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路第十三

现在讲《子路第十三》篇，以连贯的观念来看，这篇文章是对上论《为政》篇以后所作的发挥。就是说一个人学问的内在修养与外用，当然包括了过去所谓做官的学养，乃至做人与做事的道理。

先天下之忧而忧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这一节文字非常简单。子路问从政的道理，孔子告诉他两个观念：一个是“先”，一个是“劳”。这两个观念，发挥起来蛮多。

所谓“先”，就是在“为政”的原则上作领导人，一切要为人之先。关于先，大家都读过宋儒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其中有句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先”的观念，即从《论语》这里来的。中国政治哲学解释“先”字，多半用老子的话“外其身而后身存”。为政做主管的，尤其是作战带兵的，都是这样：自己站在前面，有艰难困苦与辛劳，我领先担负了；利益方面也是先让人家，自己不要，这是“外其身”，而实际上最后的成功还是自己，这是领导的“先之”的道理。

“劳之”，也是处事领导的原则。左丘明的《国语》一书中，有一篇敬姜论劳逸，叙述鲁大夫公父文伯的母亲—敬姜，对儿子的一番教训，政治思想非常高。她说人必须要接受劳苦的磨练：“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一个人环境好，什么都安逸，就非常容易堕落。民族、国家也是这样。所谓“忧患兴邦”，艰难困苦中的民族，往往是站得起来的。所以古代许多懂得为政的人，都善于运用“劳之”的原则，使得官吏、百姓没有机会耽于逸乐。“劳”包括了勤劳、劳动、运动许多意义。所谓“君子劳心，小人劳力”。人在辛劳困苦的时候，对人生的体会较多，良善的心性容易发挥出来。不过这是好的一面的看法。另一方面，也有把这个原则反用了的。所以同样一个学问，正反两面如何去用，在乎个人的道德。这个“劳”同时也包括自己。在个人修养中，一个领导人宁可有困难时自己先来，有劳苦的事自己先做；绝不能自己坐着享受，有困难都让别人去。这样永远带不好人，尤其带部队，打起仗来，就看得更明显。

孔子说了这两点，子路请益，要求老师多告诉他一点。孔子又说了一个“无倦”，这两个字在文字表面上看起来就是不疲劳，一切要更努力；用现代语来说，就是责任的观念要加重，自己没有“懒得做”的感觉；从历史上严格体会，做一个政治上成功的领导人的确是很苦的。如果恪守这种原则，即使是看公文这件工作，也令人觉得很苦。因为真正负起责任来，往往就没有私生活，难免有时会厌倦。在前面也说到过，历史上像周公那样忙碌辛劳，“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的故事。周朝的政权，存亡绝续之际，维持八百年之久，可归功于周公一手所建立的典制。而且我国文化集中整理成一系统性，也是由周公开始的。当时周公的身份、地位，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够形容。实际上，他与武王是亲兄弟，是成王的叔叔。可是他对人如此的谦虚，如此的负责任，如此的勤劳而无倦，这种修养实在难得。一个人在自己负到那样的重责，达到那样的地位时去体会它，才更亲切。

上面是孔子告诉子路的三大原则。孔子为什么对子路作这样的答复？这须要我们用头脑去思索一下了。假使子贡、子夏问从政的问题，孔子也许不是这样答复。我们知道子路的个性很有侠气，脾气一来，动辄“算了！”或者“干了！”这一类的个性，容易偾事。有些人是慢吞吞的个性，就容易误事。所以孔子严格告诉他这三个原则。但是，我们每人自己反省，个性上有这种成分没有？学问修养的道理，就可在这三个重点上去体会了。

才难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出去做鲁国权臣季家的管事，来问从政的原则。孔子告诉他在行政上领导政治的道理：“先有司”，有司是职务代称，也就是管事的，读古书时经常看到它。孔子是说，首先重视每个人的职权，要制度化，不要乱来。在古代专制政治的时代，尤其在春秋战国的时期，一个领导人，一个帝王，本身就是法制。尽管中国过去也是讲法治的精神，但在君主专治体制下，往往有“言出法随”的情形，他的话就是法律，他要怎样做就是法令。所以孔子告诉他不可犯这毛病，先要把权责分清楚，制度建立起来。

