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的乐趣》
二十五年前，我到农村去插队时，带了几本书，其中一本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我们队里的人把它翻了又翻，看了又看，以至它像一卷海带的样子。后来别队的人把它借走了，以后我又在几个不同的地方见到了它，样子越来越糟。相信这本书最后是被人看没了的，现在还忘不了那本书的惨状。插队的生活是艰苦的，吃不饱，水土不服，很多人得了病；但是最大的痛苦是没有书看，倘若可看的书很多的话，《变形记》也不会这样悲惨地消失了。除此之外，还得不到思想的乐趣。我相信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经历：傍晚时分，你坐在屋檐下，看着天慢慢地黑下去，心里寂寞而凄凉，感到自己的生命被剥夺了。当时我是个年轻人，但我害怕这样生活下去，衰老下去。在我看来，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事。
我插队的地方有军代表管着我们，现在我认为：他们是一批单纯的好人：但我还认为，在我这一生里，再没有谁比他们更使我痛苦了。他们认为，所谓思想的乐趣，就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用毛泽东思想来占领，早请示，晚汇报，如有闲暇，就去看看说他们自己“亚古都”的歌舞。我对那些歌舞本身并无意见，但是看过二十遍以后就厌倦了。假如我们看书被他们看到了，就是一场灾难，甚至“著迅鲁”的书也不成——小红书当然例外。顺便说一句，还真有人因为带了旧版的鲁迅著作给自己带来了麻烦。有一个知识可能将来还有用处，就是把有趣的书换上无趣的皮。我不认为自己能够在一些宗教仪式中得到思想的乐趣，所以一直郁郁寡欢。象这样的故事有些作者也写到过，比方说，茨威格写过一部以此为题材的小说《象棋》，可称是现代经典，但我不认为他把这种痛苦描写得充分了。这种痛苦的顶点不是被拘押在旅馆里没有书看，没有合格的谈话伙伴，而是被放在外面，感到天地之间同样寂寞，面对和你一样痛苦的同伴。在我们之前，生活过无数的大智者，比方说，罗素、牛顿、莎士比亚，他们的思想和著述可以使我们免于这种痛苦，但我们和他们的思想、著述被隔绝了。一个人倘若需要从思想中得到快乐，那么他的第一个欲望就是学习。我承认，我在抵御这种痛苦方面的确不够坚强，但我绝不是最差的一个。举例言之，罗素在五岁时，感到寂寞而凄凉，就想到：假如我能活到七十岁，那么我这不幸的一生才度过了十四分之一！但是等他稍大一点，接触到智者的思想的火花，就改变了想法。假设他被派去插队，很可能就要自杀了。
谈到思维的乐趣，我就想到了父亲的遭遇。父亲是一位哲学教授，在五六十年代从事思维史的研究。在老年时，他告诉我一生的学术经历，就如一部恐怖电影。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就如一只老母鸡要在一个大搬家的宅院里找地方孵蛋一样。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他一生的探索，只剩下了一些断壁残垣，收到一本名为《逻辑探索》的书里，在他身后出版。众所周知，他那一辈的学人，一辈子能留下一本书就不错。这正是因为在那些年代，有人想把中国人的思想搞得彻底无味。我们这个国家里，只有很少的人会觉得思想会有乐趣，却有很多的人感受过思想带来的恐慌，所以现在还有很多人以为，思想的味道就该是这样的。
文化革命之后，读到了徐迟先生写哥德巴赫猜想的报告文学，那篇文章写的很浪漫。一个人写自己不懂得的事就容易这样浪漫。我个人认为，对于一个学者来说，能够和同行交流，是一种起码的乐趣。陈景润先生一个人在小房子里证数学题时，很需要有些国外的数学期刊可看，还需要有机会和数学界的同仁谈谈。但他没有，所以他未必是幸福的，当然他比没定理可证的人要快活。把一个定理证了十几年，就算证出时有绝大的乐趣，也不能平衡。但是在寂寞里枯坐就更加难熬。假如插队时，我懂得数论，必然会有陈先生的举动，而且就是最后什么都证不出也不后悔；但那个故事肯定比徐先生作品里描写得悲惨。然而，某个人被剥夺了学习、交流、建树这三种快乐，仍然不能得到我最大的同情。这种同情我为那些被剥夺了“有趣”的人保留着。
文化革命以后，我还读到了阿城先生写知青下棋的小说，这篇小说写得也很浪漫。我这辈子下过的棋有五分之四是在插队时下的，同时我也从一个相当不错的棋手变成了一个无可救药的庸手。现在把下棋和插队两个词拉到一起，就能引起我生理上的反感。因为没事干而下棋，性质和手淫差不太多。我决不肯把这样无聊的事写进小说里。
假如一个人每天吃一样的饭，干一样的活，再加上把八个样板戏翻过来倒过去的看，看到听了上句知道下句的程度，就值得我最大的同情。我最赞成罗素的一句话：“须知参差多态，乃是幸福的本源。”大多数的参差多态都是敏于思索的创造出来的。当然，我知道有些人不赞成我们的意见。他们必然认为，单一机械，乃是幸福的本源。老子说，要让大家“虚其心而实其腹”，我听了就不是很喜欢：汉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在我看来是个很卑鄙的行为。摩尔爵士设想了一个细节完备的乌托邦，但我象罗素先生一样，决不肯到其中去生活。在这个名单的末尾是一些善良的军代表，他们想把一切从我头脑中驱除出去，只剩一本270页的小红书。在生活的其它方面，某种程度的单调、机械是必须忍受的，但是思想决不能包括在内。胡思乱想并不有趣，有趣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不幸就是有些人完全拒绝新奇。
