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读后感写作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首先，要读好原文。“读后感”的“感”是因“读”而引起的。“读”是“感”的基础。走马观花地读，可能连原作讲的什么都没有掌握，哪能有“感”?读得肤浅，当然也感得不深。只有读得认真，才能有所感，并感得深刻。如果要读的是议论文，要弄清它的论点(见解和主张)，或者批判了什么错误观点，想一想你受到哪些启发，还要弄清论据和结论是什么。如果是记叙文，就要弄清它的主要情节，有几个人物，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故事发生在哪年哪月。作品涉及的社会背景，还要弄清楚作品通过记人叙事，揭示了人物什么样的精神品质，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象，表达了作者什么思想感情，作品的哪些章节使人受感动，为什么这样感动等等。
其次，排好感点。只要认真读好原作，一篇文章可以写成读后感的方面很多。如对原文中心感受得深可以写成读后感，对原作其他内容感受得深也可以写成读后感，对个别句子有感受也可以写成读后感。总之，只要是原作品的内容，只要你对它有感受，都可以写成读后感。
第三，选准感点。一篇文章，可以排出许多感点，但在一篇读后感里只能论述一个中心，切不可面面俱到，所以紧接着便是对这些众多的感点进行筛选比较，找出自己感受最深、角度最新，现实针对性最强、自己写来又觉得顺畅的一个感点，作为读后感的中心，然后加以论证成文。
第四，叙述要简。既然读后感是由读产生感，那么在文章里就要叙述引起“感”的那些事实，有时还要叙述自己联想到的一些事例。一句话，读后感中少不了“叙”。但是它不同于记叙文中“叙”的要求。记叙文中的“叙”讲究具体、形象、生动，而读后感中的“叙”却讲究简单扼要，它不要求“感人”，只要求能引出事理。初学写读后感引述原文，一般毛病是叙述不简要，实际上变成复述了。这主要是因为作者还不能把握所要引述部分的精神、要点，所以才简明不了。简明，不是文字越少越好，简还要明。
第五，联想要注意形式。联想的形式有相同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同性)、相反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反性)、相关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关性)、相承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承性)、相似联想(联想的事物之间具有相似性)等多种。写读后感尤其要注意相同联想与相似联想这两种联想形式的运用。
要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东西去写，这是写好读后感的关键。
看完一本书或一篇文章，你的感受可能很多，如果面面俱到像开杂货铺一样，把自己所有的感受都一股脑地写上去，什么都有一点，什么也不深不透，重点部分也像蜻蜓点水一样一擦而过，必然使文章平淡，不深刻。所以写感受前要认真思考、分析，对自己的感想加以提炼，选择自己感受最深的去写。你可以抓住原作的中心思想写，也可以抓住文中自己感受最深的一个情节、一个人物、一句闪光的语言来写，最好是突出一点，深入挖掘，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总之，感受越深，表达才能越真切，文章才能越感人。