其次，领导人对人要“赦小过”。谁都难免有错误，尤其当领导人，要能原谅人。一个领导人，不单是主管，还要兼作老师，所谓“作之君，作之师，作之亲。”领导人同时是老师，同时是父兄，对部属小小的错误，马马虎虎让他过去，充其量喊到房间里告诫他。在历史上看到的名臣，遇到部下犯了错误，当众不说，召到房间里，关起门来责备一顿。出了房门当主管的自己背了过，宣称是自己的错，不关那个部属的事。古代许多大臣都有这种器度，不是用手段，而是一种厚道的修养，这是爱人。

第三，要能够“举贤才”，就是提拔有才能的人。这里发生一个问题了，仲弓提出来问，他说有那么多部下，怎么知道哪一个是人才？人才的选拔不易，在历史上经常看到有人“拔于稠人之中”。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有很多人才，当他没有机会表现的时候，永远默默无闻而埋没终生。譬如带一师的部队，这一师人当中，一定有人才，但却没有办法发现。有了发现，就在稠人之中—在很多人之中把他提拔起来，给他机会，随时培养出来。历史上许多前辈提拔后辈，都是这样。

但贤才到底是难得，所以仲弓就说，无法知道谁是贤才，怎样去分别呢？孔子说，你可以就你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去选。如果你并不知道，那就是他没有表现的机会，只好等待别人去发掘了。所谓：“博施济众，尧舜犹病诸！”

孔子要正什么名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迁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有一天，子路和孔子在讨论一个为政的问题。孔子周游列国都很失意，比较好的是在卫国那些年，而且卫灵公对他也的确很重视。所以看孔子的传记，当时许多地方使大家怀疑，有人以为孔子可能在卫国要当宰相；有的怀疑孔子想把卫国的政权整个拿过来。这段讨论的背景就可以反映出当时的情况。子路有一天问道，看卫灵公的样子，非常重视老师，假使他希望你出来从政，有意把政权交给你，“子将奚先？”（我们要注意这个“将”字，表示当然不会成为事实，假设语气）。老师你看为政之道，第一步是什么？第一个重点先开始做什么？孔子说，假定有这个事，第一件事是正名。子路说：“有是哉？”这是非常怀疑的口气，意思是说，正名有这样重要吗？因为正名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东西，所以子路不相信。并且说，老师，人家说你是个迂夫子，你真是迂啊！名正不正有什么关系呢？

现在我们注意，先讨论这个“名”。中国文化中过去的名，包括了些什么呢？我们都知道后世有一门学问叫“名学”，就是逻辑、思想的研究。严格讲，正名就是指确定思想的观念。以现代的语汇来说，“文化思想的中心”即为正名的重点。也可以说，在逻辑思想上分别得清清楚楚，就叫做正名。

现在“正名”的意义懂了，再说本文。孔子说，如果要谈为政，先要把思想领导清楚。把文化思想的路线作正确的领导，非常重要。子路一听，认为文化思想是空洞的东西，这个何必管它呢？孔子就骂他说，你这个家伙，真是野蛮、胡扯。一个真有学问的君子，对一件事情不了解，不要乱下断语。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懂就是懂，不懂不要勉强说懂，就告诉人家我不懂，这才是君子的风度与修养。“盖阙如也”，宁可保留这个缺陷，对人说这一门我不懂，没有研究。孔子教子路这一点做人的道理后，继续告诉他“必也正名”的道理，一气呵成的说明中心思想的重要。

政治的重心，“名不正，则言不顺”，言包括了文字及理论。在理论上讲不过去的事，就是不合理的事，一定不会成功的。有时我们读历史，看政治的演变，都离不了“名正言顺”的原则。“事不成则礼乐不兴”，没有文化的政权，就没有文化的社会，那么立法的制度就建立不好，法治没有良好的基础，一般老百姓就无所适从了。所以领导的重点，还是思想的领导、文化的领导。这在表面上看起来并不重要，其实影响非常深远。

