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不好意思,这个我不知道,我复制了一点其它的,你可以借鉴看一看
《民间音乐》是莫言短篇小说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具有"奇气"的作品。莫言以其独特的方式构建起一个介于想象与现实之间的"民间"——马桑镇,又用具有个性的语言塑造了带有神奇色彩的人物,叙述了一段颇为离奇的故事,在故事的背后又蕴含着深刻的思想和深厚的情感。小说构思奇妙,叙事精当,语言犹如音乐一般,字里行间显现出独特的奇与美
《民间音乐》讲述了一段发生在马桑镇的故事 古历四月一个温暖和煦的黄昏 一个小瞎子流落到马桑镇茉莉花酒店的店东花茉莉收留了他却引来镇上人的非议 小瞎子用音乐感染了镇上的人流言蜚语随即烟消云散 人们的心灵得到了净化。花茉莉被音乐打动由此产生了对小瞎子的爱慕之情
当她大胆地说出了自己的感情之后小瞎子却离开了马桑镇。
小瞎子离开了但他的音乐没有消失永远留在马桑镇。
音乐的主题贯穿整个故事
深刻的思想在一段奇特的故事中被自然而然揭示出来。音乐与人是小说的主题。
小说揭示了音乐与人的关系 宣扬了音乐净化心灵无与伦比的力量。
小瞎子刚到马桑镇时遇到了镇上的五个风云人物
方六、黄眼、杜双、三斜和花茉莉
当他入住花茉莉家之后
三斜散播谣言
一时马桑镇的人都在窥探着花茉莉与小瞎子
非遗珍他们之间的是是非非
马桑镇的人是自私的
是俗不可耐的
他们没有同情心
无事生非。然而马桑镇的人在八隆河大堤上听了小瞎子吹箫之后莫名的留言断然消逝
他们怀着“一种甜蜜的惆怅悄悄地走下堤去消失在小镇的四面八方”。
小瞎子的箫声在这里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他的音乐已开始深入人心并感染这马桑镇的每一个人。
音乐对人性真善美的呼唤随着娓娓道来的故事在字行见显现。
经过了听萧之后马桑镇的人被音乐蓑震撼他们便纷纷涌进茉莉花茶馆
当小小子的二胡拉响时六方茶馆黄眼饭铺、杜双的小卖部里的顾客就像铁屑寻找磁石一样跑进了酒店。
窄窄的麻石街上阒无人迹。
所有的人都被音乐吸引着、感动着他们忘了自私忘了庸俗
“人们畸形与缺陷的邪恶感情已经不知不觉地被净化了。”
音乐的力量是庞大的
音乐在小说结尾已经幻化为一种无穷的力量
人性的真与善压抑太久后终于被呼唤出来
莫言用音乐告诉我们人的灵魂是不会灭亡有真善美相伴的人性最美。
音乐与人的关系不仅表现在音乐对人的心灵的净化对人性的呼唤还表现为音乐与人的欲望是对立的。
音乐是净化人的一种无形的力量它可以消除一切恶的情感然而它同一切恶的情感有时想矛盾相对立的两者无法共存
。人的欲望是一种邪恶它同象征着真善美的音乐必然是对立的
这种对立在小说中碰撞着火花在斗争中使故事层层递进音乐——真善美与人的主题更加彰显。
正是这种对立让我们体会到最真的人性美。
小瞎子在听到“酒徒”把他的音乐同花茉莉的烧酒相提并论时他的“脸变得十分难看他的两扇大耳朵扭动着仿佛两个生命在痛苦地呻吟”。
酒是一种迷人心智的东西它可以使人走向邪恶也可以激发起人强烈的欲望小瞎子执著地追求着音乐的真谛在他心中的音乐是纯美的是至高无上的音乐是欲望与邪恶的天敌因此小瞎子愤怒了。
由此矛盾激化了情节有了波澜音乐与欲望的对立更突出了小说呼唤人性真善美的主题。
当花茉莉向小瞎子说明了爱慕之思后小瞎子不得不离开了马桑镇。
小说结尾留下悬念似乎不太完美然而这是人性美的最极致的体现。
花茉莉对小瞎子的喜爱是情欲的象征而她这种情欲使她变得极端自私她的独占欲急剧膨胀她拒绝了方六、黄眼、杜双让小瞎子“在四件轮流坐庄”的建议后想嫁给小瞎子从而让小瞎子只属于她一个人。强烈的欲望迫使小瞎子不得不“逃离”只有逃离“音乐”才有出路。小说关于音乐的主题出了揭示呼唤人性真善美的主题外还包含着另外一个深刻的含义
音乐是民间的人性美是属于人间的。只有被民间接受的音乐才算得上真正的音乐而人性美也不是一个人的而是发源于全体大众的。
小瞎子最后离开了马桑镇是因为花茉莉的独占欲望与他的音乐理想想冲突导致的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说
他是因为他的音乐即将有被一个人独占的危险他必然离开这里他的音乐理想才不会毁灭他的音乐才会被民间更多人多接受使音乐回到民间使人性美遍布民间。音乐只有属于了民间它才会有生命力才不会走向死亡。
写实与想象莫言在现实的世界里建构了一个想象的空间他又用想象叙述着现实的生活。“写实与想象”成为《民间音乐》叙事方式上最大的特点。小说是融写实与想象于一体的作品在写实中融入大胆的想象然而想象又不是漫无边际总是在趋向于现实。

最近在读一本莫言的新长篇《蛙》，这篇小说是一部彻彻底底以“人”为主题的小说，获得了第八届矛盾文学奖。
故事发生在山东省高密东北乡，这是莫言许多小说中一贯用到的场景。“姑姑”是一位身份复杂的乡村医生，她一生坎坷的命运贯穿了整部小说。“姑姑”的身份特殊，抗日时她曾与父亲勇闯平谷；因男友逃到台湾惹上了一身骂名；在年轻时她曾是计划生育国策的支持和执行者；人到老年时她面对“我”的超生却睁只眼闭只眼。
除了“姑姑”，小说还塑造了很多女性形象：“姑姑”同事“小狮子”年轻时也曾是计划生育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但嫁给剧作家“我”之后，始终受着膝下无子的煎熬；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她接受了牛蛙公司的“代孕服务”，并成功得子。在形势的巨变下，“小狮子”从计划生育国策的执行者摇身一变为“违抗者”，其间经历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巨大压力；“我”的前妻王仁美和王胆是“计划生育”政策盲目执行下的牺牲品，也可称之为是“传宗接代”传统思想的牺牲品。莫言在小说中用几近残酷的笔触详细描写了王仁美和王胆的死，给青年“姑姑”塑造了果断麻利、铁面无私的形象，同时也试图诠释人性在巨大的政治压力下被扭曲的一面。“姑姑”年轻时的豪言壮语与年老时的唯唯诺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变化中阐释了生命的坚韧与坚强：生命的坚强与脆弱会因环境而变，因此人性的诸多因素也并非一成不变。
整部小说的结构也较为独特，由四封长信和一个九幕话剧组成。四封长信分别代表了四个时代，每一封信都是一个时代的隔离带。书信体的叙事方式给小说的表达赋予了更广阔的空间，利于作者更自由地直抒胸臆，也给细腻的心理活动描写奠定了形式上的基础。九幕话剧《蛙》可看成是前四封信的补充和升华莫言在小说中暗示了其标题：以“蛙”为书名，极有隐喻意味。“蛙”之神形皆有生殖意，“蛙”可同“娃”和“娲”，“娲”是古之神女，化万物者，书名是整部小说的主旨和浓缩。
相比莫言的其他小说，《蛙》对人性的剖析与批判更为深刻，对社会的剖析也一针见血。通读小说，我们能感觉到作家虽然始终在写家乡的故事，却已经跳出了故事的本身，站在人类或人性的角度去写“人”，我想这应该是许多小说作家应追求的目标

