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
1927年中共八七会议后，党中央机关从武汉陆续搬到上海。中央机关在上海，有利的因素是：上海是全国最大的城市，地方大，好隐蔽，租界情况复杂，不登记户口，住房容易找，便于设立机关，搞秘密活动。上海又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党的工作一直未间断，开展工作的基础好。不利的因素是：一方面上海是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中心，驻有外国的海、陆军和租界巡捕；另一方面上海又是国民党反动派政治、经济、外交的重要阵地，驻扎有军队，设有警察、宪兵、特务机关等等，上海还有一帮地痞流氓势力。因此，在上海这个中外反动势力聚集的地方，开展革命活动，犹如深入龙潭，要保证党中央的安全，没有十分严密的保卫工作，是非常困难的。如何在严重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保卫中共中央的安全，是放在党面前一个极其严峻的问题。
周恩来在军委特科基础上组建中央特科 早在1927年5月，中央在武汉时，就在军委成立了以情报工作为主的特科，由周恩来负责。中央迁上海后，周恩来在军委特科的基础上组建了中央特科，由组织局领导。1928年春，中央专门组织学习班，学习怎样做秘密工作，怎样保卫自己，打击敌人等内容，由周恩来、恽代英等讲课。党的六大以后，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1928年11月14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又决定由向忠发、顾顺章、周恩来组成特务委员会，领导特科工作，由周恩来实际负责。
特科的主要任务是保证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收集掌握情报，镇压叛徒，营救被捕同志和建立秘密电台。特科开始下面设三个科，一科开始叫总部，后来称总务科，该科的主要职责是为中央机关和领导同志租赁住房，布置开会场所，营救被捕中央负责同志，建立联络点以及负责收殓被敌人杀害的同志遗体，料理家属生活等等，科长洪扬生。二科是情报科，该科主要负责收集情报，掌握敌情。在做法上，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深入敌人要害部门，搜集各种情报，掌握敌人的活动规律，破坏敌人的阴谋，科长陈赓。三科是行动科，负责抢救被捕同志，打击罪大恶极的叛徒。该科下面设有手枪、盒子枪武装的“红队”，也叫打“狗”队。其成员都是从上海工人中和各苏区红军中，选调一些机智勇敢、枪法最好的特等射手组成，专门负责打“狗”(镇压叛徒和国民党特务)的工作，科长顾顺章(兼)。以后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又成立了交通科，又称通讯联络科，其任务是负责党中央同各根据地、红军和各省委的无线电台联系，水陆交通线的联系，科长李强。
情报工作是特科一项重要任务。周恩来本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原则，很重视挑选可靠机敏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打入敌人心脏，掌握敌情，为我党制定对敌政策提供可靠的依据。
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
1928年春，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中央特科建立了第一个反间谍关系杨登瀛。杨登瀛原名鲍君甫，广东人，曾留学日本，是国民党左派，化名杨登瀛，同日本通讯社和国民党的一些人物很熟，又很会交际。他在五卅运动时，同上海总工会有过联系，开始同情共产党。通过中共党员陈养山等对他做工作，鲍愿意尽力给共产党帮忙。1928年3、4月间，国民党特务机关——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成立，这是中统的前身，也是国民党最早的特务机关，这个科成立初期先后由陈立夫、张道藩负责。调查科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调查科总部。
不久，总部派杨剑虹到上海筹建特务机关。杨剑虹也是广东人，和鲍君甫是同乡，昔日又有旧，他为了在上海开展特务工作常拉鲍去帮忙，认为鲍的关系广，要鲍去做侦察工作，在上海侦察共产党及其他反蒋党派的活动，建立办案机构，同租界进行联系。鲍把上述情况全部告诉了当时住在他家里的陈养山，并表示愿意将他所了解到的情报提供给我们党。陈养山属江苏省委领导，省委要陈养山给党中央写一个报告，说明这个关系可以利用。1928年5月，党中央和周恩来派陈赓同鲍见面后，经中央同意确定使用这个关系。
1928年7、8月间，杨剑虹因涉及贪污案自杀。蒋介石正式委任鲍君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驻上海的特派员，成为国民党驻上海特务机关的负责人。从此以后，我们党一方面利用鲍的关系，派人打入国民党警察局、侦察队、宪兵队中去；另一方面竭力巩固鲍在国民党中的地位。鲍因为有这样一个特殊身份，掌握的情况多，帮我党做了很多工作。例如，1930年，有一个黄埔军校一期毕业生，从苏联留学回来，是中共党员，到上海后，就叛变投敌，给蒋介石写信，密告周恩来和他会面的地址。蒋见信后，批交徐恩曾办。信转到鲍手里，鲍立即通知我党，中央特科很快组织“红队”把这个叛徒除掉，保卫了周恩来和党中央的安全。
