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中国那漫长的两千年封建统制，从秦始皇赢政到末代皇帝溥仪，历史经历了太多的风风雨雨，又在这太多的风雨中，诞生了太多的皇帝。这些皇帝各有各的作为，秦始皇动百万人以筑长城；汉武帝刘彻打开国际市场大门；隋文帝杨坚创三省六部……不光是明君，昏君也有作为。隋炀帝杨广开凿大运河，虽然是隋炀帝杨广为了私欲的杰作，但客官的看是促进了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历史的长河中，皇帝往往让人感慨万千。在历代皇帝中有的昏庸，有的残暴，当然也不乏有理想、有作为、有影响的贤明之君。古代的皇帝不计其数，我就举几位在历史上“有名”的皇帝：
第一位便是皇帝的始祖——秦始皇赢政。赢政儿时随母逃出赵国，又在其父王死后，于公元前247年即位，时为13岁。在赢政亲政并平定吕不伟的叛乱后，开始了吞并六国的计划，经过10年在军事家尉缭的帮助下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历史上第一位皇帝！秦始皇了不起，不但创建了帝皇制，还统一了汉字、货币！但“人无完人，事无完事”皇帝也是人，他们也会犯错，秦始皇焚书坑儒，真可为是错中之错呀！在当时是引起了强烈的反对。
我要说的这第二位可是遗臭万年，背负骂名最多的皇帝——隋炀帝杨广。说起杨广我就十分气愤，他文过饰非，弑父杀兄，还穷奢极欲！他最后的下场那也该，穷兵黩武、兵变身亡。在历史上穷奢极欲的皇帝多，也有杀兄的，杀父的可能就只有他了，朱棣杀兄挣位，可他也没杀父呀！这杨广可真是个不忠、不义、不孝之人！
有的皇帝十分有作为，在国家有难之时，为国献身！这种行为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又有一些皇帝的行为让我们痛斥，让我们深思！

昨天花了三小时四十分钟把贝托鲁奇的《末代皇帝》看完了。此前还从未完完整整地看完过，觉得太长了。唯一的印象是坂本龙一创作的影片插曲，前阵子在坂本龙一的自传电影里也提到了那一段经历，记忆犹新。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电影时长好像约定俗成似得一般都被设定为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之间，或许考虑到坐在影城里的观众的注意力吧，也可能是其他商业考量就不得而知了。在我很小的时候，对于电影还没有明确的概念时，只是觉得它很长，很黑（影院环境的关系）。也是因为近期不能出门，才能看这么个长电影，看后感触良多。

开篇第一个人物的出场就让我一下子进入到了电影情境中，也就是卢燕（观影后上网查电影的相关信息才知道她居然是梅兰芳的干女儿，她和文艺界、演艺界的关系可想而知）饰演的临终前的慈禧太后，以及导演从整体的角度给观众展现的紫禁城，立刻让我觉得这个才是对的；瞬间推翻了我在今天的电影电视剧里看到的和紫禁城有关的所有片子的印象。在贝托鲁奇的镜头下，那是个宽阔、距离感十足，又阴森，略显呆板的同时似乎少了些想象中的金碧辉煌的紫禁城，丝毫不让人向往的禁锢之地。这和我以往看到很多国内的清宫戏的观感很不一样，让我第一次会对中国皇族里的生活觉得乏味、苍凉。

电影采用双轨时间描述，我也不知道专业术语应该如何描述，一会儿回忆溥仪的童年、少年以及被赶出紫禁城的过往，一会儿就是此刻在战犯营里被“改造” 的此刻。无论从电影时长、电影语言和结构、拍摄手法、甚至在演员表演上，可能是因为距离，都让我有种“我是个思维上存在巨大困境的人”或“自己的语言体系的狭隘（由于环境和个人共同造成的）”的感觉。它对我来说，极为的不熟悉，不适感，但是是能把我完全吸引过去的不适感，和看一部时下的流行电影那种“在自己的范围内”的踏实感截然相反。把不熟悉的历史、从书里看来的历史瞬间拉近，让这段故事在眼前上演，如此之冲击仿佛它能锁住今天观众的思考能力。换句浅白的话说，我们很难用单一或简短的词汇去形容这部电影，同样的困惑也围绕在我们该如何形容溥仪这个人物上。就像溥仪这个人，太难比较、太难找到他的位置，甚至将他的呈现合理化也是妄想。

