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言文，为政以德，读后感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二十六）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地确立。其确立，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
文言文 为政以德 读后感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二十六）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地确立。其确立，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辑关系来。就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详解：通常的断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共”，通假“拱”，环绕的意思。全句一般被大致解释成“以德行来治理国家，就像北极星一样安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其它的星辰便会自行在周围旋转运行。”这类解释都是以“道本位”为前提的，实际上把这句当成所谓行“仁德之政”的鲁模式基石。
一个历史的事实就是，孔子之后的儒家，行的都是这种所谓“仁德之政”的鲁模式，而完全背离了孔子的“齐一变，至於鲁；鲁一变，至於道”。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惯用的伎俩无非是先编造一些抽象的“仁德”法则，然后以此为标准立其本，再将之推广到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而改造人、塑造人，企图让所有的人都成为这“仁德”模子制造出来的统一产品，这样，就成就了一种以同一性为基础的所谓大同。而真正的大同，只能是不同成其大而大同，让世界成为统一产品集中营的大同，只能是这种“道本位”的鲁式“仁德之政”模式所制造的怪物。
正确的断句应该是“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设置、建立，也就是立其本、立其位；“以”，使、令；“德”，得，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
“譬如”不能像白话文那样当成一个词，而是“譬”+“如”，分属前后分句。“譬”，晓谕、使人知晓，引申为彰显。“如”，像；“居”，处在；“所”假借为“处”，处所的意思；“共”，通假“拱”，执持的意思。
“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字面意思就是北极星处在其处而其它的星星执持着它。而深层的意思就是，人把北极星的位置确定后，执持这位置而相应定出其他星星位置。
但北极星位置不是先验的，例如，说北极星在北边，只是因为相应的社会文化系统把那叫“北边”，而实际上，北极星的位置不是固定不变的，甚至被称为北极星的那星星，也是会随着时间的改变而改变的。北极星位置的确定，只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而其他星星根据北极星位置定出相应位置，也同样是一个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
“为政以德譬”，设置、建立“政”使行“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所得彰显，就像“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的道理一样，其确立，也只是一个社会上所有的人参与其中的当下、现实的具体结果。并不能把“政“的原则先验的确立。那种把某种特殊的国体、政体等当成先验的、四海皆准的原则而上帝化的把戏，都不是“为政”之道，只不过是一些根据私利而制造的谎言。
有人可能说，这不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吗？错！这至少不是通常所说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只不过是用一套通用的法则在具体问题上套用，根本不是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实就是马克思任何理论前提只能从分析现实逻辑出发的等价说法，并没有任何先验的逻辑是先于具体问题的，具体分析不是用一些先验的法则去分析，而是从具体问题中找出其现实的逻辑关系来。站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和孔子又一次握手了。