说到这里，我们若以思想问题来讲，人类的全部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思想战争史。一直到今天这个阶段，站在哲学的立场来看，全世界人类文化的思想，正陷落在瘫痪状态，空虚贫乏。讲好听点是物质文明在发达；讲难听点是物质的欲望在扩张，蒙蔽了人类的智慧。也许目前感觉不到，再过十年、二十年就可以感到的。因此我们现在对于自己的文化复兴，要作承先启后融贯中西的工作，这是刻不容缓的重大使命。从事文化工作的人，要晓得自己这神圣而艰巨的责任。是谁给的责任？是自己要自己挑的，挑起继往开来的重任，才能搞思想。如果以现实的环境来看，搞思想的人常是穷苦一生，默默无闻。但每个历史的演变，都受这种潦倒一生的人思想的影响。在他本人死后，领导了世界人类。以个人的现实生活来讲，搞思想、搞文化的穷苦一生，对他有什么用？可是他精神生命的价值就是如此伟大和长远！这就看个人的认识，自己选择要走什么路。

现在引申孔子提到的“正名”问题与思想文化的重要性，如果到了“民无所措手足”的状况，一般人无所适从，不晓得走哪条路好，那就问题大了。我们不要忽略了这个问题。有些事看来毫不相干，但影响的后果非常大，这就叫做文化思想了。文化思想看来毫不相干，但形成时代潮流，对国家命运的影响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说文化思想左右了历史，所以在政治哲学的观点上就更要注意了。一个政治领导人，对于许多看起来毫不相干的事情，譬如路上丢一个香烟头，是毫不相干的，但你丢一个，他丢一个，人人都丢一个，就形成了都市污染，积微成渐，不相干的事成了大问题。就是孔子讲的，名不正，思想就不纯正，“则民无所措手足”。这个时代，老百姓不知哪个思想是对的。

所以孔子的结论：“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这个“名”字包括了思想文化的内涵。同时由此可见，思想文化在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而且我们真正的传统思想，事无不可对人言。在理论上，逻辑上绝对站得住，不是空洞的理论，一定可以做得到的。现在思想的风气，都是讲“应用”的思想，不是基本的哲学思想。因此人心愈乱，民风日下。

孔子所以说为政的道理，首先是思想文化的问题。我们传统文化中对于思想文化和言语行为的原则，就是讲究实践的，说得到一定做得到，而且很容易其实的做到。这就是中国政治哲学最高的原则；不谈虚无高深的理论，要平实可行。总之，孔子告诉我们；思想是最重要的，这个思想就归于“正名”的内涵，缩小范围，就是名称与观念的重要。所以我们平常作宣传的人，用一句标语，一句小标题，也必须要经过仔细研究，搞错了，也可说就是“正名”的偏差。

选自南怀瑾·《论语别裁》

《论语·子路第十三》通览：为什么而学

关于“为什么而学”的问题，真正认真思考过的学习者寥寥无几。

学习活动本身，是一件很自我的事情，也就是说，学习本应是由“我”的强烈需要而出发进而发生发展的事情。但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逐渐强大起来的社会保障机制发展出了专门的教育，特别是演化出了“义务教育”这一概念。使得包含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在内的教育本身，成为社会承担发展义务和责任的一部分。

社会要承担发展本身所需要的教育义务和责任，使得学习者和学习活动本身变成一件不那么自我的事情。这个时候，并非学习者不需要弄清楚“为什么而学”的本质问题，而是无论学习者本身清楚与否，都要承担起必要的为学的社会责任。如此一来，“为什么而学”这个本质问题，成了区分普通学习者和优秀学习者的重要分水岭。

少年周恩来，豪迈的讲“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是少年周恩来作为一名优秀学习者对于“为什么而学”本质问题的个体作答。

孔子在两千五百多年前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是一位优秀的教者对于不同时代学习者本质的个人判断和把握。

《论语·子路第十三》的点题末篇恨不明显，其内容也显得模棱两可。

虽然“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可以独立成篇，但今天我们读来，总感觉它和“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存者着某种千丝万缕的联系。把这两篇结合起来看，所描述的便是早期理想社会主动承担起社会应有的教育责任的根本动因。善人在位，教化民众多年，便可以使他们上战场了。如果用不经教化的民众去临战阵，只能说是一种变相的弃民于水火。

