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水画始于魏晋南北朝（220-581年），真正发展于隋唐。
随着汉末腐朽的经学束缚被冲破，玄学思潮兴起，玄学之士标榜隐逸，江南的秀丽山水给人以自然美的享受。顾恺之的《画云台山记》记录了作画的完整构思，文中写道：“山有面，则背向有影，可令庆云西而吐于东方，清天中，凡天及水色，尽用空青，竟素上下以映日。西去山，别详其远近……”；刘宋时期宗炳的《画山水序》则表明了他对山水画的理解；同时的王微的《叙画》记录了他的看法。在晋之前汉魏时期的绘画中，也有不少具山水画的因素者，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吴王赵夫人”条下有“孙权尝叹魏蜀未平，思得善画者图山川地形……”等等的论述，但那时画的山水只是军事上实用的地图之类。所以真正的山水画，乃正式萌芽于晋，由晋朝而兴起的山水画，刘宋而成。
早期的山水画，存世不多，尽管在敦煌壁画等处也可看到一些山水画，但它不能代表当时的山水画的全貌，这在《历代名画记》所记皆可证明(《记两京外州寺观画壁》中的山水画多唐人手笔)。所以我们在早期山水画中看到的一般是“群峰之势”，“若钿饰犀栉，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率皆附以树石，哄带其地，列殖之状，则若伸臂布指。”
但是，专门从事绘画的士大夫们，都有很高的文学修养，一部分山水画还是具有很高水准的。从顾恺之的山水画构图稿的文字记录来看，当时的山水画是有一定深度的，前后、左右、上下皆有安排，树石、道路、泉流，决不会“若钿饰犀栉”。这从汉画像石中也可得到证实。但是当时的山水画，不论出自民间的还是出自士大夫的，也不论水平高低，皆有个共同特点：颜色是青绿艳丽的，而且是涂满绢素或墙壁的，画中皆有复杂的禽兽，至隋逐渐减少，唐初已基本不存在了。
山水画的产生和上层人物、知识分子参与有关，魏晋时期就有许多知识分子从事绘画。山水不久便成为他们绘画的主要题材，由于士大夫们加入绘画后，便分成士体和匠体，《历代名画记》记谢赫评刘绍祖云：“伤于师工，乏其士体。”又彦惊云：“不近师匠，全范士体。”宗炳、王微的画论，也表现的是文人士大夫的思想和情怀，成为后世文人画的远祖。
山水画的发展，首先表现在隋代和唐初的大兴土木即宫廷、台阁的大量建筑上。在设计建筑时，便要绘画大量的山水背景，直到唐初的“二阎”(阎立本、阎立德)“渐变所附”，可知山水画是由附属于宫廷建筑图中脱离出来。在《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有谓：“国初二阎，擅美匠，学杨、展，精意宫观，渐变所附。”但“二阎”画山水石树木皆不成熟，后为“二李”(李思训、李昭道)所成功。
展子虔（qian）,“历北齐，周，隋”，被认为他的传世作品《游春图》可以看出：以青绿勾填法描写山川，人物，尚无皴法，体现出朴拙而真切的描绘自然景色的能力，表明山水画趋向于成熟。开创了青绿山水的端绪。此画风为后世的宫廷绘画和民间宗教画所继承。初唐的李思训（651-718年）、李昭道父子直接继承并发展了展子虔的山水画艺术。李思训被唐人推崇为“国朝山水第一人”，其代表作有《江帆楼阁图》。李昭道史称“小李将军”，《明皇幸蜀图》可能是其原作。
李思训的山水画，只是继承展子虔而有所发展，其所用线条，还是传统的“春蚕吐丝”式，细匀而无变化，缺乏一定的气势。而李昭道后来“变父之势”，落笔甚粗，秀劲有力，有气势。明代詹景凤《詹东图玄览编》有记载：“李昭道《桃花源图》，大绢幅，青绿重着色，落笔甚粗，但秀劲。石与山都先以墨勾成，上加青绿，青上加靛花分皴，绿上则用苦绿分皴，皴乃劈斧。远山亦青绿加皴，却是披麻。泉水用粉衬外，复用重粉，粉上以靛花分水纹，泉下注为小坎，坎中亦用粉衬，用靛花分水纹，如泉水溪流，则不用粉。其于两崖下开泉口，则于石壁交处，中间为泉水道直下，两边皆用焦墨衬，意在墨瑛白。即唐人亦末见有如此衬山者。山脚坡上，亦如常用赭石，赭石上用两金分皴。勾勒树，落笔用笔亦粗，不甚细。墨上着色，色上亦加苦绿重勾，大抵高古不犯工巧，予见李昭道画轴与卷荚，则《桃花源图》为最古，工而不巧，精而自然，色浓意朴，断非后人能伪作也。”故山水之变， 自吴始，至小李而成，昭然也。
