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郭若沫写的，写了郭若沫怀念母亲之情。
文章写了郭若沫的母亲因为过于劳苦的缘故，身子异常衰弱，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相传只有芭蕉花才能治，可是芭蕉花在四川难找。一次，作者和二哥在天宫找到，并把它摘回家。不料，母亲见后很伤心，父亲把我们拉到祖宗面前打。
我从文中的“摘取”、“擎着”、“藏在”、“献给”，这几个词中，我体会到作者与他的二哥很重视她母亲的病。也从“连连叹息”、“拉”、“打”、“跪”，这几个字词中，体会到父母因为“我”和二哥去摘别人的芭蕉花而生气。
而今，作者很想念父母，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用上了心来。

《春蚕》是茅盾小说] 不是郭沫若的
《春蚕》“农村三部曲”之一。发表于1932年11月《现代》2卷1期，后收入1933年5月开明书店版《春蚕》。小说以“一·二八”战事后江南农村为背景，写老通宝一家蚕花丰收成灾的故事。农民老通宝带领全家辛勤养蚕，换来丰收。然而在“洋布”、“洋纱”充斥市场的情况下资本家乘机压价收购，高利贷者乘机盘剥，老通宝受此打击终于病倒了。作品深刻揭示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双重压迫下靠辛勤劳动无法摆脱贫困的真理。是30年代描写农村的杰出作品之一。继《春蚕》后，作者又写了《秋收》、《残冬》，这三部作品被人合称为“农村三部曲”。

一颗火热的赤子之心——我看《女神》
内容提要：《女神》收集了郭沫若1919年到1921年间的主要诗作，连同序诗在内共计五十七首，基本上是作者留学日本时所作。笔者选取其中包含对祖国无限热爱的诗作，分成几个方面进行阐述，让读者领略郭沫若早年诗歌的汹涌澎湃。关键词：郭沫若、女神、浪漫主义、爱国。 正文：1914年初，一位青年登上开往日本国东京的轮船，为了拯救危难中的祖国而去寻求真知、掌握实干。距离辛亥革命的爆发，已经过去两年多了。然而，就在轮船启程的上海黄浦江口，外国的军舰仍在肆无忌惮地游弋着；一队队的中国劳工，在红头阿三的监督之下，背着一袋袋货物在码头边来来去去。落后的耻辱、自强的愿望，重重压在青年心头。 他就是郭沫若。积郁在心底的感情，自1919年后半段开始，像潮水一样迸泻出来。一种对祖国的热情歌颂、对旧社会黑暗的强有力呐喊与控诉，凝铸成了一首首满含深情的动人诗篇。这种感情是多元的，因为诗人的心思是复杂的。 首先是对祖国不顾一切的、疯狂的爱。在《晨安》诗中，作者一口气喊出了27个“晨安”！扬子江、黄河、万里长城、帕米尔高原乃至于喜马拉雅山，都成为了诗人招呼的对象，由南向北、由低到高尽皆囊括。“年轻的祖国”“新生的同胞”“快来享受这千载一时的晨光呀”，作者透过这一系列鲜明宏大的意象，畅快展示了一个幅员广阔、名胜众多的大中国，一股对祖国满腔热忱之情油然而生。《炉中煤》是另一首情感充沛的机警小诗，作者巧妙地借煤的燃烧自比，而将中华古国比作一个“年青的女郎”，其大胆奇丽的想象使人眼前一亮。“我为我心爱的人儿，燃到了这般模样！”——“希望祖国体谅我的拳拳之心，让我为国效劳吧！”诗人正是在表达这一层意思，而顺着他的笔触，一个崭新的、焕发生机的美丽土地便会呈现在我们面前。郭沫若是学医的，他顺理成章地借助了燃烧这种剧烈的化学反应有力地诠释了“炉中煤”这个温暖鲜亮的题目。此外，《黄浦江口》也是值得关注的作品，这首写在1921年4月3日的短诗在总共的十二句中频繁使用感叹号，“平和之乡哟！”“我的父母之邦！”