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鲍鹏山新读诸子百家》
合上这本黑色的书本，不得不感叹鲍鹏山的激情与深度。
许多所谓“专家”看完这本书破口大骂，不合实际，言论偏激，观点陈述缺乏证据等，不错，这些缺点我也看得出来，但这也正反映了他的伟大。
正如本书所引用鲁迅的那句名言——
有缺点的战士终究是战士
完美的苍蝇终究是苍蝇
这是鲍先生形容屈原的句子，也是鲁迅形容国父的句子，这句话同样适合鲍先生。
一直以来对屈原的歌颂，多是忠君，爱国。让人烦腻，而对于屈子叛逆，个性的一面，一直以来无人敢问津，理由很简单——
这么一个狂荡不羁的屈原，为了自己所谓“理想”背叛了君王，乃至与全民，全世界对敌的屈原，怎么能够大加称颂呢？只能把它做成土埂木偶挂在朝堂之上罢了。
如果这样，那个高唱着“举世混浊唯我清”的叛逆英雄就会淹没历史的潮流中，那段民族最殷红的血液就会被那滔滔江水稀释。屈子便会沦为宣扬盲目“忠君”“爱国”的一个愚民工具。
可鲍先生不，他对屈子的叛逆精神大加称颂，在这个用“和谐”粉饰太平的年代，他却大讲特讲“叛逆”把那个与全世界的作对的屈原捧得熠熠生辉 ，也难怪乎那么多“专家”对其不满了。
似乎还没有见过那个人敢如此肯定“个性”二子，比如，于丹等人都把庄子说得高深莫测，却忽视了庄子丰富感情与个性张扬的一面。
而鲍笔下的庄子却是一个富于诗意，放肆张扬的诗人。他用“湿漉漉，带有水的韵味的”文字抚平世俗急功近利的心态，用一支书生秃笔给腐儒画脸，使之露拙，给人忍俊不禁而又深思不语。
读鲍先生的庄子，不会觉得那是个高深莫测的智者，而是一个带有神性的野人。无凡夫俗子的功利之心，无魏晋名士的浮华做作，却又包含激情，不像陶潜一般淡泊无味。
鲍的著作，大约是用感情写的。无枯燥深奥的理论，无恭维虚伪的做作，虽在理论和考证方面有些欠缺。

