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译文】 孔子说：“（周君）以道德教化来治理政事，就会像北极星那样，自己居于一定的方位，而群星都会环绕在它的周围。” 【评析】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 【注释】 施：旧读shì，动词。 众：指众人。 尧舜：传说中上古时代的两位帝王，也是孔子心目中的榜样。儒家认为是“圣人”。 病诸：病，担忧。诸，“之于”的合音。 夫：句首发语词。 能近取譬：能够就自身打比方。即推己及人的意思。 【译文】 子贡说：“假若有一个人，他能给老百姓很多好处又能周济大众，怎么样？可以算是仁人了吗？”孔子说：“岂止是仁人，简直是圣人了！就连尧、舜尚且难以做到呢。至于仁人，就是要想自己站得住，也要帮助人家一同站得住；要想自己过得好，也要帮助人家一同过得好。凡事能就近以自己作比，而推己及人，可以说就是实行仁的方法了。” 【评析】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实行“仁”的重要原则。“推己及人”就做到了“仁”。在后面的章节里，孔子还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这些都说明了孔子关于“仁”的基本主张。对此，我们到后面还会提到。总之，这是孔子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社会基本伦理准则，在今天同样具有重要价值。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这是说：当管理者自身端正，作出表率时，不用下命令，被管理者也就会跟着行动起来；相反，如果管理者自身不端正，而要求被管理者端正，那未，纵然三令五申，被管理者也不会服从的。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国君）把百姓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快乐当做自己的快乐。把百姓的忧愁当做自己的忧愁，百姓也会把国君的忧愁当做自己的忧愁。以天下的快乐为快乐，以天下的忧愁为忧愁。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 孟子说：“桀和纣失去天天下，是因为他们失去了人民；失去了人民，是因为失去了民心。得到天下是有办法的：得到人民，就能得到天下；得到人民是有办法的：得到民心，就得到了人民；得到民心是有办法的：人民想要的就为他们聚集，人民讨厌的不要给他们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祖以时，然而早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说：“百姓最为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谷神其次，国君为轻。所以，得到民。心的做天子，得到天子欢心的做国君，得到国君欢心的做大夫。国君危害到土神谷神——国家，就改立国君。祭品丰盛，祭品洁净，祭扫按时举行，但仍然遭受旱灾水灾，那就改立土神谷神。” 马骇舆，则君子不安与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马惊恐车，那么君子就不能安坐在车上；平民百姓惊恐政事，那么君子就不能安坐政位。马惊恐车，就不如使马安静；平民百姓惊恐政事，就不如给他们实惠。选拔贤能的人，推举忠厚恭敬的人，提倡孝敬和友爱，收养孤寡之人，补助贫穷的人，如果这样，那么平民百姓就会安心政事政局，然后君子也就会安于政位。传说：“君主，是船；平民百姓是水。水能承载船只，也能倾覆船只。 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 天的道不正象拉弓射箭吗？高了就压低些，低了就抬高些，有多余的就减少些，不足的就补充些。天的道减少有余的补足不足的，热闹的道却不是这样，而是减少不足的补充有余的。谁能把有余的拿来补充不足的？只有有道的人。因而圣人干完事情却没有仗恃，成功了自己不居功，他不愿意表现自己的贤能。 “故言必有三表，何谓三表？墨子曰：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于何本之？上本之于古者圣王之事。于何原之》？下原察百姓耳目之实。于何用之？发以为刑政，观其中国家百姓人民之利。此所谓言有三表也。”（《墨子·非命上》） 因此，立论一定要有三项标准，是哪三项标准呢？墨子说：是推究来历，查清过程，付诸实践。那么，从哪儿去推究来历呢？要向上去研究古代圣王的事迹。从哪儿去查清过程呢？要向下考察百姓耳闻目睹的实情。从哪儿去考验实践呢？把它放到政治上去实行，观察它是否符合国家百姓的利益。这就是立论的三项标准。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能佚乐之，则民为之忧劳；能富贵之，则民为之贫贱；能存安之，则民为之危坠；能生育之，则民为之灭绝。