要密切联系实际，这是读后感的重要内容。
写读后感的重点应是联系实际发表感想。我们所说的联系实际范围很广泛，可以联系个人实际，也可以联系社会实际，可以是历史教训，也可以是当前形势，可以是童年生活，也可以是班级或家庭状况，但最主要的是无论怎样联系都要突出时代精神，要有较强的时代感。
要处理好“读”与“感”的关系，做到议论，叙述，抒情三结合。
读后感是议论性较强的读书笔记，要用切身体会，实践经验和生动的事例来阐明从“读”中悟出的道理。因此，读后感中既要写“读”，又要写“感”，既要叙述，又必须说理。叙述是议论的基础，议论又是叙述的深化，二者必须结合。
读后感以“感”为主。要适当地引用原文，当然引用不能太多，应以自己的语言为主。在表现方法上，可用夹叙夹议的写法，议论时应重于分析说理，事例不宜多，引用原文要简洁。在结构上，一般在开头概括式提示“读”，从中引出“感”，在着重抒写感受后，结尾又回扣“读”。

这篇文章是郭若沫写的，写了郭若沫怀念母亲之情。
文章写了郭若沫的母亲因为过于劳苦的缘故，身子异常衰弱，每年交秋的时候总要晕倒一回。相传只有芭蕉花才能治，可是芭蕉花在四川难找。一次，作者和二哥在天宫找到，并把它摘回家。不料，母亲见后很伤心，父亲把我们拉到祖宗面前打。
我从文中的“摘取”、“擎着”、“藏在”、“献给”，这几个词中，我体会到作者与他的二哥很重视她母亲的病。也从“连连叹息”、“拉”、“打”、“跪”，这几个字词中，体会到父母因为“我”和二哥去摘别人的芭蕉花而生气。
而今，作者很想念父母，一想到母亲，无端地便用上了心来。

　　秋凉了，费了五天半的工夫，写成了一部四幕六场的悲剧《孔雀胆》。
　　这故事是出在元朝末年的云南。
　　当时的云南已经立为行省，但除行中书省的官制之外，还立有一位梁王来管辖。
　　梁王名巴匝拉瓦尔密，《明史》和《新元史》里面都有他的传——《新元史》的传文是根据《明史》略略加了些添改的。这位梁王是元世祖忽必烈的第五子忽哥赤的后裔，据说他对于云南“抚治有威惠”。
　　在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年)三月，当时把四川全境克复了的明玉珍，派遣了三路大兵去侵略云南：邹兴由建昌，明二由叙州，芝麻李由八番(在今贵州境内)分道进取。明二率兵不满万人，长驱直人，陷云南省治中庆府(今昆明)，屯兵金马山。梁王和行省官吏都一一望风逃遁。但因其他两路未能会师，明二粮乏，颇事剽掠，于是便失掉了云南的民心。逾年，大理第九代总管段功出兵攻明二，累战累捷，直追至七里关，全师而还。
　　关于明二出师的年代各书多不一致，《元史顺帝纪》作至正二十二年，《明史》及《新元史》《明玉珍传》则作二十三年。(《明史》《巴匝拉瓦尔密传》更误为二十九年。)大率以二十二年出师，二十三年还师，故有此出人，我现在是根据《元史》。不过《元史》载陕西行省孝政车力特穆尔擒明二(《续资治通鉴》亦根据未改)，则与事实不符。明二即万胜，于二十三年曾进攻兴元(今陕西南郑)，二十五年为明玉珍之右丞相，再攻兴元而下之，并无被“生擒”之事。
　　段功既战胜明二，梁王甚感其功德，奏拜为云南行中书省平章政事，并以女阿盖公主妻之。(“盖”字本有示旁，今从省。)阿盖公主在《新元史》《列女传》中亦有传。
　　元时行中书省的官制和中央中书省的官制相同，有左右丞相，其下为左右平章政事，丞相、平章皆为从一品。又其下为左右参知政事。有时左右有省置其一的。段功为平章，不知是左是右，或许也怕是无左无右的专职。要之，足见他在当时的位阶是相当隆崇的。
　　段功既做了平章政事，便留驻云南，不回大理。有人向梁王进谗言，说段功有吞并云南的野心。梁王听信了这种谗信，便想杀害段功，起初是授意于他的女儿阿盖，把孔雀胆给她要她把段功毒死。