我认为自己体验到最大快乐的时期是初进大学时，因为科学对我来说是新奇的，而且它总是逻辑完备，无懈可击，这是这个平凡的尘世上罕见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得以了解先辈科学家的杰出智力。这就如和一位高明的棋手下棋，虽然自己总被击败，但也有机会领略妙招。在我的同学里，凡和我同等年龄、有同等经历的人，也和我有同样的体验。某些单调机械的行为，比如吃、排泄、性交，也能带来快感，但因为过于简单，不能和这样的快乐相比。艺术也能带来这样的快乐，但是必须产生于真正的大师，象牛顿、莱布尼兹、爱因斯坦那样级别的人物，时下中国的艺术家，尚没有一位达到这样的级别。恕我直言，能够带来思想快乐的东西，只能是人类智慧至高的产物。比这再低一档的东西，只会给人带来痛苦；而这种低档货，就是出于功利的种种想法。
有必要对人类思维的器官（头脑）进行“灌输”的想法，正方兴未艾。我认为脑子是感知至高幸福的器官，有功利的想法施加在它上面，是可疑之举。有一些人说它是进行竞争的工具，所以人就该在出世之前学会说话，在三岁之前背诵唐诗。假如这样来使用它，那么它还能获得什么幸福，实在堪虞。知识虽然可以带来幸福，但假如把它压缩成药丸子灌下去，就丧失了乐趣。当然，如果有人乐意这样来对待自己的孩子，那不是我能管的事，我只是对孩子表示同情而已。还有人认为，头脑是表示自己是个好人的工具，为此必须学会背诵一批格言、教条——事实上，这是希望自己使看上去比实际上要好，十足虚伪。这使我感到了某种程度的痛苦，但还不是不能忍受的。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总有人想要种种理由消灭幸福所需要的参差多态。这些人想要这样做，最重要的理由是道德；说得更确切些，是出于功利方面的考虑。因此他们就把思想分门别类，分出好的和坏的，但所用的标准很是可疑。他们认为，假如人们脑子里灌满了好的东西，天下就会太平。因此他们准备用当年军代表对待我们的态度，来对待年轻人。假如说，思想是人类生活的主要方面，那么，出于功利的动机去改变人的思想，正如为了某个人的幸福把他杀掉一样，言之不能成理。
有些人认为，人应该充满境界高尚的思想，去掉格调低下的思想。这种说法听上去美妙，却使我感到恐慌。因为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有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绝不肯，除非你能够证明我罪大恶极，死有余辜。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自己的立场来度量的，假如我全盘接受，无异于请那些善良的思想母鸡到我脑子里下蛋，而我总不肯相信，自己的脖子上方，原来是长了一个鸡窝。想当年，我在军代表眼里，也是很低下的人，他们要把自己的思想方法、生活方式强加给我们，也是一种脑移植。菲尔丁曾说，既善良又伟大的人很少，甚至是绝无仅有的，所以这种脑移植带给我的不光是善良，还有愚蠢。在此我要很不情愿地用一句功利的说法：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更何况赫拉克利特早就说过，善与恶为一，正如上坡和下坡是通一条路。不知道何为恶，焉知何为善？所以他们要求的，不过是人云亦云罢了。
假设我相信上帝（其实我是不信的），并且正在为善恶不分而苦恼，我就会请求上帝让我聪明到足以明辨是非的程度，而绝不会请他让我愚蠢到让人家给我灌输善恶标准的程度。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做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假如要我举出一生最善良的时刻，拿我就要举出刚当知青时，当时我一心想要解放全人类，丝毫也没有想到自己。同时我也要承认，当时我愚蠢得很，所以不仅没干成什么事情，反而染上了一身病，丢盔卸甲地逃回城里。现在我认为，愚蠢是一种极大的痛苦：降低人类的智能，乃是一种最大的罪孽。所以，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决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假设我大奸大恶之徒所骗，心理还能平衡；而被善良的低智人所骗，我就不能原谅自己。
假如让我举出自己最不善良的时刻，那就是现在了。可能是因为受了一些教育，也可能是因为已经成年，反正你要让我去解放什么人的话，我肯定要先问问，这些人是谁，为什么需要帮助；其次还要问问，帮助他们是不是我能力所及；最后我还要想想，自己直奔云南去挖坑，是否于事有补。这样想来想去，我肯定不愿去插队。领导上硬要我去，我还得去，但是这以后挖坏了青山、造成了水土流失等等，就罪不在我。一般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当然，这结论绝不是说当年那些军代表是些装傻的奸邪之辈——我至今相信他们是好人。我的结论是：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然而，你劝一位自以为已经明辨是非的人发展智力，增广见识，他总会觉得你让他舍近求远，不仅不肯，还会心生怨恨。我不愿为这样的小事去得罪人。
我现在当然有自己的善恶标准，而且我现在并不比别人表现得坏。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按这个标准，别人说我最善良，就是我最邪恶时；别人说我最邪恶，就是我最善良时。当然我不想把这个标准推荐给别人，但我认为，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基于这种信念，我认为我们国家在“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就丧失了很多机会。
