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秦汉以来，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曾出现过多次的变法，但所有这些变法，无不是在不改变封建主义统治基础的前提下进行的，当时也不存在改变这种统治基础的条件。而19世纪的戊戌变法维新，则具有与以往任何一次变法不同的特点。这次运动的特点：一是爱国，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二是维新，进行改革，要求废科举、办学堂，从“以农立国”改变成“以工立国”，从封建的君主专制改变为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以便“救亡图存”、“富国强兵”，发展社会经济。下面我将从这次运动的背景、内容、评价等方面试加以论述。
　　一、背景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的社会矛盾已经尖锐，经济发展停滞，政治腐败，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末期。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在加深。清政府在“内忧外患”的夹击中，为了求得苟安，不得不在顽固派的一片反对声中，搞起了洋务运动。然由于其严重的封建性和官僚性，连年亏损，甲午惨败，彻底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寿终正寝，中华民族也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戊戌维新派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近代民族危机最严重的时代。
　　二、内容
　　“中国两千年来，以法治天下，而今国势贫弱，至于危迫者，盖法弊致然也。”[1]若求“万世之法”，须“变通旧法”[2]在康有为看来，皇帝“若果能涤除积习，别立堂基”，那么中国便“三年则规模已成，十年则治化大定，然后恢复旧壤，大雪仇耻”，甚至“为地球而有余”。[3]“皇上览之，肃然动容”，从此，不愿做亡国之君的光绪帝和维新派的关系日益密切。1898年4月23日，光绪帝毅然采纳了维新派的建议，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开始。具体内容如下：
　　（一）在政治上，主张效法西方的议会民主政治，变中国的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制。康有为的君主立宪思想，酝酿已久。他在给皇帝的上书中，一次比一次明确地加以陈述，最后终于提出开国会、立宪法。然而，在《上清帝第六书》中，康有为却不再提开国会、立宪法，而是主张在中央设制度局总其纲，由“皇帝妙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充任”，并可每天同皇帝见面，共同议政，总揽新政大权。下设法律、度支、学校、农、工、商、铁路、邮政、矿务、游会、陆军、海军等十二局分其事。凡制度局议定的新政，都交给十二局分别执行。制度局成为立法机关，十二局则成为行政机关。至于地方，道设民政局，县设民政分局，以推行新政。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制度局开不成，他又建议开懋勤殿。
　　（二）从上可以看出，从设议院、立宪法到开制度局、懋勤殿，无疑反映了康有为的政治主张在倒退。但能否就据此认为康有为背叛了自己开国会、立宪法的政治纲领呢？我认为这样说是有待商榷的。其实，康有为在《日本变政考》中以说得很清楚，“日本变法之始，先正定官制，可谓知本”，[4]其中制度局“尤为变法之下手”，[5]被视为“存亡强弱第一关键”。[6]中国既然要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当然也应该把制度局作为变法的“关键”，因此把设立制度局的主张和方案放在首位也就是顺理成章地了。在康有为看来，制度局是一种初级的上议院，或叫做中国式的特殊上议院；制度局下的十二局和地方上的“新政局”、“民政局”，则是康有为设想的执行制度局决议的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关。这样一来，康有为设立的制度局和十二局、新政局、民政局，就成了改造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制的方案，势必引起清朝政局的根本变革，使守旧派大权旁落，维新派执掌权柄。至于开懋勤殿，无非是企图以“复古制”的幌子来掩人耳目，减少反对派的阻力。所以我认为，开制度局、懋勤殿和设议院是不矛盾的，它们只不过是高低级别之间互相衔接的一个系列。在当时的条件下，他考虑到守旧势力太大，加之民智未开，条件不成熟，他主张开制度局或开懋勤殿，是为国会做准备，不能简单地视为背叛。相反，这恰恰是他从纯理论的议会观落实到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上来，正是他变法思想日趋成熟和务实的表现。综观康有为的一生，实行君主立宪是康有为一直坚持的现实的政治理想。
　　（三）在经济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发展中国发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其内容，包括振兴工业、商业、农业、开矿，筑路，行轮船，兴邮政，设银行，劝奖工艺，鼓励发明，废除漕运，裁撤厘金，抚恤贫穷等。此外，他还提出过统筹全局、大筹巨款以行新政等。康有为明确要求以工立国。
　　这些经济改革措施，目的在于谋求中国富强，拯救民族危亡，同时反映新兴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虽然由于戊戌变法运动的失败没有来得及实施，但这种顺应时代潮流的思想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四）在军事上，他主张停止武试，改设军事学堂，废除八旗，裁撤绿营，仿效德、日等国的练兵制度，编练新式陆海军，以增强国防，抵御外侮，同时保护商务，维护主权。此外，他还主张力行保甲，举办团练，维护社会治安。