　　莫言在自己的小说里大量运用了意识流的手法，包括内心独白、多视角叙事、慢镜头描写、意象比喻、自由联想等等，大部分小说有一种神话般荒诞的特质。下面是我跟大家分享的莫言作品 读后感 ，欢迎大家来阅读学习。
　　莫言作品的读后感 范文 1
　　《红高粱》小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女性形象，那就是“我奶奶”。在莫言的感觉世界中，“我奶奶”首先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与性的诱惑的风流女子。她十六岁出嫁，憧憬着能颠倒在一个强壮男人的怀抱里，殊不知，贪财的父亲把她嫁给了一个麻疯病人，只因为单家是个百里首富，只因为单许给他一头骡子。“我奶奶”绝望了，死而后生，她不顾一切，顺从自然地接受了高梁地里与余占鳌的野合。小说运用感觉的笔触，描写了这场野合的亢奋场面。一个是拦路劫持，身强力壮，后来成为土匪司令的余占鳌;一个是被礼法世界推向火坑，而又绝处逢生、情欲之血沸腾不已的妙龄女子，他们狂欢做爱，他们精神契合，此时此刻，传统的伦理道德荡然无存，生命之火一浪高一浪地燃烧。“我奶奶”那红高粱一般通红的性格也由此成形。

　　“我奶奶”这一形象，完全不是传统美学的善男信女形象，而是一个有着女性身躯，充满生命活力，洋溢着风流情性，以义气为热血的形象。有人认为，这一形象具有某种西方的审美特征。其实，这一形象的 文化 底蕴依然渊源于我国的 传统文化 。在我国广大农村，保存与流传着一种具有原始意味的，常与礼教相对峙的俗文化方式，在这一文化方式中，人们以求生为第一愿望，以男女相交为本性常情，以忠义相助为处世原则，以敢做敢为为英雄豪气。“我奶奶”这一形象，充分体现了这一俗文化的如许特征。

　　小说以一幅幅独特的感觉画面构成莫言的感觉世界。无边际恍如血海的红高粱，高粱地里狂风疾雨般地男女做爱，“我奶奶”那风流的充满诱惑的形体与肉体，刘罗汉大爷被活剥后仍然痛骂不休的令人颤栗的场面，奶奶临死前对天理的种种发问与骄傲的自我伸张，无一不是充满激情的感觉投身。莫言的感觉与众不同，他的感觉除排斥了传统伦理与理性教条的制约外，更重要的是，他的感觉具有北方农村那种土生土长的，具有原始意味且发育不全的质朴而又充满灵气的农民式的感觉心态，具有浓郁的我国 民俗文化 的认知特征。为恰切地表现这一感觉心态，莫言的小说总是习惯以“童年视角”为感觉本体。《红高粱》就是以十四岁的豆官的感觉记忆作为线索，另加上“我”的感觉补充组合而成的。

　　在《红高粱》中有一个鲜明的意象就是红高粱，它代表着莫言所向往的洋溢着生命力度的充满狂欢色彩的酒神精神，是生命强力的象征。作品中多次写到高密东北乡人的生命强力。这部作品以红高粱为名，而且第一章也以红高粱命名，开篇就营造了一个红高粱世界，到处弥漫着红高梁的气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灵物。生存在这片土地上的喜食高粱的乡亲们也都具有了高粱般鲜明的性格：挺拔、坚韧、坚固、团结、伟岸、生气蓬勃、狂放不羁、英勇无畏。作者结合情节的发展，人物命运的变化，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不同重点来突出、渲染象征本体的寓义，使之紧密结合作品的思想内容并形成更多更深的联系，从而也使象征体发挥更大的作用。作者除相当静态地描写了那些景致之外，还把象征景物的描写同人物、情节的发展变化节奏结合起来，从而使象征寓义表现得丰富充沛、多姿多彩、酣畅淋漓。
　　莫言作品的读后感范文2
　　莫言的作品大多数是建立在一定社会环境基础之上的，就如他的《蝗虫奇谈》，这篇 文章 虽然简短，但却将百姓精神层面的变化通过他们的行为表现出来：从遭遇蝗虫时，高密东北乡乡民或为蝗虫表演戏剧，以为可以通过这种形式让蝗虫感到他们的真诚而自动散去;或祭拜刘猛将军，让驱虫将军显灵除虫。这时的人民精神停留在封建迷信的层面上，遇事就只能通过求神显灵来求得解决。当然，这些行为是没有任何成效的，因为蝗虫是将高密东北乡吃成‘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才迁移走。但这并非结局。当秋收在望之际，蝗虫卷土重来，这时，人们不再依赖神灵，而是积极采取活动来消灭它们。如：‘村人们惊魂稍定之后，纷纷跑到自家的庄稼地边，敲打着铜盆瓦片，挥舞着扫帚杈杆，大声呐喊，希望蝗虫害怕’，‘村民们打蝗虫充满了杀生的快乐，充满了报仇雪恨的快乐’。这时的人们不再任其欺辱，因为他们深切的体会到自身利益受到威胁，这其中我读到了旧中国国人的消极面世观，只要生存不受威胁，一切与之无关。这大概就是清末中国被侵略者欺辱的缘由吧，着让我深深地感受到‘人人自扫门前雪，哪管他人瓦上霜’的人情冷漠。当共同生存环境遭到威胁，大家才会团结抵抗吧，这大概是一种难以消灭的奴性吧。