我们这个民族总是有很多的理由封锁知识、钳制思想、灌输善良，因此有许多才智之士在其一生中丧失了学习、交流、建树的机会，没有得到思想的乐趣就死掉了。想到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我就心中黯然，想到此类人士的总和有恒河沙数之多，我就趋向于悲观。此种悲剧的起因，当然是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种种问题。伟大的人物总认为，假设这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象他期望的那样善良——更确切地说，都象他期望的那样思想，“思无邪”，或者“狠斗私字一闪念”，世界就可以得救。提出这些说法的人本身就是无邪或者无私的，他们当然不知邪和私是什么，故此这些要求就是：我没有的东西，你也不要有。无数人的才智就此被扼杀了。考虑到那恒河沙数才智之士的总和是一种难以想象的庞大资源，这种想法就是打算把整个大海装入一个瓶子之中。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这种想法一直在实行中，也就是说，对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从愚蠢的方法找办法。据此我认为，我们国家自汉代以后，一直在进行思想上的大屠杀；而我能够这样想，只说明我是幸存者之一。除了对此表示悲伤之外，我想不到别的了。
我虽然已活到了不惑之年，但还常常为一件事感到疑惑：为什么有很多人总是这样的仇恨新奇、仇恨有趣。古人曾说：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但我有相反的想法。假设历史上曾有一位大智者，一下发现了一切新奇、一切有趣，发现了终极真理，根绝了一切发现的可能性，我就情愿到该智者以前的年代去生活。这是因为，假如这种终极真理已经被发现，人类所能做的事就只剩下依据这种真理来做价值判断。从汉代以后到近代，中国人就是这么生活的。我对这样的生活一点都不喜欢。
我认为，在人类的一切智能活动里，没有比做价值判断更简单的事了。假如你是只公兔子，就有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大灰狼坏，母兔子好；然而兔子就不知道九九表。此种事实说明，一些缺乏其他能力的人，为什么特别热爱价值的领域。倘若对自己做价值判断，还要付出一些代价；对别人做价值判断，那就太简单、太舒服了。讲出这样粗暴的话来，我的确感到羞愧，但我并不感到抱歉。因为这种人士带给我们的痛苦实在太多了。
在一切价值判断之中，最坏的一种是：想得太多、太深奥、超过了某些人的理解程度是一种罪恶。我们在体验思想的快乐时，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不幸的是，总有人觉得自己受了伤害。诚然，这种快乐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体验到的，但我们不该对此负责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取消这种快乐，除非把卑鄙的嫉妒计算在内——这世界上有人喜欢丰富，有人喜欢单纯；我未见过喜欢丰富的人妒恨、伤害喜欢单纯的人，我见到的情形总是相反。假如我对科学和艺术稍有所知的话，它们是源于思想乐趣的滔滔江河，虽然惠及一切人安这江河决不是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样，为他们而流，正如以思想为乐趣的人不是为他们而生一样。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人当然有不思索、把自己变得愚笨的自由；对于这一点，我是一点意见都没有的。问题在于思索和把自己变聪明的自由到底该不该有。喜欢前一种自由的人认为，过于复杂的思想会使人头脑昏乱，这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复杂的管理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假如现在我周围的世界又充满了文革时的军代表和道德教师，只能使我惊，不能使我惧。因为我已经活到了四十二岁。我在大学里遇到了把知识当做幸福来传播的数学教师，他使学习数学变成了一种乐趣。我遇到了启迪我智慧的人。我有幸读到了我想看的书——这个书单很是庞杂，从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一直到英国维多利亚时期的地下小说。这最后一批书实在是很不堪的，但我总算是把不堪的东西也看到了。当然，我最感谢的是那些写了好书的人，比方说，萧伯纳、马克·吐温、卡尔维诺、杜拉斯等等，但对那些写了坏书的人也不怨恨我自己也写了几本书，虽然还没来得及与大陆读者见面，但总算获得了一点创作的快乐。这些微不足道的幸福就能使我感到在一生中稍有所得，比我父亲幸福，比那些将在思想真空里煎熬一世的年轻人幸福。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人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而这些呼吁当然是对那些立志要当军代表和道德教师的人而发的。
（原载《读书》1994年9月号）

