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般将五四运动视为一个单纯的青年爱国运动或无产阶级领导的群众爱国运动。事实上，五四运动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予以称谓和解读，我们既可以视其为一个历史事件，也可将其视为一个重要历史进程。作为一个历史进程，五四运动是作为制度化儒学象征的专制政府垮台后，近代以来汇聚而成的民主精神与法治文化的活力的一次集中迸发，是新文化运动的高峰和结果。它高举反传统的旗帜，对以儒学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地批判和反思，新文化运动所秉持的科学与民主精神被高高举起，从此德先生和赛先生蔚然风行于中国，民主成为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主旋律，中国的民主政治进程从此具有了更为深厚的社会基础。作为一个事件，我们永远也不能否认它所彰显的爱国主义激情，但是，当我们将思绪从这段不见硝烟但轰轰烈烈的历史之中拉回时，我们会发现，尽管运动的时间很短，但它更多地体现了两种不同性质文明的交汇与对决，这短短的时间铸就的历史是数千年中国历史上又一道突起的高峰，从此以后，尽管不和谐的声音总是存在，但宪政与民主的呼声在中国社会传布的更为广泛，它表明民主观念在中国被接受和宪政思想的生根发芽，因此，五四精神也成为人民共和国的精神所在。
　　五四运动普及了民主思想，加快了中国的宪政民主的步伐。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和胡适等五四运动的健将们以他们那知识分子特有的敏锐思维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政治发展动向，都希望在交汇的中西文化中，从深层面为中国指一条明路。因此，他们纷纷建立起自己的价值观体系，并设计出国家和民族前进的方向和路标。众多的思想家为民族病患把脉的结果最后都归结到思想文化层面，民主和科学成为千金良方，从此后，民主成为中国历史不可阻挡的前进方向和政治制度设计的主要价值取向。五四运动对后来中国社会的影响主要是民主精神，民主包含了平等、自由和法治等现代社会最基本的价值追求。五四运动以后，对于饱受封建专制统治之苦的中国人来说，民主是与专制相对应的一种新的政治文明，一种先进的社会制度，是一种全新的社会生活方式，是一种新的社会精神，是中国社会前进的方向和希望所在。民主更是一种新的文化符号，不同的中国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对其内涵有了不同的解读。民主实现的前提是确认法律至上地位的宪政体制的存在。民主本身便蕴含着法治精神，要求实现宪政。中国的宪政发展历程可以分为制度和思想文化两个层面，制度层面的宪政进程从满清王朝的末期就开始了。虽然是迫不得已，但满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终于还是迈出了向宪政文明靠拢的第一步。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推翻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宏大的革命理想几乎是与新文化运动同步地开展。中华民国成立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一系列法律先后颁布和开始施行，宪政民主国家的制度框架基本构建起来。但是这些法律大多数没有能够得到有效地实行，宪政制度也被拆来改去。国人早期宪政运动的制度设计所实现的程度，与其所期冀的目标相比，只是事倍功半，究其原因，是因为在国民的思想深处，还缺乏对民主与宪政的正确认知。从文化层面而言，中国对于西方先进的宪政文化的了解要早于法律文本的制订和制度的设立，但在封建专制的思想桎梏下，国民的思想整体上仍然处于冰冻中。五四运动润物无声，它瓦解了中国思想文化的冰封，宪政民主思想才得以蔚然盛行，五四运动为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五四运动提出了“外争主权”的口号，强化了国民对自己主体地位的认知，体现了国民对国家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主权理论兴起于近代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它强调的是一国政府的对外独立权和对内最高权。在中国历史上，社会实行家族治理，公私不分、家国相通，国是家族之国，天下是一人之天下。在家天下的情况下，中国本无主权的观念，如果说有主权存在，那也是君主主权，政权存亡，本是皇帝家事，而臣民只是被统治者。