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抗日老战士的文章《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将这段故事公之于众，引起了热烈反响。日本媒体对聂将军在40年后还记挂着日本小姐妹十分感动，很快就找到当年的姐姐，就是住在日本宫崎县都城市的美穗子。随后，中日友协盛情邀请美穗子一家访华，年过八旬的聂帅于1980年7月14日在北京接见了美穗子一家。此事成为中日友好的又一段美谈。
风霜催人，又是25年过去了，当年的“小姑娘”生活得好吗？她与中国还有交往吗？记者近日专程前往都城市采访。
将军唤起少年记忆
都城市地处九州岛南端。今年1月，它与周边4个町合并后，成为一个拥有17万人口的城市。年仅35岁的长峰诚市长热情地谈起聂将军救助日本小女孩的佳话，以及都城市与中国的交流。记者在都城市国际交流促进室河野室长和日中友协都城支部长来住新平先生的陪伴下，走进了美穗子的家。
美穗子家住梅北町，靠近马路，独门独院，外面是她家经营的小五金店。这是一栋典型的日式家居，房前长着数株修剪齐整的松树和南方特有的铁树，院子里铺着碎石子，质朴清洁的院落显示着主人的勤劳。
美穗子和丈夫昭男笑着出来迎接，把我们引进客厅。房内摆满了中国朋友送的诗画和纪念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聂帅接见美穗子全家时的照片，以及写给美穗子夫妇的“为中日友谊贡献力量”的斗方，聂帅送的两扇山水屏风装饰在客厅间隔的拉门上。《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的作者姚远方赠送的诗作挂轴也放置在客厅里。
美穗子原姓加藤，婚后随了夫姓改姓“栫”。她个子不高，皮肤白皙，穿一件普通花衬衫，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许多。美穗子笑着说，“我1936年7月10日出生在中国，现在都快69岁了。”她丈夫昭男在一旁说，“不知为什么，她到中国时经常被人说长得很年轻。”
宾主入坐后，大家自然谈起了往事。美穗子说，她们姐妹获救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医院。不满周岁的妹妹瑠美子因消化不良不幸死去。她本人于 1940年10月被伯父平安带回日本后，与外祖母相依为命。美穗子在穷困的家庭环境中长大，饱尝了人间苦难。她说，因为是战争孤儿，小时候经常受欺侮。由于贫穷，一直边上学边干活。中学毕业时想进纺织厂干活，却因为没有双亲没被录取。
她说，与丈夫昭男是在农业协同会打工时认识的，那时昭男身体很弱，但为人可靠。1956年，20岁的她结了婚，婚后两人共同经营起小五金店。昭男插话说，美穗子为人朴实坚强，刚结婚时觉得她表情很忧郁。自己身体一直不太好，多亏了美穗子照料。1990年，昭男得了脑梗塞，现在家调养，每天要服用11种药。美穗子有3个女儿，都已出嫁。她还有7个外孙，有一张全家福照片，是在参观聂帅展览时照的。
于劫后余生的经历，美穗子说，“小时候听祖母讲过父母都被卷入了战火，自己记忆不甚清楚。因此直到1980年，她对自己的身世不愿多想，渐渐也都遗忘了，是中日两国的报道和事后的调查唤起了幼时的记忆。”美穗子在1980年6月写给聂帅的信中说，“据伯父讲，我被八路军领走，后又送回来了……回国那阵子，我常常向祖母讲起‘吃梨’和‘坐挑筐’等事情。”
故地重游一往情深
美穗子回忆说，是姚先生的报道改变了她的生活。《解放军》报副社长姚远方写的《日本小姑娘，你在哪里？》发表后，引起两国新闻界的关注。
最先找到美穗子下落的是日本《读卖新闻》。该报记者通过一系列调查找到了与中国报道情节相似的加藤清利一家，但仍无法证实美穗子就是那位“小姑娘”。该报记者拿着中国通讯社发的聂将军与幼女在一起的照片，找到已改姓的美穗子。美穗子觉得照片中的小姑娘也许就是自己，当时前往中国认领美穗子的伯父也觉得“很像”，还说他当年听美穗子讲过“吃梨和高粮米，被放在篮子里”的故事。这些与中方提供的情节完全一致，证实了美穗子就是当年的“日本小姑

