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以才兴，人以才治，古今中外，无数事实证明：得人之道，就是成功之道，胜利之道，兴盛之道。所以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在《贞观政要》中，唐太宗李世民也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

重视人才说说容易，做到很难。往往由于选人者缺乏胆识，责任感不强，或者人才本身还处于潜在状态，其才能一时还显露不出来等原因，致使许多难得的人才被耽误和埋没，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把爱才惜才挂在嘴上，而是重在实施，绿选才的事抓得很紧。

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懂得天下动荡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这种方略也是在战争时期所通用的，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要有马上得之，而不可再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采儒学之士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的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能人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此外，李世民用人也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尧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见力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等人才，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李世民政治上的决策团。
古人讲，‘’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都需要确立与时俱进的用人观，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下大力选拔培养实用人才，确实形成人才济济，群贤毕至的局面，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再说三国时期，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才，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君子，具备善良，正直和宽厚的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胸怀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使他充满活力与魅力，这样的领导者身上自然闪烁着光环，会被追随者视为精神的坐标。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人们谈论三国的时候常常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天时，孙权雄踞江东，占了地利，刘备即无天时也无地利，靠的是人和。确实如此，论个人才干，刘备并非一流人物，他的才能极为平常，但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靠的不是个人才干，而是得益于众多的有才之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像诸葛亮，庞统，徐庶，关羽，张飞等，刘备靠这些人的力量而崛起，并雄霸一方，建立了蜀国。

现在很多人都说刘备是伪君子，从统治权术的角度上来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客观的说也不尽然，因为他在临终前对刘禅说过这么一段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他说这段话应该是发自真心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人会在临终对自己的儿子说假话，他之所以要说这段话，嘱托刘禅，是因为这确实是刘备一生的感悟，也是他立身之本与成事之气，他希望刘禅也能像他一样这样做，可惜天不随人愿，刘禅终没有将人能做到乃父的高度。

无论是李世民还是刘备，政权成立之前势必是用实力去争抢，所以必然会出现一些损人兵将，夺人疆土之事，并且会经常用权谋和诡道，这是天道。所以团队建立之初，人，才是根本是根基。而不已片面之词去论一个领导者，这也是王道。

导语：唐太宗是唐朝最杰出的皇帝，也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贤能君主，他对于人才的管理之道，时至今日也值得我们学习。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彻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