　　但阿盖不仅没有毒死他的丈夫，并把这秘密泄露了，劝段功回大理，她愿意和他一同回去，段功却没有听从。第二天梁王又邀段功到东寺去做佛事，一说是做寿，便令番将在通济桥头把他暗杀了。
　　阿盖听说她的丈夫被害，便很哀痛，想要自杀，梁王防备得很严，不让她自杀。但她作了一首辞世诗，终竟自杀了，一说是1而死。
　　那首诗很哀惋，《新元史》传中有著录，但颇有误字，今根据《国粹学报》六十四期雪生抄辑《脉望斋残稿》案语，录之如次，并将其中蒙古语及疑难之字加以解释。
　　吾家住在雁门深，一片闲云到滇海。
　　心悬明月照青天，青天不语今三载。
　　欲随明月到苍山，误我一生踏里彩。
　　吐噜吐噜段阿奴，施宗施秀同奴歹。
　　云片波粼不见人，押不卢花颜色改。
　　肉屏独坐细思量，西山铁立风潇洒。
　　据雪生所注，“踏里彩”是锦被名，吐噜吐噜”是可惜之意，“奴歹”是我，“押不卢花”是起死回生草名，“铁立”是松林，又“肉屏”是驼峰。此外如段阿奴即是段功，阿奴或许是爱称吧。苍山是大理的点苍山，亦名雪山。山有十九峰，二峰之间各有一溪，名为锦浪十八川。
　　阿盖劝段功回这样有名山胜水的大理，而他不肯回去，既已知道梁王的阴谋，偏不伤害梁王而反为所害，在这儿各种史料都没有说到段功的心境究竟是怎样。但我揣想，他这人大概是一位豁达大度，公而忘私的人。故尔也才引得阿盖那样的爱他。
　　阿盖是可爱的一位女性。她处在父与夫的冲突之间，她的心境一定很苦，而她终于把自己的生命来殉了她的丈夫，实在是值得同情。
　　这个故事在一般虽然不十分普遍，但在云南或许知道的人要多一些。明末云南的遗老刘毅庵，有咏《阿盖妃》诗一首(见上所举《脉望斋残稿》)，把来和阿盖的辞世诗一道读，很能够相互发明：
　　嘹嘹孤雁绕宫帷，梁国奇传阿盖妃。
　　雀胆阳收全父命，兰虹暗剔劝夫归。
　　西山松老秋风冷，东寺钟残夜雨微。
　　云片波粼成往事，苍山遥望泪沾衣。
　　根据这诗可以知道段功和阿盖之死是在秋天，这正是一项重要的资料。又在这首诗的后边，抄辑者雪生有一段很长的案语，开始叙述阿盖妃的故事，与《新元史》文约略相同，另外叙述到杨渊海的殉死和他的题壁诗，便为《新元史》所未著录。
　　杨渊海是段功的部下，他听到段功遭了暗杀也很伤心，因而题诗一首，自杀身殉了。据那诗语看来，杨渊海也是大理人，不仅能诗，而且善战，是同时死在云南的。他和段功出仕云南的期间只有半年，在这诗里面也可以得到根据，诗云：
　　半载功名百战身，不堪今日总红尘。
　　死生自古皆由命，祸福于今岂怨人?
　　蝴蝶梦残滇海月，杜鹃啼破点苍春。
　　哀怜永诀云南土，绵酒休教洒泪频。
　　段功还有一对很可爱的儿女，女名羌奴(《新元史》《阿盖传》作僧奴)，男名段宝，这两人不是阿盖所生，是出于段功的前妻高氏。《南诏野史》载嫡妻高氏尚在，且与功诗词往来。又载段功之死在三年以后，余以为均类小说，不足据。盖正妻如在，梁王竟许其女为妾，不甚近情理。
　　段功死时，羌奴只有十二岁，曾经手制一旗，上绣“誓报父仇”四字。后来成了人，嫁给建昌阿黎氏。她把绣旗留给她的弟弟，作为纪念，告诉他说，自己不是男子，不能替父亲报仇，十分抱恨。但她出嫁之后，她要“收拾东兵，飞檄西洱”，完成报仇的志愿，并叫她
　　的兄弟急急出兵，会于善阐(即昆明)，还作了两首诗留别。
　　其一云：
　　珊瑚勾我出香闺，满目潸然泪湿衣。
　　冰鉴银台前长大，金枝玉叶失芳菲。
　　乌飞兔走频来往，桂馥兰馨岂暂移。
　　惆怅同胞未忍别，应知含恨点苍低。
　　其二云：
　　何彼秾秾花自红，归车独别洱河东。
　　鸿台燕苑难经目，风刺霜刀易塞胸。
　　云旧山高连水远，月新春叠与秋重。
　　泪珠恰似通霄雨，千里关河几处逢?