　　我不知道莫言写这篇文章的本意是什么，但我想他绝不会是单纯的记录1927年高密东北乡的蝗虫灾害，也不会是就中国1927年的蝗虫灾害作一个历史记录。我想他是想通过这篇文章记录什么的吧，而就我而言，我将这篇文章与中国政治发展联系在一起了。1927年的中国发生了许多政治上的大事，如：四一二政变，马日事变，八一武昌起义等等。而文章中也有这些时代动荡的事件的记载，如：“时当1927年5月18日，中华民国战火连天，弹痕遍地;官僚成火打劫，贪赃舞弊;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土匪风起云涌，兵连祸结，疫病流行;老百姓在水深火热里挣扎。”而文章中也说“蝗虫，这肮脏的昆虫，总是和腐败的政治、兵荒马乱的年代联系在一起，仿佛是乱世的一个鲜明的符号。这里同样隐藏着发人深思的道理。”在这篇文章的背景下，人们是处于苦难之中的，是处在社会动荡的危难之中的，他们的日子过得提心吊胆，他们的日子过得艰辛苦楚。这是我所认为的动荡时局带来的苦难人生。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观点。 据东北师范大学硕士的论文，这是一篇描写艰难的乡村生活的文章。她说莫言是在用自己的生命感受着民族的苦难和困惑，并把这种情感幻化到故乡的人和物之中。莫言通过对高密东北乡人的自然生命状态的描绘，展示了他们艰难的生存状态。它世世代代都充满了苦难与艰辛，每个生命在苦海中挣扎着走向灭亡。这块土地上演绎着的苦难震撼着作者的心灵，由此有了莫言笔下一曲曲高密东北乡的生命悲歌。她文章中提到物质匮乏对百姓生活的极大影响是那个年代的苦难原因，我认同，但我认为莫言并不是仅仅描绘那个层面上的问题，因为在莫言对于蝗虫的描写是淋漓尽致的，如果仅仅是描绘百姓艰难的乡村生活，那不必对蝗虫如此浓墨重彩的描绘。对于她说的这是表现人民对天灾的无奈与无能为力，我并不否认，在这篇文章中我的确读出了人们无收获时的深深绝望，所以文章读出自己的东西最重要吧，当然，莫言的用意估计连自己都说不清吧。

　　不过，结合作者的生平，我估计我的观点有部分站不住脚。当然我只是将读文章时自己的感受写下来而已。

　　其实，现在的很多学生看名家的作品不是想得浅了，就是想得多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得依靠什么教授等等的研究来读，读完这些人的导读，才知道名家们写了些什么。这大概是高考时阅读理解机械式的训练造成的，可这还是自己的阅读吗?至少我的所认为的阅读不是这样的，我的观点虽然站不住脚，可我就读出了这些内容，这就是我的感受，我心中的莫言作品，所以，这就是我的读后感，真实的感受。
　　莫言作品的读后感范文3
　　莫言获得诺比尔奖，让我见识到什么叫“人怕出名猪怕壮”的场景。获奖前，那书，在最不显眼的货架上，基本处于少人问津的状态。获奖后，出版社大量印刷，国人疯狂抢购，甚至还有人要去修建他的故居。这个，应该是一种常态，社会的常态，具体是好是否我也不好做评价。因为，我也媚俗了一把，虽然没有去当当抢购，但是也在手机上下载了三篇小说，《蛙》、《檀香刑》、《红高粱》。不是个文人，没有舞文弄墨的酸臭味，纯粹是想提高下自我的 总结 能力。于是乎，为这三篇文章写个读后感。

　　按理来说，读后感应该是针对每一篇文章的。不过，看完了这三篇文章，我突然觉得，完全可以整合在一起，去写这样的一篇读后感。首先，文采有限，无法针对一类的文章去写三类的读后感;其次，时间不允许，最近读书速度太快，而且此前很多本书都想写读后感，所以能够整合的，或者是共性的，都是可以整合的理由;最后，比较不喜欢坐在电脑旁，因为，对着电脑就像购物。综上所述，我说服了自己，用整合的方式，完整这三篇小说的读后感。

　　最先看的是《蛙》，没有什么原因，就是随便点击，就先看了这一篇。坦白说，这一篇小说的手法，是新颖的，具体是否独特，因我阅读数量有限，见识短浅，不敢用这个词语。但是，新颖是必须的。用一种书信的方式，将整个情节贯穿其中。而所有的读者，都是收信者。在读的时候，我确实觉得很有亲切感，感觉蝌蚪是在与我对话，告诉我，关于姑姑的点点滴滴。这一点，让我阅读的心情很愉快。文中的姑姑，是个共产党的忠实Fans，却又有着农民的封建迷信。不折不扣地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并不惜一切手段，甚至乎六亲不认。却也摆脱不了报应和轮回的折磨，认为每一个被迫流产的孩子，还是能够再次来到人间。莫言在本文中，借用蛙，反映了从建国后，生育政策和社会现象变化。课本中，老人的口中，看到听到的，会对当时的社会想象有一定的认识，当时，对于这样的政策变动，对于底层的人民，意味着什么，而最后导致的结果又是什么。当然，这篇文章并不是批判现实，而是让我们这些后人，从个人的身上，去认识历史。正如文章所言，蛙，即是娃。而蝌蚪跟精子又是如此的相似。姑姑怕青蛙，最后被成千上万的青蛙追捕、撕咬，这，不得不让我们去猜想，这些实际又是被流产的娃们，对姑姑的报复。亦或者，那是姑姑的心理，卸不下的负担。最后嫁给泥人师傅，因为，泥人师傅如同送子观音，捏出的娃娃就会出生。姑姑的后半生，是在赎罪，将每一个流产的娃娃，都一一送回人间。而，蝌蚪，最后通过____，有了孩子。文章的结尾，没有任何对或者错，赢或者输，只是，简短的文字，告诉我们这个社会现象。对于不同的人，过着不同的生活。蝌蚪一家三口，其乐融融;姑姑夫妻两平平静静;陈眉妇女俩都疯疯癫癫……