据说王小波有自己的生计，92年就作了自由撰稿人。于是这有两点好处，一是他不用吃体制饭，虽然一直凑合着过日子，但写字不是他赖以谋生的手段；二是他理工科出生，熟悉会计学和计算机使得他锻炼了思维，不同于一般书堆里爬出来的作家，文章显得更理性，也自然更有趣一些。
在这个年代有人用感情写作，有人用政治写作，到后来还有人用身体写作，但在王小波看来，能够用思维来写作，似乎是一件幸福的事。这跟他自己鼓捣出一个软件来打字一样，都是自食其力的光荣，也是自得自乐的营生。
于是，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叼着烟，乱着头发，在你面前侃侃而谈，带着王小波特有的神情和语气。
有趣在王小波的写作里，是一件顶重要的事。这一点在他的小说里可以看到，在他为数不少的杂文里也可以看到，比如这本《思维的乐趣》。他从来不把道理说得太清楚，但你仔细一琢磨，也能明白他在说什么。似乎说清是他给你的，不说清是你想明白的，而这琢磨的过程，也就成了一种思考的趣味。写作和阅读一样，都需要有趣味，都需要把一切庄重和崇高拉下台来，戏语一番，落下满纸荒唐言。说俏皮话、讲黑幽默、讽刺而不怒骂、谈笑而不猖狂，有时我常常想，与这样一位朋友聊天喝酒，一定也是件很有趣的事。
王小波对于有趣的定义，是“有道理而且新奇”。可见王小波是一个讲道理的人，他讲的道理不很大，但足够他被称作异端；也可见王小波是一个重独行的人，他走的路不很长，但到今天，却少有人能够重行。王小波说过，趣味是感觉这个世界美好的前提。这种美好之中，也就糅合着冷静严谨的思索和奔涌而出的热情。如果需要打个比方，那我们可以说：这世界上有趣的思想就正如王小波蓬乱的头发，永远交错杂乱，但是自由生长。
而在王小波看来，最不幸的，就是被扼杀掉这种有趣了。也就是说，当有一天没有办法讲道理了，在他看来比尸横遍野更糟；又或者，别人的思维被强加在你头上，人丧失了自己作出判断的能力和掌握话语的权力，这也是极其痛苦的一件事。然而王小波恰恰目睹和经历了这样的痛苦，在他父亲的身上，在他自己的身上，在文革跃进的口号中，在上山下乡的山路上。于是，王小波仿佛很痛苦地看到，乱糟糟的头发被一根根地拔去，又被别人植上了假头发。这头发不是他的，终究水土不服，估计后来都掉光了。于是，王小波自喻为一个时代的幸存者之一；于是，王小波写出了他的黄金时代。
王小波说过：“作为一个有过幸福和痛苦两种经历的人，我期望下一代能在思想方面有些空间来感到幸福，而且这种空间比给我的大得多。”转眼到了如今，不知道王小波的这个愿望实现了多少。倘若看到很多人还在争取这样的空间或者不自知有这样的空间存在，我想他会不耐烦——我们进步也太缓慢了一些；倘若他看到今天的狼牙山十博士，可能就会有些无奈了——这样的人怎么还没有灭绝；倘若看到看到我们还把他挂在嘴边，我想他也是会不乐意的——说自己的话才更有趣一些。但是我想，记挂他，总比记挂别人要好一些。
以97年4月11日为起点，许多人经历过了他们的黄金时代，厮磨过了他们的白银时代，追忆过了他们的青铜时代。
往事匆匆十年，仿佛又回到原点，大家仍然还记得一个叫王小波的人。大家说，这是一个有趣的人。