　　这些诗《新元史》也未著录。据雪生案语，言“后与其弟宝终遂其0之志”。文字过于简略，不知究竟是怎样复的仇。不过据《梁王传》及别的资料的参证，这“0”似乎只是消极的，便是与梁王断绝关系，而促成了云南在洪武十四年(一三八一)的平定与梁王
　　的惨死。
　　段宝是大理第十代总管，在其父死不数年之后，闻明太祖定鼎江南，便派遣他的叔父段真，由会川奉表归款。一直到洪武十四年，明遣征南将军傅友德、左将军蓝玉、右将军沐英，进兵云南，十二月大败云南平章达里麻之师于靖江，生擒达里麻，歼其精甲十余万。《明史》《梁王传》在这儿插叙了一笔：“先是王以女妻大理酋段功(原文作段得功)，尝倚其兵力，后以疑杀之，遂失大理援。’以“失大理援”作为梁王败绩及走死的原因之一，足见得段宝的0只是袖手旁观，坐视不救而已。不过段宝虽然已与明室通款，但在明军攻云南的时候，他自己是已经死了的。
　　梁王的末路也很悲惨。据《新元史》所载，他在损兵折将之余，见大势已去，便逃往晋宁州的忽纳砦，“焚其龙衣，驱妻子赴滇池死，再和左丞达的，右丞驴儿，夜入草舍自缢”。(案达的驴儿实系驴儿达德一人之分化，其时另有一左丞相为观音保，开城迎降者也。)
　　这位梁王的年龄，算起来一定是相当大的。在至正二十三年他已经有了公主可以嫁人，由那时到他的死又是二十年，他的年龄可能有七八十岁。整个元朝，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起算，仅仅八十八年，梁王对于云南的统治恐怕要算是相当长远的。
　　明军把云南平定了之后，更进而经略大理。那时候的大理总管是段世，是段宝的儿子，可见段宝死得很早。段功死时羌奴才十二岁，段宝是她的弟弟，顶多也不过十一岁，段宝之死当在三十岁以前。段世和他一位弟弟段明，在明军经略大理时，也不过是十来岁的孩子。
　　段世对于明室很想成为半独立性的属国，“比年一小贡，三年一大贡”，不想彻底归顺。因此明军在洪武十五年便开始行动，一下便把大理击破了。段世段明都被生擒，被解送到南京。明太祖以为他们的父亲段宝，曾经通款，不忍废绝他的后代，便赐世名“归仁”，授永昌卫镇抚，赐明名“归义”，授雁门镇抚。大理就这样完全归入了中国的版图。
　　还有值得注意的是在征南将军傅友德等在对大理采取军事行动之前，曾经致书劝降，那劝降书里面有这样一句：“我师已歼梁王，报汝世仇，不降何待?’’据此，也足以证明段氏对于梁王的报复，除消极的不合作之外，不曾有过什么积极的行动。
　　段功有一位很贞烈的妻阿盖，有一位很义侠的部下杨渊海，又有那么一对有气概的儿女，可?见得并不是一位寻常的人。《新元史》既为梁王和阿盖立传，似乎更应该为段功立传，可惜关于段功的事却没有详细的叙述。在《大理府志》《昆明府志》或《云南省志》之类的地方志书里面，或许更还可以找出一些资料吧，但这些志书，目前是无法到手的。
　　就是关于阿盖与梁王等的资料也只是一个轮廓。例如向梁王谗害段功的那个人究竟是谁，各项资料里面均无可考。因此在这些地方我便发动了我的推想，根据《元史》《顺帝纪》车力特穆尔生擒明二的那个记载，我想到这车力特穆尔分明有诳报军情及冒功求赏的嫌疑，因此我便定他为谗害段功的主角，而且把他写得很坏。这点我是应该声明的。关于车力特穆尔，没有别的资料可以根据，假如他这人并不是那么坏的人，我自然要负责，我不过借用了一下他的名字而已。