　　
　　读《史记》中的商鞅传，商鞅是一个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的人物。
　　令人敬，乃是由于他意志坚定，理想执著，目光远大，行起事来雷厉风行，果断斩决，一意孤行，不计后果。他具备了一切改革家应当具备的优点，又有秦孝公始终不渝的信任，二十余年里放着手，放着心，让他这把锋锐的刀在秦国羸弱多疾的肌体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这边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业，让连续几代积贫积弱的秦国一跃而为诸侯列国的前茅，且矛头所向，势如破竹，“诸侯敛衽，西面而向风”(桑弘羊)，奠定了秦统一六国的政治体制基础、思想基础和军事基础。商君相秦十年后，《史记》记载是：“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令人惜，乃是因为他是一个善处事而不善自处的人，或者说，他能做大事，却只能做小人。处事练要，为人刻薄。为国谋，善；为己谋，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了，人却败了。郭沫若认为，他与秦孝公都是大公无私的人(顺便提一下，“公私分明”这个词最早就出现在《商君书》里)，其实孝公还有为子孙谋的私心，而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献出来了。《战国策·秦策三》记秦国后来的应侯范睢说商鞅：
　　事奉孝公，竭尽自己所能没有二心，一心为公不顾私利，使赏罚诚信而致国家大治，用尽自己的才智，表达自己的思想，不惜承受怨恨，欺骗故友，俘虏了魏国的公子卬，最终帮秦国擒获敌将破败敌军，掠地千里……
　　[原文：事孝公，极身毋二，尽公不还私，信赏罚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旧交，虏魏公子卬，卒为秦禽(擒)将破敌军，攘地千里……]
　　商鞅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为了秦国，他把自己的名誉、人格都丢弃不要了。当一个人对一种政治实体皈依到“无己”的地步，悲剧也就开始了。因为人类毕竟还有更基本的安身立命的原则。这关乎着人类的尊严、价值、幸福的根基，这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信诺，是一切一时的政治需要所不能取代和凌驾的。郭沫若都对此不能理解：“虽然是兵不厌诈，人各为主，但那样的出卖朋友，出卖故国，实在是可以令人惊愕的事。”秦孝公死，那个被商鞅处罚过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风声日紧，不祥的阴云越来越浓，已请求退休，蛰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带着家属老母要回归魏国。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为您竟然能出卖欺骗您的老朋友公子卬，我们无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商鞅使秦国强大，各诸侯国还不敢得罪秦国，谁也不敢收留他。《吕氏春秋·无义篇》就此议论道：“故士自行不可不审也。”出卖良心去附会政治，抛弃价值去迎合权势，这种“大公无私”，实在是中国几千年来知识分子常常发作的羊角疯啊。
　　让人怜，又是他被车裂的结局。当他被复仇的人群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故国不接纳他，他只好带着他的为数寥寥的徒属北上击郑，做无望的困兽之斗。他大约想在秦以外自营一块容身之所。他知道他在秦已无立锥之地。那些官衔、封号、连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顷刻之间都灰飞烟灭。诸侯各国纷纷对他关起大门，如避瘟神。身后是被他割了鼻子、八年闭门不出的公子虔，对他咬牙切齿；眼前是四面竖起的墙壁，一片说“不”的声音，“所逃莫之隐，所归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员之广，除了那几个死心塌地的徒属，再无他的朋友—他以前太无视朋友的价值，太践踏基本的为友之道了。当个人毫无自身的独立意志与独立操持，抛弃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条而依附体制时，体制能给予你的，当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结局(假如再没有外部压力或对外部压力说“不”的话)。聪明绝顶的商鞅难道真的不知道这一天终会到来？在他被车裂前五个月，赵良就警告过他：“秦王一旦捐宾客而不立朝，秦国之所以收君者，岂其微哉？亡可翘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国以罪名来收捕你的，人数会少吗？你的死期很快就要到了！五个月后，可怜的、走投无路的、被世人所抛弃的商君，被杀死在郑国的黾池，然后尸体又被残忍地车裂(此据《史记·商鞅列传》。《秦本纪》言似直接车裂)。咬牙切齿的复仇者们杀了商鞅全家，包括白发苍苍的老母。到此时，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献给秦国了。其罪名真是极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个把良心生命都献了出来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后却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发苍苍的老母血溅屠刀的时候，这个力倡大公无私的人，是何等样的想法？
　　所以，对商鞅，我实在不忍心说他的坏话。事实上，我内心里倒给他十分的敬意。在读到他走投无路仰天长叹时，还为他掬一把心酸泪。可是，读完《商君书》，却又不得不说他的坏话。好在《商君书》并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认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则认为除《境内》篇外，其余均非商君所作。这样，我写下面的文字时，感情上就不是十分的别扭—且让我这样自欺一回罢。《史记》中的商鞅和《商君书》中的商鞅，确实给我两个极不协调的形象。如果《史记》中的商鞅令人敬、令人惜、令人怜，那么，《商君书》中的商鞅形象则是令我惧、令我恶、令我恨。
　　事实上，对商君，司马迁的态度也颇暧昧。在写有关商鞅的行事及政绩时，太史公几无一句贬责之词，甚至说出“秦民大悦”的话来。同时还令人可疑地写了一大段商鞅以帝王之迹干孝公，不得已而后用霸道的文字。“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这不能不说有为商鞅开脱之嫌。可是，在传后例行的“太史公曰”里，他又说商鞅是“天资刻薄人也”，“少恩”，“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这不颇有点幸灾乐祸的味道么！
　　若国家如《商君书》所云，极而言之，则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国家当是监狱。商鞅治理下的秦国，固然具有极强的攻击力，在列国纷争中频频得手，但对人民来说，却毫无幸福可言。生活在这样的国家实在是极大的不幸。最后，这个为秦国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二
　　
　　《商君书》，一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胜民。这是我读枯瘠、冷酷、蛮不讲理的《商君书》后得出的结论。