派遣钱壮飞、李克农等打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长期埋伏
1929年后，周恩来为了把国民党中央特务组织“拿过来”，先后派遣我党优秀党员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准备长期埋伏，搜集情报。钱壮飞曾在北京当过医生和教员，多才多艺。1928年夏天，钱壮飞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国民党中统特务头子徐恩曾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因他才华出众，善交朋友，又与徐恩曾是浙江湖州同乡，深得徐的信任，调他担任自己的秘书。1929年底，陈立夫调徐恩曾担任调查科主任，徐的权势更大了。调查科设在南京，徐把钱壮飞带到南京，做他的机要秘书。我党又把李克农调到南京，配合钱壮飞的工作。
徐恩曾是一个纨绔子弟，又是陈立夫的表亲，依仗后台硬，整天在妓院舞场混日子，把许多事都交给钱壮飞办。他的秘密电台就设在调查科，各地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先送钱审阅提出处理意见。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重要机密。陈立夫、徐恩曾为了搜集情报，要求设立公开机关，李克农等同志根据中央特科的指示，利用这个机会，在天津、南京、武汉、北平等大城市建立以通讯社为形式的情报机关。从此，钱壮飞实际掌握了国民党全国最高特务指挥机关，胡底在南京主持国民党情报机关“民智通讯社”，后又调天津创办国民党情报机关“长城通讯社”，李克农实际主持上海的国民党情报机关。周恩来派特科陈赓和李克农联系。李、钱、胡成立党小组，由李克农任组长。这样，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南京国民党中央到上海、天津等地方，大都被我们党有领导、有系统地及时掌握了。李、钱、胡相互配合，收集了很多国民党军事、政治、特务等情报，了解和掌握了国民党的动向，为党中央制定对敌政策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特科的情报关系中，还有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就是昔日“筹安会六君子”之一，当时青帮大亨杜月笙的座上客——杨度。杨度早年扶植帝制，声名狼藉，但晚年迷途知返，逐渐倾向革命，1929年秋在上海经周恩来批准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杨度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党提供了许多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敌人不惜以高官、厚禄、金钱、美女等卑劣手段，收买我们队伍中革命意志不坚定的分子，充当他们的特务和内奸。中央特科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营救被捕同志、惩治叛徒。
1928年4月15日早晨，刚从湖北回中央工作不久的罗亦农到北京西路赫德路一带去接头，正在等人的时候突然遭到逮捕，被敌人由英租界捕房解到龙华关押。党中央和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想尽办法营救。以后探听到罗亦农将被引渡到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去，便准备在解押途中进行武装劫救。但捕房和国民党当局恐生意外，提前引渡，并未经任何审讯即下令枪杀于上海西郊，致使中央特科的营救工作没有成功。
为了查清罗亦农被捕的原因，周恩来组织中央特科同志通过巡捕房的内部关系，查出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是贺家兴和何芝华夫妇。贺、何二人的罪行调查清楚后，中央特科决定由陈赓带领“红队”战士，在一天凌晨突然冲进他们寄居的旅馆，在院子里放鞭炮作掩护，枪决了贺家兴，何芝华钻进床下，也被打瞎一只眼睛，并把他们掌握我党同志的名单、地址搜出。制止了这两个叛徒对中央十几个机关的进一步出卖，使党避免了一场大的牺牲。
彭湃、任弼时、恽代英等被捕案
1929年8月24日下午，设在新闸路经远里12号的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正在开会，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根据叛徒提供的情报，前往会场逮捕了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等党的优秀军事干部。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本来也要去参加这次会议，临时因其他事要处理未去，得以幸免。机关被破坏的前两小时，鲍君甫才知道敌人的行动计划，来不及通知我党。事情发生后，中央特科很快查明告密的叛徒是白鑫。此人原是军委秘书，对军委的情况很熟悉。8月24日那天，白鑫事先已向敌人告密，开会时他佯装无事仍去参加会议并担任记录，虽一同被“捕”，但很快就被敌人保护起来。我党通过鲍君甫以国民党调查科上海特派员的身份去找白谈话，知道他准备去南京继续出卖党的机密，再回上海对中共中央机关大肆破坏，然后去意大利躲避。