首尾呼应，体现了作者留日两年短暂归国探亲时，重见祖国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时的欣喜，情不自禁地发出了由衷的赞美。 不过，美好的遐想过后，诗人看到的依然是一个金瓯残缺、民不聊生的神州大地。这种急转而下的情绪突出表现在写完《黄浦江口》的第二天所作的《上海印象》一诗中。“我从梦中惊醒了！Disillusion（幻灭）的悲哀哟！”好个“惊醒”“幻灭”，笔者立马感觉到了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诗人继承了他一贯的丰富感情、细腻口吻，却营造了一个阴森恐怖的氛围，以致于诗中竟出现了“尸”“骷髅”“灵柩”这些死亡意象，不加掩饰也无需掩饰。俗话说：爱之深望之切。诗人内心深处还是在表达爱，不过得加一前提：改造社会、变革制度。在《浴海》一诗中，郭沫若痛快淋漓发出了“趁着我们的血浪还在潮，趁着我们的心火还在烧，快把那陈腐了的旧皮囊,全盘洗掉!”“新社会的改造，全赖吾曹！”这样激荡的口号，这就是一个无畏的敢于破坏旧秩序的志士、一位高唱激昂战歌的勇士！在中国共产党尚未诞生的时候，在许多热血青年因找不到出路而苦闷彷徨的时候，郭沫若的诗作已经旗帜鲜明打出了暴力、革命、破坏等标语。“一切政治（社会、宗教、学说、文艺、教育）革命的匪徒呀！万岁！万岁！万岁！”（《匪徒颂》）、“不断的破坏，不断的创造，不断的努力哟！”（《立在地球边上放号》）等诸多诗篇正是在阴霾笼罩下身居异国的爱国主义者最嘹亮的呼喊，而在《巨炮之教训》这首政治气息浓厚的诗中，作者把前进的道路寄托在了社会主义上（“列宁先生却只在一旁喊叫，‘为阶级消灭而战哟！为民族解放而战哟！为社会改造而战哟！’……”）这种很超前的民主主义意识，在万马齐喑的旧时代，实在是很难得的。郭沫若回忆说，他最初选择医学，是想拿它“来作为对于国家社会的切实贡献”，后来从事文学创作活动，是想借文学“鼓动起热情来改革社会”。其实，笔者认为，郭沫若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头脑。1927年八一南昌起义之后，他便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中算是很早的了。这种成熟政治观念的一些端倪便体现在《女神》诗集的很多篇章里。 对祖国的爱是神圣的，而对人民大众、全世界就更显得无私与博大。前文中提过的《晨安》除了描绘中国的壮美河山之外，还以大量笔墨抒写了苏伊士运河、红海、尼罗河、金字塔、恒河、太平洋、沉思者雕塑等圣地胜景。诗人把自己放在全世界的面前，以一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人的身份向全世界致意，这样的胸襟与独到的眼光在之前的中国诗人群体中是难以寻觅的。而在著名的抒情长诗《地球，我的母亲》中，诗人反倒展现了性格中天真烂漫的一面。在梦一般的诗境中，作者伪装成了一个孩子，“赤裸着我的双脚”“在你的背上匍行”乃至于“永远和你相亲”。并且将工人称赞为“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农民称颂为“全人类的褓母”，再次从一个角度凸现了博爱磅礴的气势与不可阻遏的伸展力。诗集中最后一首《西湖记游》之《雷峰塔下》里，诗人以惊世骇俗的笔吻写下了“他（老人）那筋脉隆起的金手，我想去跪在他的面前，叫他一声：‘我的爹！’把他脚下的黄泥舔个干净。”比起春秋五霸重耳年轻时流亡途中接受一位农人递过来的泥巴的经典事例，郭沫若又一次在艺术上达到了飞跃，也是他对工农阶层热爱的最为崇高的表示了。作为一名平凡的知识分子，郭沫若为后来的臧克家、艾青、郭小川等诗人开了一个风光的头。从此以后，工农的形象开始融入中国现代诗歌的范畴之中。