（《管子·牧民 政令所以能推行，在于顺应民心；政令所以废弛，在于违背民心。人民怕忧劳，我便使他安乐；人民怕贫贱，我便使他富贵；人民怕危难，我便使他安定；人民怕灭绝，我便使他生育繁息。因为我能使人民安乐，他们就可以为我承受忧劳；我能使人民富贵，他们就可以为我忍受贫贱；我能使人民安定，他们就可以为我承担危难；我能使人民生育繁息，他们也就不惜为我而牺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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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
在商代和西周时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已经开始形成，武王伐纣时说“牡鸡无晨，牡鸡之臣，唯家之索。” ，伯夷、叔齐事件，都为当时政治文化的体现。然而当时的政治文化发展尚未成熟，各种思想激烈碰撞。各地部落的普遍现实存在和分封制的施行，加之政治军事兼并的不断发生，各国寻求治国之法，使得在东周时期各地各国学者们持有大相径庭的各种思想。交相辩难，百家争鸣。这是中国政治文化迅速发展并趋于成熟的时代。就中国的实际政治文化发展而言，百家之中对后世影响巨大的主要是儒家、法家、道家三派。
1）儒家思想
孔子是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他提倡仁义孝悌，一方面，他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维护礼制进而维护等级制度，维护君主的地位；另一方面，又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提出了君主的义务和责任；又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强调作为民众的独立人格。
孔子之后的孟子更将民众提到了高于君和社稷的地位，孟子曾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一方面，儒家维护等级制度和君权，另一方面，他们主张君臣履行各自的义务和权利，任何一方都不该要求对方无条件的服从和妥协。孔子主张以“仁政”治国，反对过分剥削压迫，提出了富民、惠民的主张。先秦儒家并不主张禁欲，而是推己及人。“礼”是儒家思想推行的工具。
儒家思想强调维护内部制度和社会的稳定，因此在竞争角逐激烈的春秋战国时代并不能得以特别的任用。但是人们如果因此就认为儒家在先秦至秦代地位尚低，确是有失公允的。儒家在战国时代，已经遍布七雄诸国。到了秦朝，秦始皇要坑杀方士、术士时，公子扶苏就以其中有些人毕竟是儒生为理由，为他们辩护；而秦朝朝堂之上也有儒生为臣。这些都说明秦朝是并不特别排斥儒生的。所谓“坑儒”，其实是坑杀包括一些儒生在内的方士、术士。一旦统一，维护政权统一就成了当务之急，儒家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统治者的思想骨干之一。历史的经验表明，在外部政治环境稳定的前提下，儒家思想对国家制度和社会的稳定作用是显著的、惊人的。
2）道家的政治文化
老子是道家的代表人物，道家并不像其他学派一样奔走诸侯之间，寻求任用。因为他们的政治思想本身就是主张无为而治的。老子说：“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道家的自然哲学是其治国之道的理论基础。“道”即“自然”是永恒常在的、无所为的，天地万物都因“道”而生成，那么“道”又是“无不为”的。作为国家统治者，如果能够谨守“道”而勿失，百姓就可以自生自化，安宁质朴地生活。与老子同为道家代表人物的杨朱认为“损一毫利天下不与也，悉天下奉一人不取也；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道家的政治主张是“无为而治”，然而“无为而治”并不是消极怠慢而无所作为。道家学派的思想，对后世一些新朝代建立时顺应人民的普遍政策期望，制定百废待兴、休养生息的政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大军之后，必有凶年”，道家对战争等剧烈的社会动荡，十分反感。他们进而认为，好的政府，是人民安居乐业，而不知管理者之管理的政府。使人们处处能感觉到管理者的痕迹，进而认为高质量的生活是拜管理者所赐的看法道家并不认同。在西汉初年，统治者大都以道家思想作为主要管理思想，我们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对一个饱经战乱的国家所能起到巨大积极作用。
3）法家政治文化理论