再说说演员。不得不说，尊龙真的是太帅了，我作为一个成年男性都被吸引，无论是贵族气息和落魄贵族的劲儿都刻画的入木三分。溥仪年轻时被摆弄的愤懑、内心满是心虚的贵族气息、被日本人利用后妄想复辟的野心、新中国后被“改造”时期的忍辱感以及通过在狱中看电影后得知自己在伪满时期所造成的罪责的歉疚感，作为观众都体会的到。尽管还有其他的好演员，除了彼得·奥图、陈冲和邬君梅，最让我眼前一亮和意外的是坂本龙一饰演的日本特务甘波正彦和英若诚扮演的监狱长。以前只听过这位前文化部副部长的名字，如何如何了得，也知道他是英达的父亲，但看电影的时候并不知道。至于坂本龙一，是少见的情况——作曲的同时还参与表演，就像他参与大岛渚的电影一样。我很喜欢他现在老年的样子，如他所述，年轻时的他的样貌确实不怎么样，至于是不是招人烦我们作为看客并不知晓。

看这样的电影，我不知道自己应该处于什么位置，是单纯观众的位置，还是一个读历史的后辈的角度。就比如看主人公溥仪，我们从道理上、情感上或许可能会理解他的焦灼和复杂，但从位置上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他，甚至可以说没人能理解他，如果从艾柯谈“误读”的角度上来说。毕竟不理解才是常态，理解反而是稀有、稀少的。这也是为何我说这样的电影对观众是有要求的，因为它会让观众来回摇摆，如果想让自己作为一个认真的观众的话。比如在皇宫外面已经是辛亥革命之后，清朝被推翻了，但作为皇帝的溥仪在“小皇宫”里还被蒙在鼓里，他的表现其内在深层原因是复杂的，是很难让人一下全盘否定的。可能是我的恻隐之心比较重，也没有作为伟人的坚韧和果敢，新中国之势无法阻挡，但我作为观众之一常常会对溥仪产生同情（也不排除潜意识里对尊龙的喜欢）。可是，当影片演到他在东北想要复辟时，同情心又减弱了，但我们也知道他是被日本人利用，复辟又是个梦，甚至是个他自己也知道是梦的梦……一个多么难描述的人啊。

如果我们从所谓的小爱中抽离出来，以今天普遍的人道主义、平民主义的视角来看，一个落魄贵族固然会因他作为时代牺牲品的命运让人唏嘘，但还有那些千千万万的孤苦贫民又将何去何从呢，他们又将怎么说呢？相比于溥仪，他们的一生是注定的悲惨和非自然死亡，只不过电影里没有特写而已。诸多的思考会让观众失语。还有一直在服侍溥仪的那个下人，直到他们作为战犯被关在战犯看管所的N年后，这个下人才脱离溥仪，临走时他对溥仪说：“你从来都不了解我”，这是一句振聋发聩的自白，只是被很平和地说出，但在溥仪听来是震撼的，在观众听来也是。好在溥仪1967年因癌症去世了，对他来说，应该不是个很坏的事吧。

这是一部很难说得完、说得清感受的电影，简单写一点，聊表寸感。若想有更多的了解，有两本书一定要读：庄士敦（也就是溥仪的洋教师）的《紫禁城的黄昏》和爱新觉罗·溥仪的回忆录《我的前半生》。如果这一篇文章被很多人看到我并不会觉得多么幸运，但如果有人看了电影之余又去读了这两本书的话，起码对人和人生有了更为丰盛的理解，这大体来说应该是幸运的。