　　人道主义是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一种思想体系，提倡关怀人、爱护人、尊重人，做到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这样一种世界观。 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又把人道主义的内涵具体化为“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人道主义在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起着反对封建制度的积极作用。
　　详细介绍
　　作为一种思潮或思想体系，人道主义最迟适于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们，它是以个人为着眼点的观点，主张每一个人是一个独立的实体，他自己使自己的目的，尊重个人的平等和自由权利，承认人的价值和尊严，把人当做人看待，而不把人看做人的工具。其最初形式是人文主义。在反封建中起过巨大的进步作用。法国第一部宪法的序言《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宣言书。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理论基础是超阶级、超时代的抽象人性论，其追求的社会制度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它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逐渐失去进步的历史作用。马克思主义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把实现一切人的解放和自由作为奋斗目标，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它是一个发展变化的哲学范畴。人道思想是随着人类进入文明时期萌发的，但人道主义作为一种时代的思潮和理论，则是在15世纪以后逐渐形成的，最初表现在文学艺术方面，后来逐渐渗透到其他领域。
　　人道主义一词是从拉丁文humanistas(人道精神)引申来的，在古罗马时期引申为一种能够促使个人的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的、具有人道精神的教育制度。在15世纪新兴资产阶级思想家那里，人道主义是指文艺复兴的精神，即要求通过学习和发扬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在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人道主义反对封建教会专制，要求充分发展人的个性。直到19世纪，人道主义始终是资产阶级建立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思想武器。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性的丧失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高涨，这种人道主义理论和思潮逐渐失去了其进步的历史作用。在现代 ，西方的思想家们虽然没有放弃人道主义的旗帜，但他们的人道主义理论，或多或少都具有虚无主义或悲观主义的色彩 。
　　真正批判继承资产阶级人道主义从而吸取和发展其合理内容的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不仅重视人的地位和价值，把一切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人类解放的目标，而且指出了为实现这一理想目标所需要的具体条件。在中国，对人道主义问题有种种不同的理解。其中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作为世界观和历史观的人道主义是唯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要坚持和发扬的是作为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的革命人道主义、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资产阶级人道主义 这种人道主义继承和发展了古希腊人道精神的精华，冲破了中世纪教会统治下以神为中心的思想束缚，主张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并支配自然，认为追求快乐是人的天然权利和社会发展的动因。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根据这种理论，无情地批判了封建教会视肉欲和世俗生活为罪恶的禁欲主义，肯定了人拥有享受人间一切快乐的权利，从而使征服自然、寻求人生快乐、进行自由创造、争取个性解放以及建立公正社会制度等等进步思想得到了广泛传播。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当时所起的进步作用，使它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教会专制的革命的思想武器。
　　从欧洲文艺复兴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前的人道主义者 ，大多是艺术家、作家、思想家和科学家，他们在各自不同的领域里提出或宣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思想。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人道主义理论要求现实的一切都要合乎人的理性。这种理性的人道主义在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各个领域内直接抨击封建专制制度，并为即将胜利的资本主义制度描绘蓝图，从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奏。在法国大革命胜利以后，作为法国第一部宪法序言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胜利的记录。但是，资本主义制度并非人类理想的社会制度，早在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前，一些启蒙思想家就已发现人道主义本身的矛盾，并试图寻找解决方法。但是，他们都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私有制是产生这些矛盾的根源，而他们所主张的人道主义恰恰是维护这种制度的，所以靠资产阶级人道主义本身不可能找到真正解决矛盾的出路 。从理论实质上看，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在考察人时，完全脱离了社会关系，把人只看作自然人，并以此为出发点论证人的追求和向往。这就使它陷入抽象的人性论，具有超阶级、超时代的假相。然而，在这种抽象人性论中追求的自由和享乐权利及公正的社会制度等等并不抽象，它们以私有制为基础，以个人主义为核心，鲜明地表明了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虚伪性。
　　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相应出现了公开抛弃人道主义旗帜的理论。在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集团所推行的种种灭绝人性的政策，集中反映了垄断资产阶级反人道的本质。但是，在世界上有一大批正直的公众，包括一些著名的学者、科学家、艺术家、作家等等，仍然信奉传统的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并从这个原则出发抨击资本主义世界种种反人道的罪恶，反对侵略战争，维护世界和平。
　　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人道主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人道主义仍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现代西方哲学中的许多流派 ，如存在主义、新托马斯主义、人格主义、实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等等，往往自命要褒扬人的价值，捍卫人的尊严，提高人的地位，以现代眼光研究人的状况、特点、前途和利益。这些流派的代表人物尽管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立场相忤，却大都称自己是人道主义者，至少是人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主要有：人的本质、人格、人与科学技术以及实现人道的设想等等。
　　在现代西方哲学中，有不少流派及其代表人物提出了各自的拯救人类的设想。萨特把超越性和主观性视作实现人道的手段。在他看来，人要成为人，需要超出自身，寻求人生的更高目的。超越的方向总是指向未来，而“投向未来”的选择是由个体的主观决定的，人道也只能实现于一系列的自由选择之中。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超越的目的是上帝，通向真正人的存在之路就是天启宗教和哲学，恢复人的本性要依靠爱的力量、理性的敞开性和同超越的存在交流的愿望。
　　马里旦试图以神道作为实现人道的手段，并用灵性的东西和宗教信仰鼓动人们创造人道化的社会环境。他指出，基督教的人生哲学指导着基督徒的社会，这是一个享有人的权利和人的尊严的社会，在此社会中，不同种族、不同文化传统的人同心协力，以完成人世间的人道事业。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们大都把爱当作实现人道的杠杆。弗罗姆认为，人的苦难是由于缺乏爱引起的。缺少爱虽不能引起生理意义上的死亡，但却是促使人走向坟墓的根源。然而，生命的意志深深扎根在人身上，作为生物的本能，它表现在肉体和精神中。这是对生命的渴望，也是爱的基础。马尔库塞设想在一种无抑制的文明中，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充分爱欲化，人的自由和幸福能在此获得充分的实现。施密特认为，借助爱就能实现人道化。因为，爱是幸福的状态，而获得这种状态又依赖于对某人或某物的爱。而且，爱改善人的状况，提供人生的意义，使人充分发展。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中国理论界在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中，形成了一种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即把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定义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在伦理道德领域中调整人们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之一。它要求社会对个人以及人们相互之间的关心和同情，尊重个人对社会作出的贡献 ，尊重人格，维护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并促进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的全面发展。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社会人们的伦理原则和道德规范，建立在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之上，同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适应，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历史观为理论基础。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革命人道主义”的继续和发展。“革命人道主义”是同无产阶级、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相联系的人道主义。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是真诚的、具体的、现实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使个人和社会的基本利益归于一致。这种人道主义，从伦理方面体现出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对绝大多数人的权利、利益、人格的尊重和关心，体现出绝大多数人对共同利益的关心以及人民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关心。但是，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不是自发实现的。这就需要大力加强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包括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伦理道德准则在内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从根本上说，人与人之间的人道关系，也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和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受社会发展规律制约的，全部社会生活包括若干层次和诸多侧面，道德关系和道德生活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因此，人道主义代替不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客观经济规律、阶级斗争规律、科学和文化发展规律，它不是支配全部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与资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从抽象的人出发，以个人主义为核心，诉诸人性，乞求剥削者和压迫者的怜悯和慈悲，反对阶级斗争和革命暴力，它充其量只能对社会不公平现象提出抗议，或者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寻找某种暂时的满足和安慰。所以，它在最积极的意义上，也只能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根据。社会主义人道主义以唯物地揭示社会矛盾及其运动规律为基础，以推翻一切剥削制度为前提，以人民革命和人民民主专政为实现条件，坚持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相统一的集体主义，这就使它成为符合绝大多数人的利益的现实的人道主义。