而这一章，其实就是上一章所说““圣人之道”、“善人之道”是大道，更是现实之道，无位可本，又何来“本位”？正因为无位可本，才可以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这，才是真正的大道、现实之道。”的进一步展开。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是“无所位而生其本、无所本而生其位”，只有明白了这句话，才可能真正明白马克思意义上的“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也才可能真正明白何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注：先验，同“经验”相对，意为先于经验的，但为构成经验所不可或缺的。）
文章参考自孔圣人网www.kongshengren.cn
团队的根基，在于得人
重视人才说说容易，做到很难。往往由于选人者缺乏胆识，责任感不强，或者人才本身还处于潜在状态，其才能一时还显露不出来等原因，致使许多难得的人才被耽误和埋没，李世民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并不是把爱才惜才挂在嘴上，而是重在实施，绿选才的事抓得很紧。
李世民在历史上是一个有抱负，有远见的年轻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懂得天下动荡不安之时，要靠军事实力削平全国各地割据之雄，而要征伐战斗，就必须依赖于善战的武将，这种方略也是在战争时期所通用的，然而战争毕竟是有阶级性的，战争的目的是获得政权，这个目的一经达到，方略就会变成另外一种样子，旧的方略，便不再适用于新的形势，这是因为政权只要有马上得之，而不可再马上治之，这时就需要文采儒学之士了。
用一个政治家的眼光来看待统一，李世民敏锐的感觉到文治之重于武功的好处，正是凭着这种延揽能人的思想，李世民引入并重用了儒生房玄龄和杜如晦。
此外，李世民用人也不避亲，他所任用的自己的妻兄长孙无忌。从小就和自己是好朋友，随后跟着李世民南征北战，立下了汗马功劳，李世民以武定祸乱，出入行走之时，跟随的都是尧武的勇士，到了天下已定之时，又见力弘文馆，招揽了诸如于志宁，姚思廉，苏世长，等人才，这些人后来变成了李世民政治上的决策团。
古人讲，‘’得人才者得天下，失人才者失天下”，在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各级领导干部都需要确立与时俱进的用人观，具备识才的慧眼，用才的气魄，爱才的感情，聚才的方法，下大力选拔培养实用人才，确实形成人才济济，群贤毕至的局面，这样我们的事业才能永葆生机活力
再说三国时期，孔子认为为政之道在于得到人才，而得人才的方法在于领导者能修养自身，以德行感召人才，优秀的领导者，首先应该是君子，具备善良，正直和宽厚的品德，以天下兴亡为己任，胸怀国家与民族的复兴，这种责任与使命感，使他充满活力与魅力，这样的领导者身上自然闪烁着光环，会被追随者视为精神的坐标。
三国时期人才辈出，人们谈论三国的时候常常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占了天时，孙权雄踞江东，占了地利，刘备即无天时也无地利，靠的是人和。确实如此，论个人才干，刘备并非一流人物，他的才能极为平常，但却成就了一番大事业，他靠的不是个人才干，而是得益于众多的有才之人聚集在他的周围，像诸葛亮，庞统，徐庶，关羽，张飞等，刘备靠这些人的力量而崛起，并雄霸一方，建立了蜀国。
现在很多人都说刘备是伪君子，从统治权术的角度上来看，虽然有一定道理，但客观的说也不尽然，因为他在临终前对刘禅说过这么一段话，“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他说这段话应该是发自真心的，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没有人会在临终对自己的儿子说假话，他之所以要说这段话，嘱托刘禅，是因为这确实是刘备一生的感悟，也是他立身之本与成事之气，他希望刘禅也能像他一样这样做，可惜天不随人愿，刘禅终没有将人能做到乃父的高度。
无论是李世民还是刘备，政权成立之前势必是用实力去争抢，所以必然会出现一些损人兵将，夺人疆土之事，并且会经常用权谋和诡道，这是天道。所以团队建立之初，人，才是根本是根基。而不已片面之词去论一个领导者，这也是王道。
唐太宗管理人才之道的现代启示