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有李悝、吴起、商鞅、韩非子等人。他们主张以法治代替礼治，法律统一，不分亲疏。但事实上法家这种“法治”与现在的法治大相径庭。因为在战国时代，由于各国以贵族世袭，贵族拥有特权，并把持国家政治，这造成了君权旁落和政治腐败。法家在这种环境下通过提高君权，反对贵族特权而被君主所赏用。在法家理论中，君主同时具有立法和司法权力。而君主制定的法律为民众遵守的同时，统治者也使用一些手段来对属下进行考核和考验，甚至动用一些“术”，目的是使权力显得高不可攀、神秘莫测，使人畏君，从而战战兢兢。这也是后世君权被一再抬高的理论源头之一。而且统治者虽然是法律的制定者，但并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先秦法家也受到儒家的影响，比如吴起就主张国之安危“在德不在险”。法家和儒家，对后世影响很深。有人说“阳儒暗法”，不是没有道理的。比如隋文帝虽然尊崇儒教，却曾经派自己的手下以一些物品为诱饵贿赂官员，然后对这些不知是计的官员予以重罚，这其实是对“术”的一种使用。儒家是维护旧有的君权与贵族制度，法家则是抬高君权，压抑贵族的权力。
4）先秦其他学派思想
除了儒、道、法三家以外，先秦还有阴阳家、名家等其学派。如阴阳家的代表人物邹衍提出的五德思想，是后世帝王统治国家的重要理由理论根据。每个朝代，都会宣扬五行中的一“德”，以五德相克相生之理，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再如名家的代表人物是公孙龙、惠施，名家研究名辩之学，启迪各派围绕“名”和“实”的问题反复辩难讨论，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源流之一。
应该说，先秦诸子百家的思想虽成为后世政治文化发展的基座，但后人并不再像先秦这样竞相创造流派，而是以先秦各流派为基础，杂糅其他外来思想，或者相互融会贯通，进一步发展；或者借先秦流派的名与理论，阐述自己观点。
2先秦平民政治与士风的形成
先秦时代，失势贵族、布衣平民通过游说宣传自己政治观点和主张这个办法来影响政治的例子很多。君主通过采纳这些人的意见和政治理论，或提高君权的实力以更好地控制国家，或提高国家的实力以称霸。而一些贵族也迎合这个潮流，大量收养门客，增强自己的实力，以便更容易地操纵政局，维护自己的利益。
这种参与政治的形态，我们可以称为“门客政治”。平民百姓大肆议论政治，而一跃成为官僚乃至贵族的门客政治形态，在中国政治文化的历史上绝无仅有。没落贵族、平民百姓均用这种方式以图任用。这种风气在战国时代最为盛行。
到了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时代，等级制度变得并不森严。个人的尊严和自由人格得到时人重视，“士风”盛行于人际交往、政治活动之中。士风具体体现在：一、重视个人尊严；二、个人尊严要靠个人道德来承托和维持；三、个人道德要靠他人的认同来达到。
西方人普遍认为个人尊严是神所赋予，而中国人的个人尊严，则是通过众人的认可来取得的。春秋战国之士人，为了“士”的精神，可以抛弃生命，去做必死之事。“士为知己者死”，“士可杀不可辱”等成为了士人的信条，以“忠”、“信”作为个人准则。士风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延续千年而不变。人们相对于对自我人格的认同，更倾向于使他人认同自我。表现在政治文化上，经常会倾向于忽略事件的过程与结果，不惜损失利益和退让或者进而以过激手段以求得到对方的尊重。士风传承千年，成为中国政治文化极重要的一部分，在各个时代，它的内涵，也有很大变化，但都不会离开以严守个人道德与价值观的方式，维护个人尊严、个人意志。

1、儒家的民本思想
儒家提倡王道政治，提倡“足食”“足民”，反对苛政，主张仁政，给民以安定的生活环境，这些主张虽然是为执政者的长治久安考虑，但所表现出来对“民”的爱护，受到了下层人民的认可。
周公作为儒家思想的源头，其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民本思想。其具体表现是“敬德保民”思想。西周王朝以小邦打败了大国殷，在西周统治者上层中的有志之士引起了强烈地反响。周公认识到在这次朝代更替的过程中，民众发挥巨大的作用和无与伦比的力量。在西周建立之初，引起了周公对民作用的作用
反思。他主张做一切事以德为标准，以事来衡量其标准。如果不遵守德的标准，就应受到刑罚。《左转·文公十八年》记载“周公制《周礼》曰：则以观德，德以处事，事以度功，功以食民；作《誓命》曰：毁则为贼，掩贼为藏，窃赂为盗，盗器为奸。主藏之名，赖奸之用，为大凶德，有常无赦，在九刑不忘。”周公所指的“德”就是为民、保民，把天意与民心联系在起来。天、民、君王是一个政治循环体系。君王根据天的意图统治人民，称为“天子”。天通过民来了解君王的表现，“以德视天命”。如果统治者保民，使民得到安康生活，那么天就会满意，天命永存；如果统治者虐待民，使民不聊生，那么天就会降灾，就会“易大命”。天的意志通过民心表现出来，天以民心决定对天子的统治态度。