五四运动提出的“主权”口号是在满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建立后的背景下提出的，虽然运动参加者重点是强调国家主权的对外独立性，但通过运动对政府施加压力，使政府改变政策，也显明了人民主权的思想，体现了主权者的地位。近代以来，虽然不断地爆发群众运动，但太平天国运动是在中国传统的革命轮回之内的夺取政权的斗争，义和团运动也只是以反洋教为招牌对外国人的嚣张行为予以打击，两者都没有提出主权问题，所以，它们与中国的宪政民主进程并无必然的关联。相反，五四运动反映出参加者甚至全社会对于国家主权归属的重新认识，是主权在民思想的开花结果和皇权思想的彻底没落，也是中国社会政治传统由皇权向民权转变的标志，这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主宪政思想传播的结果，在这一运动中，国民的主体地位极大地得到彰显。
　　五四运动以街头游行示威的形式对政府的无能进行抗议，开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先河，尽管在运动中有烧毁赵家楼和殴打章宗祥等暴力情节，但这并不能抹杀五四运动在民主宪政发展史上的地位，因为任何群众性运动都有失去控制的可能，在群情激奋的情况下，更容易发生，即使在今天有组织的群众运动中也常有这种暴力情节出现。但就五四运动而言，它摆脱了传统的起义、暗杀等暴力方式而是以街头游行示威的方式进行，是一种政治民主表达的方式，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当然，政府的退让也说明民主的精神，至少民主作为一种潮流在当时已经在社会上占有重要地位。
　　民主是宪政的基本价值追求，宪政是民主实现的基本方式。五四运动是一次思想运动，极大地扩展了宪政民主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宪政路线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四运动对中国宪政民主进程的影响是多层面的，意义是深远的，它传播的民主思想，浸润着民族的心灵，同时，它留给我们的思考也是久远和丰富的。在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之际，希望蓬勃如昔的五四精神能给我们今天的民主建设注入更多的活力。

近代中国的时代主题是救亡图存。国人在目睹了西方的坚船利炮之后，大呼器物不如人乃亡国之关键。兴洋务、办工厂、建水师冀强大自我以抵御外侵。然而，甲午一役，国人苦心经营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一大批维新志士在垂首顿足之余，又转向制度的改制。正如梁启超所说：“海禁既开，所谓‘西学’者逐渐输入，始则工艺，次则政制”[1]辛亥革命后建立了民主共和国，制定了宪法。然而袁世凯上台后政治上，不惜大量以国家主权换得“善后借款”。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一面修改临时约法，解散国会。一面发表“整饬纲纪”宣言，宣布恢复学校“祀孔”“读经”，积极准备复辟帝制。社会上，文化复古派大肆活动，孔教会、孔道会、尊孔会等团体纷纷出笼，鬼神迷信甚嚣尘上。
二次革命失败后，民国现状使陈独秀对从制度层面入手救国感到失望。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他认为国民思想文化的落后是根本问题。他曾说到：“国人思想倘未有根本之觉悟，直无非难执政之理由。”[2]胡适也曾回忆道：“在袁世凯要实现帝制时，陈先生知道政治革命失败是因为没有文化思想这些革命，他就参加伦理革命、宗教革命、道德的革命”[3]在近代中国，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一直是政治改制，建设民主政治进程中的一大难题。早在守旧派反对维新改革的时候就曾以国民程度不够为理由反对维新变法。改良派内部意见也并不统一。严复、梁启超等人也都曾提出国要“兴民德”或“开民智”。但是改良派的“新民”思想具有调和的性质，同时革命风潮使得启蒙工作还没有取得很大实效的时候就结束了。革命派虽然也认识到国民程度不足的问题，但是迫于当时急于实现民主革命，革命派没有正视这个问题。他们采取了回避的态度，认为国民程度的问题可以在革命成功以后在解决而现实的革命任务却一时也等不了。[4]