　　壹民，据我的分析，有两层含义，一是，国家只要一种“民”—耕战之民，平时耕田，战时攻敌。其他如“学民”、“商民”、“技艺之民”(《农战篇》所列)、“士”、“以言说取食者”、“利民”(吃利润的人或投资者。《去强篇》所列)等等，则统统是危害国家的“虱子”，应使他们无路可走，从而逼他们归入“农战”一途。二是，国民只做一件事：农战。农与战看似两件事，实则是一件事。民为体，农战为用，一体而二用。其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绝对一元化的社会，使社会结构简化、单一化、垂直化，社会生活单调化，由一个绝对中心控制：
　　《赏刑》曰：?
　　圣人的治国，实行一种赏赐，一种刑罚，一种教育。
　　[原文：圣人之为国也，壹赏，壹刑，壹教。]?
　　《算地》曰：
　　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战争……人民的倾向一致，才肯务农。人民务农就朴实。人民朴实，就安居故土，不愿意外出游荡。
　　[原文：入使民壹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壹民”的目的，当然在于使民“朴”，也就是愚朴顺从。“壹民”的具体措施，则是先从经济(利益)的一元开始，然后达成政教的一元：
　　《说民》曰：
　　人民的欲望有千万种，而满足的途径只许有一条(农战)。
　　[原文：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百姓的欲望千差万别，而我们只让它们从一个渠道来达成：农战。这就是一切专制国家所津津乐道地宣传的集权的好处：能集中社会所有力量于一途，从而达成一般民主国家所不能达成的目的。至于其中有多少普通民众深被创伤，付出代价，则在所不计，而民众的意愿，更是完全置之度外。
　　《靳令》曰：
　　抱定十个方针，国家就乱；抱定一个方针，国家就治。
　　[原文：守十者乱，守壹者治。]
　　朝廷的利禄，从一个孔儿出来，国家就无敌。
　　[原文：利出壹空者，其国无敌。]
　　《农战》曰：
　　国家实行“绝对一律”一年，就十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十年，就百年强盛；实行“绝对一律”百年，就千年强盛，千年强盛的国家，就成就王业了。?
　　[原文：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
　　这种运用国家机器把全民的意志高度统一到政府目标上来的做法，可能有其短期的合理性、有效性，但其致命的弱点却无论如何不能熟视无睹：
　　一，这种做法无视一切个体意志与个体差异，使社会目标单一化，蔑视并抹去了任何一个特殊个体的个人目标，个体幸福被当作不正当的欲求和国家集体的障碍物而踏平碾碎，个人只是实现政府目标的手段与工具，像《商君书》中的“民”，只是国家生产的工具和战争的工具。只有利用的价值，而没有被关心的意义。作为一个个体，在这样的社会里只是一个机器中无可奈何的部件而已，毫无独立价值与尊严，不仅其精神存在被当作无用有害的东西而彻底抹杀，甚至其肉体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视他能否充当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这种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标完全合乎道德，合乎全民或全民中绝大多数的根本利益与长远利益，其与人类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驰的，不可能存在任何真正意义上的个体幸福。而没有个体幸福，只有秩序和政府意志的社会，我们只能说它是—监狱或劳改营了。而商鞅在秦国设立的监狱更绝：他不容许有人给罪犯送饭，说这样就能令人惧怕监狱而认真开垦农田(《垦令篇》)，这真正是斩尽杀绝。不过，我们可以这样想一想：不垦田，就要进监狱，政府的专断已使垦田不再是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开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胁。而另一方面，监狱中只有在没有饭吃的时候，才对监狱外的良民构成威慑，这恰好证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国，与监狱的差别只在于有没有面包而已，秦国的社会只不过是有面包的监狱罢了(假如秦国的百姓能有面包吃的话)，良民和罪犯一样，都是没有自由的。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有任何个人幸福。当然，奴才除外。专制国家只能有两种人：对体制感到痛苦却不得不服从的奴隶；因长期服从而失去痛苦感甚至感到幸福的奴才。奴才没有幸福，只有幸福的感觉，甚至幻觉。有一种现象非常有趣：在专制时代或专制国家，人们往往特别热衷于探讨或鼓吹幸福的主观性。而对幸福的客观性—幸福所需要的社会条件则有意加以忽略。这种对幸福的探讨，是典型的奴才哲学，或是有意的献媚哲学。
　　二，在一个独裁的社会里，政府目标的合理性是无法得到保证的，甚至大多数时候更只是一小撮人的意愿。所以，全民意志的高度统一往往变成了一种异己的怪兽，不仅每一个生存其中的个体被它吞噬，而且这种国家力量在“一致对外”的时候，还极可能使一个国家变成全人类的祸患。秦国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称为“虎狼之国”，读《商君书》中的《境内》篇，通篇都写着血淋淋的“斩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传统，在变法后的秦国，扫地以尽。据《史记》累计，秦在统一过程中斩杀的六国人数在一百五十万以上。这还不包括秦国自己士兵的死亡人数。像白起这样极其残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将军。可以说，秦国残忍地践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则。这种现象不仅在战国时代的秦国那里充分显示出来，二战期间的德、日法西斯，就是现代的“虎狼之国”。
　　“壹民，”还有一种作用，那就是在整个社会造成一种垂直性的上下关系，而斩断一切横向的平行关系，这是一切专制政治的基本构图。在这种垂直关系的最上端，只有一个人：君王。正如孟德斯鸠所云：“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自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这里我想对商君打击秦国宗族权贵说一点看法。我们当然不会同情宗族大姓，但假如我们不从道德角度看问题，那就会发现，打击这些世袭经济特权和政治特权的宗族，实际上其目的就是为了君主独裁！吴起、李悝，包括屈原所做的，都是这样的工作。我们从《尚书·周书·洪范篇》及《国语·周语》中召公谏厉王一节中知道，周代政体应是贵族民主制的，国家行政首脑“天子”，是必须听取斟酌各方意见，接受各方约束的。而一旦拒绝这种约束，如周厉王，其结果并不是周厉王肆无忌惮大肆镇压，并在最后玉石俱焚，王朝崩溃(这是中国后来封建社会改朝换代的基本模式)，而是周厉王被流放，周公与召公共同执政。发生变故的只是天子一人，社会并没有太大的震荡。出现这种局面乃是由于权力有了制约机制，而制约权力的就是贵族集团。所以，要实行封建的君主专制，必须先打倒贵族集团，解除贵族集团对君权的限制。所以，商君也好，李悝也好，吴起也好，他们把打击贵族集团当作实现政治一元的必经之径，必要手段，这当然也就形成了后来韩非所说的“法术之士”与“大臣”(宗族成员)之间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所以，“壹民”，是一个大大的乌托邦狂想，而一切乌托邦最终都是以一元社会为基本特色。设若国家如《商君书》所云，极而言之，则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国家当是监狱。事实上，一个绝对一致的一元社会，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监狱，所有的人民都是劳改犯，在国家指令下劳作，在劳作中改造，苟生，创造国家财富，维持国家生存，而个体自身，则只有义务，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上的权利。