释迦摩尼、耶稣、穆罕默德三位西方圣人，面对人世间的痛苦，在现实世界之外再想象和创造一个幸福的理想世界，然后用一种近乎牵强的关联方式，引导世人用此生逃离现实世界，寄望于死后进入理想世界。这种宗教的方式，凝聚起了一个个规模巨大的信仰共同体。

孔子也面对人世间的痛苦，却给出了与之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他将孝、弟、忠、信、礼、乐等理想社会的应有之义一点点搬进现实世界，用此生的努力，用具体的从“我”出发的改变让世界一点点变得美好起来。

社会应该承担起教育的使命和任务，这是今天我们身处世界的现实。同时也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他老人家所极力推崇的。“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今天，我们回看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多么像一位伟大时空搬运工，他努力而勤勉的试图将两千五百年后的好的社会样态一点点铺画在自己所处的时代。

孔子讲自己“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作为伟大的圣人，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学习者，他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学”，并且教化自己的门人、弟子，也弄清楚各自为什么而学。这或许便是《论语·子路第十三》所表达的根本主旨。开篇“子路问政”、仲弓为季氏宰问政表面上看与《论语·颜回第十二》中的诸弟子问政没什么分别，但如果认真研究孔子的答语，我们会发现这里孔子强调的是“学而时习之”的习。回应子路问政时，孔子讲“先之劳之”，讲“无倦”，所谓“先之劳之”便是实践自己通过学习所领悟到的，并带领民众共享这为学成果。所谓“无倦”，很容易让人想到老人家自己的“学而不厌”。孔子告诉子路，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学的人，一定会无所倦怠的实践自己所学造福民众，成就自我。

《论语·子路第十三》中最为后人所诟病的便是“樊迟请学稼”篇，乍一看，孔子似乎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并且轻视劳动人民的辛勤劳动。“樊迟请学稼”、“请学为圃”都被老人家以各种理由搪塞掉了。而且，樊迟离开后，老人家还骂了一句“小人哉！樊须也！”然后自鸣得意地述说了一通礼、义赢取天下的道理。

认真从《论语·子路第十三》教化人“为什么而学”的宗旨来看，樊迟为什么要学稼？学圃？显然是想要有一门可以吃饭的手艺。直白来讲，是为了自家吃饱饭。这与孔子所倡导的“学而为人”，为构建一个人人向往的大同世界相比，可不就是立意低了些嘛！孔子在樊迟离开后所讲的“好礼”、“好义”、“好信”，以及由之引发的四方之民纷至沓来、邦国有秩序而富足，那是从根本上解决一人、一家无所食、无所养的问题。说樊迟在“为什么而学”这个问题上有些“小人”，是一点都不为过的。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算是点名了孔子的宗旨，不能为学习而学习，为学习而学习，读再多的书，再好的书也是没有用的。

首先弄清楚了“为什么而学”，才有学以致用的问题，如此一来，学问才会有用武之地，为学才会真正做到“学而不厌”。

《论语·学而第一》中，子禽问子贡，我们先生每到一国，必会预闻这个邦国的政事，这到底是先生心有所求呢，还是别人有意讲给他的呢？

这个子禽问得很婉转和含糊，实际上小伙子的意思是说老师“必闻其政”难道不是在政事上有诉求吗？其实，他压根没必要这么含蓄，孔子自己讲“富而可求，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富贵和为政，倘若是可求的，孔子一定会不遗余力去求取。只要不违背道义，老人家必然是当仁不让的。这也是五十多的老头儿从鲁国司寇岗位上下岗还要去周游列国的原因。我们所忽略的是——孔子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官瘾”，既不是因为他乐于当权，也不是因为他想人前显贵。他只是作为一个学而不厌的学者，想要实践自己的所学而已。

老人家讲“苟有用我者，朞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这不是张狂，而是对于自己学养的一种自信！

作为学习者，不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而学”，既难以学有所成，也难以在为学的路上做到学而不厌。

《论语·子路第十三》20:可杀而不可辱者
子贡问曰：“何如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曰：“敢问其次。”曰：“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曰：“敢问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踁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曰：“今之从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