　　《檀香刑》的书写方式，也是新颖的。所谓新颖，即与常规不一致。文章很细致去描写没一个人的心理活动。媚娘、钱丁、小甲、赵甲，四个人面对同一场景，不同的动作下，掩饰着不同的内心想法。这种写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媚娘的放荡不羁，县令的贪生怕死，小甲的似傻非傻，赵甲的恃宠而骄，内心的想法，展示的淋漓尽致。宫廷戏看多了，对于刑罚的大概是了解的，即便不了解，也曾听着那些假皇上说过。但是，真正的过程，想也不曾去想过。所以，檀香刑这篇文章，起码让我了解了腰斩、砍头、凌迟、檀香刑的执行过程和残忍程度。当然，这是后话。这篇文章，有四个第一人称，通过第一人称的心理活动，将整个情节都贯穿起来。而让我觉得不舒服，或者说，不痛快的，是媚娘一开始见到公公时，就告诉了我们，赵甲会死，而且是被媚娘所杀。这一点，让我在看的过程中，暗示着我，赵甲会死，所以，对于情节的吸引力就受到了影响。不过，幸好，莫言在写每个人的心理活动时，都无一例外，用了倒叙的手法，把媚娘跟钱丁、小甲跟赵甲、赵甲的经历、孙丙被铺的事由，都交代得很清楚。这一点，又让我觉得情节很是紧凑了。情节中，袁世凯的卖国求荣、国民的麻木和狭隘，是 故事 发生的背景。这个背景下，这些市井小民的日常生活，陡然跃于纸上，犹如历史重现。

　　《红高粱》，是短篇小说。只是用了两个小时就看完了。也就是看完这篇文章时，我发现，老莫的写作手法，或者说是这三篇文章的手法，是如此的相似。对倒叙的手法运用得极致。红高粱的背景是抗日战争，引线是“土八路”阻挡日军运粮车，情节是从父亲的视觉是看爷爷奶奶的结合。那个时代，红高粱更多的是寓意着牺牲和鲜血。从开篇，对高粱的红，就描写得很刻意，铺天盖地的红，如火的红。这个跟最后，余司令的“土八路”全军覆没是相呼应的。结局是，余司令活着，老年的时候，活在对奶奶的思念里。任何悲壮的故事里，都离不开情情爱爱，在特定的年代，他们有着特定相爱方式。

　　综上，也不知道自己所感，是否是作者所言。只能说，作为阅读者，狭隘的阅读者，更多的是看到情节。最后，才回过头去思考，老莫的文章主旨。如果老莫没有获奖，那他的文章，确实很难引起读者的注意。文章的背景、文章的主角、文章的表达方式。背景是在抗日战争年代或者是建国初期，这个年代很灰暗;主角非大英雄，也非名人，而是市井小民，最基层的人民;表达方式新颖，何为新颖，即与常规不同。而，人总是习惯性的阅读。说实话，如果他不获奖，起码在这个时候，我根本不会去注意到他的文章。感谢他，获得了诺贝尔，也让我的阅读视觉变宽了，去注意到那段历史，如路遥，借用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建国后对土地所有制的改革，带来的种种。老莫，借用农民的经历，告诉我们建国前后，战争、生育政策，给国民带来的种种。写到这里，有点词穷了。只能说，希望老莫后来的文章，能够继续生龙活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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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心得 读莫言《会唱歌的墙》有感
时间：2021-08-27 16:29:16 点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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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注：在一期《读者》中看到了莫言写的《会唱歌的墙》（选自莫言的散文集《会唱歌的墙》，作家出版社，2005年11月第1版），后上网淘得此书，读后颇有感想。莫言比我大五岁，对于同是六0后的我们来说许多经历都是相同的，感觉是相似的。只不过是生活的场景有差别罢了。看后由感而发，比葫芦画瓢，以我的拙见、用我的拙笔写下几篇文章权当回忆，请读的人不要让她与莫言的相比，那会让我是无地自容的。 读《过去的年》有感想起过年，在每个人小的时候都是非常向往的，虽然过年的习俗不同，家庭的经济状况不同，但让人回忆起来至今仍是十分有趣的。一过了二十三祭灶，不论是家里还是大街上年的味道都渐渐浓郁起来。穿新衣、吃肉、拜年、放炮即有一种神秘感，又带着无限的、难以形容的期盼。那时奶奶和姥姥都住在乡下，过年时，我们一家人分开，妈妈和爸爸分别带着我们中的一个或两个到两个地方过年。我记得有一年我在姥姥家过年，吃了一碗姥姥做的炖肉，那个香啊，多少年了，香味仍在嘴边，至今回味无穷，至于其它的过年细节都已记不太清了。在封丘奶奶家过年的时候，天还没亮呢奶奶就叫我们起来放炮，据说谁家的鞭炮响得早，一年都很吉利，因此一过午夜十二点就有人放炮。天还没亮呢奶奶就叫我们起床了，我们都挣开睡意朦胧的眼，吃过饺子，哥哥领着我们一大帮同龄人到别人家拜年去，他手里拿着从一挂长鞭炮上拆下来的小炮，边走边放，有时还装着吓唬我们，引来我们一声声的尖叫，我们则捂着耳朵，躲藏着，到一家门口，将香插在大门外面，放几个小炮之后就一拥而进拜年了。