　　梁王有妃有子，史有明文，但这妃是什么名字，一时尚未能考出，子是几位或多大，也没有记载。看到“驱妻子赴滇池死”的那一句话，可见他的妻子之死都是受着强迫的。妻不见得是一位好妻，子也恐怕是没有多大年纪的稚子。因此我也就把梁王妃写得很坏，而让他在穆哥王子之外还有一个幼儿。
　　王子穆哥是我假造的，并无丝毫根据，假造了他来是为了要显得阿盖的贤淑与王妃的嚣顽。
　　驴儿达德、苏成等人在《梁王传》中有名。因而遭了我的利用。铁知院一名也见《梁王传》，我因为他的名字有点像和尚，便让他做了和尚，而且还让他懂得医理，作为了梁王的侍医。
　　建昌阿黎氏是后来羌奴所嫁的夫家，我把他利用了来作为“明二”的代身，而使他和段功发生了联系，也就成为后来与羌奴结合的机缘。这些不用说都是我假造的。就是明二的金蝉脱壳计也是我假造的，或者也可以说是我对于历史疑案的一种解释。
　　我所根据的主要资料是《明史》、《元史》、《新元史》尤其是这些书里面的《明玉珍传》、《巴匝拉瓦尔密传》、《阿盖公主传》、《顺帝纪》、《云南土司》等篇，还有就是上面举出的雪生所辑《脉望斋残稿》及法国学者多桑所著的《蒙古史》、《马可波罗游记》等。
　　资料的搜集和调查是相当费了些时间的。本来我是打算在这暑间把宋末抗元史中的钓鱼城的故事戏剧化的，因此读了好些关于元朝的文献，但在中途我的兴趣却被阿盖吸引去了。
　　我知道有阿盖的存在应该是三十多年前的事。大前年我回到长别二十六年的我的大渡河畔的老家的时候，在我年轻时所读过的书籍中，(那些多被蠢蛀焚毁，仅留极小一部分，)找到那册有第六十四期的《国粹学报》的合订本，这在目前应该算得珍本了。《阿盖妃》的诗又重新温暖了我的旧梦，因而那册书我便随身带到了重庆来。我时时喜欢翻出来吟哦。有时候也起过这样的念头，想把阿盖的悲剧写成小说。但要写小说时，最大的困难是我没有到过昆明和大理，地望和土宜对于我是一片空白，因此没有胆量敢写。我终于偷巧，采取了戏剧的形式，是因为我把布景的责任推卸给舞台工作人员去了。
　

读《地球，我的母亲》有感
在读此文章以前，也读过其他类似的文章。不过其他似乎都千篇一律的赞美词语，而当我发现此文时，才顿觉眼前一亮。
　　在字里行间中，我没有感到一丝心中被拉去号召的力量，而完全是荡漾在抒情句中。文中郭沫若一个人在和地球母亲对话，而却无旁人。这就是本文一大特点，摆脱了那象征性的号召语句。时而激昂，时而乎静的语气扣人心弦，从作者的赞美中，我体会到了他的用意。“我”不单单指作者自己，泛指全人类。从地球母亲成千上万关怀举动透出地球也尽到了责任，而我们人类远未做到尽孝子的责任，作者以巧妙的手法让人们自然地行动起来，比号召性的文字作用更强。作为人类，有理由不报答母亲吗？
女神读后感1
《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诗集，主要特色有：浪漫主义精神。浪漫主义重主观，强调自我表现。《女神》是“自我表现”的诗作，诗中的凤凰等，都是诗人的“自我表现”。诗中的“自我”主观精神，是强烈的反抗、叛逆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义精神。喷发式宣泄的表达方式。浪漫主义以直抒胸臆为主要表达方式，诗中的直抒胸臆表现为喷发式的宣泄，《凤凰涅盘》等诗最典型地体现这一表达特点。奇特的想象和夸张。如从民间天狗吞月，想象为天狗把全宇宙都吞了，“如大海一样地狂叫”等。这种极度夸张的奇特想象最能表现强烈的个性解放要求和对旧世界的反抗、叛逆精神。形象描绘的方式上，具有英雄主义的格调。语言方面，带有强烈的主观性的色彩。一些描写自然的语句中，染上诗人当时的主观感觉。