孔子的“仁”思想是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体现。勤政爱民是“仁政”的灵魂和基础。《论语·学而篇》云“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孔子要求统治者治理国家信实无欺，取信于民，节约费用，爱惜民力。孔子提倡统治者治国必须为政以德，齐之以礼，正身律己，扶正驱恶，奖赏惩恶。《论语·为政篇》：“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孔子要求统治者“尊五美，屏四恶”，大臣勤于王事，毫不懈怠，只有做官的人宽厚，并且勤于政事，做出政绩，才能“君子信而后劳其民”。
孟子的仁政思想则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系统化和集中体现。仁政，就是统治者要对人民要行仁政。孟子的仁政。就是省刑罚，薄税敛，不夺农时，使民有一个安定生产的环境。这样民才能为国君服役打战，国家才能富足，百姓才能安康。《孟子•梁惠王上》记载孟子对仁政的理想“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认为，失其民则失其天下，得其民则得天下。国君施政要以百姓的爱恶作为标准。孟子还主张“民贵君轻”，在《孟子•尽心下》云：“民为贵，
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平丘民而为天子。”在人民，君主，国家三者之中，以民为最贵最重。人民高于君主。
荀子认为，一个诸侯国要想富强，要想存在，必须有老百姓的支持。荀子曰：“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强，得百姓之誉者荣。三得者具得而天下归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百姓乃国家之根本，国君对民应该保民如赤子，对民要宽厚，要使他们在有条理稳定的环境下生活。主张减轻农民的负担，少兴力役，不夺农时。只有老百姓富了，国家才能收取赋税。荀子深知节用裕民和裕民以国富的道理。无论是在聚敛或者是“轻田野之税”皆是人君而为。君主要以民为本，才能国富民安君安。 2、道家的民本思想
道家代表小国贵族，反对战争，反对大国对小国的侵略，主张均平，主张“高者抑之，下者举之，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道德经》七十七章），为历代农民战争反剥削、反压迫、打到专制提供了理论根据。
老子的民本思想深深地烙印在其“无为而治”的治国思想中。老子极力反对统治者向人民无情的搜刮和暴敛。认为贵族应该应该对百姓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即贵族们不要去争当霸主，不要强迫人民战争，不强迫人民服劳役和负担沉重的赋税。老子认为老百姓之所以难以治理，是由于统治者无休止地滥用民力。他认为统治者应该节俭，主张无为，无争而治天下。统治者无为无欲，无事好静，那么人民就会自富质朴，自正自化，根本不需要统治者用苛刻的法令去约束百姓。
庄子同样也倡导“无为而治”的社会理想，认为至于德之世是民“甘美食，乐其俗，安其居，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至死不相往来。”天下之民返归自然之性，统治者要顺民之常性。民的本性应该是质朴纯真，无知无欲，一切都顺其自然。如果能达到这一境界，那么就是“至德之世”。为了保持民的本性，不应该尚贤，应该杜绝圣人和智士。不用所谓的礼法仁义去约束天下之民。
同时我们应该看到道家思想中的平等思想对我国以后的民本思想起着重要的作用。 3、墨家的民本思想
墨家代表小工商者的利益，提出“兼相爱，交相利”，节用、节葬、节乐和非攻的主张。
“兼爱”和“非攻”是墨子思想的核心，也是其民本思想的体现。“兼爱”就要人与人相亲相爱，不要相互仇视。“非攻”就是反对战争。墨子认为战争和祸乱的根源在于人们不相爱。凡君、父、兄爱其臣、子、弟就像爱自己一样。反之也一样，那么天下就“兼相爱，交相利”，相害、相篡、相贼、相夺、相争之祸就会消失。天下就会太平。如果天下之人皆能相爱，王公大人对老百姓“饥则食之，寒则衣之，疾病侍养之，死丧葬埋之。”这样天下才会相互有利。同时墨子作为出生于小国手工业者的知识分子，反对大国对小国的攻伐和侵略。战争给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士不暇治其官府，农夫不暇其稼，妇人不暇纺绩„„饥寒冻殍疾病，而转死沟壑中者，不可胜记也。”同时墨子提倡节用节葬，反对当时的奢侈之风，认为奢侈、厚葬等皆是聚敛民财，夺民衣食而得，如此下去，百姓必贫，国家必乱，社稷必危。 4、农家的民本思想
古代农官导民务农，民务农不仅仅为了获得土地之利，而贵在其志专心。民务农，则朴实易用，多力国强，而且不再去议论政事长短；有了土地，农民就舍不得再向外迁徙，专死土地而无二心。更为激进的是许行的“君民共耕”思想，要求国君与民一起劳动。假托“神农之言”，反对统治者的剥削，提出广大人民的要求。 5、兵家的民本思想