山水画到了李昭道，已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既有气势，又有色彩，但其艳丽的气氛却依然如李思训。然而水墨山水画的出现可以说是发露于吴道子。盛唐时期的吴道之（约690-758）画山水则笔迹豪放，有“山水之变始于吴”之说。它的形成，都是受道家思想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士人自称参禅信佛，实则其为道学所牵制。王维（701-761）则以入画，创“破墨”山水，抒写文人情怀，大大发展了山水画的笔墨意境。这一派人还有张噪（zao），王墨。而王洽则创“泼墨”之法。此时张噪的“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艺术主张从一个侧面道出了艺术家对山水画创作的追求与理解。他们对文人画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王维“以禅诵为事”、“中年唯好道”到董其昌以“画禅”名室，他们不曾一日遁佛之道而去自寻痛苦的生活，他们享尽了人间富贵，王维虽和陶渊明思想相通，但他却对陶渊明“弃官后行乞”的行为大为不满；董其昌出门坐在轿子里仍嫌辛苦。他们最知生的快乐。说是佛徒，实则佛其表，道其内。所谓“富贵山林，两得其趣”也。
在艺术思想上，更是与道家思想相通。道家的“忘”，只是忘却人世间庸俗的纠葛，并且由“物化”而对宇宙万物加以拟人化、艺术化，且要求能“官天地，府万物”，“能胜物而不伤”。正因如此，所以在虚静之心中，能“胸有丘壑”，能流入笔下而成为山水画。而佛的“灭”、“四大皆空”；禅的“无念为宗”、“本来无一物”，则不可能“胸有丘壑”，也不允许产生艺术的意欲。所以以水墨代五彩画山水，正<BR>是力主清静朴素、虚淡玄无的道家思想之体现。
王维之后的水墨山水画家，都或多或少的具有道家的思想。所以山水画在中唐突变后的兴盛时期，据考证也正是安史之乱，唐代开始走下坡路的时代，乃是道家思想起作用的时候。画山水的文人，往往不是以之博取功名，只是用以“娱悦情性”。王维“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自适其乐”就不必迎合世俗的情趣，而自己的情趣又在于清静雅谈，这无疑是契合于水墨画的情趣。
唐末的山水画正是中国山水画第一个高峰中的“始信峰”，即中国山水画成熟的起点。至五代宋初， 山水画才达到高度成熟，并居画坛之首。
唐末、五代、宋初产生了“百代标程”、“照耀千古”的大山水画家，如孙位、荆浩、关仝、李成、范宽、董源、巨然等等，都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大画家。北宋中后期再也没有产生这样的大画家。正如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论古今优劣》有云：“或问近代至艺，与古人何如?答日：近方古多不及，而过亦有之。若论佛道、人物、仕女、牛马，则近不及古；若论山水、林石、花灯、禽鱼、则古不及近。”“至如李与关、范之迹，徐暨二黄之踪，前不藉师资，后无复继踵，借使‘二李’(李思训、李昭道)，‘三王’(王维、王熊、王宰)之辈复起，边鸾、陈庶之伦再生，亦将何以措手其间哉。故日：古不及远。”
唐末至宋初的北方大山水画家多位是隐士，他们的山水画成就特别高。像关仝是五代初人，师事隐居太行山的荆浩。李成主要活动于五代，避乱而隐居于营丘山，死于宋初。范宽是五代末至宋初人，隐居于关陕、终南等地。隐遁山林的画家，自然以画山水为主，所以北方的人物画、花鸟画不盛，而山水画特盛。其主要的特点：(一)画北方石质山，雄伟峻厚，石质坚凝，风骨峭拔；(二)突出山石轮廓，以线条勾出凸凹，然后用坚硬的“钉头”、“两点”、“短条”皴之(南方山水画也有“两点”、“短条”，但决不坚硬，而是十分温润)，是形成斧劈皴、折带皴的基础；(三)长松、巨木为主；(四)多高山飞泉流水，大山突兀，有崇高感。然北方画派中各家又有各家的面貌。郭若虚在《图画见闻志》卷广《论三家山水》中谓：关仝的山水画石体坚凝，杂木丰茂,台阁古雅,人物幽闲.而且其画木叶，问用墨精微。画松叶谓之攒针，笔不染淡， 自有荣茂之色。且烟林平远之妙，始自营丘。范宽的画峰峦浑厚，势状雄强，枪笔俱均，人屋皆质，且画林木，或侧或欹，形如偃盖，画屋既质，以墨笼染，后辈目为铁屋，但范宽不大画松柏。他们都成功地刻画出北方地区山密浑厚、势壮雄强的特色，称为北方画派。