家家户户正门当中挂着或摆着各自祖先的牌位或画像，一闪闪的红蜡烛带给我们一种神秘感，但那时我们小，觉得挺吓人的。拜过年之后接着又是边着边放，等拜完了年，天还没大亮呢，借得灯光一看，每个人的口袋里装得满满的，新裤子膝盖上都是土，那是拜年的老规矩——磕头留下的印迹。慢慢长大了，过年的心情也就发生了变化。姥姥后来也搬到城里，长年跟着妈妈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过年的时候家里的客人非常多。从腊月二十三开始，每天按着老规矩做着各种各样的准备工作，一年年、一天天、一切切都沿着传承的老规矩。这时候姥姥嫣然升成了“总指挥”，三寸金莲走来走去，指挥着做这做那，买这买那，特别是二十六那一天，她一定起得比平时要早好些，看看做馍馍面的多少，大红枣洗了没有，烫了没有；“监督”我们做花羔的式样，做花羔数量的多少。我记得各式各样的馍馍就要蒸上一天的时间，一个房间里那儿放得都是过年用的东西。鸡啊、鱼啊、肉啊、菜啊、锅、碗、盘、碟……年三十了，一切都准备停顿了，我们也都累得差不多了。在我的印象里，姥姥没有烧香拜佛的习惯。我觉得她苦了半辈子，佛祖也没让她过上好日子，不烧也就罢了。以至我们也受她老人家的影响，也没了这些个习惯。从三十午饭后就开始包饺子了。开始的时候也包上一个硬币，后来觉得不卫生，按照哥哥的提议饺子也做成了升级版：包上一段芹菜，谁吃了意味着来年变得更勤快；包上一段大葱，谁吃了意味着来年变得更加聪明。我想，不论饺子里包得是什么，谁吃到了，都显示着人们对来年的一种美好的期盼、一个美好的祝福罢了。早早的吃完饺子，哥哥把一挂长长的鞭炮也挂在了院子里。一切都准备停当了。看春节晚会几乎成了格式化的程序，一家人聚在一起，磕着瓜子，吃着各类糕点，说着、笑着、议论着，甚至睡着，多少年都未曾改变。这就是过年，过年过得也就是这个味，不是吗？从大年初一开始，姥姥座在正位，非常认真的样子。先是等着街坊邻居前来拜年，从初三开始，姥姥的娘家、婆家同族的孙男第女就前来拜年了，他们一进门就跪在地上磕头，嘴里对姥姥叫着各式各样的称呼：姑姑、婶子、姑姥姥、姑奶奶、太姥姥、太奶奶；年轻的、年长的、怀里抱的、刚会走路的、男的、女的，认识的、不认识的，站着的、跪着的，满满当当的都是人。我记得每天都是三四十人的样子，加我们家的人，天天都是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直要持续到元宵节。他们带来的礼品都要堆上一大堆。吃饭时，一摆就是三四桌，八个凉菜、八个热菜、一咸一甜两个汤是不能少的，姥姥吃饭时坐在正位，招呼着别人，评价着菜的咸谈，东一名西一句的拉着家长，说一些我们知道的、不知道的人；我们知道、不知道的陈年往事。她虽然不认字，但谁来了、谁还没来、谁给过她一棵葱、一棵菜、谁给她担过一担水、吃了谁家的一碗饭那是记忆犹新。后来我们姐妹陆续地成了家，初二回娘家成了一种期盼，早早的就到了家。有时年三十的时候还在妈妈家，只一天没在，就觉得好长时间没回娘家了。我清楚地知道，这不是任何感情能替代的，也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清楚的。那时过年的日子是笑声，甚至连空气中都洋溢着浓浓的亲情。二00九年春天，生我养我、给我无限母爱的人走了……这两年的春节越来越觉得素然寡味起来，甚至不愿过年、想逃避过年。因为我有孝在身，过新年的时候到别人家去恐怕不吉利，所以这两年我不是不去别人家拜年的，但我觉得倒是给我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让我躲在了家里，一个人静静的，什么也不去想，什么也都会想，不知不觉眼泪就流出来了。姥姥去了姨家，老爸这两年也不在那个时时洋溢着欢声笑语的小院里过年了。门口没有了大红的春联，没有了过年年货，没有了扫不完的炮屑，没有了来往不断的客人，小院静静的，空空的，一切显得热闹与它无关，那个传统的节日与她无关。院子还是那个院子，春节是过不完的春节，少了至亲亲人，一切都变得淡薄起来。这两年的春节，我们又多了一个去处——妈妈长眠的地方。鲜花、祭品都表达不了我们对母亲的无限思念；止不住的泪水是我对母亲无限倾诉。每次从墓地回来，我的心情在很长的时间都是沉重的，与过年的气氛很难匹配。这样写有些让人伤感。但这只是对我而言。我想，在物质极大丰富的今天，吃饱穿暖已不成为人们所追求的目标，没有了对新衣的期盼，没有了对美食的诱惑，没有了对年的神秘，没有了这些，过年的兴趣也就失去了大半。同时我们也失去了童心，事事烦杂，老练成熟，人情事故，但最主要的时代的发展给过年也注入新鲜的元素：过年结伴去旅游，登高望远，看看祖国的美好河山；视频拜年，发条短信，让人们觉得人与人的距离远而又近；提前到酒店订餐，彻底放松自己、解放自己……虽然方式在变，但注定了一条不变：那就为割舍不断的亲情，对来年幸福生活的无限期盼，一家人在一起的骨肉亲情，亲朋聚会的把酒言欢。瞧：孩子们像我们当年一样期盼着过年，正象当年的我们一样，他们正享受着我们童年一样的快乐，找寻我们童年时的乐趣。每逢佳节倍思亲，只是在我心中缺少了我最爱的人，心情变了的缘故。但为了孩子，为了老人，为了习俗，我要打起精神来。过年了！