中国古代战争中仁本思想主要有这几个方面：当别国有丧时，不攻伐；战争中不薄人于险；灭国不绝祀等信义和道德。早期兵家把战争当做诛残惩暴的工具。他们认为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保护人民免受摧残。在战争中他们不仅要保护自己，也不愿意去伤害对方的人民。
《孙子兵法》中的民本思想更为突出。书中提到战争必须是“唯民是保”的有道之战。战争是社会矛盾不可调和得产物。当人类社会政治矛盾和经济矛盾不能缓解时，战争史解决矛盾的手段。然而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可怕的后沟，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孙子正因为重视战争，因此反对穷兵黩武，强调战争的正义性和人民性。只有正义的战争才能够得到人民的支
持。战争的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假使离开人民的拥护，那么统治者的战争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孙子还看到政治疾苦的主要承担者是人民，因此反对旷日持久的战争，主张速战速决。最好的战争方式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样就能使民众免于战祸。 6、法家的民本思想
法家素被认为是为帝王权术和统治服务的。然而法家“信善必赏”的学说，要求统治者“有德泽于人民”。
中国古代社会一个农业社会，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韩非子认为诸侯国要富国强兵的话，在兼并战争中取得优势必须以农为本，以卒为重。农业是富国之根本，与敌国打战依靠的是士卒。民如果勤于劳作，应该让他们富裕；士卒表现勇敢则应该让他们显贵。韩非子的耕战思想与民本思想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韩非子主张诸侯国以耕种为先，而从事耕种的是农民。那么就要把从事耕种的人视为最重要的成员。有道的君主应该让能够安心的生产，把力量都用在田埂上。国家的刑罚是为了让人们相亲相保，不生祸乱。而不是以暴虐的刑罚去镇压人民，刑罚是保护弱寡的工具，锄强扶弱，使人民知法不犯。
先秦诸子百家大多主张以民为本，表现了对民的高度重视，对民强大力量的重视。

先秦诸子读后感
　　众所周知，孔孟乃儒家思想之集大成者。在学习《先秦诸子选读》后，对孔孟之道的认识更为深刻。　　我们先来对孔子做一解说，其思想体系核心是“仁”。对于“仁”，最简单的表述就是“爱人”，即是对人的理解和同情，它是人们个人修养的最高标准。对于当今社会也是具有深远影响的。物质文明不断发展，精神文明却愈发落后，是当今社会的真实反映。也警示我们现代人思想道德不可丢。诚然，我们仍需加强对“仁”的'理解和践行。这将提升个人素质，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发展。
　　孔子的天命观—敬鬼神而远之。反映了相对鬼神而言，他更注重人事，强调人的主观努力，把解决人世间的实际问题放在优先位置。这一观点也对我们有不少启示，当今社会，文化形式日益更新，文化内容日益丰富，文化多样性是其本质的体现。在各种优秀，先进文化充斥我们生活的同时，落后，腐朽文化也样样俱存。所以我们应该提高辨别不同性质文化的眼力，对于鬼神之说等封建迷信，持摒弃态度。应以孔子为榜样，注重对实际的探究，像是人际关系法则，对于矛盾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态度等，都是值得思考的。
　　继孔子之后，被称为“亚圣”的孟子,也是一位伟大人物。认为只有“不嗜杀者才能统一天下”，“法先王”，“行仁政”，性善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等一系列的主张。对于后世的意义成就了其“亚圣”的名号。
　　同为儒家，孟子给后世的印象也是难以磨灭的。他的民本思想与当今社会契合，科学发展观是一重大经济指导思想，其核心即是“以人为本”。与早在战国时期孟子的主张遥相呼应。孟子表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也就是说，要想国家强大，社会安定，人民是要发挥着主体地位。这与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发展”密不可分。要想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稳定民心，为各种形式活动的进行创造合理的空间。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演变而经久不衰。直至近代，中华文明遭遇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对手，一个在经济、政治、军事全方位超越中国的西方文明，使得中国人发出了“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悲叹。于是，为了寻求富强御辱之路，中国开始向西方学习，器艺、制度直至思想文化及其基本逻辑。现代西方文明的契约论传统，本质上就是“重构”了人类社会秩序的一个“想象”。这在中国文明的自身逻辑中很难得到切实的理解。
