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听冬吴相对论以前，我不知道原来还有另一种资本主义模式。听到他们介绍这本法国作者米歇尔 阿尔贝尔写的《资本主义反对资本主义》后，我对资本主义的看法有了很大的改变。

这里主要对比的是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莱茵模式多以德国作代表。（本人其实对这些国家也没有什么专业的研究，只能是在一个普通人的认识上对印象中的这些国家作评论。）
（引用书中的原文均以蓝色字体表示）

“莱茵模式的典型形式是‘社会市场经济’，也就是说，这是一种建立在企业自由与竞争之上的经济，但是，市场在这种经济中只是一个繁荣经济的工具，目标却带有社会性质，即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公平分配这种繁荣。从这个角度看，莱茵模式中最先进的机制是大公司的共同管理制度，这种共决制在德国是强制实施的。”
在澳洲作者盖尔 C 阿芙利的《莱茵模式——如何开创和谐的常青基业》中对美国模式和莱茵模式的解释是：
“一种资本主义形式被称为英美资本主义，起源于美国并聚焦于股东价值的短期最大化。它经常被叫做‘新自由主义’或者‘自由市场经济’”。
“第二种形式的资本主义被宝气得不那么广泛。它以社会公平的理念为基础并承认工商业和当地社区的相互依赖性。它被称为‘莱茵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或‘协调市场经济学’（Coordinated market Economics)。”

资本主义这个词，对于我来说并不陌生，不论是现实还是书上的马克思的理论中，资本主义，似乎就是个张着血盆大口吞噬着劳动人民的怪物。自由市场？那就是开阔的斗兽场，人类在里面你争我夺，不过又是一个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世界罢了。
一直有听闻欧洲的社会和美国是很不一样的，那里有着高福利，人民的生活十分富足、闲适。对于他们不愿多上一秒班的印象是一直存在的。羡慕之余，却不支持把这制度用在中国，总觉得，一是国家还不富足至此，二是这样岂不是怂恿人们坐吃山空吗？
是我对我们的国民素质没有信心吧。
社会主义的理想状态，不正是大家自发地去干活吗？
马克思不是说，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的开始吗？

听东吴相对论的时候，听到他们谈到日本的案例，（日本的模式和德国是相同的，但个人觉得现在的日本可能已经变了）谈到日本的企业对于员工的研究态度是十分开放的。比如当年一位员工对老板说，想研究“荷花为什么出污泥而不染”，在不知这东西到底能研究出个什么东西来，员工和老板均不知的情况下，企业还是把研究经费拨下来了。而这个研究的成果，在今天发挥着非常重大的作用，那就是让高速公路等的路牌在恶劣的天气下始终保持干净清晰。
有许多重要的研究，都是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可以改变世界的结果。这过程和结果，都是不可设计和预见的，需要的是广泛的基础研究，需要的是去挖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只有做自己感兴趣的事，才有可能乐此不疲地不断地去挖掘挖掘挖掘……这个世上，没有无意义的研究，只有现在还不知如何应用的研究。

觉得社会保障制度好、讲究职业培训、个人发展的莱茵模式，是个和谐、欢乐的社会，但是我们却总是不自觉地被美国模式深深地吸引。这是为什么呢？

语言的渗透力是可怕的，我们从多小的时候就开始学英语？精英们是不是都向往着去美国的常青藤学校深造？为什么总说美国有着话语权，正是在这不知不觉中，我们就已经被深植入了美国的思想和文化。我们和美国人毕竟是不一样的，但当你拿着美国标准去看自己时，总是会找出不一样的地方，而不一样就说明自己不对了。就是这样否定，让自己没有了自信。
比如，自由。中国的文化，千年来都是家族式的管理方法，百事孝为先，我们认同的，就是对父母的服从和孝顺。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是养儿防老，不是国家，是家族承担着养老的责任。日本企业的模式就是这样的。论资排辈，到了年限，就是比新来的职位高，就是拿着更高的工资。
其实这“服从”并不是说无条件无是非的盲目服从，而是要有引导性地去指出错误。如流水一般，顺势而下却又拍击出自己意愿的浪花。这是处世的艺术。
我恨那些打着自由的招牌而让自己为所欲为的人。
中国的文化，一向是向强调责任，然后再说自己的权利。对家的责任，对朋友的责任，对国家的责任。是的，这样的活法比先强调自己权利的情况累得多。因为大家先是不断地要付出付出付出。
可是，为什么会认为付出是痛苦的呢。是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所以痛苦吗？那自己想做的是什么呢？为什么不能做自己想做的事呢？是自己的选择还是被逼迫的？为什么最终会选择了让自己痛苦的路呢？这里面，有什么是自己能做的?