莫言说的不是故事，都是事实。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会得到啊。从这个意义上说，当前中国没有艺术家，因为没有人能在银幕上、电视上或者舞台上客观反映那些年的故事。　　

北京时间今日（8日）凌晨，202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国作家莫言在瑞典学院发表文学演讲，主题为“讲故事的人”(storyteller)。
　　演讲全文如下。
　　尊敬的瑞典学院各位院士，女士们、先生们：
　　通过电视或网络，我想在座的各位对遥远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有了或多或少的了解。你们也许看到了我的九十岁的老父亲，看到了我的哥哥姐姐、我的妻子女儿，和我的一岁零四个月的外孙子。但是有一个此刻我最想念的人，我的母亲，你们永远无法看到了。我获奖后，很多人分享了我的光荣，但我的母亲却无法分享了。
　　我母亲生于1922年，卒于1994年。她的骨灰，埋葬在村庄东边的桃园里。去年，一条铁路要从那儿穿过，我们不得不将她的坟墓迁移到距离村子更远的地方。掘开坟墓后，我们看到，棺木已经腐朽，母亲的骨殖，已经与泥土混为一体。我们只好象征性地挖起一些泥土，移到新的墓穴里。也就是从那一时刻起，我感到，我的母亲是大地的一部分，我站在大地上的诉说，就是对母亲的诉说。
　　我是我母亲最小的孩子。
　　我记忆中最早的一件事，是提着家里唯一的一把热水壶去公共食堂打开水。因为饥饿无力，失手将热水瓶打碎，我吓得要命，钻进草垛，一天没敢出来。傍晚的时候我听到母亲呼唤我的乳名，我从草垛里钻出来，以为会受到打骂，但母亲没有打我也没有骂我，只是抚摸着我的头，口中发出长长的叹息。
　　我记忆中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集体的地理拣麦穗，看守麦田的人来了，拣麦穗的人纷纷逃跑，我母亲是小脚，跑不快，被捉住，那个身材高大的看守人煽了她一个耳光，她摇晃着身体跌倒在地，看守人没收了我们拣到的麦穗，吹着口哨扬长而去。我母亲嘴角流血，坐在地上，脸上那种绝望的神情深我终生难忘。多年之后，当那个看守麦田的人成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在集市上与我相逢，我冲上去想找他报仇，母亲拉住了我，平静的对我说：“儿子，那个打我的人，与这个老人，并不是一个人。”
　　我记得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一个中秋节的中午，我们家难得的包了一顿饺子，每人只有一碗。正当我们吃饺子时，一个乞讨的老人来到了我们家门口，我端起半碗红薯干打发他，他却愤愤不平地说：“我是一个老人，你们吃饺子，却让我吃红薯干。你们的心是怎么长的？”我气急败坏的说：“我们一年也吃不了几次饺子，一人一小碗，连半饱都吃不了！给你红薯干就不错了，你要就要，不要就滚！”母亲训斥了我，然后端起她那半碗饺子，倒进了老人碗里。
　　我最后悔的一件事，就是跟着母亲去卖白菜，有意无意的多算了一位买白菜的老人一毛钱。算完钱我就去了学校。当我放学回家时，看到很少流泪的母亲泪流满面。母亲并没有骂我，只是轻轻的说：“儿子，你让娘丢了脸。”
　　我十几岁时，母亲患了严重的肺病，饥饿，病痛，劳累，使我们这个家庭陷入了困境，看不到光明和希望。我产生了一种强烈的不祥之兆，以为母亲随时都会自己寻短见。每当我劳动归来，一进大门就高喊母亲，听到她的回应，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一时听不到她的回应，我就心惊胆战，跑到厨房和磨坊里寻找。有一次找遍了所有的房间也没有见到母亲的身影，我便坐在了院子里大哭。这时母亲背着一捆柴草从外面走进来。她对我的哭很不满，但我又不能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看到我的心思，她说：“孩子你放心，尽管我活着没有一点乐趣，但只要阎王爷不叫我，我是不会去的。”
　　我生来相貌丑陋，村子里很多人当面嘲笑我，学校里有几个性格霸蛮的同学甚至为此打我。我回家痛苦，母亲对我说：“儿子，你不丑，你不缺鼻子不缺眼，四肢健全，丑在哪里？而且只要你心存善良，多做好事，即便是丑也能变美。”后来我进入城市，有一些很有文化的人依然在背后甚至当面嘲弄我的相貌，我想起了母亲的话，便心平气和地向他们道歉。
　　我母亲不识字，但对识字的人十分敬重。我们家生活困难，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但只要我对她提出买书买文具的要求，她总是会满足我。她是个勤劳的人，讨厌懒惰的孩子，但只要是我因为看书耽误了干活，她从来没批评过我。
　　有一段时间，集市上来了一个说书人。我偷偷地跑去听书，忘记了她分配给我的活儿。为此，母亲批评了我，晚上当她就着一盏小油灯为家人赶制棉衣时，我忍不住把白天从说书人听来的故事复述给她听，起初她有些不耐烦，因为在她心目中说书人都是油嘴滑舌，不务正业的人，从他们嘴里冒不出好话来。但我复述的故事渐渐的吸引了她，以后每逢集日她便不再给我排活，默许我去集上听书。为了报答母亲的恩情，也为了向她炫耀我的记忆力，我会把白天听到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讲给她听。
　　很快的，我就不满足复述说书人讲的故事了，我在复述的过程中不断的添油加醋，我会投我母亲所好，编造一些情节，有时候甚至改变故事的结局。我的听众也不仅仅是我的母亲，连我的姐姐，我的婶婶，我的奶奶都成为我的听众。我母亲在听完我的故事后，有时会忧心忡忡地，像是对我说，又像是自言自语：“儿啊，你长大后会成为一个什么人呢？难道要靠耍贫嘴吃饭吗？”
　　我理解母亲的担忧，因为在村子里，一个贫嘴的孩子，是招人厌烦的，有时候还会给自己和家庭带来麻烦。我在小说《牛》里所写的那个因为话多被村子里厌恶的孩子，就有我童年时的影子。我母亲经常提醒我少说话，她希望我能做一个沉默寡言、安稳大方的孩子。但在我身上，却显露出极强的说话能力和极大的说话欲望，这无疑是极大的危险，但我说的故事的能力，又带给了她愉悦，这使他陷入深深的矛盾之中。
　　俗话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尽管我有父母亲的谆谆教导，但我并没有改掉我喜欢说话的天性，这使得我的名字“莫言”，很像对自己的讽刺。
　　我小学未毕业即辍学，因为年幼体弱，干不了重活，只好到荒草滩上去放牧牛羊。当我牵着牛羊从学校门前路过，看到昔日的同学在校园里打打闹闹，我心中充满悲凉，深深地体会到一个人，哪怕是一个孩子，离开群体后的痛苦。
　　到了荒滩上，我把牛羊放开，让它们自己吃草。蓝天如海，草地一望无际，周围看不到一个人影，没有人的声音，只有鸟儿在天上鸣叫。我感到很孤独，很寂寞，心里空空荡荡。有时候，我躺在草地上，望着天上懒洋洋地飘动着的白云，脑海里便浮现出许多莫名其妙的幻象。我们那地方流传着许多狐狸变成美女的故事，我幻想着能有一个狐狸变成美女与我来作伴放牛，但她始终没有出现。但有一次，一只火红色的狐狸从我面前的草丛中跳出来时，我被吓得一屁股蹲在地上。狐狸跑没了踪影，我还在那里颤抖。有时候我会蹲在牛的身旁，看着湛蓝的牛眼和牛眼中的我的倒影。有时候我会模仿着鸟儿的叫声试图与天上的鸟儿对话，有时候我会对一棵树诉说心声。但鸟儿不理我，树也不理我。许多年后，当我成为一个小说家，当年的许多幻想，都被我写进了小说。很多人夸我想象力丰富，有一些文学爱好者，希望我能告诉他们培养想象力的秘诀，对此，我只能报以苦笑。
　　就像中国的先贤老子所说的那样：“福兮祸之所伏，福祸福所倚”，我童年辍学，饱受饥饿、孤独、无书可读之苦，但我因此也像我们的前辈作家沈从文那样，及早地开始阅读社会人生这本大书。前面所提到的到集市上去听说数人说书，仅仅是这本大书中的一页。