图书名：《风流去》
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时间：2009年1月

此书原本不该此时推出，两方面原因：第一，读一遍不过瘾，应数遍阅读之后方可深入理解这些文化人物；第二，汾阳之行让我看到了历史上的某些文化人物的影子。郑重声明：本篇文章仅抛砖引玉之用，推荐之言，若想读明白，强烈建议买一本书，细细品味鲍鹏山老师精彩的文笔以及浓重的感情。

鲍鹏山老师将眼中的文化人物娓娓道来，从老子开始到谢灵运止，中国的众多文化名人一一呈现出最接近真实的姿态。在此不再一一列举，仅拿出几个读书笔记摘抄片段，以飨读者。

老子神出鬼没，出现在这个民族的童年时代，却突然消失。老子出关意义重大，它表明我们已经不配受哲学的引导，而我们也抛弃了哲学，沉醉于现实世界的追逐。老子是周王朝的档案馆馆长，所以看遍了历史上的各种丑恶和内部资料。他的道德经就讲两件事：处世和治国。

老子的治国之道是无为。治大国如烹小鲜，别折腾！把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工放下，少管，少干，老百姓的日子就好过了。当然，前提是要国小民少。可以说老子的建议是非常大胆的，而且逆时代潮流。

老子的处世之道是柔弱胜刚强，坚强者死之道，柔弱者生之道。老子说他自己有三宝：慈、俭、不敢为天下先。人不但要学会勇敢，更要学会勇于不敢。

老子的建议听起来和普通人都不一样，因为老子是一个孤独的对人性失去信心的人。他最终选择出关，大概是带着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吧。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