周扬（男）（1908—1989）原名周运宜，字起应。笔名有绮影、谷扬、周苋等。湖南益阳人。1928年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同年冬日本。1930年回上海，参加领导中国左翼文艺运动。曾任左联党团书记、文化总同盟书记、《文学月报》主编。期间主要介绍苏联文艺理论。1936年提倡“国防文学”，与鲁迅、胡风等提出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发生著名的“两个口号”的论争。1937年到延安，历任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鲁迅艺术文学院院长，中央文委委员，延安大学校长。抗战胜利后，任华北联合大学副校长。后相继任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宣传部长、华北局宣传部长。1949年与郭沫若、茅盾等筹备。召开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直担任文化宣传方面的领导工作，主要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他是五六十年代中国大陆文艺界的实权人物，具体领导了中共中央部署的各种文艺运动和思想斗争，发表了许多重要的文艺讲话。“文革”初受到政治性批判，并被监禁。“文革”后得到平反重新复出，担任过文联主席。中宣部副部长等职。1983年因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涉及“人道主义”和“异化”的问题而遭胡乔木等人的批判，后长期卧病。一生著译甚多。翻译作品有《安娜·卡列尼娜》，《生活与美学》等。编有《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系统分类介绍马、恩、列、斯、毛以及高尔基、鲁迅的有关论述，有较大影响。出版论著有《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新的人民的文艺》、《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等。他的很多论述带有不同时代强烈的政治色彩，是个争议较大的人物。