1
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与整体性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集中体现了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特征，并没有形成西方近代契约论的想象，体现出中国思想的原生性与整体性。《庄子·人间世》所说的君与父“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则是这一原生性与整体性特征的深刻表达。君，体现着一种既定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结构，父，则体现着人与生俱来就存在于一种既定的原初关系之中。原生性体现在中国思想并没有重构人类社会秩序，而是在原生形态之中思考人类处境与人类困境。人类祖先在远古时代就过一种群居生活，甚至在我们的动物祖先时代就过着一种具有内在秩序结构的群体生活。群居生活，就是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不需要任何原子个人式的假设或想象。
  先秦诸子的共生观念，始终在群体共生的维度中思考人类的各种问题。整体性体现在中国思想从来没有脱离整体来思考个体，个体永远是整体之中的个体，整体与个体是一种共生关系，互为目的与手段。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之存在合理性，在于维护群体整体利益以及个体利益的和谐。在此视野之中，个体与群体或个体与国家，不再是一种西方式的对立关系，而是一种共生关系。
△《荀子》书影 资料图片
  荀子有一个观念非常耐人寻味，他说：“父能生之，不能养之；母能食之，不能教诲之；君者，已能食之矣，又善教诲之者也。”（《荀子·礼论》）父母能生但不能养不能教诲，这跟我们现代社会的感性理解是不相吻合的。显然，荀子是在人类群居生活中思考人际关系，是在支配—服从的秩序结构中探索人类处境。这里有一个基本前提，人类是群居动物，作为个体的天下人必然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必须是在一个群体之中而存在的。群体、个体是一种共生关系。这种共生关系，就是群体与个体各自都要依靠对方，所以代表群体的国家或君主，要为个体提供秩序，提供公共服务，同时也有自己的利益，个体在群体中也能得到安全和发展。所以国家与个体之间是一种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而不是单向地说个体是目的，国家是手段，这个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的观感。在先秦诸子的观念中，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就是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本质就是一种共生关系。二者在这种共生关系里面彼此不是对立的，而是希望各自在实现共同的理想也就是公天下的过程中，双方都可以有利益。统治者与服从者各得其利，形成一种动态的平衡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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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生智慧的形上之维
先秦诸子共生智慧的形上论证，集中体现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的包容性与无私性。《礼记·孔子闲居》说：“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奉斯三者以劳天下，此之谓三无私。”《庄子·大宗师》《吕氏春秋·去私》《管子·形势解》《管子·心术下》以及《申子·佚文》都表达了相同或相似的意思。意思是说，天地皆无私，不辞万物之生息繁衍，万物生存皆因其本性与行为而成就各自的状态。这样的观念在《老子》第二十七章也有表达，就是“无弃人”“无弃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以及由此产生的“无弃”观念蕴含着秩序共同体中的任何成员皆有生存权利且不应受到好恶偏私等不公正对待，否则就会因偏私而使秩序共同体的完整性受损。万物皆存在于天地之间，人类事实上形成了一个生活于天地之间的存在共同体，不仅各文明、各国家都有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而且都应该受到公正对待；而且在国家内部，每个人都应该被公正对待，都有获得生存及美好生活的权利。天地无私无弃，对于万物都一视同仁，没有任何区别对待，此即人类和合共生的形上论证。