　　多读哲学故事，可以开启心智。读完这些哲学故事，读者们的感受是什么呢?往下看。下面是我精心为你整理哲学的故事读后感，希望你喜欢。

　　假期里，我看了张景中院士献给数学爱好者的礼物----《数学与哲学》一书，书中主要内容包括了“万物皆数”观点的破灭与再生、哪种几何才是真的、变量·无穷小·量的鬼魂、自然数有多少、罗素悖论引起的轩然大波、数是什么、是真的但又不能证明等。由于具体的数学问题多如繁星，数学家往往整天埋头于解决数学问题，无暇关注数学发展中出现的“矛盾”。但数学史告诉我们，恰好是“矛盾”的一次次解决，才导致数学发展的飞跃与深化。

　　张景中的书《数学与哲学》就是对数学发展中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用通俗的讲法向大众展示当时的争论内容与形势，及以后的解决办法及数学的飞跃发展。例如关于数，是否仅有自然数及由它产生的有理数就够了。那么√2是什么?这就导致无理数的产生。在欧氏几何中，不少人企图给出第五公设的证明，但都失败了。这导致非欧几何的产生;无穷小量的应用与定义，导致严格实数极限理论的建立;无穷集合的比较;集合定义的确定及哥德尔定理，等等。每经过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数学思想都得到飞跃，从而使数学得到质的发展与飞跃。翻开西方数学史或哲学史，人们会发现一个有趣而重要的现象：西方数学与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种联系不但源源流长，而且绵延至今。追溯起来，数学与哲学自西方哲学诞生之日起就结下了不解之缘。西方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是数学家;著名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对数学的深入研究上得出了“万物皆数”的著名哲学命题;大哲学家柏拉图相信数是一种独特的客观存在，由此产生了数学上的“柏拉图主义”„„进入20世纪，围绕着数学基础研究所产生的三大流派更是把两者的关系推向了高峰。在这两千多年结伴而行的漫长岁月里，哲学与数学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与此同时也产生了许多介于两者之间的问题。比如：如何理解数学的真理性?什么是数?如何理解无穷、连续概念?等等。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与探讨，促成了对数学进行哲学分析的数学哲学分支的确立。然而，由于问题的复杂，涉及面的广泛，分歧的众多，一般人对之只能望而却步，对有关数学哲学研究有一个概貌了解都成为一件困难的事情。书中，对有关数学哲学问题及数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都能以浅显平易的话语娓娓道来，做出极为清晰的解释。

　　为了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更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作者还不时加入非常恰当的比喻。比如在论述数学的真理性问题时，指出对现在的数学家来说问题不在数学结论是不是真理，而在于选择适当的结构。那么这种选择是不是完全随意，没有标准呢?不是。哪些结构要增加，哪些结构要修改，信息仍来自科学实践。如何能把这样重要的道理讲清楚?书中打了一个比喻：“当一个顾客到裁缝那里订做服装时，顾客可以指责尺寸错了，颜色错了，布料错了，等等。