论《双城记》中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十九世纪英国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当中，查尔斯·约翰·赫法姆·狄更斯（Charles John Huffam Dickens，1812—1870）可以名副其实地被称为最具代表性、文学成就最高、影响也最大的小说家。他的作品在对英国社会抱着乐观态度的前提下，对之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批判。他抨击物质主义，揭露资本家对工人和劳动者进行的残酷剥削，批判社会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和苦难寄予了深切的同情。他被誉为“小说家中的莎士比亚”、“英国的巴尔扎克”。
作为查尔斯·狄更斯的代表作之一，《双城记》发表于1859年，是一部以法国大革命为背景的长篇历史小说。《双城记》写的是发生在巴黎和伦敦两地的故事。法国大革命前，一个在巴黎开业的、名叫曼纳特的外科医生，因为向政府揭发埃弗瑞蒙德兄弟将农村的一对兄妹无端迫害致死的罪行，被持有贵族特权的埃弗瑞蒙德兄弟陷害。曼纳特医生平白无故地被投入巴士底狱，在那里整整被囚禁了18年。后来，埃弗瑞蒙德侯爵失去了恩宠，曼纳特医生才获释出狱。曼纳特医生在狱中时曾设法记录了自己受迫害的过程，并立誓要向埃弗瑞蒙德家族和他们的后代报仇。曼纳特医生出狱后，和女儿露西在伦敦居住。露西邂逅一位法国青年查尔斯·达尔内。她不知道查尔斯·达尔内就是把马奈特医生送进监狱的埃弗蒙德侯爵的侄子。曼纳特医生为了女儿的幸福，撇开对埃弗瑞蒙德家族的个人恩怨，同意露西与达尔内结婚。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替达尔内在法国管理事务的盖白勒被革命法庭逮捕。达尔内为了营救盖白勒出狱，不顾个人安危，冒险来到法国。当年被害的的兄妹的姐妹德伐日太太认出了达尔内是埃弗瑞蒙德侯爵的后裔，决心要把他送上断头台。曼纳特医生和露西闻讯后，立即赶到巴黎组织营救，但是在法庭审判的关键时刻，德伐日先生和太太出示了曼纳特医生隐匿在巴士底狱的控诉书；于是达尔内被判死刑。临刑前夜，热恋着露西的卡尔登由于和达尔内面貌酷似，换出达尔内。当驿车载着达尔内夫妇和曼纳特医生远离巴黎时，卡尔登英勇地走上了断头台，为他心爱的女子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在《双城记》中，狄更斯从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出发，同情劳动人民所受的苦难，愤怒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恶行，在他的笔下，乡村是一个萧条的地方，而贫困的原因不是土地的贫瘠，更不是农民的懒惰，而是统治阶级残酷的剥削：封建贵族们用各种苛捐杂税榨取农民的血汗。作者愤慨地说：“倘使有一村不被鲸吞的精光，那到是怪事。”不仅农村如此，城市的居民也过着同样悲惨的生活。而当劳动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那些贵族老爷却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作者通过对比，说明了人民饥饿贫困的原因正是贵族的压榨，而这又必然激起人民的仇恨和反抗。
狄更斯不仅描写了贵族地主在经济上对劳动人民的压迫，而且揭露了贵族对人民欺凌的种种罪行。他曾对一个美国奴隶主说过：“残忍和专权的凌辱是人性的两大病症。”在这部小说里，他似乎有意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探讨。埃弗瑞蒙德侯爵是一个极端荒淫之徒。为了抢到德伐日太太美丽的姐姐，他不惜将她的丈夫折磨致死，而后又将她的弟弟刺死，最后这位年轻的少妇不堪凌辱而死。曼纳特医生目睹了这家人家破人亡的过程，愤然写信向朝廷大臣控诉，但被埃弗瑞蒙德发现。于是医生被关进了巴士底狱整整十八年，出来时已是一具白发苍苍、形容枯槁的活尸，一架只会埋头做鞋的机器，完全失去了理智和感情。这说明封建专制所施之于人的远非皮肉筋骨之苦。狄更斯从心理和精神层次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对人性的残害。由此可见狄更斯关心人民疾苦、痛恨剥削压迫的人道主义思想。
在《双城记》中，狄更斯还对法国大革命做了详尽的描述。作为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他看到了社会的矛盾，也非常希望广大人民能够摆脱压迫、过上幸福生活，但是他反对暴力革命，把希望寄托于开明统治者的一些改革。同时，他也认识到法国人民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是历史发展的趋势，并且是正义的，所以对于革命，狄更斯的态度是矛盾的。1848年2月，当他得知法国人民发动武装起义并推翻了七月王朝时，写下了“法兰西的光荣万岁！共和国万岁！人民万岁！打倒王权！打倒波旁分子！打倒基佐！处死叛徒！让我们的血为自由、正义和人民的事业而流。”然而当革命风暴进一步发展时，他却保持沉默了，因为他在日益扩大的革命斗争面前有些惊惶失措。同样，他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也是这样，从《双城记》中的一系列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态度的转变。他所描写的1789年法国人民攻打巴士底狱的斗争场面是可歌可泣的。他热情歌颂了一举摧毁顽固封建堡垒的伟大人民。随着革命的进一步深入，特别是1792年，群众革命运动进入高潮，暴怒的人民群众进一步向贵族阶级讨还血债，后来连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和皇后都被送上了断头台，愈来愈猛烈的革命风暴吓坏了狄更斯，他对革命群众大规模镇压反革命的态度改变了。他把法国群众看作是“可怕的魔法所招引的”，把革命者描写成杀人成性的刽子手、吃人鬼，他们狂奔在一面红旗下，变为野人了。作者这样描述法国的情况：“首都成立了一个革命法庭，四五万个革命委员会分布于全国；嫌疑法摧毁了生命或自由的一切保障，把任何善良的好人交给任何恶劣的坏人，监狱胡乱吞吃了并未犯罪而申诉无门的人们”，“它使雄辩者沉默，使顽强者倒下，铲除美好和善良”。作者还描写了一大群杀气腾腾的凶汉拿着带血的刀斧在一大块磨石上磨刀霍霍的情况，以及别的一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场面。革命人民的形象被歪曲和丑化，被描写成毫无理性的疯狂的杀人恶魔，这充分表明了狄更斯反对暴力革命的立场。他认为暴力革命只会使国家蒙受损失，破坏家庭和个人幸福。他极力渲染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借以警告英国统治阶级，企图用阶级调和来解决阶级矛盾和复杂的社会问题。
在小说人物的刻画上，狄更斯进一步发展了他在前期作品中所要宣扬的人道主义精神，要人们“勿以暴抗恶”，要用仁爱和宽恕的精神来对待敌对的阶级。凡是“以暴抗暴”这种违反人道主义精神的人必然要自食其果，捡起石头来砸自己的脚。法国的贫民起来用暴力推翻了他们的封建贵族，但是暴力使他们失去理性，变成了疯狂的野兽。他们摧毁了巴士底狱，却建立了新的监狱。在拉逢斯监狱中关押着更多的囚犯。德伐日太太是复仇女神的化身。革命爆发时，她右手拿着斧子，腰间挂着手枪和短刀，率领妇女们攻占巴士底狱。在恐怖统治时期，她根据编织的图案，疯狂地向贵族阶级复仇。她嗜血成性，要把埃弗瑞蒙德家族斩草除根，甚至连曼纳特医生和露西母女也不放过。最后，恶贯满盈的她终于在和露西的女仆厮打时死于自己走火的手枪。
和这种疯狂的复仇行为形成强烈对比的是体现在曼纳特医生、露西、达尔内和卡尔登身上的人道主义精神。在狄更斯的笔下，这种仁爱精神不仅能使敌对的阶级、敌对的人们互相谅解，而且可以改变人们被扭曲了的心灵，使人们在精神上复活、永生。小说的第一部标题是“复活”，写的是曼纳特医生被关在巴士底狱十八年，丧失了理智，是他的女儿用爱的力量使曼纳特医生回复了常态。后来，曼纳特医生在露西结婚前夕，知道未来的女婿就是他曾经立誓报仇的埃弗瑞蒙德家族的后裔，但是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不计个人旧仇，同意了这门婚事。这种仁爱的精神发挥了无穷的力量，使他在法国经受住精神上的重大打击，千方百计地营救达尔内出狱。同样，达尔内也体现了这种人道主义精神。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前夕，他同情佃农的不幸遭遇，主动放弃了贵族财产和称号。他为了让管家出狱，自己被关进了禁闭死囚的监狱。当然，最能体现这种人道主义精神的，要数英国律师卡尔登了。卡尔登生活颓废、酗酒成性。他自称是一个失望的人。他不关心世上任何人，世上任何人也不关心他，但他热恋着露西。为了露西的幸福，他代替达尔内走上了断头台。他虽然死了，但是他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像耶稣基督替世人受难似的获得了永生。
由于所在历史时代的限制，狄更斯看不到解决社会矛盾的根本方式，在作品中宣扬的只能是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他在同情被压迫劳动人民的同时，又反对人民进行暴力革命主张阶级调和，天真地想象用“爱”去战胜“恨”。可以说，《双城记》虽然解决不了社会矛盾，却为当时的英国社会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狄更斯的人道主义，不仅局限于理论道德的范畴，还是他用来批判社会黑暗现实的武器。卡尔登在临刑前的思想正是狄更斯想法的真实再现，他看到新的剥削者在旧的剥削者毁灭的基础上再兴，而他们也很快就会在惩罚工具的手下消逝；经过反复地斗争、成功与失败，伟大的人民终将在深渊中升起，获得真正的自由。这种观点反映了作者反对一种剥削制度取代另一种剥削制度的思想。总之，《双城记》把狄更斯的人道主义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这是对资产阶级道德准则的一次有力的冲击。