周恩来知道这个消息后，决定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叛徒尽快除掉，以免后患。“红队”立即设法在白的住地上海租界霞飞路(今淮海路)和蒲石路(今长乐路)之间的和合坊48号的旁边租了几个房间，把白鑫监视起来。周恩来还亲自到白鑫住的地方观察现场，并结合所得到的情报，制订了周密的行动计划，指挥陈赓执行。1929年11月11日晚上11时，当白鑫、范争波等五人走出住所，还未上汽车时，隐蔽在弄堂里的特科人员一齐开枪，当场打死四人，除白鑫外，还有范争波的弟弟和一个保镖、一个巡捕，范争波负伤。特科的特等射手枪法非常准确，三个人向白开枪，三发子弹都从白脑后一个部位打进去。巡捕、法医验尸后，都惊叹不已。一时上海滩上，“共产党的神枪手”威名大震，使得特务、叛徒闻风丧胆。周恩来还调动特科全部力量，来营救彭湃等四位同志，营救的办法是等敌人把他们解往刑场的途中实行武装劫救。但解往刑场那天，敌人戒备森严，营救没有成功。
8月30日，彭湃等四位同志在龙华遇难，周恩来非常痛心，又满腔悲愤，第二天他饱含热泪挥笔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反抗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告全国劳苦群众书》，愤怒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残杀革命同志的罪行。两周后又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追述了烈士们被捕后视死如归，为革命奋斗至最后一刻的感人事迹。
任弼时在1929年前后曾三次被捕，因他均用化名，没有暴露身份。前两次周恩来领导特科同志，请同情我党的律师、法学教授潘震亚与律师费国禧到法庭辩护，合法营救出狱。最后一次，是1929年9月他在上海被捕，被捕时他将暗藏的秘密文件放在口里嚼碎咽下去了，敌人在他身上只搜出一张月票。由于月票上假地址的房子已在一次火灾中烧掉了，查无实据，敌人严刑追问他的真实姓名，甚至使用电刑，他始终未吐露真实姓名。周恩来领导中央特科，先请律师辩护无效，接着又派陈赓找鲍君甫设法营救。鲍利用他和租界巡捕房的关系，说任是他手下人，同时又派洪扬生给巡捕房探长陆连奎送去100元现大洋买通关系，次日，任弼时安然获释。
1930年4月，恽代英在上海沪东老怡和纱厂门前被捕，化名王作霖。由于他作了伪装，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被判刑三年。周恩来知道后，派陈赓通过江苏高等法院一个法官的关系，使恽代英得到减刑，决定提前释放。后由于顾顺章的叛变出卖，恽代英被害。
1930年冬，关向应在上海租界被捕，巡捕房抄走了一大箱文件。鲍君甫受我党之托找巡捕房表示愿意帮助鉴别这批文件，巡捕房同意。中央特科派工作人员刘鼎以鲍派去的专家身份到巡捕房去“鉴别”文件。刘鼎把重要的文件都拿回来。后来由鲍告诉巡捕房说，被捕的是一位学者，抄出的文件都是学术参考资料，没有什么重要内容。敌人认为关向应不是要犯，对他判刑较轻，不久，便被释放出来了。
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
随着各地红军和根据地的不断发展，通信联络工作极需发展，光靠交通人员来往传递消息，不仅速度慢，而且不安全。1928年夏，中央决定建立电台，在特科增设了无线电通讯科，开展无线电通讯工作。由于当时国民党对无线电设备控制很严，不仅没有现成的机器，零件也配不齐，甚至连有关的中文专业书籍也没有。周恩来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自己动手研制无线电发报机。他找特科负责交通的李强谈话，要求他进行研制工作。在周恩来的鼓励下，李强买来美国版的无线电书刊，边学边干。经过一年多的努力，无线电发报机终于研制成功。
周恩来还着手培养技术力量，派人在国内设法学习无线电通讯技术。同时为了进一步培养无线电通讯的技术力量，为建立地下电台做准备，中央从各地抽调了近10名青年党员到上海学习收发报技术，由李强和张沈川负责培训，培养了我党的第一批报务员。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通过自己动手，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1929年秋，党的第一座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大西路(今延安西路)福康里9号建立了。到年底，李强等又在香港设立了电台。1930年1月，两电台通报成功，中央和江西苏区的联系，即通过香港电台转递。为了加紧沟通中央与苏区、红军的通讯联络，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中央又派曾参加过培训的伍云甫、曾三等人携带电台到各个苏区，与红军的无线电人员一起，开展红军部队的通讯业务。周恩来还亲自编制了一本密码，称为“豪密”，由任弼时带到江西苏区，用于苏区中央局与上海党中央的联系。(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