难情形，大部分我还能了解。”(注：《〈子夜〉是怎样写成的》，1939年6月1日《新疆日报》副刊《绿洲》)过去的这段经历，以及这一时期参加左翼文艺运动，接近革命者所得来的具体感受和间接经验，不但丰富了他的创作素材，同时也使他有可能对客观现实作出较为全面而深入的分析。
　　民族工业资本家吴荪甫和买办金融资本家赵伯韬之间的的矛盾和斗争，是贯串《子夜》全书的主线。环绕这条主线，《子夜》反映了一九三�年左右革命深入发展、星火燎原的中国社会的面貌。
　　关于这一历史时期的中国社会，毛泽东同志曾经作过深刻的分析。他在说明由于帝国主义的争夺中国，帝国主义和整个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相互间的矛盾，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混战之后，接着说：“伴随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军阀混战而来的，是赋税的加重，这样就会促令广大的负担赋税者和反动统治者之间的矛盾日益发展。伴随着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工业的矛盾而来的，是中国民族工业得不到帝国主义的让步的事实，这就发展了中国资产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资本家从拚命压榨工人找出路，中国工人则给以抵抗。伴随着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和政府的赋税加重等项情况，便使地主阶级和农民的矛盾更加深刻化，即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更加重了，农民则更加仇恨地主。因为外货的压迫，广大工农群众购买力的枯竭和政府赋税的加重，使得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如果我们认识了以上这些矛盾，就知道中国是处在怎样一种皇皇不可终日的局面之下，处在怎样一种混乱状态之下。就知道反帝反军阀反地主的革命高潮，是怎样不可避免，而且是很快会要到来。”(注：《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横排本第1卷第98页)
　　《子夜》中的人物就是活动在这样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上；而且透过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发展，鲜明有力地显示了整个时代的发展趋向和壮阔波澜。它以上海为中心，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全貌；写的是一九三�年两个月(五月至七月)中的事件，而这些事件里又隐伏着中国社会过去和未来的脉络。将纷纭复杂而具有重大历史社会意义的生活现象通过谨严宏大的艺术结构表现出来，这是茅盾作为我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最值得重视和学习的地方。
　　在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塑造上，作家缜密的艺术构思和卓越的创作才能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作家笔下的工业资本家吴荪甫，不是庸碌卑琐的人物。他曾经热心于发展故乡双桥镇的实业，打算以一个发电厂为基础建筑起他的“双桥王国”来。但是仅仅十万人口的双桥镇不是“英雄用武”的地方，他要发展中国的民族工业。他的“目的是发展企业，增加烟囱的数目，扩大销售的市场”。他有这样的野心，把一些“半死不活的所谓企业家”全部打倒，“把企业拿到他的铁腕里来”。不仅这样，他还知道如果要发展民族工业，首先需要“国家象个国家，政府象个政府”。因此他除了永不倦怠地注视着企业上的利害关系而外，还“用一只眼睛望着政治”。他具有游历欧美得来的管理现代工业的知识，有魄力，有手腕，炯炯有神的眼光常常能够煽起别人勃勃的事业雄心，愿意和他合作。但是吴荪甫这个工业界的骑士却是生不逢辰的。他不是生活在十八、九世纪的欧美，而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帝国主义侵略的魔手紧紧扼住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咽喉，因而他的发展民族工业的雄心不能不成为一个无法实现的幻想。他不能不过一种“简直是打仗的生活”，而且是在几条战线上同时作战：他要与美帝国主义的掮客——金融资本家赵伯韬进行勾心斗角的斗争；他熄灭不了工厂里风起云涌的罢工运动；他用尽心机收买过来的许多小厂都成了自己脱不下的“湿布衫”，他和孙吉人、王和甫所苦心经营的益中信托公司不能不在军阀混战、农村破产、工厂生产过剩、赵伯韬的大规模经济封锁之下一败涂地。他们发起组织益中信托公司，时未两月，“雄图”已成为泡影。野心勃勃、刚愎自信的吴荪甫，也只剩下了一条“投降的出路”。通过上述这些描写，《子夜》揭示出了作为民族工业资本家的吴荪甫的两面的性质：他和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买办金融资本家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人之间也存在着矛盾。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民族工业是永远得不到发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永远不可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这是历史的必然的法则，谁也不能够改变或者动摇它。