文艺美学基本理论·美的本质

△“美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历史上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从精神世界出发，把美归结为意识、理念，它颠倒了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属于唯心主义;一种是从客观世界的自然特征出发，认为美仅仅在于对象的自然的物质形式，它带有明显的机械的直观性质。自从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劳动创造了美”以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问题之后，关于美的本质问题的探讨才真正开始有了一个新的起点。

“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的实现，是有条件的，作为一种社会现象，美是对人而言的。在人类出现之前，因为没有观照对象的主体存在，所以从事物皆以对立方面为自己存在的条件的对象化关系意义上说，则无所谓美丑。即使人类社会初期，因为人还没有彻底与动物相分离，这时凭借自然条件而存在的自然美的底蕴，也不是以美的对象物存在的。只有当人摆脱了动物的形态，体现出人的本质之后，才产生了“对外界的喜悦，对装饰和游戏的爱好”。才在与自然的物质变换中创造了美。因此探讨美的本质，不能不了解美的发生发展的过程，只有从这里入手才能把握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质。

美与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要由人而论及美。就物种关系来说，“自由自觉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类的特性。”这是人与动物最本质的区别。动物是和它的生命活动直接同一的，它的活动出于本能;而人的生命活动是有意识的，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活动化作意志和意识的对象，他通过生产实践改造自然、生产产品，同时也创造了自身。马克思曾用生动的事例阐明人与动物的这个根本区别，他指出，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就是说，人的活动是有计划、有目的的，并且知道怎样使自己的意志去服从自己的目的。他在改变客观世界的自然形态之前，就已经在大脑中构成一种蓝图， “人给自己构成世界的客观图画，他的活动改变外部现实。”以便使自然成为“为我存在”的东西。同时为了达到目的，人必须逐渐认识客观对象，掌握规律，克服障碍，创造有利的条件，以便按自己的需要去生产，去创造，也就是马克思说的，人懂得“按照任何物种尺度来进行生产”，人可以“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这说明，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这正是人类所独有的本质力量。

人一方面是“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他又是一个“总体”的自为的存在。现实中，任何人都生活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都要受社会关系的制约，他的生活表现都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都处在永恒的变化之中。在私有制社会里，阶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集中表现，即使是男女之间的婚姻爱情关系，也带有明显的社会性。这种关系在封建社会里，显然要受制于那个男尊女卑的社会规范，因此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父母之命、节妇烈女等观念，就严重地扼制着人的自由自觉的创造性，社会把人，特别是女人变成各式各样的奴隶。所以在考察人的本质时，就不能单单从人类的存在角度去认识，而必须把人作为社会的人去考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把握人的本质。就是说，在人类本性基础上的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了人的社会本质的特点。