孔子是悬挂在那个遥远古世纪的一盏明灯。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确混乱无道，而孔子却以复兴文化为己任。所以一辈子不断碰壁却不断努力。直到最后感叹：逝者如斯夫！多像一盏摇曳不定的烛灯，让我们感受到文化的温暖。

孔子是一位文化巨人，在当时就已经名满天下。难得的是，他并没有躲在书斋里搞纯学术，而是怀着兼济天下的情怀四处奔走希望能够做些事。历史没有让他成为子产或者晏婴，而是让他成为了孔子。

孔子官场失意却并不痛苦，他用之则行，舍之则藏，不怨天，不尤人。除了论语之外，《尚书》《春秋》《诗经》《周易》这些对整个民族都非常重要的典籍都与他有关。

孔子之所以是万世师表，因为他开创了私学，倡导有教无类。他的学生既有王公贵族也有贩夫走卒，既有巨富商贾也有寒门子弟。在他死后，弟子们守孝三年，对他最忠诚的学生子贡甚至守孝六年。每念及此，都不由得我们感叹唏嘘。

墨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剑侠，最伟大的剑侠！他在孔子之后再次给我们这个民族带来了希望之光。他光着头，赤着脚，穿着粗短布衫，面目黧黑，焦虑急切。墨子最早学儒，后来发现不对胃口。儒者的礼太繁琐而不实用。于是他背叛师门，同时也背叛了周王朝。

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刃，死不旋踵。墨子学派，简直就是一只敢死队。墨子的队伍重视防守，他反对战争的方式是以各种各样眼花缭乱的防守方式来阻止战争。中国的机械和技术都因此而得到了发展。

墨子最锋利的剑不是他的守城之具，而是他思想的锋芒。孔子维持着周的尊严，而墨子在推翻周朝的进程中提供了理论支持。他的方法是忽略周的存在，在他的理论里，已经早于秦始皇扫平了周王朝。他抬出了天，他认为没有天子，只有天。没有天子，也就没有了天下。墨子是第一个大量使用“国家”这个词的人。墨子在呼唤着新的世界。墨子的“兼爱”是反对“礼”的等级制度，“尚贤”是反对“亲亲”的贵族封建世袭制度。“节用”、“节葬”、“非乐”又是反对周王朝的文饰。墨子也提出需要一个天子，但不是世袭的，而是通过“尚贤”选出来的。但墨子毕竟不是卢梭，他认为选出了天子，就要完全听他的，哪怕专制也认了。不过他安排了“天”作为对天子的制衡。希望让天子有所收敛。

孟子之所以是亚圣，因为他为儒门做了至少三个大贡献。

第一，他把“仁”发展到了“义”。仁是内心，义是表现。他把评价人从内在转为外在，很明显更具可操作性。

第二，他把“仁政”发展为更加具体的“王道”。王道就是对人的“仁心”加以培植，无论在家在国，都将无可匹敌。这个想法当然幼稚，但中国人就信这个。直到民国时还有很多学者倡导“好人政府主义”。

第三，孟子强调了“性善论”。性善论实为儒家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的基础。失去了性善论，儒家的一切方法和理论都将受到挑战。但可惜孟子的论证方法大多使用类比，这实在不太严谨。

但孟子并不严谨的论证常常让人很难辩驳，因为他并不是在说“这样是真的”，而是说“这样是好的”。他强大的语言能力和道德感召力，让他能够成为王者师。孟子在后世常被人攻击，普遍不是攻击他的观点，而是他的态度。他太具有“大丈夫”气概了。不但骂杨朱和墨子是禽兽，而且骂国君帅兽而食人。政治和文化的关系应该是夫妻关系，可以吵架可以骂。孟子就做到了这一点。但后来文化就逐渐变成了妾和奴才。朱元璋对孟子恨之入骨，他说如果这个老头活到今天，他能免于一死吗？

庄子是先秦诸子中唯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我们这些平常人说话的人。当别人都在对诸侯献计献策的时候，庄子转过身来恳切地告诉我们如何自救与解脱，如何保持心灵的安宁与清净，如何在丑恶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自尊自爱。