其实五代宋初时期的南方山水画成就也不低。南唐的大山水画家董源、卫贤、赵干等成就皆很高。由于南唐的群臣皆文学和艺术上的能手，所以南唐绘画，诸如花鸟、人物、山水皆达到极高的成就。与北方山水画形成鲜明对比，其特点：(一)画江南土质山，平淡天真，轻烟淡峦，气象温润；(二)山石轮廓线不突出， 山骨隐显，用密密的、或长或短的、有柔性的线条和润媚的点子表现山石的凸凹，是为长、短披麻皴、荷叶皴的基础；(三)林梢出没，杂树灌木丛生；(四)多低短山丘平沙浅渚，洲汀掩映。
北宋中后时期绘画已普及到一般文人，以苏轼、黄庭坚、米芾为代表的一批文人，则竭力推动文士画发展，他们倡导“画中有诗，诗中有画，”主张“不求形似，但求达意。”在《画继》有云：“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人，颇多著意，……本朝文忠欧公、三苏父子、两晁兄弟、山谷、后山、宛丘、淮海、月岩，以至漫仕、龙眠，或品评精高，或挥染超拔，…．．，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北宋的文人几乎都晓画，甚至亲自挥染，将自己的审美观带入到绘画中去。米芾的山水画；平淡天真”，“画意不画形”，而且没有“高下向背，远近重复”的强烈感觉,十分平易.这正和当时的古文运动的精神相契。
马远、夏圭、刘松年，他们并称“南宋四大家”。马远在构图上大胆取舍，以山一角、水一涯的局部特写，突出大量空白的深远景观，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和浓郁的诗意，人称“马一角”。夏圭构图常取半边，中空旷大，近景突兀，远景清淡， 自具一格，人称“夏半边”。二人皆用大斧劈皴，笔筒意远，遗貌取神。这种边角构图，为传统山水画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宋代文人“萧条淡泊”、“忘形得意”一类主张到了元代文人画大盛时，方得到空前的发展。元代的绘画用以寄托性情，这是元代士人闲逸、苦闷、悲凉、委曲的精神状态所至。士人放弃对国家民族的责任心，而隐逸形成一种社会普遍性的现象，他们百无聊赖，有才无处发，于是引发为一种对世俗生活的超脱之感，并发展为使个体与社会总体分离的社会性的精神运动。山水画家以赵孟烦为代表，中后期出现黄公望、王蒙、吴镇、倪瓒等，并称“元四家”。他们倒是学董、巨，但不再迷恋于自然界中的真实和韵律，而是抒发自己的性情。成就最高的是画山村山水的小景，甚至画高山峻岭也小景化。
明初的山水画基本上是元末山水画的延续，画家多能直抒胸臆，表现自我，表现一种冷逸寂静的气氛，且以宫廷绘画见长。以王谔和戴进为代表的浙派，代表了明代前中期的时代风格，它的支流有吴伟为首的江夏派。但浙派绘画在明代后期已无法保持它的优势，和宫廷绘画一样衰落得一败涂地，浙派的画家戴进是十分出色的。后期的浙派绘画确实是“徒呈狂态”，以粗笔阔墨去强求豪气，勾皴的线条十分放肆，这在吴伟晚年的作品中已很明显。正德时期，以苏州为中心，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为代表，被称为“吴门四家”，又称为“明四家”。四家中，沈、文继承“元四家”画风；仇英以工笔重彩的风格见长；唐寅虽师承南宋院体，但和浙派截然不同，他用院体的一些方法，却加入了文人的逸趣，化刚劲为和柔了。
明后期吴门派开始衰落，松江派兴起，其中他们很多是大文人兼画家，所以他们的画比吴门派的画更加有文人逸趣，古雅而文秀。他们是以赵左为首的苏松派，以沈士充为首的云间派，以顾正谊为首的华亭派，三派总称为松江派。而松江派以董其昌为代表，他以“南北宋”给前人“分门户”，在艺术思想上主张师古。此外，还有以蓝瑛为首的武林派，以项圣谟为首的严谨派，以担当为首的超逸派，以吴彬、陈洪绶为代表的高古变异派，等等。
和时代的精神基本相同，明代已经急剧衰微了的山水画，在清初重新振起，以渐江、石溪为代表的遗民派和以梅清、石涛为代表的自我派山水画，大可媲美宋元，乃至过之。可惜未能成为画坛主流，不久便被仿古派“四王”(王时敏、王鉴、王晕、王原祁)所掩盖，所谓“正宗”和主流又纳入了明末出现的临古轨迹，画坛出现了和社会一样的“万马齐喑”的状态。