　　辍学之后，我混迹于成人之中，开始了“用耳朵阅读”的漫长生涯。二百多年前，我的故乡曾出了一个讲故事的伟大天才蒲松龄，我们村里的许多人，包括我，都是他的传人。我在集体劳动的田间地头，在生产队的牛棚马厩，在我爷爷奶奶的热炕头上，甚至在摇摇晃晃地进行着的牛车社，聆听了许许多多神鬼故事，历史传奇，逸闻趣事，这些故事都与当地的自然环境，家庭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使我产生了强烈的现实感。
　　我做梦也想不到有朝一日这些东西会成为我的写作素材，我当时只是一个迷恋故事的孩子，醉心地聆听着人们的讲述。那时我是一个绝对的有神论者，我相信万物都有灵性，我见到一棵大树会肃然起敬。我看到一只鸟会感到它随时会变化成人，我遇到一个陌生人，也会怀疑他是一个动物变化而成。每当夜晚我从生产队的记工房回家时，无边的恐惧便包围了我，为了壮胆，我一边奔跑一边大声歌唱。那时我正处在变声期，嗓音嘶哑，声调难听，我的歌唱，是对我的乡亲们的一种折磨。
　　我在故乡生活了二十一年，期间离家最远的是乘火车去了一次青岛，还差点迷失在木材厂的巨大木材之间，以至于我母亲问我去青岛看到了什么风景时，我沮丧地告诉她：什么都没看到，只看到了一堆堆的木头。但也就是这次青岛之行，使我产生了想离开故乡到外边去看世界的强烈愿望。
　　1976 年2 月，我应征入伍，背着我母亲卖掉结婚时的首饰帮我购买的四本《中国通史简编》，走出了高密东北乡这个既让我爱又让我恨的地方，开始了我人生的重要时期。我必须承认，如果没有30 多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与进步，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也不会有我这样一个作家。
　　在军营的枯燥生活中，我迎来了八十年代的思想解放和文学热潮，我从一个用耳朵聆听故事，用嘴巴讲述故事的孩子，开始尝试用笔来讲述故事。起初的道路并不平坦，我那时并没有意识到我二十多年的农村生活经验是文学的富矿，那时我以为文学就是写好人好事，就是写英雄模范，所以，尽管也发表了几篇作品，但文学价值很低。
　　1984年秋，我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在我的恩师著名作家徐怀中的启发指导下，我写出了《秋水》、《枯河》、《透明的红萝卜》、《红高粱》等一批中短篇小说。在《秋水》这篇小说里，第一次出现了“高密东北乡”这个字眼，从此，就如同一个四处游荡的农民有了一片土地，我这样一个文学的流浪汉，终于有了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场所。我必须承认，在创建我的文学领地“高密东北乡”的过程中，美国的威廉·福克纳和哥伦比亚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给了我重要启发。我对他们的阅读并不认真，但他们开天辟地的豪迈精神激励了我，使我明白了一个作家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我追随在这两位大师身后两年，即意识到，必须尽快地逃离他们，我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他们是两座灼热的火炉，而我是冰块，如果离他们太近，会被他们蒸发掉。根据我的体会，一个作家之所以会受到某一位作家的影响，其根本是因为影响者和被影响者灵魂深处的相似之处。正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所以，尽管我没有很好地去读他们的书，但只读过几页，我就明白了他们干了什么，也明白了他们是怎样干的，随即我也就明白了我该干什么和我该怎样干。
　　我该干的事情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我的方式，就是我所熟知的集市说书人的方式，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村里的老人们讲故事的方式。坦率地说，讲述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谁会是我的听众，也许我的听众就是那些如我母亲一样的人，也许我的听众就是我自己，我自己的故事，起初就是我的亲身经历，譬如《枯河》中那个遭受痛打的孩子，譬如《透明的红萝卜》中那个自始至终一言不发的孩子。我的确曾因为干过一件错事而受到过父亲的痛打，我也的确曾在桥梁工地上为铁匠师傅拉过风箱。当然，个人的经历无论多么奇特也不可能原封不动地写进小说，小说必须虚构，必须想象。很多朋友说《透明的红萝卜》是我最好的小说，对此我不反驳，也不认同，但我认为《透明的红萝卜》是我的作品中最有象征性、最意味深长的一部。那个浑身漆黑、具有超人的忍受痛苦的能力和超人的感受能力的孩子，是我全部小说的灵魂，尽管在后来的小说里，我写了很多的人物，但没有一个人物，比他更贴近我的灵魂。或者可以说，一个作家所塑造的若干人物中，总有一个领头的，这个沉默的孩子就是一个领头的，他一言不发，但却有力地领导着形形色色的人物，在高密东北乡这个舞台上，尽情地表演。
　　自己的故事总是有限的，讲完了自己的故事，就必须讲他人的故事。于是，我的亲人们的故事，我的村人们的故事，以及我从老人们口中听到过的祖先们的故事，就像听到集合令的士兵一样，从我的记忆深处涌出来。他们用期盼的目光看着我，等待着我去写他们。我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哥哥、姐姐、姑姑、叔叔、妻子、女儿，都在我的作品里出现过，还有很多的我们高密东北乡的乡亲，也都在我的小说里露过面。当然，我对他们，都进行了文学化的处理，使他们超越了他们自身，成为文学中的人物。
　　我最新的小说《蛙》中，就出现了我姑姑的形象。因为我获得诺贝尔奖，许多记者到她家采访，起初她还很耐心地回答提问，但很快便不胜其烦，跑到县城里她儿子家躲起来了。姑姑确实是我写《蛙》时的模特，但小说中的姑姑，与现实生活中的姑姑有着天壤之别。小说中的姑姑专横跋扈，有时简直像个女匪，现实中的姑姑和善开朗，是一个标准的贤妻良母。现实中的姑姑晚年生活幸福美满，小说中的姑姑到了晚年却因为心灵的巨大痛苦患上了失眠症，身披黑袍，像个幽灵一样在暗夜中游荡。我感谢姑姑的宽容，她没有因为我在小说中把她写成那样而生气；我也十分敬佩我姑姑的明智，她正确地理解了小说中人物与现实中人物的复杂关系。
　　母亲去世后，我悲痛万分，决定写一部书献给她。这就是那本《丰乳肥臀》。因为胸有成竹，因为情感充盈，仅用了83 天，我便写出了这部长达50 万字的小说的初稿。
　　在《丰乳肥臀》这本书里，我肆无忌惮地使用了与我母亲的亲身经历有关的素材，但书中的母亲情感方面的经历，则是虚构或取材于高密东北乡诸多母亲的经历。在这本书的卷前语上，我写下了“献给母亲在天之灵”的话，但这本书，实际上是献给天下母亲的，这是我狂妄的野心，就像我希望把小小的“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一样。
　　作家的创作过程各有特色，我每本书的构思与灵感触发也都不尽相同。有的小说起源于梦境，譬如《透明的红萝卜》，有的小说则发端于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譬如《天堂蒜薹之歌》。但无论是起源于梦境还是发端于现实，最后都必须和个人的经验相结合，才有可能变成一部具有鲜明个性的，用无数生动细节塑造出了典型人物的、语言丰富多彩、结构匠心独运的文学作品。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在《天堂蒜薹之歌》中，我让一个真正的说书人登场，并在书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十分抱歉地使用了这个说书人真实姓名，当然，他在书中的所有行为都是虚构。在我的写作中，出现过多次这样的现象，写作之初，我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希望能借此获得一种亲近感，但作品完成之后，我想为他们改换姓名时却感到已经不可能了，因此