在先秦诸子中，庄子是最有魅力的。他的魅力在于他能够把激情与超脱完美的结合起来，他的世界生机勃勃充满想象，他充满激情的和我们讨论如何超脱于俗世之外。除了庄子，谁能做到？庄子的文章甚至只是为了打发自己的天才。

庄子也反对战争，但他不像墨子那样着急，也不像孟子那样愤怒。他只是讲了个小故事：一个蜗牛左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触氏，右触角上有个国家叫蛮氏。这两个国家有一天发生战争，伏尸百万，战胜的一方追逐失败的一方竟然追了15天才回来。还有比这更狠的讽刺吗？这就是庄子的风格。

庄子为我们齐贵贱等生死，安慰了多少失意的灵魂。古代的学子们赴考时都要带着四书五经，但翻一下枕头下面，一定藏着一本庄子。

荀子是把儒家嫁出去的人，嫁给了帝王，嫁的不太好，是个妾。荀子没有孔子的情怀，没有孟子的气概，更没有庄子的潇洒。荀子希望儒生放下独立人格，从剥夺经济独立权着手，剥夺人的思想独立和行为自由。

孔子强调仁，孟子强调义，荀子强调顺！一切行为以是否有利于君为标准，怪不得很快就嫁与帝王家了。荀子应该和孟子见过面，他比孟子年轻。但对孟子很不感冒，说孟子很怪不能理解。

荀子倡导性恶论，这其实已经是儒家的叛徒了。因为人性本恶，所以需要专制统治。这更是为帝王的独家专制提供的理论依据。所以荀子在80多岁的时候去了秦国，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传统。在秦国不断兜售他的主张，回来后又对专制的秦国大加赞赏。可惜还是没有被用。

看看荀子的主张：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

屈原对中国的影响不是他的思想，也不是他的事迹，而是他的失败。这是个人对历史的失败，是个性对社会的失败，是理想对现实的失败。《离骚》和《九章》里淋漓地表达了这种失败。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关独特的个人与社会、历史发生冲突并遭致惨痛毁灭的记录。

屈原追求至善至美，但“君可思而不可恃”，楚怀王背弃了他。于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慨叹“人之心不与吾心同”。他把自己放在了世界的对立面上。《离骚》中的“求女”就是求知音，然而“无女”，也就是没有知音。屈原可能的知音应该是汉代的贾谊。他还没有出生。

屈原没有底层生活经验，他的人生开始的太纯洁。所以他不理解邪恶与不公。他无法与他们和平相处，哪怕虚与委蛇。因为他的决不让步，这世界有可能免于全面堕落。

屈原的作品虽然不多，但却都是“大诗”。有大精神、大人格、大境界、大痛苦、大烦恼、大疑问、大爱大恨、大悲大喜。他绝不会“怨而不怒，哀而不伤，乐而不淫”，他不追求中庸，他要求纯粹。

商鞅为了秦国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献出去的地步。名誉、人格、朋友都不要了。他为了秦国出卖了自己的朋友魏公子卬，以至于当他后来逃亡时没有一个国家愿意收留他，因为对他的人品没有把握。

他为了秦国，连自己的命也不要了。推行法治，连即将继承王位的太子的鼻子也敢割掉。这样怎能不被到处追杀？商鞅被车裂，全家不能幸免。这的确是一个悲剧。但如果看看商君书，你又会觉得这个人并不值得同情。

商君书中所有的观点都是为了用极其单一残酷的手法约束老百姓，让他们只能从事耕战。不耕战的其他职业一律视为非法。关进监狱里还不给饭吃。

所以当时的秦国是个怪胎，国土很大，人不多，打仗很厉害，但是没有别的国家的人愿意迁徙过来。因为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而且动辄受罚，割鼻子、砍大腿、切生殖器、砍头、车裂……

商鞅强调国强民弱，不能让老百姓有钱，不能让老百姓有余粮，不能让老百姓有尊严，因为这样都会让老百姓挑战皇权。

他还发明了流氓管理好人的方法，要求人们互相监督举报，哪怕是夫妻父子也要举报和监督。所以后来“惠王车裂之，而秦人不怜”。

韩非是荀子的学生，和李斯是同学。韩非和李斯都背离了儒家，成为法家。

事实上，苏东坡就说过应该是荀子为秦国的暴政负理论的责任。韩非子对人性毫无信心，他认为尧舜只是守株待兔式的运气，期待尧舜不如实行法治。这个观点无疑是进步的。韩非认为人与人的感情其实也只是利益关系而已。