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郭沫若的爱如同那首脍炙人口的民歌《鸽子》一样，洒遍全中国、沟通了整个地球。 诗人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充分倾诉在了《凤凰涅磐》这首镇书之作上。祖国的悲惨现实铺设在前、为前途而进行的英勇斗争紧接在后、最终一个灿烂辉煌的明天原原本本呈给了观众，大幕便应声而落。郭沫若变成了一个出色的导演，将他所有的喜怒哀乐分配给了诗中的各个元素。他的指挥棒一起，真挚的感情有了、绮丽的想象具备了、大胆的自我形象也存在了。《凤凰涅磐》是郭沫若情感勃发的最高潮，仿佛一首高亢的《我爱你，中国》就在耳旁回荡。 郭沫若的浪漫主义文学创作始于诗集《女神》，终结于戏剧《屈原》。纵观他解放后的诗作，多以歌功颂德为中心、宣扬新社会新风尚的风雅之作，着实乏善可陈。以至于后代评论家不客气地说他已经沦为一个不折不扣的御用文人。笔者认为，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激情燃烧的岁月也是有尽头的，倒不如忘却郭老后半生政治唱和的日子，将奔放的《女神》连同后来的《星空》《前茅》《恢复》诗集一道熔炼于自己的胸臆中，永远留存一个英姿飒爽的青年形象吧！ 二零零六年五月十六日

《芭蕉花》是郭沫若在一九二四年八月二十日夜写于福冈的童年往事：母亲得了头晕病，呻吟呕吐，十分痛苦，需要芭蕉花入药治疗。当年才五六岁的郭沫若和二哥，爬进了私塾的园子偷摘了一朵芭蕉花。郭沫若兴奋地捧着芭蕉花赶到病床前献给母亲，母亲问清了花的来历后，非常生气，立刻叫郭沫若和二哥跪在床前，呵斥他们为“不争气的孩子”，称“为娘的倒不如病死了好”。父亲对此还对他们动了家法，并责令他们将芭蕉花送还原处。
　　粗看《芭蕉花》，语句平实，叙事条理；细读〈〈芭蕉花〉〉，用词讲究，含义隽永，其力透纸背，郭沫若名家风范让人不敢对文章一掠而过。
　　一朵普通的芭蕉花，一对活泼天真的孩子，两位严厉的父母，构成了一个小故事，给人以深刻的启迪。病中的母亲盼花心切，但没有忘记育子的重任，父亲也能体察到孩子的孝心，但他坚守“勿以恶小而为之”的信条，第一次责罚了心爱的孩子。他们把孩子的品德看得比治病还重要，比生命还可贵，他们对孩子的爱才是真爱，爱得有价值。“惜钱休教子，护短莫投师”。“积金不如积德，善虽小，不可不为。”都是郭沫若母亲的教育信条。自己把名家名篇读懂了，如何“深入浅出”，就是教师的功底了。
　　语文教学是艺术，在实践的磨砺中，在鉴赏的品悟后，在知识的润泽里，语文教学再加上教学辅助工具的现代化，让语文课呈现出教学目标多元化的态势。语文课可以成为一门艺术课——美的欣赏课、情的陶冶课、国粹浸染课。篇未开而性情已愉悦，文未入而性灵已顿开。语文教学不仅有道德准则，还要有人性美的一面。哥哥和我的“掐花” 决不是简单地道德评价，教学中要抓住矛盾冲突，我们“欢喜”极了，“欢喜”什么？是像小朋友这样欢喜它的美丽，还是像饮食家“欢喜”它的食用价值。都不是，这“欢喜”连着对母亲的情与爱！这“欢喜”有“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这“欢喜”也让哥俩小心翼翼地把花藏进衣袖带回家。面对母亲的叹气，父亲的训斥，孩子“伤心”了，“我哭了，哥哥也哭了。”两个人的哭含义不同，因为他们的年龄不同，对世事的阅历不同。
　　语文课是一门技术课，老师教是一方面，学生的学又是更重要的方面。关注让学生学些什么，通过什么手段让他们容易学、接受得又快又好的这门技术就是教法，涉及到教学理念、目标设定、过程与方法、手段与媒介。在语言环境中识字，体会“我”和哥哥为母亲治病采花的急切心情。课文中“芭蕉”生字是形声字，“托、捧、掐、搁”是四个与手动作有关的字。随文识字、归类识字、区别形近字，这些教法、学法都是二年级行之有效的方法。