　　也发生过与我小说中人物同名者找到我父亲发泄不满的事情，我父亲替我向他们道歉，但同时又开导他们不要当真。我父亲说：“他在《红高粱》中，第一句就说我父亲这个土匪种，我都不在意你们还在意什么？”
　　我在写作《天堂蒜薹之歌》这类逼近社会现实的小说时，面对着的最大问题，其实不是我敢不敢对社会上的黑暗现象进行批评，而是这燃烧的激情和愤怒会让政治压倒文学，使这部小说变成一个社会事件的纪实报告。小说家是社会中人，他自然有自己的立场和观点，但小说家在写作时，必须站在人的立场上，把所有的人都当做人来写。只有这样，文学才能发端事件但超越事件，关心政治但大于政治。
　　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
　　喋喋不休地讲述自己的作品是令人厌烦的，但我的人生是与我的作品紧密相连的，不讲作品，我感到无从下嘴，所以还得请各位原谅。
　　在我的早期作品中，我作为一个现代的说书人，是隐藏在文本背后的，但从《檀香刑》这部小说开始，我终于从后台跳到了前台。如果说我早期的作品是自言自语，目无读者，从这本书开始，我感觉到自己是站在一个广场上，面对着许多听众，绘声绘色地讲述。这是世界小说的传统，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我也曾积极地向西方的现代派小说学习，也曾经玩弄过形形色色的叙事花样，但我最终回归了传统。当然，这种回归，不是一成不变的回归，《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说，是继承了中国古典小说传统又借鉴了西方小说技术的混合文本。小说领域的所谓创新，基本上都是这种混合的产物。不仅仅是本国文学传统与外国小说技巧的混合，也是小说与其他的艺术门类的混合，就像《檀香刑》是与民间戏曲的混合，就像我早期的一些小说从美术、音乐、甚至杂技中汲取了营养一样。
　　最后，请允许我再讲一下我的《生死疲劳》。这个书名来自佛教经典，据我所知，为翻译这个书名，各国的翻译家都很头痛。我对佛教经典并没有深入研究，对佛教的理解自然十分肤浅，之所以以此为题，是因为我觉得佛教的许多基本思想，是真正的宇宙意识，人世中许多纷争，在佛家的眼里，是毫无意义的。这样一种至高眼界下的人世，显得十分可悲。当然，我没有把这本书写成布道词，我写的还是人的命运与人的情感，人的局限与人的宽容，以及人为追求幸福、坚持自己的信念所做出的努力与牺牲。小说中那位以一己之身与时代潮流对抗的蓝脸，在我心目中是一位真正的英雄。这个人物的原型，是我们邻村的一位农民，我童年时，经常看到他推着一辆吱吱作响的木轮车，从我家门前的道路上通过。给他拉车的，是一头瘸腿的毛驴，为他牵驴的，是他小脚的妻子。这个奇怪的劳动组合，在当时的集体化社会里，显得那么古怪和不合时宜，在我们这些孩子的眼里，也把他们看成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小丑，以至于当他们从街上经过时，我们会充满义愤地朝他们投掷石块。事过多年，当我拿起笔来写作时，这个人物，这个画面，便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我总有一天会为他写一本书，我迟早要把他的故事讲给天下人听，但一直到了2005年，当我在一座庙宇里看到“六道轮回”的壁画时，才明白了讲述这个故事的正确方法。
　　我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引发了一些争议。起初，我还以为大家争议的对象是我，渐渐的，我感到这个被争议的对象，是一个与我毫不相关的人。我如同一个看戏人，看着众人的表演。我看到那个得奖人身上落满了花朵，也被掷上了石块、泼上了污水。我生怕他被打垮，但他微笑着从花朵和石块中钻出来，擦干净身上的脏水，坦然地站在一边，对着众人说：
　　对一个作家来说，最好的说话方式是写作。我该说的话都写进了我的作品里。用嘴说出的话随风而散，用笔写出的话永不磨灭。我希望你们能耐心地读一下我的书，当然，我没有资格强迫你们读我的书。即便你们读了我的书，我也不期望你们能改变对我的看法，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作家，能让所有的读者都喜欢他。在当今这样的时代里，更是如此。
　　尽管我什么都不想说，但在今天这样的场合我必须说话，那我就简单地再说几句。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我还是要给你们讲故事。
　　上世纪六十年代，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里组织我们去参观一个苦难展览，我们在老师的引领下放声大哭。为了能让老师看到我的表现，我舍不得擦去脸上的泪水。我看到有几位同学悄悄地将唾沫抹到脸上冒充泪水。我还看到在一片真哭假哭的同学之间，有一位同学，脸上没有一滴泪，嘴巴里没有一点声音，也没有用手掩面。他睁着大眼看着我们，眼睛里流露出惊讶或者是困惑的神情。事后，我向老师报告了这位同学的行为。为此，学校给了这位同学一个警告处分。
　　多年之后，当我因自己的告密向老师忏悔时，老师说，那天来找他说这件事的，有十几个同学。这位同学十几年前就已去世，每当想起他，我就深感歉疚。这件事让我悟到一个道理，那就是：当众人都哭时，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当哭成为一种表演时，更应该允许有的人不哭。
　　我再讲一个故事：三十多年前，我还在部队工作。有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看书，有一位老长官推门进来，看了一眼我对面的位置，自言自语道：“噢，没有人？”我随即站起来，高声说：“难道我不是人吗？”那位老长官被我顶得面红耳赤，尴尬而退。为此事，我洋洋得意了许久，以为自己是个英勇的斗士，但事过多年后，我却为此深感内疚。
　　请允许我讲最后一个故事，这是许多年前我爷爷讲给我听过的：有八个外出打工的泥瓦匠，为避一场暴风雨，躲进了一座破庙。外边的雷声一阵紧似一阵，一个个的火球，在庙门外滚来滚去，空中似乎还有吱吱的龙叫声。众人都胆战心惊，面如土色。有一个人说：“我们八个人中，必定一个人干过伤天害理的坏事，谁干过坏事，就自己走出庙接受惩罚吧，免得让好人受到牵连。”自然没有人愿意出去。又有人提议道：“既然大家都不想出去，那我们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外抛吧，谁的草帽被刮出庙门，就说明谁干了坏事，那就请他出去接受惩罚。”
　　于是大家就将自己的草帽往庙门外抛，七个人的草帽被刮回了庙内，只有一个人的草帽被卷了出去。大家就催这个人出去受罚，他自然不愿出去，众人便将他抬起来扔出了庙门。故事的结局我估计大家都猜到了那个人刚被扔出庙门，那座破庙轰然坍塌。
　　我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因为讲故事我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我获奖后发生了很多精彩的故事，这些故事，让我坚信真理和正义是存在的。
　　今后的岁月里，我将继续讲我的故事。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