　　陈独秀创办《新青年》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从器物到制度最后到思想文化寻求救亡出路的一个里程碑。在当时即被称为“新文化的元典”、“思想界的金针”。胡适后来也称之为“可以改变一个时代的刊物”。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之所以可以在众多定位于思想启蒙的刊物中取得成功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从陈独秀本人的经历和性格来说，他早年自己在家乡就创办过一份旨在开启民智的《安徽俗话报》，之后又在《甲寅》中执笔。陈独秀有着十分丰富的报刊从业经历。陈独秀家学渊源，秉承了晚清经世之学。有学者曾分析认为陈独秀的思想启蒙与晚清桐城经世之风有着难以割舍的联系。桐城派不仅继承了文以载道的主张和经世致用的传统，而且还发展为一个开放的能够容纳新思想的学派。那种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对‘士’的使命的高扬，在皖江新一代年轻人身上开始复活。[5]这种性格上的坚毅和责任感使陈独秀义无反顾地创办《新青年》从事思想启蒙。而陈独秀本人对于通过创办刊物来改造国民思想文化也是十分有信心的。他曾对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6]他友人也回忆陈独秀曾说：“从皖来沪，拟办一杂志，自称可以轰动一时”。[7]
　　第二，陈独秀倡导思想启蒙与之前一大不同在于，他极力要和政治撇清关系。至少在《新青年》初期的刊物表面形态来看，陈独秀是想远离政治的。陈独秀在答王庸工来信时就表明杂志要以“改造青年之思想，辅导青年之修养”为目的，“批评时政，非其旨也”。这实际上也是陈独秀最初给刊物的一个明确定位。他之所以要这样，除了致力于思想启蒙的救亡思路以外还和陈独秀对政治的理解有关。陈独秀反对政党政治。他不想由于谈政治而使得刊物成为发表党派政见的地方。陈独秀认为中国不似“英之能行次制者，其国民几皆政党也”，而是“政党之岁月尚浅，范围过狭，目为国民中特殊一阶级，而政党自身，亦以为一种之营业利权分配，或可相容；专利自恣，相攻无己”。陈独秀鉴于多年的政治纷争后分析到：“吾国之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政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容心；其结果也，不过党派之胜负，于国民根本之进步，必无与焉”[9]他倡导国民运动，希望通过大多数国民的舆论成为政治力量。他认为“党见乃舆论之一部分而非全体，党见乃舆论之发展而非究竟。从舆论以行庶政，为立宪政治之精神”。“宪政有二要素，一曰庶政公诸舆论，一曰人民尊重自由”[10]《新青年》主创人员对刊物的办刊方向即尽力在思想文化上启发国民有一个清晰的构想并坚定的秉承这一办刊方向。
　　第三，《新青年》有着其他刊物无法比拟的强大作者阵容。从第二卷移师北大，《新青年》依托知名学府，立即成为北大革新力量的主要言论阵地。此时《新青年》的作者群突破了“圈子”的界限，几乎囊括了新文化运动的所有精英。以至日后谈论《新青年》，单是罗列作者的名单便足以让人心头一震。鲁迅、周作人、李大钊、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傅斯年、罗家伦、沈伊默、恽代英、毛泽东等都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
　　最后，《新青年》的一些具体刊物操作也是非常成功的。首先《新青年》从正面提出了思想启蒙的口号，即民主与科学。刊物在开篇就将科学和人权比作“若舟车之有两轮翼”，后又称它们
“可以救中国政治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在回答外界置疑时称“本质不过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策略这不得不说是非常成功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成为《新青年》独有的响亮口号。其次《新青年》的文章是易懂的，文风是带有批判性的。在刊物社告第三条就表明：“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这种直白的文章更容易吸引更多的读者。而批判性的文风无疑更引人瞩目。例如孔子之学在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历史。对学读书的士人阶层来说更是非常神圣。而《新青年》在一创刊就发表了一系列批孔的文章，而且之后的文章更加集中和猛烈。以《新青年》为中心掀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新青年》是勇揭万世师表。《新青年》有如此的勇气和气魄使得它迅速引起广泛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