当时在有关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国主义的入侵推动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社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占优势，中国社会性质已是资本主义的反动论调。他们抹煞华洋资本之间的差别，掩盖帝国主义扼杀中国民族工业这样一个铁的事实，企图用“左”的词句来反对中国人民正在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达到他们的不可告人的目的。《子夜》关于吴荪甫这个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运的刻划，给了托派这种谬论以有力的回答。
　　《子夜》从多方面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来突出吴荪甫的性格特征。作为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的典型人物，吴荪甫的性格是一个鲜明的矛盾的统一体。他一方面有“站在民族工业立场的义愤”，但另一方面，压倒他的一切的却是“个人利害的筹虑”。他是“办实业”的，他以发展民族工业为己任，他向来反对拥有大资本的杜竹斋一类人专做地皮、金子、公债的买卖；但是他也不能不钻在疯狂的公债投机活动里。他希望实现他的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理想，盼望国民党反蒋派与地方军阀的联盟“北方扩大会议”的军事行动赶快成功，然而当北方的军事进展不利于他的公债活动的时候，他又“惟恐北方的军事势力发展得太快了”。他精明强悍，但又不能不表现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先天的软弱性。他有时果决专断，有时狐疑惶惑，有时满怀信心，有时又垂头丧气；表面上好象是遇事成竹在胸，而实质上则是举措乖张。这一切，都是如此矛盾而又很自然地统一在吴荪甫的性格里。

茅盾《春蚕》读后感
茅盾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名伟大的文学巨匠。他善于择取和概括当时风云变幻的丰富复杂的社会现象，进行宏大而又精细的艺术构思，中篇小说《蚀》三部曲和《虹》、长篇小说《子夜》和《腐蚀》、短篇小说《林家铺子》和《春蚕》，都可以说是这方面相当出色的代表作。他的作品引人入胜，读他所写的内容经常能够使我融入其中，感受他所描绘世界里的点点滴滴。我曾读过他的“农村三部曲”，令我尤为感触。
《春蚕》是矛盾短篇小说方面的代表作，也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上的名篇。作品以生动的人物形象和“丰收成灾”的鲜明主题享誉文坛。作者成功地塑造了老通宝这一代农民的典型。他勤劳、刻苦、倔强，是养蚕能手，也是一般农事、木工活儿的老前辈。但他思想保守，传统观念很重，只相信天命和自家祖上发家的老经验，怀恋过去劳动发家的日子，幻想靠养蚕还债，恢复家业。他一切按老规矩行事，拒绝接受新事物，为换洋蚕种之事同儿媳吵架。他直觉地感到外国洋货的危害，于是便产生了一种盲目排洋的心理。他也很封建迷信，譬如歧视邻家妇女荷花，骂她是“白虎星”，怕她冲了养蚕的好运，禁止家里人和她接近。他心惊胆战地用泥糊的大葱去占卜蚕花的吉凶，虔诚地在菩萨面前烧香拜佛。作者通过春蚕的生产过程，以丰富的生活细节和细腻的心理描写，出色地塑造了老通宝的典型性格。除了他，作者还塑造了一个和他形成鲜明对比的青年农民多多头。他是老通宝的小儿子。他乐观、开朗、单纯，充满活力。文章中对这方面也进行了多次描写，比如他头顶五六个“团扁”，学镇上的女人走路的样子，引得妇女们一片嬉笑。他完全没有老通宝的那种忧愁烦恼。他也不封建迷信，没有老通宝所谓的禁忌。相反的，他很同情荷花，以宽容友好的态度对待这个受村里人歧视的妇女，这是很难得的。更可贵的是他不像老通宝那样保守落后、心存幻想，他“永不相信靠一次好蚕花的好收成，或田里的好丰收就可以还清了所有的债”。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死也是不可能翻身的。他比他父亲老通宝要清醒地多。在那个年代，他可以称得上是个先进分子。作者通过对这些人物的细腻描写，反映了当时倍受剥削的社会，揭露了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给农民带来的深重灾难。
《春蚕》以其生动的人物形象、鲜明的题材主题和精细的艺术特色，为三十年代“丰收成灾”的创作拓展了新的领域。通篇文章以细腻的文字，分析描写了各个人物的心理活动，这也是《春蚕》作品中在人物塑造上的一大特色。作者不仅注意大的时代背景的点染，也很重视小的环境气氛的烘托，精心布局个别和一般的关系。作品始终把老通宝一家的养蚕活动放在全村的养蚕活动中来描写，从准备蚕具、收蚕、“窝种”，直到蚕茧丰收成灾整个过程都互相呼应、悲喜相通、甘苦与共，从而更加突出了老通宝及其一家悲剧的普遍意义。总的来说，这一篇文章非常的赏心悦目，栩栩如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这篇文章我在中学时就读过了。不仅是《春蚕》，还有《秋收》、《残冬》，他的农村三部曲我都反复的看了好几遍。当时非常喜欢茅盾的作品，因为读起来很舒服。不过当时读得感觉就像在读格林童话，更像是去看一个故事。到了现在，重新回味的时候，确实有了很多的不同。从这个故事背后，我看到了更多的东西，有了更多的感触。运用鲁迅先生的话说，就是“从字缝中看出了字”，有得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