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国家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学的一个十分古老但又永新的话题，但从一开始财政手段就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虽说公共财政就是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但并不是说从市场经济出现的那一天产生，它就与市场经济严格对位的，市场经济本身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有了商品的交换就有了市场，但是具体哪一天算是进入了市场经济，并非有一个明确的界限。同样财政是何时进入了公共财政这个形态，也不明确。从欧洲的经验看，所谓公共财政就是资产阶级革命之后，由以公共权力为基础，以法律为依托的财政取代了原来的王室财政之后所产生的一种理财形态，它是在“形态”这个层次上，作为王室财政的对立物而产生的。它在具体理财运作上形成了一系列规范，其中包含一些基本的原则：
(1)公共财政要依托于宪法和法制。宪法和法制包含了公民的自由、平等、财产权等内容，同时也规定公共财政和理财部门即财政部门是独立的，是不受其他部门管辖的，是公众的理财机构，它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其职责。公民须向国家纳税，并且大家所遵循的原则是一致的，同时公民对财政有监督权，这样就从经济上规定了公民的平等身份；
(2)税收机关无权制定税法，而只能由体现国民意愿的议会这一立法机构来决定；
(3)税收所得的收入和支出要绝对分开，收税的人不能决定钱如何使用；
(4)公民有纳税义务，同时也享受纳税人的权力。
根据这几点原则，可理解为，公共财政实际上所体现的是一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依法治国框架下的理财，而法制化的社会，规范的公共选择制度的形成则是公共财政赖以存在的基本依托，这种法制化社会与资产阶级革命及其后市场经济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这一点对于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有许多东西值得借鉴。 20世纪70年代西方出现了“滞胀”局面。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借此发动了一场对凯恩斯主义的“反革命”，其中主要有货币主义、供给学派和理性预期学派。但这些反对者们并未建立起一套足以与凯恩斯主义相抗衡的财政学说，区别只是，他们力图在这个框架内恢复古典学派的传统。他们首先责难国家对经济活动的大规模干预，认为正是国家干预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造成了70年代的“滞胀”局面。“财政最重要”的政策主张也受到攻击，代之以“货币最重要”的政策结论。当人们围绕着凯恩斯理论无休止争议时，以詹姆斯·麦吉尔·布坎南和戈登·图洛克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在财政学的一个重要领域中取得了重大的理论进展。他们将财政作为公共部门经济，并从市场失灵理论角度，集中研究社会公共需要及满足这一需要的产品——公共物品问题，分析了决定公共物品l的生产及分配的过程，以及生产公共物品的机器——国家的组织和机构。他们认为，自由市场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等价原则之上的，只有那些具有排斥性质的可交换的财产权力的私人产品才能进行市场交易。而公共产品不具有这些性质，所以公共产品的交换行为难以产生，消费者与供给者之间的联系由此中断，虽然存在市场需求，但却没有市场供给，这时政府应予以介入，提供这种产品，弥补市场的这个局限性。同时由于公共产品具有两个内在特性，又决定政府介入之后公共支出具有不断膨胀的趋势。
第一个内在特性是，公共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大于1。恩格尔定律告诉我们，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收入中用于食品等“生理需要”的开支比例越来越小，而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等“精神需要”的开支比例将越来越大。当个人收入越过一定水平时，越是非必需品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人们就需要越来越多的政府服务，这时，医疗保健、文体设施、交通运输、社会保险、公共安全等优效型公共产品就开始日益“侵蚀”和“挤占”消费结构中的私人产品的相对份额。公共产品的社会需求的不断提高，成了推动公共支出不断膨胀的原始动力。
第二个内在特性是，公共资本存量与私人资本存量之间有一种密切的内在函数关系。战后以来，西方国家对公共基础投资的每一次胀或缩无不刺激着或影响着私人投资趋势的波动，从而对宏观经济的总量运行发生着巨大作用。据美国经济学教授阿斯乔的研究表明，在美国1950-1988年近40年的公共投资曲线中，前20年(1950-1970年)是呈上升趋势的，后十几年是下降的。阿斯乔指出，像公路、街道、机场、排水和供水等基础设施的国家投资，是与私人投资相互补充的，不注意国家基础设施的数量和质量，将严重阻碍整个经济的运行。阿斯乔的研究成果表明，美国战后以来前20年经济增长之所以能够达到10%以上，是因为国家扩大了对基础设施的投资，后20年经济增长率之所以持续下降，其主要原因在于公共设施的投资净额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对于我国深化财政支出改革具有借鉴作用。