△《礼记》书影 资料图片
  在这种思维之下，就衍生出来一个重要的观念——“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观念，不断体现在中国古代的经典文献中，如《慎子·威德》《商君书·修权》《荀子·大略》等。天下的公共属性决定了天下的归属权在于抽象的“天下人”，天下人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秩序，由此必然需要一种维持生存秩序的支配—服从结构，君—臣—民的等级结构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人类政治秩序结构在那个时代的呈现。“君”或“君位”在观念层面从属于“公天下”的价值，君的正当性必须以“公天下”为前提。相对于抽象的“天下人”，作为具体个人的“天下人”，在“公天下”的抽象价值下，与君及其统治集团之间，形成了一种共生关系。作为君主，有责任也有义务为天下人的利益和福祉去执政。具体的天下人与抽象的天下人之间离不开人类治理基本结构，这个结构在先秦诸子时代，他们想象的是一个君主制的结构，以及贤能政治结构。先秦诸子的共生智慧受历史条件影响，只能想到君主制。这是中国古代共生智慧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所有权属于天下人，但治理权却在君主及其统治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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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予后取：共生智慧之互利原则
在先秦诸子的共生观念中，统治者负有利民富民的义务。唯有利民富民，让天下百姓安居乐业，统治才真正具有正当性。这是共生智慧最为核心的地方。“以政裕民”，出自《荀子·富国》，强调统治者的责任和义务，执政者必须为天下百姓营造一个可以获得安居乐业生活的社会环境。所以《荀子·君道》说：“故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如果执政者不能给百姓带去好处，不能对百姓好，百姓如何认同和拥护执政者的统治？这是最简单也是最颠扑不破的政治道理。先秦诸子其实都强调执政者必须给老百姓创造生存和发展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环境。
  作为“天下人”的具体一员，其生存与发展权利得以落实的前提，政治环境是否公平、稳定与和谐，至关重要。先秦诸子普遍相信精英政治或贤能政治，并不相信单个个体具有参与政治治理的眼光和能力，但是强调执政者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倾听并切实重视天下百姓的声音和诉求。
  先秦诸子的共生智慧认为，百姓认可和拥护统治者的背后有一个“先予后取”的政治道理。先给予才能获得拥护和支持，对应着一种心理机制：“爱”与“利”的相互性。在人类情感世界中，蕴含着一种心理对应机制：人们对于给自己“爱”与“利”的人，通常都会报以感恩与回报，以对等的方式来回应对方。《墨子·兼爱中》的一段话尤具代表性：“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礼记·曲礼上》也阐述了“贵德”与“施报”两种德性：“太上贵德，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人有礼则安，无礼则危。”太上贵德，不求回报，相当于“圣”之无条件奉献；其次务施报，礼尚往来，则是一种相互性的人类情感。《孟子·离娄下》也表达了类似相互性的转换机制：“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管子·牧民》则说：“予之为取者，政之宝也。”人类皆有追求安全、物质利益及更好生活的自然心理，若统治者能有效满足百姓过美好生活的愿望，百姓就会发自内心地认同和拥护统治者。支配与服从的和谐秩序就此达成，整个社会就会呈现一派安居乐业的景象。
△《老子道德经卷》书影 资料图片
  先秦诸子的共生智慧强调取予之道应该适度。他们警告，统治者如果违背了“先予后取”，超出了取的限度，就会蕴含着一个洪荒之力，也即老子说的“民不畏威，则大威至”（《老子》第七十二章）。老子警告统治者，不要影响百姓安居乐业的生活，不要压榨百姓。激发百姓的群体反抗力量，只能说明统治者采取了愚蠢的高压政治及贪得无厌的剥削策略。这也是孟子荀子提倡“汤武革命”之缘由。作为整体的天下人，蕴含着一种摧枯拉朽的力量。聪明的统治者都会尽量给老百姓带去利益，带来好处，尽量不去触碰天下人的洪荒之力。唯其如此，才最符合统治阶级的长久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