　　语文课更是一门学问课，对教材的把握并不是单靠认真备课、借助绚烂的媒体就可以圆满解决的。二期课改后新教材以及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教师有相当专业的学科素养。哪怕是小学教师，如果没有很好的汉文学底子，上课的底气恐怕就不足，眼界恐怕就不高，欣赏趣味恐怕就不到位。课堂是无垠的海，是广阔的天，投身到里面才觉其广大，在其中搏击才得其滋味，正因为它的奥妙无穷，才引人折腰，愿语文讲台能让我们各领风骚、一展姿彩。

在《女神》时代那一阵强烈、亢奋的情感喷发之后，郭沫若进入了更明慧的生命沉思。这时，他对过去曾以涌溢的热情歌唱过的夜施展了更美妙的艺术诱惑。
在当时的中国，郭沫若是宇宙意识最强烈的作者。不同于当时的一些青年作者困惑于人生究竟的奥秘，常常陷进自造的烦闷、焦虑和悲绪。郭沫若在生命沉思中调动起丰富的审美想像力，他找到了自己的心灵对应物——夜空。
在郭沫若看来，无限的宇宙涵映在有限的个体生命之中：“我想诗人的心境譬如一湾清澄的海水，没有风的时候，便静止着好像一张明镜，宇宙万物的印象都涵映着在里面；一有风的时候，便要波翻浪涌起来，宇宙万汇的印象都活动着在里面。”(《三叶集》)当有限的个体生命与无限的宇宙生命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精神联系，郭沫若以新的灵感方式改变了自己视觉感应中的宇宙秩序。他已经大大偏离了古代作家的视觉常规。他不仅用眼睛眺望夜空，而且以自己的心灵感受夜空。夜空引诱着他的幽思遐想，使他以审美化的态度与无限的宇宙进行更直接的交流。在郭沫若的生命节奏中，既有“鼓舞调”，也有“沉静调”(《论节奏》)。他的《星空》诗，便是“鼓舞调”的夜空的巡礼。在他笔下，夜空是那样奇丽可惊，那样荡人心肺。他歌唱道：“美哉!美哉!/永恒不易的天球/竟有如许变换!/美哉!美哉!/我醉后一枕黑酣，/天机却永恒在转!”而《天上的街市》这首诗，则是一首“沉静调”的清朗隽美的夜歌。就在写作《天上的街市》的半个月之前，郭沫若在致郁达夫的一封信里表示自己向慕“平和洁净”的诗的世界，呈现在《天上的街市》里的，正是一幅“平和洁净”的想像世界的图画。
地上有星一样的灯，天上有灯一样的星，诗人通过两个互换本体与喻体的比喻，将天与地连成一体。“街灯”与“明星”的共同特点是“无数”和明亮，无数明亮的灯与星成为美好事物的象征。
诗的第2段至第4段描绘了诗人想像中“天上的街市”的奇景。在这十二行诗句中，诗人用了四个“定然”和一个“定”字，其肯定的语气会使读者追随着诗人的想像，模糊着现实世界与幻想世界的界限。“天上的街市”既然陈列着“世上没有的珍奇”，那里一定是比现实世界美好得多的地方。不是么?诗人仿佛看到了传说中的牛郎织女正在那里享受着自由而幸福的生活。
本来，传说故事中的牛郎织女到天上以后是不幸福的，他们被阻隔在天河两岸，一年只得一度相会，但在《天上的街市》一诗中，天河变得“浅浅的”，不甚宽广，它不再妨碍情侣们自由往来。因而牛郎织女可以双双游逛天街，诗人甚至看到了他们手里提着的灯笼。这虚幻的景象在作者笔下竟显示出生动的真实感，作者所描绘的美丽幸福的天街向读者提供着人间情趣。
“天上的街市”是诗人在以心灵的眼睛眺望夜空时所看到的。在诗人郭沫若的心灵视野中，天上的世界对应着地上的世界。当地上的世界给他留下“眼儿泪流”“心中作呕”的印象：“游闲的尸，/淫嚣的肉”，“满目都是骷髅，/满街都是灵柩”(《女神·上海印象》)。他借“天上的街市”抒写了自己对光明的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