“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集阮亭诗。”“四王”的画被目为“正宗”，后世识者对其才力微薄之不满甚于阮亭诗。而非正宗的“四僧”(八大山人、石涛、髡残、弘仁)和被讥为“恶习”、“八怪”的画反而为览者所喜爱。“四王”的画之所以为“正宗”，而又长期风靡中国画坛，其原因：(一)“四王”之首王时敏得董其昌正传；(二)王时敏以及王鉴本是明朝大官，在社会上有政治影响；(三)遗民派的画本和宫廷无关。
“四僧”、“扬州八怪”、“金陵八家”的绘画被讥为“恶习”，受打击，其原因他们是“革新派”，在政治上抗拒清政府统治，在艺术上张扬个性，强调以情为主。
中国的山水画至清代急剧衰落，总之“明四家”不及“元四家”远甚，“清四家”(“四王”)又不及“明四家”远甚，盖时代精神使然。山水画艺术作为时代精神的反射，正显示出这种一代不如一代的征兆。明清之际，“天崩地解”，山水画艺术也作了最后一震，他曾疾呼，但大势如此，无法使一个垂暮的老人焕发出长久的具有活力的新精神。所以石涛死后，风靡山水画坛的仍是王原祁、王晕一套以临古为主的山水画，中国古代山水画已进入了尾声。
近现代以来的海派、京派、岭南派、长安画派等流派风起云涌，中国山水画艺术进入了当代。

中国的山水画发展演变
山水画，是一种表现山川之妙并能为人类寻求某种精神寄托的画种。中国的山水画起源甚早，据史书记载，秦汉时期已有了山水画，但实物未见流传。而今天我们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山水画，当是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和《洛神赋图》中的背景山水。前面我们在人物画一节中已谈到，顾恺之的这两幅画是以表现人物为主体的，山水只是人物背景的衬托。
但是，作为人物背景组成部分的山、兽、林、鸟却结合得很完整，表现得也很真实。山石开始依靠线的变化来表现不同的面，依靠层次来表现不同的山峦变化，利用俯视的角度来表现纵横的山川。这些都是后来山水画的基本表现技法，尽管这种表现还停留在比较幼稚的阶段，但却为以后中国山水画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以，顾恺之的名字，不但与中国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联系在一起，而且也为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在顾恺之之后的南北朝时期，山水画勃然兴起，出现了一批能画山水画的画家和第一批专论山水画的论文。但是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发现一幅当时的山水画作品流传下来，我们只能根据当时的有关山水画的文献，来认识那一时代中国山水画的发展水平。不过从此之后，山水画艺术以较完备的表现技法和系统的理论登上了中国画坛。
中国山水画到了隋唐时代，有了一个大的发展。隋代以展子虔为代表的画家们的作品为我们研究这一时期的山水画状况提供了重要材料。展子虔，是今山东一带的人，他曾历任北齐、北周、隋三朝的大夫，是一个绘画的多面手，据说对于人物、山水、界画和车马无不精湛。被世人称为“唐画之祖”。但是，他的最为杰出的贡献还是在于山水画方面，而现今留传下来的他的惟一作品，就是现保存于故宫博物院的《游春图》。
《游春图》是一幅描绘自然景色为主的青绿山水画卷，表现人们春天出游的情景。画家在不大的绢幅上以妥善的经营、细劲的笔法和绚丽的色彩，画出了青山叠翠，花木葱茏，波光粼粼的春光佳境，图中山青水秀，水天弥漫，在波光潋滟的湖面上，一艘华丽的高篷游艇随波荡漾。船中三位女子纵目四望，陶醉于明丽的湖光山色，流连忘返。湖边数人或骑马或漫步于山间小道，或袖手仁立岸边，兴致盎然。画家通过时各种自然景色和人物活动的生动描绘，成功地体现了《游春》这一主题，展于虔的《游春图》为唐代青绿山水画派的形成开了绪端。
到了唐化，李思训和其子李道昭直接继承了展于虔一系的山水画画风。李思训为唐王朝宗室，曾任“武卫大将军”。他继承井发展了展子虔的画法，用笔工致严整，着鱼浓烈沉稳，画面格局宏伟，堂皇华丽，装饰性很强。他的几了李昭道又继承了他的画风，时称为“变父之势，妙又过之”，并首创海景山水。
这样，从隋代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一脉相承，形成了我国山水画中具有特色的青绿山水画派。在唐朝，还形成了另一山水画派的源头，那就是水墨山水画。