我在网上找了一篇，楼主参考一下吧，这东西还是要自己写的。
鲁迅先生谈皇帝
鲁迅先生不算是一位历史学家，但是他对于中国历史精深的见识，远远超过很多专业学者。先生在《华盖集续编》里有一篇题为《谈皇帝》的文章，原文不长，现全文照录如下：
中国人的对付鬼神，凶恶的是奉承，如瘟神和火神之类，老实一点的就要欺侮，例如对于土地或灶君。待遇皇帝也有类似的意思。君民本是同一民族，乱世时“成则为王败则为贼”，平常是一个照例做皇帝，许多个照例做平民；两者之间，思想本没有什么大差别。所以皇帝和大臣有“愚民政策”，百姓们也自有其“愚君政策”。往昔的我家，曾有一个老仆妇，告诉过我她所知道，而且相信的对付皇帝的方法。她说—— “皇帝是很可怕的。他坐在龙位上，一不高兴，就要杀人；不容易对付的。所以吃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给他吃，倘是不容易办到的，他吃了又要，一时办不到；——譬如他冬天想到瓜，秋天要吃桃子，办不到，他就生气，杀人了。现在是一年到头给他吃波菜，一要就有，毫不为难。但是倘说是波菜，他又要生气的，因为这是便宜货，所以大家对他就不称为波菜，另外起一个名字，叫作‘红嘴绿鹦哥’。”在我的故乡，是通年有波菜的，根很红，正如鹦哥的嘴一样。
这样的连愚妇人看来，也是呆不可言的皇帝，似乎大可以不要了。然而并不，她以为要有的，而且应该听凭他作威作福。至于用处，仿佛在靠他来镇压比自己更强梁的别人，所以随便杀人，正是非备不可的要件。然而倘使自己遇到，且须侍奉呢？可又觉得有些危险了，因此只好又将他练成傻子，终年耐心地专吃着“红嘴绿鹦哥”。
其实利用了他的名位，“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和我那老仆妇的意思和方法都相同，不过一则又要他弱，一则又要他愚。儒家的靠了“圣君”来行道也就是这玩意，因为要“靠”，所以要他威重，位高；因为要便于操纵，所以又要他颇老实，听话。皇帝一自觉自己的无上威权，这就难办了。既然“普天之下，莫非皇土”，他就胡闹起来，还说是“自我得之，自我失之，我又何恨”哩！于是圣人之徒也只好请他吃“红嘴绿鹦哥”了，这就是所谓“天”。据说天子的行事，是都应该体帖天意，不能胡闹的；而这“天意”也者，又偏只有儒者们知道着。
这样，就决定了：要做皇帝就非请教他们不可。然而不安分的皇帝又胡闹起来了。你对他说“天”么，他却道，“我生不有命在天？！”岂但不仰体上天之意而已，还逆天，背天，“射天”，简直将国家闹完，使靠天吃饭的圣贤君子们，哭不得，也笑不得。
于是乎他们只好去著书立说，将他骂一通，豫计百年之后，即身殁之后，大行于时，自以为这就了不得。但那些书上，至多就止记着“愚民政策”和“愚君政策”全都不成功。. `, e1 y8 k# [- B
先生在这里议论的“愚君政策”，一直不曾为中国正统的历史学家们提及。然而大量历史事实都可以说明，这的确是中国古代普遍存在的现象。如今的人们很少不知道“指鹿为马”的故事。中国史上第二位皇帝，秦二世胡亥，就是被赵高愚弄，如同天下头一号的傻瓜。
自汉武帝以后，历代的皇帝们似乎都遵循这样一则规律，即从开国之君以后的第三代往下，皇帝便由平庸走向昏庸、孱弱。这种结果显然与他们所接受的教育的目的完全相悖。为什么会如此？鲁迅先生的议论，难道不正是一种很好的解答吗？
英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第三十五章的最后，写下了一段完全不同于中国史学主流论点的文字：
无论是西汉王朝还是农民，都成了儒家官僚地主的牺牲品。这个新的社会阶级是帝国的粘合剂，但也成为“中国的悲哀”。官员们是真正的罪犯，“天命”早就应该从他们的身上收回。做官的儒生们在精神上已经成了法家，他们以法家的残忍为之尽职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不是皇帝的利益。到这时，这一新的特权阶级已经使自己处于牢固的地位。在公元9年至36年的灾难中，它成为中华帝国社会中幸免于天谴的一个因素，而上天的惩罚则恰恰是这个统治阶级自身招致而降临于中国的。
这是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