至于君臣，就更要用法严加提防。所以韩非要求剥夺一切独立的经济自由，只有失去了人们的经济自由，才会完全依附于王权。“势不足以化，则除之。”如果权势不能使之驯化，就除掉他！在韩非眼中人没有独立存在的价值，人只是国家的工具、权势的工具。

韩非认为道德是功利的，实用的。他坚持认为人的一切行为其动力都是“利”而不是道德。所以他选择了成本更低的法，而彻底背弃了道德治国的思想。他不是说道德不好，而是无用。

韩非子的思考的确非常有价值，但唯一的遗憾是他没有解决执法者权力如何约束的问题。认为对王权的无条件服从是根本的前提。为了防止人们思想混乱，韩非提出了扫除私学的建议。他痛恨私学，但他自己就是私学的受益者啊。韩非的建议后来得到了实行，就是焚书坑儒。

韩非不断强调利，自己却死于义。他为保全韩国，向秦王进言。还写了一篇《说难》，表示自己知道这事很危险。最终，被杀。这把双刃剑伤到了自己。

司马迁写李斯，一开篇就写他看到仓鼠时感叹“人混得好不好和老鼠一样啊，关键是看他在哪里混？”这个开场就给李斯定了调，成了鼠类。先秦诸子到韩非，结束了。哲人的时代结束了，政客的时代到来了。李斯就是亢奋的政客。据说李斯当了宰相的消息传到荀子耳中时，荀子并不高兴，而是很替李斯担心，他知道这个学生的弱点。

李斯是一个典型的机会主义者，以聪明处世。他是富有远见的大政治家，力主郡县制，解决了封建诸侯的问题，保证了大一统的实现。如果说不得志的韩非是黑格尔，那李斯就是罗伯斯皮尔。他的志向不在学术，而在政治。

李斯给秦国出的主意是暗杀和贿赂，为了成功，毫无原则。在成功的帮助秦统一六国之后，这种无原则的政策演变为更加残酷的举措。秦二世登基后秦国十二公子被砍头，十个公主被肢解，公子高甚至要求殉葬秦始皇。李斯用这样的方法帮助新君，所以后人说：李斯亡秦，兆端厕鼠”。后来出现了比他更无底线的赵高，当李斯发现赵高可能威胁到他做老鼠的资格的时候，他选择了和赵高合作。但小人同而不和，最终赵高还是杀了他三族。李斯死前受五刑（黥面、割鼻、斩足、割生殖器、砍头）最后腰斩。一年以后赵高逼杀二世，又二月，刘邦入咸阳。再两月，项羽入关，杀子婴，烧阿房宫。

张良是秦汉风云的幕后总导演。

张良是韩国贵族子弟，韩被秦灭，张良散尽家财求客刺杀秦王。秦始皇东游，张良与力士以大铁锤掷出击杀始皇，可惜击中副车。秦始皇大怒，大力搜捕刺客。张良于是隐姓埋名。在隐居时张良遇到了桥上丢鞋让他去捡的老翁，耐着性子捡了鞋，于是得到太公兵法。从此成为道家人物。

张良找到了刘邦，就好像当年找到博浪沙的力士。甚至可以认为刘邦只是张良复仇的工具而已。他对于刘邦是平等对话的关系，似乎很少君臣之礼。他堪称孟子后又一个王者师。

项羽在楚汉相争时动辄大怒，仅有一个亚父范增尚不能听，而很有耐心的刘邦遇到了智慧的张良，言听计从，最终取得了胜利。

张良对于坐江山的事情毫无兴趣，他的目的只是复仇，已经完成了。所以他几乎闭门不出，只是做做顾问，偶尔指点一下。最后可能专心修道了。刘邦死后八年，张良升天。

贾谊是个天才，却生在了不需要天才的时代。贾谊成名很早，二十二岁就被汉文帝征召为博士。在博士中他年龄最小，但学问最好。一年之内别提拔为太中大夫。

短短两年之内，贾谊提出了大量富有远见的政治主张：削弱诸侯王的势力，抵抗匈奴，倡导农业，建立道德根基……他写了《过秦论》《论积贮疏》《六术》《忧民》这些重要的文章。以他的能力，完全可以跻身中国一流政治家的行列。但很可惜，连文帝也是被开国功臣们接回来做皇帝的。开国功臣们已经把发言的席位占完了，况且贾谊还不太会说话，动不动就说这些人没什么用。所以在双方发生矛盾的时候，文帝只好把贾谊放到了长沙做长沙王的太傅。