由于人有这样的特点，所以他在自然本质上不同于一般的动物，在社会本质上也不可能是抽象的、超社会的人。当然就人类的特性，也就是作为自然的人来说，资本家、工人“两者都是人”，都有人的共性，但作这样的抽象，对认识社会中的人，特别是私有制度之下的人，毫无实际意义;有意义的是资本家和工人本身都是一定社会关系的产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通过对人的本质的研究而探讨社会发展的规律。正如胡乔木同志在《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一文中说的那样： “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不能离开具体的社会关系去谈人、人性、人的本质，不能离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对社会关系的改造去谋求人的问题的解决。”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原则。

马克思在《手稿》中提出“对象化”这个概念时，是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的。他指的是，主体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对自然加工改造，将自己的本质力量体现在客体之上，使客体成为人的创造物和人的本质力量的确证。这一过程，从人的角度说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从自然的角度说，是“自然界的人化”。但人的实践对象并不只局限于自然，人的实践包括着无限广阔的内涵。生产劳动 社会斗争、科学实验、艺术创作，甚至包括人的意识活动，都是人的社会实践的方式。因此马克思关于“对象化”的理论是存在于一切社会实践、社会形态之中的，具有着普遍性的意义。作为与人的直接相关的一种特殊实践现象的美，是人的实践的产物，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不论哪种形态的美，都脱离不了这个基本的规律。

马克思从理论和实践两种途径去说明人在自然中实现“对象化”的问题。从理论上说，自然物、植物、动物、石头、空气、光等等，不论作为科学的对象，还是艺术的对象，都是人的意识的一部分;从实践方面说，自然物又是人的生活和活动的一部分，是人赖以生存的物质材料。所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上的体现，就是人在自然界中按科学规律和美的规律对自然的占有和改造，使自然成为人的对象性的现实，也就是说“成为他自身的对象化，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成为他的对象，而这就是说，对象成了他自身。”因为“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因此，我们可以说，自然美的本质在于“人化的自然”，这是自然的美的底蕴与人自身实践的密切统一，统一即达到了自然的人化，成为人的“非有机身体”。

从社会生产的观点来看美，可以说“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

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了蒸汽机，打破了古老的、分散的自在状态，一潭死水沸腾起来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进步的社会形态的出现和成熟。第三次浪潮的冲击力，推动人类跨入了电子时代，人类将获得更大程度的解放，将进入新的自由王国。新的社会形态，新的对象性的存在，都可以视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公开展示。正如马克思指出的： “自然界没有制造出任何机器，没有制造出机车、铁路、电报、走锭精纺机等等。它们是人类的手创造出来的人类头脑的器官;是物化的知识力量。”所以，存在于人与社会关系之间的社会美，实质上也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

艺术是以形象观照的审美方式对现实与主体的双重肯定，创造艺术的是审美创作主体，他的创造以现实为材料，审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决定艺术美的性质。这其中审美主体的本质力量的独特本质，在更大意义上决定着艺术美。因为人通过思维和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艺术中的这种肯定，不但集中和概括了社会美与自然美的精华，而且更熔铸了创作主体的审美认识、审美判断和审美理想。

在艺术创作中，艺术家的本质力量，代表了人的本质特征，使他创造出比社会、自然更美的审美对象。这是因为艺术有它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它是通过塑造典型形象的手段，更集中、更理想地概括了现实的美，因此更带有普遍意义，也更具有持久性。也正是这个缘故，艺术中的形象虽然来源于现实中的形象，但它比现实中的任何形象都更有审美价值，并更能发挥它巨大的感染作用。许多人都说过，“最美的是艺术”。艺术美在更充分意义上表明，它的本质也同样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王向峰)

△在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中，中国美学家朱光潜提出“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说，从而在美学理论体系上，独树一帜，自成一派。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观点，虽说是朱光潜在五十年代提出来的，但在理论表述及内涵界定上，却因历史条件的差别而有所不同。

早在三十年代，朱光潜在其所著《文艺心理学》、 《谈美——给青年的第十三封信》中，在有关美的本质问题上曾经指出，美不完全在物，也不完全在人心， “它是心物婚媾后所产生的婴儿”。按朱光潜的观点，美不在物，但又离不开物，因为物能够在人的直觉中造成物的形象。这个物的形象便成了美感经验的基础。但仅有物的形象还不够，还要有心灵于物的形象之中充填情趣。这就是说，一个具体的物的形象恰好表现一种情趣，而这一特定的情趣又恰好以一定的物的形象表现出来，就成了美。 “美就是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时心中所觉到的‘恰好’的 *** ”，以上所讲的“情趣意象化”或“意象情趣化”，本质上都是“直觉”，都是“艺术”。显而易见，朱光潜的上述观点，明显地受到了克罗齐等人的非理性哲学的影响。

建国后的美学大讨论中，朱光潜检讨了美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的影响，提出了“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观点。从而对过去提出的“美在心物关系”的命题作了重要的修正。他指出，美感的对象即美，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形象”。后者是“物”在人的既定的主观条件(如意识形态、情趣等)的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它已经不是纯粹的自然物，而是夹杂着人的主观成分的物，所以“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他强调， “物的形象”是第二性的由物派生出来的东西，属于意识形态。根据上述认识，朱光潜给美下了定义： “美是客观方面某些事物、性质和形状适合主观方面意识形态，可以交融在一起而成为一个完整形象的那种特质。”朱光潜的“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说，是建立在下述两个前提之上的：第一，艺术是意识形态;第二，艺术是生产劳动。而在朱光潜看来， “美感活动阶段是艺术之所以为艺术的阶段，”所以美和艺术在本质上是同一的。