从实证分析的角度讲，一百多年前德国的阿道夫·瓦格纳就曾预言：“进入工业化以后，经济中的公共部门在数量上和比例上仍将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大趋势，公共支出将不断膨胀。”美国著名财政学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运用实证分析的方法，对英、美、德等三国的公共支出结构的变化作了考察，其结果总的来说，西方公共部门发展的趋势与瓦格纳的预测也是相吻合的：公共支出占GNP的比率，英国从1890年的8.9%上升到1955年的36.6%；美国从7.1%上升到1962年的44.1% 。
其实，早在瓦格纳之前，马克思就已经预料到，用于“公共需要” 的那部分“扣除”(指公共产品)将会日益膨胀；他指出，扣除的那部分须划成三份：(1)“和生产没有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2)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3)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马克思明确预言道，用于满足“共同需要”的那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今天看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公共支出的膨胀与公共部门的强大，其原因，马克思早就作了解答。马克思的预言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印证，并将继续得到未来发展的印证。这也为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公共财政基本框架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 美国著名财政专家理查德·马斯格雷夫在其经典著作《公共财政理论》中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或财政的职能分为三种：稳定经济(维护充分就业条件下的经济)、收入分配、(资源)再配置。
稳定经济包含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多重含义。充分就业是指可就业人口的就业率达到了由该国当时社会经济状况所能承受的最大比率。物价稳定是指物价上涨幅度维持在不至于影响社会经济正常运行的范围内，而非物价冻结，上涨率为零，即使在经济运行正常时期，物价的轻度上升也是一个必须接受的事实。国际收支平衡指的是一国在国际经济往来中维持经常性项目收支(进出口收支、劳务收支和无偿转移收支)的大体平衡，因为国际收支与国内收支是密切联系的，国际收支不平衡国内收支就不平衡。财政实现稳定经济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经济稳定的目标集中体现为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大体平衡。财政政策是维系总供求大体平衡的重要手段，当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时，财政可以实行紧缩政策，减少支出和增加税收或两者并举，一旦出现总需求小于总供给的情况，财政可以实行适度放松政策，增加支出和减少税收或两者同时并举，由此扩大总需求；(2)在财政实践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制度性安排，发挥某种“自动”稳定作用，例如累进税制度、失业救济金制度，都明显具有这种作用；(3)通过投资、补贴和税收等多方面安排，加快农业、能源、交通运输等公共基础设施的发展；(4)财政应切实保证非生产性的社会公共需要，为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和平安定的环境。
收入分配的目标是实现公平分配，而公平分配包括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次。经济公平是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强调的是要素投入和要素收入相对称，它是在平等竞争的环境下由等价交换来实现的。社会公平是指将收入差距维护在现阶段社会各阶层居民所能接受的合理范围内。平均不等于公平，甚至是社会公平的背离。财政实现收入分配职能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划清市场分配与财政分配的界限和范围，原则上属于市场分配的财政不能越俎代庖，凡是属于财政分配的，财政应尽其职；(2)规范工资制度；(3)加强税收调节；(4)通过转移性支出，如社会保障支出、救济支出、补贴等，使每个社会成员得以维持起码的生活水平和福利水平。
资源配置，广义地理解是指社会总产品的配置，狭义地理解是指生产要素的配置。财政配置资源的机制和手段主要有：(1)根据政府职能确定社会公共需要的基本范围，确定财政收支占GDP的合理比例，从而符合高效的资源配置原则；(2)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如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比例，购买性支出和转移性支出比例；(3)合理安排政府投资的规模、结构，加大政府对社会总投资的调节力度，提高社会投资整体效率。