个性主义是郭沫若前期的主导思想，在文学上，要求张扬自我，尊崇个性，以自我内心表现为本位。个性解放的呼声通过对“自我”的发现和自我价值的肯定表现出来。如：《天狗》中的“天狗”这种冲决一切罗网、破坏一切旧事物的强悍形象，正是那个时代个性解放要求的诗的极度夸张。《浴海》的自我形象，同样是实现自我个性解放的诗的宣泄。这种个性解放的要求不仅仅着眼于个人本身，诗人将个体的解放作为社会、民族、国家解放的前提，将它们融合为一体。《地球，我的母亲》中可以看出他个性解放的要求呈现出了劳苦大众利益的一致性。 反抗、叛逆表现在：《女神》诞生之时整个中国是一个黑暗的大牢笼，这激发了诗人反抗的、叛逆的精神。如：《凤凰涅磐》中的凤凰双双自焚前的歌唱，对朽败的旧世界作了极真切而沉痛的描绘。凤凰的自焚，乃是与旧世界彻底决绝的反抗行动，是叛逆精神的强烈爆发与燃烧。《我是个偶像崇拜者》中诗人表白崇拜自然界与社会界一切象征生命的事物，来否定一切人为的偶像，一切扼杀生机的旧传统，表现出对封建权威的极度蔑视。《匪徒颂》将列宁、罗素、尼采等人一起赞颂，表达了自己要步其后尘挺身反抗的坚决意志。
《女神》时代的郭沫若，身居异国，感于祖国的贫弱落后，列强的虎视眈眈，常常怀着忧国的情思。从《女神》中的《炉中煤》的年轻女郎，《凤凰涅磐》中更生的凤凰等形象，不难看出诗人对于祖国的深沉眷念与无限热爱。
． 《天狗》用民间传说中天上破坏者的形象来表现对世界的反叛和破坏情绪，《炉中煤》用受压于地下的、乌黑低贱的“黑奴”——煤的形象来表现劳苦者的爱国之情，十分新颖而恰当。
在诗歌形式上，突破了旧格套的束缚，创造了雄浑奔放的自由诗体，为“五四”以后自由诗的发展开拓了新的天地，成为我国新诗的奠基之作。今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本，后又重印多次

《凤凰涅槃》读后感
传说凤凰涅槃，浴火重生。500年一次，当凤凰的生命快结束时，便会集梧桐枝自焚，在烈火中新生，其羽更丰，其音更清，其神更髓。
《凤凰涅槃》是郭沫若五四时期新诗的名篇，是他的《女神》诗集的代表作。凤凰，是我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的一种神鸟。它饮朝露、息梧桐，被人们认为是吉祥和美好的象征，留下了许多美好的故事和传说。
全诗共六章：序曲、凤歌、凰歌、凤凰同歌、群鸟歌、凤凰更生歌。序曲渲染凤凰自我牺牲时悲壮的气氛；凤的哀歌是对旧社会罪恶的揭露；凰歌是女性悲痛的倾诉；凤凰同歌再次表现了革命青年所向往的悲壮而美丽的自我牺牲；群鸟歌是一个插曲，让凤凰的形象和群鸟的形象形成鲜明的美与丑的对比；凤凰更生歌是长诗的主要部分，“凤凰和鸣”以汪洋恣意的笔调及无数的重奏复唱，表现更生后的凤凰的极度欢欣，象征中国社会新生后的光明、自由、幸福，洋溢着浓烈、炽热的向往光明、追求理想的火山爆发式的激情。