贾谊当时已经觉得自己和屈原将有着共同的命运了。但四年后贾谊又被召回长安，和文帝见了面。“宣室求贤访逐臣，贾生才调更无伦。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就是这次谈话的写照。贾谊一生建议削藩，最终经晁错和主父偃完成。文帝把贾谊留给了下一代，让他做怀王太傅。可惜怀王骑马竟然摔死了，贾谊多日哭泣后赍志而没。

汉武帝爱说大话，也爱听人说大话。所以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他写了一封自荐信，说自己特别牛，汉武帝看的好笑，又觉得确实吹的厉害。就把他招来，每月发一袋粟和二百四十个零用钱。

后来东方朔觉得没劲，就找了一大堆宫里的侏儒说汉武帝要杀他们，让他们去拦汉武帝的皇驾。汉武帝一听就生气了，东方朔说：我身长九尺多，每月一袋粟，这些侏儒身长三尺也是一袋粟。他们撑死了，我却饿死了。你要用我就区别对待我，如果不用，就让我走吧。武帝大笑，让他在身边留用。

东方朔就是有这个本事，总是能把汉武帝逗笑。比如射覆屡中，认识驺牙，自己骂自己等等。以滑稽侍奉喜怒无常的汉武帝，还能全身而退，真是一个高人。最后晚年的东方朔曾经劝过汉武帝：希望陛下远离奸巧佞臣，斥退那些好进谗言的人。武帝说：原来你也会说一些正经话啊？说完了这些正经话之后，东方朔就死了。

东方朔的聪明在于，他知道“士”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优”的时代。想要全身，只能以优的姿态出现在皇帝身边。东方朔的“谈何容易”是对血的教训的感慨，也是对言谈者的告诫。

司马迁和一般史家大不相同。他与自己笔下的人同生死共挣扎，让我们看到了“活的历史”。他没有延续孔子定下的纪年法，而是改用了纪传体。这样大胆的写史，因为他更重视人，而不是事。对人的命运，人的生命历程的重视，让他笔下的人物栩栩如生。

司马迁年轻时是个富有激情的事功追求者，希望能够封侯拜相。父亲司马谈临终时把写史的责任交托给了他，所以司马迁后来自请降薪去做了太史令。他知道自己的宿命在这里。这就是当仁不让。就在他工作了六年之后，李陵战败被俘，整个朝廷的人一致谴责。汉武帝阴森森地问了一句司马迁，你的意思呢？司马迁为那些无辜的老小妇孺说了求情的话。汉武帝大怒，判了司马迁死刑。死刑即可以用钱免死也可以换为宫刑，司马迁没有钱，也没有亲戚朋友愿意帮他。

他一定犹豫过，生存还是毁灭？但最终他选择了宫刑，因为他还有大事没有完成。这一年他47岁。三年后，李陵冤情洗雪，司马迁出狱。公元前90年左右，司马迁失踪。写历史的人在历史上失去了终点。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痛快淋漓的表达，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他写出了自己遭受的不公和对汉武帝的控诉。要知道这封信是寄给监狱里的任安的，是注定要被政府看到的。可以相信，这封信是司马迁的绝笔。大事已了，再无牵挂！

书里还有谁？本书中的人物还有仲尼弟子、陈平、晁错、司马相如、董仲舒、朱买臣、杨雄、王充、李固、梁冀、宦官群体、党锢群英、桓帝与灵帝、建安烈士、魏晋名士、诸葛亮、孔融与祢衡、曹丕、阮籍与嵇康、元康之英、陶渊明、谢灵运。

最后以阮籍与嵇康这一章节里的一段话结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