作为政治家的唐太宗，一个重要的长处就是善于求贤和纳谏。他认为“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即位之前，已收罗了不少文武贤才。即位之初，就要求右仆射封德彝举贤，德彝久无所举，理由是“于今未有奇才”。太宗对他说：“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这说明人才无时不有，关键是在善于发现人才。贞观三年，太宗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强调宰相的职责在于举用贤才。这年夏天，因天旱下诏求言，中郎将常何条陈二十余事，深切时宜。太宗看了很奇怪，常何是武将，怎能写出这样的好奏章呢?问知是出于他的门客马周之手，太宗立即召见马周，留置门下省供事，后来马周官至中书令。太宗用人，不问亲疏，不论贵贱，不分畛域，一视同仁。在他的大臣中，有出身寒素的马周、戴胄、杜正伦、张玄素、刘洎、岑文本、崔仁师等，有来自敌方的屈突通、尉迟敬德、李世勣、秦叔宝、程知节等，有出身贵族的`萧瑀、陈叔达等，有拔于怨仇的魏徵、王珪、韦挺等。因此史家称赞唐太宗“拔人物则不私于党，负志业则咸尽其才，所以屈突、尉迟，由仇敌而愿倾心膂;马周、刘洎，自疏远而卒委钧衡。终平泰阶，谅由斯道”。
为了更好地发挥人才的作用，唐太宗特别注意了解官吏的优缺点。贞观四年，在一次有宰相参加的宴会上，太宗让“识鉴精通”的王珪悉加品藻。王珪说：“孜孜奉国，知无不为，臣不如玄龄。才兼文武，出将入相，臣不如李靖。敷奏详明，出纳惟允，臣不如温彦博。处繁治剧，众务毕举，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尧舜，以谏争为己任，臣不如魏徵。至于激浊扬清，嫉恶好善，臣于数子，亦有微长。”唐太宗深以为然。贞观十八年，太宗还亲自对司徒长孙无忌等作了一番评论。他说：“长孙无忌善避嫌疑，应物敏速，决断事理，古人不过;而总兵攻战，非其所长。高士廉涉猎古今，心术明达，临难不改节，当官无朋党;所乏者骨鲠规谏耳。唐俭言辞辩捷，善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无言及于献替。杨师道性行纯和，自无愆违;而情实怯懦，缓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质敦厚，文章华赡;而持论恒据经远，自当不负于物。刘洎性最坚贞，有利益;然其意尚然诺，私于朋友。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论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称意。褚遂良学问稍长，性亦坚正，每写忠诚，亲附于朕，譬如飞鸟依人，人自怜之。”就在这一年，太宗与侍臣论及右卫大将军薛万彻等时说：“于今名将，惟(李)世勣、(李)道宗、万彻三人而已，世勣、道宗不能大胜，亦不大败，万彻非大胜则大败。”对文武大臣才能这种深刻的了解，充分表现了太宗用人的明达。
唐太宗不但明于知人，而且善于纳谏。他“每见人奏事，必假颜色，冀闻谏诤，知政教得失”。贞观初，曾对公卿说：“人欲自照，必须明镜;主欲知过，必借忠臣。主若自贤，臣不匡正，欲不危败，岂可得乎?”他深以“隋炀帝好自矜夸，护短拒谏”为鉴，鼓励臣僚“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因此贞观时期出现了不少有名的谏臣，如王珪、魏徵、刘洎、褚遂良等，而魏徵尤为特出。例如：贞观二年，太宗问魏徵：“人主何为而明，何为而暗?”魏徵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因举尧、舜之所以明，在于通达下情;秦二世、隋炀帝之所以暗，在于偏信谗佞。太宗听了很满意。贞观十年，太宗问侍臣：“帝王之业，草创与守成孰难?”左仆射房玄龄认为，群雄竞起，战胜乃克，草创为难。魏徵却说：“帝王之起，必承衰乱。覆彼昏狡，百姓乐推，四海归命，天与人授，乃不为难。然既得之后，志趣骄逸，百姓欲静而徭役不休，百姓凋残而侈务不息，国之衰敝，恒由此起。以斯而言，守成则难。”魏徵从现实需要出发，强调守成之难，识见更为深远。所以唐太宗说：“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贞观十三年，魏徵看到唐太宗“近岁颇好奢纵”，上疏进谏，从十个方面指出太宗初期所为与近年不同。如始则体恤人民，近则轻用民力;始则亲君子疏小人，近则昵小人而疏君子;始则不事畋游，近则畋游无度;始则谦虚若不足，近则恃功骄矜;始则虽遇灾荒而民不逃怨，近则百姓疲于徭役而生怨心等，无不切中时弊，深得太宗的嘉奖。贞观十七年魏徵病逝，太宗哭道：“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徵殂逝，遂亡一镜矣。”贞观之世，群臣之所以敢于进谏，主要原因就在于唐太宗能够虚心纳谏。“贞观之治”的出现，也是和唐太宗善于用人和纳谏的政治表现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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