诗人采用了古老而有趣的传说，以他那化腐朽为神奇的笔，写下了这一著名的诗篇，抒发了他希望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的理想。它熔化中外关于凤凰的神话于一炉，赋予新的内容，创造了象征旧中国的毁灭和新中国的诞生的凤凰的形象。凤凰是祖国的形象，“凤凰涅槃”这个命题就是表示中华民族要在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烈火中获得新生。同时，诗中的“凤凰”也象征着在革命烈火中死而复生、弃旧图新的自我。凤凰的忧愁、痛苦和自我牺牲的决心，也正是诗人所抒发的自己忧国忧民的激奋和准备投身革命烈火化为新我的决心。通过凤凰顽强主动地为自焚创造条件，无情地批判否定旧的宇宙和人生，不顾凡鸟的嫉妒、嘲笑而义无反顾，无保留地焚烧旧我，以及更生后的无比美好和欢乐，表现了诗人对祖国无限热爱的深情，对旧世界的无比痛恨和对祖国新生的热切追求，同时揭示了只有在革命烈火中才能除旧布新的真理。
“凰歌”，细腻、低抑、真切。在“凰歌”中，诗人充分发挥了比喻这种手法的妙用。诗人将凤凰的处境比作茫茫大海中前不见灯台、后不见海岸的一叶“孤舟”，这孤舟“帆已破，樯已断，楫已飘流，柁已腐烂”，而且驾驭这孤舟的是疲倦的呻唤中的“舟子”。又将凤凰“缥缈的浮生”比作“黑夜里的酣梦”，“睡眠当中的一刹那的风烟”。一切旧传统、旧束缚以及自身内一切因袭的影响，被诗人强烈地诅咒为“环绕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贯串着我们活动着的死尸”。从这一系列艺术形象所构成的画面中，人们不难体味出：旧中国黑暗腐朽到了何种程度，人生活在这样的世界已失去了应有价值；烧毁旧中国、旧我，创造新中国、新我，已经刻不容缓。“凰歌”着重从历史的回顾和切身的经历中，进一步揭露和控诉旧世界。“凰”悲叹“五百年来”生活中的“羞辱”和 “污浊”，眼泪“倾泻如瀑”，“淋漓如烛”。她深感自己的处境苦痛、险恶，不由得呼天问地，发人深思地提出这样一个严肃的问题：“我们这缥缈的浮生，到底要向哪儿安宿?’’探求人生“至真、至善、至美”的境界究竟在哪里?她很自然地追忆自己青年时代曾有过的 “新鲜、甘美、光华、欢爱”。这种对于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和光荣传统的缅怀，既是对黑暗腐败的社会现实的有力揭露，更是对未采的热切渴望。因此，尽管现实“只剩下些悲哀、烦恼、寂寞、衰败”，尽管凰也有人生如梦的淡淡悲凉，但可贵的是她并不悲观、颓丧。在这“涅盘”的庄严时刻，她感到“一切都已去了，一切都要去了”。一场熊熊的圣火，将烧毁旧世界，而自己也将得到永生不死。
由《凤凰涅槃》联想到当今时代，一场旷日持久的经济社会大变革、思想大解放、声势浩大的“两城建设”，也需要人们来一次“凤凰涅槃”，来一次思想大洗礼，来一次除旧布新，用改革的眼光、发展的眼光去迎接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大潮。
我们青年人看了《凤凰涅槃》后，更应该如同凤凰一般，遇到挫折和困难，要勇敢的面对和解决，这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如凤凰般在苦难中浴火重生，寻找到真正的自己，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高尚品格，确定自己追求的目标，并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