水墨山水画的开山始祖是王维，据说他诗、书、画、音乐都很擅长，而且还官至尚书右丞。王维的画喜用雪景、剑阁、栈道、晓行、捕鱼等题材，其画以笔墨精湛、渲染见长，具有“重”、“深”的特点。王维的山水画还有一个重要的特色，就是诗和画的有机结合。前面我们已谈到，绘画史一般把他看着是诗画结合的创始者。王维之后的中晚唐时期，山水画的发展出现了一场“水墨运动”，这样，中国山水画发展到唐代，已经进入了一个自由的新天地。
至五代两宋，是山水画家辈出和山水画派叠现的时代，这些画家继承并发展了南北朝、隋、唐山水画家的优秀传统，把中国山水画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形成了五代时期的北派山水和南派山水，北宋时期的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北宋晚期的“米点山水”与青绿山水，以及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
五代时期，北派山水的代表人物是荆浩和他的学生关仝。荆浩是北方人，曾隐居于太行山，所以他接触的多是北方及太行山的崇山峻岭雄壮的景色。所画山水“上突巍峰，下瞰穷谷”，多作巨壑，具章法布局为中心全景式的布局，而以主峰为中心，用云蚰烟霞的断白，衬托出中、前景的全局安排。场面浩大，气势雄伟，空间感很强。据传《匡庐图》就为他的名作。他的弟子关仝则为长安人，师荆浩，却有“青出于蓝”之誉，自成一体，喜作秋山寒林、村居野渡的关、陕一带的风光。其传世之作为《关山行旅图》，画上巨峰高耸，气韵深厚；所画林木，有枝无干，却给人“乱而整，简而有趣”的感觉。
与荆浩、关仝为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相对应，南方有以董源和他的弟子巨然为代表的表现江南山水的江南画派，也称为“南派山水”。董源和巨然都是10世纪下半叶活跃在南方的画家，他们生活在长江中下游的环境，不同于旷寂、雄厚、寒冷的北方，而是地势起伏平缓、阳光和煦、温暖湿润的地区。他们体察自然，并以独特的艺术语言加以描绘。在董源的作品里，很难看到险峻奇峭的山峰，所见是平缓连绵的山峦映带无穷、林麓小溪、山村渔舍，全是江南丘陵江湖的动人景色。董源的代表作是描绘潇湘地区风景的画卷《潇湘图》和描绘夏日江南风景的《夏山图》，董源的弟子巨然，成了他画风的最好继承者，其代表作品有《秋山问道图》。此画表现深谷丛林中，临溪的草舍里，三个隐士正在谈经论道，周围是一片高爽的秋季景色，这也可以反映出画家的身份和心意。
到了北宋，出现了中原画派与院体山水画。中原画派以李成、范宽为代表，李成因徒居山东营丘，便常以齐鲁原野的自然环境为描绘对象，范宽长期居住在终南山和大华山，他的画也就崇山雄厚、巨石突兀、林木繁茂、气势逼人。继李成、范宽之后，山水画家接踵而起，在李、范的影响下，当时曾出现了“齐鲁之士惟摹李成，关陕之土惟摹范宽”的倾向。
北宋政权统一后，江南的画家们相继北上，并受到北宋画院的礼遇，这就冲击了以中原画派为主流的北宋山水画，南北画派开始了融合，便形成了以郭熙为代表的院体山水画。
北宋的山水画我们还要提到的画派就是“米点山水”和青绿山水。“米点山水”的创始人是米芾，他是北宋四大书法家之一，祖籍山西太原，后来移居襄阳、镇江等地，长江沿岸常常能看到的雾雨潆潆的云山烟树景象启发了他，于是他在山水画技法上进行了新的创造，用水墨点染的办法来画山水，以充分发挥水墨的融台。墨色晕染所形成的效果，形成了含蓄、空潆的神韵之趣。
再就是青绿山水。前面我们已经谈到，从隋朝的展子虔，到唐代的李思训父子，这一画派就已形成。但五代宋初，此种形式却为士大夫画家所不尚，被看成是职业画家的匠俗之作，曾一度在北宋消沉。北宋中期，一些画家们力排众议，又重新致力于青绿山水，创造出适合宫廷欣赏趣味的典丽的青绿山水画。使青绿山水画进入了成熟时期，其著名的代表画家有王希孟、赵伯驹等。
北方民族入侵，宋室南迁，称为南宋，在新的都城临安建立了南宋画院。由于政治上的变迁和画家生活地区的由北南移，使南宋的绘画艺术从内容到风格都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以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这“南宋四大家”为代表的南宋院体山水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