自建国以来，我国财政管理体制经历过多次变动，总的趋势是根据“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由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逐步过渡到实行各种形式的在中央统一领导下的分级管理的体制。尽管分级管理的形式有许多种，集中和分散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总的说来，各个时期实行的财政管理体制多数是同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及其发展变化的需要相适应的。 从1980年起，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分灶吃饭”）的财政体制。
这个体制的主要内容是：按照经济管理体制规定的隶属关系，明确划分中央和地方财政的收支范围，中央所属企业的收入、关税收入和中央其他收入作为中央财政的固定收入；中央的基本建设投资、中央企业的流动资金、国防费、中央级的事业费等由中央支出；地方所属企业的收入、盐税、工商所得税和地方其他收入作为地方财政的固定收入；地方的基本建设投资、地方企业流动资金、地方各项事业费及行政费等，由地方财政支出。后来，把“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逐步改为“总额分成、比例包干”，的办法。
“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有以下几个特点：
（1）由过去全国“一灶吃饭”，改变为“分灶吃饭”，地方财政收支的平衡也由过去中央一家平衡，改变为各地自求平衡。
（2）各项财政支出，不再由中央归口下达。
（3）包干比例和补助数额改为一定五年不变。由于做到了财权、事权统一，收支挂钩，所以“分灶吃饭”更好地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是在执行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中央财政的负担较重，收支难以平衡，没有充分考虑到在中央与地方财力分配上中央要有适当的集中。财政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同步进行，而是先行一步。实行“划分收支、分级包干”的办法后，一些地方为了争取财源盲目建设，从而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效益。 （1）大部分地区实行“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体制，基本上按照利改税第二步改革以后的税种设置，按隶属关系划分中央财政收支和地方财政收支，根据地方的收支基数，计算确定地方新的收入分成比例和上解、补助数额，一定五年不变。
（2）福建、广东两省实行“大包干”的体制。国务院决定从1980年起，福建省实行“划分收支、定额补助、五年不变”；在广东省实行“划分收支、定额上交、五年不变”的体制。
（3）在财政收支方面，除中央直属企业、事业单位的收支和关税划归中央外，其余收支均由地方管理。“划分税种、核定收支、分级包干”的财政管理体制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收入较多、上交比例大的地区组织收入的积极性不高，个别地区甚至出现收入下降的情况。因此，从1988年起，国务院对收入上交较多的13个省、市，实行“财政包干、一定三年不变”的办法，以便进一步调动这些地方的积极性。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财政管理体制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1993年12月15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的决定》，从1994年开始，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

1.适度分权
财政分权的实质在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职责和权力范围的划分,以避免信息的不对称,促进资源的更有效配置和社会福利的最大化,西方财政分权理论表明,适度的分权是有利于资源的有效配置和制度创新的,我国1994 年的税改就是通过明确政府间的职责、硬化地方财政的预算约束进行适当的财政分权,建立了分税制的财政分权体制,从而调动了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推动了中国经济在没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情况下保持了持续、健康、快速发展的。当前,应进一步加快分税制的改革,赋予地方一定的税收管理权,进一步硬化地方政府的预算约束。
2.严格财政纪律,加强审计对预算资金的管理和监督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财政分权体制的缺陷也逐渐暴露了出来,根据国家审计署公布的“2003 年的审计报告”表明:我国当前的财政资金管理不严,预算外资金成了监督盲区,大量财政资金游离于中央预算之外;资金浪费严重;转移支付资金审批不公开、不公正和缺乏效率,且转移支付资金被挤占挪用严重。严格财政纪律,加强预算资金的管理和监督已经成为威胁到我国财政分权制度能否健康发展的大问题了。当前, 我国应进一步加大对地方财政支出和转移支付资金使用的审计监督力度,对整改结果进行再审计,并向社会公开,同时加强预算外资金的管理,争取纳入预算内进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