近年来，朱光潜根据对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 《资本论》、 《自然辩证法》等的系统研究，明确地表示应该用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作理论指导，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来看待主观与客观的关系。朱光潜认为，自然界对于实践主体的人来说，是人的“无机的肉体”。构成人的活动的基本内容的是一种双重的实践活动。一方面，是人的改造自然的实践活动;另一方面，是人的改造自身的实践活动。前者改变了自然界的原有的面貌，后者则丰富和发展了人类自身。人的活动最终趋向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统一。因为在朱光潜看来，人的实践活动的实质，是主体与客体结合的过程，是人对自身本质力量的积极的肯定，是人的自觉特性的充分发挥，这样就为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心与物的统一，开辟了可能性。在劳动实践中，由于人对自然界的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改造，创造出了包括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在内的对象世界。这个对象世界中，既反映了自然，又再现了人类自身，而且还体现着主体，体现着主体的精神。这个对象世界就是美的对象世界，也就是人类把“各种对象本身的固有的客观规律”运用到对象身上，按照“美的规律”创造的美的对象世界。

同那些把人的实践仅仅归结为物质生产实践的观点所不同的是，朱光潜强调人的实践，它包括两个方面：物质生产实践与精神生产实践。他明确指出： “艺术是一种生产劳动，是精神方面的生产劳动。”这一观点，是同朱光潜在六十年代提出的观点一致的。他在《生产劳动与人对世界的艺术掌握》一文中说：“劳动创造正是一种艺术创造。无论是劳动创造，还是艺术创造，基本原则都只有一个：‘自然的人化’或‘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朱光潜认为，所以对人的实践作上述理解，是因为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点中应有之义。马克思讲“人是用全面的方式，因而是作为整体的人，来掌握他的全面本质”的，即是说，人以自己的肉体和精神两方面的全部本质力量和功能，来占领或掌管该对象，占领或掌管人类的现实界，这就是“人类的现实生活的活动”。朱光潜指出，这种“人类的现实生活的活动”，就必然要包括生产劳动的实践活动，其中包括艺术和审美活动。接着，朱光潜引用了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说过的一段话：“正如只有音乐才能唤醒人的音乐感觉，对于不懂音乐的耳朵，最美的音乐也没有意义，就不是它的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本质的表现。”朱光潜认为这两句极简单的话解决了美和美感以及美的主观性或客观性的问题。上句说音乐美感须以客观存在的音乐为先决条件，下句说音乐美也要靠有“懂音乐的耳朵”这个主观条件，因此，美是不能脱离美感、脱离主观条件而存在的。自然界的美、艺术中的美都是如此。从中，也可以看到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的一致性。

总之，照朱光潜的观点，人类的实践活动，无论是物质生产活动，还是精神生产活动，其实质上是主观见之于客观的主观与客观的统一，只看到劳动实践的作用，只把人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物质生产活动，这就势必忽视主观的作用，忽视作为实践主体的人的物质和精神的统一性，结论仍然不是辩证的，因此也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观点的基本精神的。朱光潜从实践的观点出发，结合对人的物质的精神的活动的实质和特性的考察，努力论证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的科学性，这一点无疑是深化了中国当代美学的讨论。

(洪凤桐 编述)

△是美学理论的一个基本问题。美的本质是决定美的事物之所以美的本质，是美的事物区别于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特征。探讨美的本质问题，就是要回答美的事物之所以美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换言之，也即对“美”下一个确切的定义，对“美是什么”作出确切的说明。

世界上美的事物和现象形形 *** 、纷繁复杂，要在众多不同的美的事物和现象中找到它们共同的、内在的、起决定作用的普遍性质，并从理论上加以高度概括，确实决非易事。柏拉图早就认为“美是难的”。关于美的本质，在美学史上还出现过强调“趣味无可争辩”的怀疑论，还有认为美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神秘论，以及断言探讨美的本质只能徒劳无功的不可知论。但是，美的本质问题尽管繁难，取消它、回避它却是不可能的，把它神秘化也是完全错误的。

美的本质问题与美的根源问题有着密切的联系。人们对美的根源问题的不同回答，必然导致他们在美的本质问题上的严重分歧。唯心主义美学既然把美的根源归结为人的意识，就必然主张现实世界本无所谓美与不美，只有与美的理念、心灵或观念相结合和统一才会有真正的美出现。唯物主义美学既然承认客观现实中本来存在着美的事物，也就必然认为这些事物的美的本质在于这些客观事物本身的性质之中。根本说来，只有唯物主义美学的回答，才展开了揭示美的本质的奥秘的通途。