　　一旦服装设计不针对具体的人，就没有对错问题，只有选择问题。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服装，请您试穿。你不合适的那种服装，说不定是另一位顾客最喜爱的呢!如果裁缝以此为理由而随心所欲，不调查体型，不研究心理，不适应潮流而乱做一气，那也只有关门。数学家把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好比是不再单为固定的顾客加工服装了，他面向普遍的需要，他占领广大的市场。”(引自《数学与哲学》117页)深奥的数学哲学观点通过生活中的常识一解释就变得非常明白易懂了。在书中还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如用“模糊的哲学与精确的数学——人类的望远

　　镜与显微镜”来描述数学与哲学各自的特点;认为“数学的领域在扩大。哲学的地盘在缩小”等等。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对自己的部分数学研究工作做了新颖的哲学分析。

　　如他从自己举例子证明几何定理的研究出发，探讨了关于演绎与归纳统一性问题;用连续归纳原理说明实数系与自然数系的共性等。看完这本书之后，我还查阅了一下张景中院士对于数学教学的观点，觉得也很受启发，比如他认为如果只是把课本编得简单一些，但考试仍然很难，那么学生就不会真正“减负”。他主张“多学少考”，课本不妨略深一点：如果学的深度不够，学生很难体会到数学的趣味;考试简单一些，孩子们才能在轻松中寻找数学的乐趣。此外，在小学和初中的课程设置中要加强对几何的学习，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轻几何而重数学运算。美国是在数学教育方面花气力最大的国家，但是连美国人自己也承认他们的数学教育收效不大。

　　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教材的编写中将几何砍掉得太多了。图形不是枯燥的，是容易理解的。一开始学数学，孩子们可能还不能理解数学的很多妙处，因此应该通过图形的运动变化吸引他们的兴趣。随着学习的深入，逐步引导孩子用代数、运算的方式直至微积分的方法解决几何问题。同样，教师对培养孩子们的数学兴趣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认为，最糟糕的教学就是让学生在学习一个公式后做几十个类似的题目。数学教学的改革也不能只着眼于讲什么、不讲什么，先讲什么后讲什么，教师应该下功夫研究在课本之外，有没有与众不同的、更好的表达方式。

　　我曾经在无意中读过一篇报道，介绍临沂市罗庄区册山镇中学一位数学老师刘建宇，他在数学课堂上讲哲学，甚至讲外国的哲学家，更有甚者在进毕业班前夕和学生看世界杯足球赛，没有任何作业。结果怎么样呢?他的初二学生参加临沂市统考，比初三的成绩还好，奥林匹克竞赛，他一个班获奖的学生占临沂市获奖人数的半壁江山。刘建宇说数学教师应该是哲学家。因为不少哲学家都研究数学，苏格拉底是数学家，马克思爱好数学，一研究微积分他就感觉轻松了。

　　一个农村初中的数学老师，就思考得这么深刻，真让人嗟叹。我也是一名数学教师，从他的故事让我对哲学产生了一种向往。以我对哲学的无知和对数学的浅薄认识，张院士的这本书非常适合我，读起来爱不释手，作者对有关数学哲学问题及数学与哲学的关系等都能以浅显平易的话语娓娓道来，做出极为清晰的解释。为了把深奥的道理变得更容易为一般人所理解，作者还不时加入非常恰当的比喻。

　　比如在论述数学的真理性问题时，作者指出对现在的数学家来说问题不在数学结论是不是真理，而在于选择适当的结构。那么这种选择是不是完全随意，没有标准呢?不是。作者认为哪些结构要增加，哪些结构要修改，信息仍来自科学实践。如何能把这样重要的道理讲清楚?作者打了一个比喻：“当一个顾客到裁缝那里订做服装时，顾客可以指责尺寸错了，颜色错了，布料错了，等等。一旦服装设计不针对具体的人，就没有对错问题，只有选择问题。这里有各式各样的服装，请您试穿。你不合适的那种服装，说不定是另一位顾客最喜爱的呢!如果裁缝以此为理由而随心所欲，不调查体型，不研究心理，不适应潮流而乱做一气，那也只有关门。数学家把结构作为研究对象，好比是不再单为固定的顾客加工服装了，他面向普遍的需要，他占领广大的市场。“(引自《数学与哲学》117页)深奥的数学哲学观点通过生活中的常识一解释就变得非常明白易懂了。这种比喻看似顺手拈来，实则需要作者具有深入浅出的功力才能做到。

　　读了三遍，还是有好多疑惑，比如：文中提到的排中律是什么?实数的连续归纳法是什么?数学上的连续性与人的感性上的认识连续性是不是一回事呢?我的数学素养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对文章的理解，作者基本是从数学的视角出发对一些哲学问题做出阐释的。或者说，这是一本以数学家的眼光分析哲学问题的书。