　　这些军事措施，虽然目的是保卫清政府的统治，维护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它客观上对我国军事面向时代、增强国防实力，维护祖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五）在文教上，他主张效法资本主义的文化教育制度，取代封建的文化教育制度。其内容，包括废除八股，开办学堂，翻译欧、美和日本各国的书籍，派员出国留学，开设报馆，废书院、淫祠，改为学堂等。在办学问题上，他主张中国仿效德国和日本的学制，开办大、中、小学堂，设立工、农、医等各类专门学堂，学习（下转第61页）（上接第59页）西方的自然科学与社会政治学说。同时他还建议建立合理的考试制度及人才录用制度。主张把中学和西学，基础和专业，理论和实践知识，都作为考试的内容。选拔人才，不要因循守旧，而应破格录用。
　　这些文教改革方案，是为政治、经济改革服务的，在当时起了解放思想，培育人才，改变社会风气的进步作用。虽然，西太后很快就发动政变，恢复科举制度，但“旧藩顿决，泉涌淘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蔽抑遏矣！”[7]
　　三、评价
　　邓小平说“评价人物和历史都要提倡全面的科学的观点，防止片面性和感情用事，这才符合马克思主义。”[8]
　　戊戌变法运动既是一场自上而下的“救亡图存”、爱国维新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运动，又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扫千载之秕政弊风，开四万万人之聪明才智”[9]梁启超：《戊戌政变记》的资产阶级思想启蒙运动。
　　新生的资产阶级初步登上政治舞台，继承、发展和改善了早期维新派的主张，初步提出了比较完整地纲领，用以改革政权结构。其中心思想，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发展资本主义，自强救国。它突破了中国数十年来学习西方只学习其皮毛，不学习其根本的限制，首次把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之一——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制的模式，引进中国的政治改革之中，为中国提出了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改革方案，这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的一次飞跃。这在当时君主专制统治下的中国，无疑是一种进步的主张。变法虽然失败，但已经动摇了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传统，其功不可没。它在中国近代史上起到了前所未有的启蒙作用。它虽然没有唤起广大民众，但至少唤起了沉迷于故纸堆中和举业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使他们认识到必须起来实行耕本性的变革。他们从此弃旧图新，摸索救国救民的真理。有的人还从维新转向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革命知识分子，都不同程度地受过维新思想的洗礼，后来在吸收它的营养，扬弃它的糟粕的基础上开辟革命的道路，其进步作用是不言而语的。但它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有着明显地不彻底性和天真幼稚的色彩：它不敢彻底否定君权，不敢触及封建土地制度，对帝国主义抱有幻想，依靠皇帝自上而下进行维新，不敢依靠人民自下而上进行革命，充分地表现出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
　　但总的来说，作为我国近代史上一次影响深远地爱国、维新、改革、启蒙和思想解放运动，它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知识界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开辟了批判封建主义的新风气，冲决了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在很大程度上宣布了清政府的不可救药，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促进之功。它对新学的传播、新教育制度的建立、新知识阶层的产生，都起了很大推动作用，它的历史业绩是不能抹杀的。

戊戌变法指1898年（农历戊戌年）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主义者通过光绪皇帝所进行的资产阶级政治改革，主要内容是：学习西方，提倡科学文化，改革政治、教育制度，发展农、工、商业等。这次运动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的强烈反对，这年九月慈禧太后等发动政变，光绪被囚，维新派遭捕杀或逃亡国外。历时仅一百零三天的变法终于失败。也叫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戊戌变法又名维新变法，其高潮则为百日维新， 是中国清朝光绪年间（1898年）的一项政治改革运动。这次变法主张由光绪皇帝亲自领导，进行政治体制的变革，希望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近代化道路。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影响却没有随之消失。
通过维新派的宣传，维新思想得以广泛传播，国人的心态也随之改。
威信变法促成了中华民族的觉醒。维新派揭露帝国帝国主义企图瓜分中国的阴谋，努力追求西方先进的政治制度，传播了西方的社会政治学说和科学文化。它点燃了爱国、民主的火炬，唤起了人们近代的民族意识，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也促进了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迅速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