唯心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有多种说法。古代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美是合乎数的比例和秩序的和谐。这种美是和谐的说法，在西方美学史上无论是中世纪。文艺复兴时期、启蒙运动时期还是近代，都有过强烈的影响。的确，美与比例、协调、和谐等等有一定的关系。许多美的事物，在形态上都符合比例、协调、对称等原则。美的形式问题，也是美的本质的一个方面。但是，美的本质主要不在外表的形式，更不仅仅在于抽象的“数”的关系。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又以功用为标准，把美等同于善。但是，美的本质当然不应该象他那样单纯从人的主观方面、从实用和道德的观点去加以规定。主张美在于完全或圆满，是又一种有代表性的看法。古希腊的柏拉图、罗马的普洛丁、中世纪的圣·奥古斯丁和圣·托马斯·阿奎那，都主张这种见解，而最终总是与宗教神学相结合，把上帝作为美的创造主。这种观点到十七、十八世纪，对莱布尼茨、沃尔夫、鲍姆嘉通等人的美学思想还有重要的影响。著名的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提出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点，其理念也还是神的代名词。但是，也不能把唯心主义美学关于美的本质的理解简单地当作胡说八道，它们在某些方面有着合理的因素，是我们应当批判地继承的。

唯物主义美学对美的本质的探讨是逐渐深入的。十八世纪法国的狄德罗，提出了“美是关系”的论点，为揭示美的本质开拓了方向正确的途径。但是，他未能充分发挥他的学说，未能进一步具体阐明他的论点的涵义。与之同时的英国的雷诺兹提出了美的法则的问题，认为这个法则就是同种类事物的“中心形式”。不过，他对于个别性方面又有所忽视。十九世纪俄国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人本主义、即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出发，提出了“美是生活”的论点。这个论点的基本倾向是唯物主义的，但过于空泛和笼统。特别是他对此作的两个补充的命题和说明，又把美的本质归结为人的主观联想或理想，离开了他的唯物主义理论原则。直到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美的规律”的论点，才在根本上科学地回答了美的本质问题。

从根本说来，美是一种规律，即典型的规律。所谓典型的规律，是指非常突出的现象充分地表现出事物的本质，非常鲜明、生动的个别性有力地表现出事物的普遍性。典型的事物就是美的事物，事物之所以美是由事物的典型性决定的。一句话，美即典型。

(严昭柱)

△在美的本质问题的研究中，李泽厚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李泽厚认为，美的本质是真与善的统一。他从主体实践对客体现实的能动关系中，从自然人化的历史积淀中探求美的根源和本质。美的本质离不开人的本质，美的存在离不开人类文明的历史发展。在整个历史发展中，真、善、美总是紧密相联的。美的本质就是人类在实践过程中掌握真以实现善，使真和善统一起来。

在自然人化中，人们必须按照客观规律(真)去改造世界才能得到自由;人们必须使主观目的按客观规律去实践(善)才能得到实现。因此，在实践中使自然人化，使感性(自然)积淀理性(社会)内容的过程也就是自然与人，客观性与主观性，真与善，感性与理性，目的与规律，必然与自由的矛盾统一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能动地产生符合客观规律的主观目的(真)。符合规律性的目的通过客观性的实践活动(善)便能得到实现，成为人所掌握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成为主体化(人化)的“真”，善得到了实现，合目的性得到合规律性的肯定，成为实现了(对象化)的“善”。这个人化了的真(主体化的真)与实现了的善(对象化的善)便是美。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人们在客观的美中看到自己本质力量的对象化，看到自己的实践被肯定，即在真与善、合规律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看到自己的理想，于是必然引起普遍的美感愉快。因而，美的本质是真(合规律性、客观现实)与善(合目的性、社会实践)的统一，是现实对实践的肯定。这就是美的秘密所在。

自然事物的形式、性能、规律都是特殊的、具体的、有局限性的。人类社会实践在长期活动中由于和多种多样的自然事物、规律打交道，逐渐把它们抽取、概括、组织出来(均指实践活动，非指思想认识)，使之成为普遍适用的性能、规律和形式。这时主体活动自身就有了自由，成为合规律性、合目的性、即真与善的统一体。这个统一体表现为主体活动的形式。

自由如果只是象征、愿望、空想，那不过是锁闭在个体心意内部的可怜的自由。自由应该是种力量。这种力量之所以自由恰恰在于它符合并掌握了客观规律。只有这样，它才是一种造形——改造对象的普遍力量。掌握了普遍客观规律的主体实践所达到的自由形式就是美的境界。

在这里人的主观目的性和对象的客观规律性完全交融在一起，有法表现为无法;规律表现为目的;有目的则表现为无目的(似乎只是合规律性)，形式从各个有限的具体事物中解放出来，表现为对主体的意味;于是，再也看不出目的与规律，形式与内容，需求与感受的区别对峙。形式成了有意味的形式;目的成了无目的的目的性。要达到这一点，无论从人类说，还是从个体说，都需要一个漫长的实践奋斗历程。艺术家要达到“无法之法”就得下长期的苦功夫。所以，自由(人的本质)与自由形式(美的本质)并不是天赐的，也不是主观愿望、意志所能给予的。它是人类和个体通过长期实践自然建立的。就人类说，那是几十万年的功夫;就个体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自由形式作为美的本质正是这种人类实践的结果。

在自然人化中，人类主体实践产生美。这虽然也是一种主客观统一论，但这里的“主”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实际上仍是客观论，是人化自然的客观论，即马克思主义实践论的美的客观论。美是人类创造的，但不是凭意识、情感创造的，而是靠人类的社会实践使自然人化，把真、善统一起来，从而创造出美的。实践的客观性、社会性决定了美的客观性和社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