子贡问道：“怎样才可称得上‘士’呢？”孔子说：“能用羞耻之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出使不辜负君主的委托，这就可以称作‘士’了。”子贡说：“请问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宗族的人称赞他孝顺，乡里的人称赞他敬重长辈、敬爱兄长。”子贡说：“请问再次一等的‘士’是什么样的？”孔子说：“说话讲诚信，行事必有果，这虽可能陷入耿直固执的小人行列，但也可以算是再次一等的‘士’了。”子贡说：“现在那些执政的人也算作是士吧？”孔子说：“唉！一班靠做事混饭吃的人而已，算得上什么士呢！”

子贡是谁？

复姓端木，名赐，字子贡。春秋末年卫国人。孔子的得意门生，孔门十哲之一，善于雄辩，且有经营才能，办事通达，曾任鲁国、卫国的丞相。据说，还是主导过邦国外交，见过大世面的人。

子贡问“士”，实际上是在有意无意的首倡“士大夫”的概念。孔子所讲的学问，从本质上是讲究“内圣外王”的，也就是说，内化学问之道涵养自己的德行使内心趋近圣贤，外化学问之用行修齐治平之事行正天下。

一、孔子心中的“士”

子贡问“士”，问的是“今之从政者”。也就是说，在子贡看来，现今的从政者便是“士”了。正因为如此，才有“士大夫”的说法，才有“士农工商”的职业分类。

“士”的称谓经历过许多的变化。据古籍记载，早在“五帝”时代“士”是治狱的刑官。《尚书》中说“汝作士，五刑有服。”说的也就是刑官之义。这也是“士”的本义。在本义中包含了理刑狱的司法官。故用像斧钺的字符来记录。典籍中的“士”也指对未婚青年男子的称谓。《字汇·士部》说“士，未娶亦曰士。”这里的士说的便是此义。后也引申指古代贵族的最低一级。

《说文解字》中讲：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

孔子所讲的“士”，是能“推十合一”学以致用、身心合一的人。所以，对于子贡所问的“今之从政者”，孔子认为“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在孔子看来，“今之从政者”，都是斗筲可量之人，器量不过在斗筲之间，围着斗筲转，为着斗筲的利益而行政，是算不上“士”的。

二、小人缘何也可称“士”

孔子所讲的“小人”，显然不是品行恶劣的人。前面，孔子讲过“小人之德草”，意思是小人的德行像“草”，是被动的，容易收到环境的影响和改变，内心里没有一贯的信念与追求。

即便是在这样的“小人”之中，也会有“言必信，行必果”的血勇之士。像受燕太子委托，刺杀秦王的荆轲，实际上就是这种“言必信，行必果”的血勇之士。他自己本身没有一贯的信念，但会忠于自己应下的事情，并不惜为之付出代价。

三、乡里名士

在孔子看来，比“小人”之士高明一点的是乡里名士。

也就是乡间贤达之士。“宗族称孝焉，乡党称弟焉”。孔门弟子中，以孝闻名的闵子骞，孔子对他的评价也不过是“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就是说，闵子骞的父母昆弟对他的评价是一致的。这么一件看起来微不足道的事情，真正做到何其难也。后母虐待他，为了家庭的和睦，他生受着。等到父亲发现了，想要休掉后母时，闵子骞又从实际情况出发，请求父亲为了自己和昆弟，不要休妻。最后，才有了父母昆弟的一致好评。

宗族之内，人人认为孝，那才是真正的孝。乡党都认为这个人敬重长辈、敬爱兄长，这个人才算是真的“弟”。一个人在宗族、乡党间，以孝弟闻名，差不多便算是乡间的贤达之士了。

四、国士

孔子首先想到的“士”是国士，所谓“国士无双”，指的便是孔子所讲的这种士中的顶尖者。

“国士”什么样？

孔子讲：“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所谓“行己有耻”就是用羞耻心约束自己的行为，坚决不做自己认为是耻辱的事情。这个“行己有耻”决不仅仅是一种讲究的洁癖，而是一种倾向。即便是刀架在脖子上，对于这样的国士而言，他认为是耻辱的事情，也是断然不会做的。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便是这个意思。

至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那得首先是读过《诗经》见过世面的名士。春秋时期，《诗经》差不多是流行的官话，相当于今天的普通话，他是地区与地区之间，邦国与邦国之间，交流的重要载体。不会借助《诗经》的赋比兴表达国君的政治诉求，就相当于不会讲普通话，不懂外交规则。是没有办法做到“使于四方不辱君命”的。