　　比如作者对芝诺悖论、白马非马诡论、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等问题都从数学家的立场给出了巧妙解释。读完全书，数学与哲学的深层联系还是似懂非懂。不过对我的工作有所启示。数学课堂教学可以将哲学内涵具体化，比如说知识的同中求异、异中求同、一题多解、多解归一、多题归一，处理问题的发散与集中的观点。性格智慧内涵也包括解决问题的意识、探究意识、解决问题以后的反思意识、反思问题后归纳意思、解决面临问题时的主要矛盾意识，能够体现到任何事物的研究所遵循的认知、理解、归纳、升华的规律意识，让学生懂得学习不是单一的获取知识技能，他更应该包括获取技能的方法和拥有没有最好只好更好的良好的学习心态，让学生更多的掌握精于讨论，善于反思的观点，从而实现学生性格智慧的转变。

　　大约13、4年前，在一本英文杂志里看到罗素的《我为什么活着》，他说，“对真知难以抑制的好奇、对人类苦难不可遏止的悲悯、爱，是他活着的三大动力”。那时年轻，容易被这些饱含“冷静的激情”文字深深地打动了，把它全文抄写在笔记本上。

　　提到罗素活着的三大动力，就说开几句吧。罗素这几句话，其实，跟古希腊三贤的智慧、跟哥伦布的探险、跟美国人上天入海的探索，其精神是同一的，这种同一的精神贯穿在西方人思维历史中――就算黑暗的中世纪也没有断绝(毕竟，大学、教授都源自教会，经院哲学中似乎也不缺缜密的逻辑)。在我看来，西方精神的内在实质是：以思辨和逻辑的利器，乐此不疲地探知世界――自然、社会、人本身。

　　中国人不一样，中国的大哲(汉以后基本是大儒)们所说的至理名言、被奉为道德楷模英雄人物所说的豪言壮语，都是关于人与世界(自然、社会、他人、自我)的妥协或者人与人争斗的，或者是当权势力所“颁行”的，如，什么“天人合一”之类、苏轼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雷锋的“我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试问，有多少人的生存改善是因为雷锋式的“服务”?)等等，而且，人与人争斗是实质、是主旋律，人与世界妥协是斗争失利者心理解脱的阶梯和托辞，是次旋律。所以，这一切东方智慧的核心就是“人斗人”――斗不过了，就说要“合一”、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而胜利者要保持胜利地位、让受奴役者从思想上放弃抵抗，就托天命、颁圣贤书。

　　扯这么远，只是为了说明《思维的乐趣》之可贵。王小波，是我捧起他的书就爱不释手的作家，在我看来，他的作品是这样的：以良知为本、以生命为价、以逻辑为针，不断扎向半个多世纪前后以来一直在延续和深重化的现实的恶。

　　关于良知，想起马克・吐温的一段话，大意是：再没有比良心更无用的东西，如果良心变成一只小狗，我一定把它溺毙。可见，良心本来是造物赋予每一个人的，只是现实的恶迫使人一点点把它给消灭了。

　　读《思维的乐趣》，或者说读王小波成熟期的文字，有三种享受：文字之趣、哲思之辩、阅尽人情世态之超然。

　　其文字，几乎字字句句都很拙朴，似乎所用的每个字都只需要小学毕业就会读会写，但是串成句子、写就篇章，却似乎很难找出第二人可以有这种写法。

　　也许是研究逻辑的父亲的潜移默化吧，其文通篇几乎全是逻辑推演，把不起眼的小事以一种小儿斗嘴的样态铺陈开来，满纸闲话，通篇机锋。

　　如果，你有幸如王宫里的快乐王子，不知生之艰险;或者，你正身受世事艰辛，却自叹命运不公而不知道有更多的人一样生存艰辛或更艰辛;如果“大人们”如君父般抹去历史阴毒残冷的一段，让追溯者无从回视。那么，你可以去看王小波的杂文，可以去看这本《思维的乐趣》，它就像一种特别的史书，把沉淀在个人记忆里的小事件偶尔翻拣、东拉西扯，而那被抹去的时代，就以清晰的高像素呈现。

　　王小波的杂文，似乎都是闲扯，却丝毫不扯淡。他是因人之难而痛，因痛之彻而思，因思之深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