国士难得，那是读书读到修齐治平境界的人才能达到的境界；贤达之士难得，至少也要做到“孝悌”闻名与乡里，算是齐家的程度。即便是小人之士也是难得的，至少要在修身上达到“言必信，行必果”。至于“今之从政者”，如果不能修身、齐家、治国，不过是“斗筲之人”而已，是连“士”也算不上的。

《论语·子路第十三》29：善人之治的短期疗效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今人读《论语》，最容易犯的毛病便是将孔子这个人和孔子所说的话神圣化。两千多年的时空隔膜下，夫子不知会不会笑掉大牙。

孔子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开风气之先——向自己的内里要解决外在问题的答案。他老人家一生敏而好学、述而不作，很难说这种修养方式不是通读、编纂春秋前文明典籍，继往圣之绝学的结果。

还有一点，作为兴办私学的第一人，孔子得以让这种修养方式源远流长、发扬光大，成为中华文明基因库的重要组成部分。至于后来者，认定了先生学问的含金量，或者认为可以内圣外王——向内修养成为圣贤，向外精进可以成为王者，或者认为可以修齐治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这都是后来人的想望，切实际点的会无限趋近，不切实际的终归是镜花水月。

其实，认真读读先生自己的评价，似乎更为客观一些。

一、何谓善人之道

何谓“善人”？

《论语·述而第七》中，孔子曾经有过一段感慨：“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 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有恒者斯可矣！”

在孔子心中，君子算不上圣人，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能找到的最趋近于圣人的人。有恒者算不上是善人，但是在现实世界中能找到的最趋近于善人的人。

这里孔子所讲的“善人”，与“善人教民七年”中的善人，虽说不一定完全一致，但应该是有着共同渊源的。

何谓“善人之道”？

《论语·先进第十一》中，子张曾经直接问过善人之道。

孔子的回答是：“不践迹，亦不入于室。”

孔子的大意是说：守住本心，顺其自然，不刻意、不沿袭别人的脚步，也不要给“善”设置目标、不要执着于这个目标，不要为’向善’而行善。

用如来的话讲，一切善名，皆非真善，是名真善。用人能听得懂的话讲就是善不为名，善无定法，贵在得法。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讲得更为清楚：有心为善，虽善不赏。

二、善人之治的功效

孔子为自己所倡导的善人之治描述过三种具体的功效。

第一重是百年之治，先生讲：“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诚哉是言也！”

意思是说：人治理国家，经过一百年，也就可以消除残暴，废除刑罚杀戮了。这话说得没毛病！

第二重是三十年之治，先生讲：“如有王者，必世而后仁。”

意思是说：善人之中如有王者应时而动、赫然而出，也要有三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让仁道行于天下。

第三重就是这个七年之治——“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对于这段话，有两种说法，一是说善人教民七年，可以让周边的戎狄来归顺。先前，孔子教训樊迟时，曾经讲过“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治矣负，焉用稼？”，好像春秋时，礼乐仁义尚存，尚有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传统。在《诗经》中也有类似的描述，周的先祖因为以仁义善人之法治民，周边部落发生冲突，本意是要到周的先祖那里寻求调停，结果看了周境之内的情况，马上泯了恩仇，纷纷表示愿意归附到周的统辖之下。不过话又说回来，孔子有没有这种天真，特别是在春秋时期，有没有这样的天真已经很难说了。二是说善人在位，以善人之道教民七年之后，也可使他们上战场有所匹敌了。春秋时期，礼乐本身所支撑的秩序渐渐松散，诸侯之间，以力量决高下之风日盛，在这种背景下，孔子客观地为善人之治秀秀肌肉，讲点诸侯们愿意听的，也是有可能的。

善人之治的短期疗效是有的，教民七年，打起仗来也是有分量的。

回顾对比一下子路、冉有的说法，动辄“比及三年”可以如何如何，孔子他老人家，实在是个典型的务实派。今天我们讲三年行动计划，讲五年规划，着实是比圣人自信和激进了不少。这其中，或许有不少的社会进步因素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