作者自己也在感叹，莱茵模式比美国模式好得多，可是连莱茵模式自己都被美国模式的光芒所吸引。
美国模式就像是好莱坞大片，充满了幻想、刺激、希望和成功。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英雄。即使在企业里，领导都是个人英雄主义，充满了传奇色彩。个人的聪明才智都得到充分的肯定。不像莱茵模式，几乎全是集体。
我自己也问自己，是不是更认可一个人多劳多得。这是一个多么简单的问题啊，问题甚至还没有问完，我已经得到了自己肯定的答复。
那么，穷人的穷是不是他们自食其果？因为不好好学习，不好好工作？我发现自己坚定而可怕的回答：是的。
而在欧洲文化中，他们不把穷人看做是一个罪犯，而是一种牺牲品。这种牺牲是从多种角度来看的。包括无敌、贫困、个人绝望和社会无能为力。
难道我的内心深处，还是认为那些迷茫的人、那些贫弱的孩子，都是活该吗？每当我看到社会不公里的那种愤怒，难道已经被自己给否定了吗？我的正义感，其实并不被自己所认同吗？我第一次发现，原来自己是这样的矛盾。

出现了国学热，也许正是因为正在强大，所以想找到自己的根，我们不是暴发户。
但是，我们的精英们受到的教育，不还是从“先进”的国家中拿来的吗？不还是英语至上吗？
我们就是我们，我们有着自己的文化和思维模式，美国人的衣服生穿在我们身上，又不合适又难受。
“在欧洲或在南半球的任何国家中，它们的文化背景是与美国不同的。我们在美国看到的各种各样的限制、平衡和纠偏机制，在这些国家中并不存在，或运行方式不同。‘舶来的’美国式资本主义，即欧洲极端自由派盲目推崇的这种美国式资本主义的舶来品，比其原版更强硬、更失衡，更加‘弱肉强食’。他们说，只管大胆使用就行了，这等于他们硬向我们推销一种剧毒药品，而又不让我们准备一些可以纠偏的解毒药品。东方国家正在冒险进行这种过于精暴的生搬硬套试验。”
比如，书中提到，美国的制度的实行，是一手放在宪法之上，一手放在圣经之上。我们和他们有很多地方太不一样了。
我们在追赶的路途中，所以多少会有些心急，不自觉地就会更注重绩效，我们付出的代价是巨大而且沉重的，但这牺牲，确实换来了快速的发展。现在大家已经开始想停一停，要想一想，看看怎样融合进自己的文化来修剪一下这衣服。
比如，大家经常会感慨，在千年前，诸子百家的思想中，有许多精华，仍然可以应用到当下，而且，这些正是我们的文化的根源，用它们来融合现代的理论和技术，不是可以更好地走“中国式”的道路吗。
例如，法律的中，可不可以融合进法家和儒家的思想，管理中，可不可以融合进孙子兵法、老子的思想等，社会道德上，对长辈孝、对朋友义、对企业忠、对小辈爱，这难道不是好的品德吗？这些，难道不是我们所特有的纠偏机制吗？
我们一直就是个人情社会，严法宽办，总是说法不外乎人情，正是以内法家外儒家的治国理念。是的，看似好像给了执法人员留下了许多空间，但扪心自问，是不是我们没有了自己基本的道德底线，才会连社会的良心都丧失了呢？
正如希望大家在富足的生活中，还会自发地去工作。这是一种精神境界。这也是让社会更有效率地运转的基础。法律是防止人们做坏事的工具，执法人员是惩戒的人，如果人人都遵守大家的共识，信守承诺地办事，这些国家机器，是根本不需要的。可惜现实是，现在还做不到吧。

极端个人主义的重要特征，是个人本位、自我中心、利己主义，为了满足个人私欲而不惜损害社会和他人利益。极端个人主义反映在权力运用上，突出表现为用权不公、以权谋私；感情高于原则，关系代替政策，甚至出现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的现象。极端个人主义反映在职务提升上，突出表现为在个人名利问题上“盯着干、等着干、比着干”。“盯着干”就是盯着位置干，有的是职务有盼头工作有劲头，反之职务到了头，就觉得再干没奔头；有的是一看到有个“位置”，就觉得该是自己的，如果没有得到这个“位置”，就埋怨领导不公。“等着干”就是消极等调职，熬年头、混日子，安心不尽心，在职不尽责。“比着干”就是在职务上盲目攀比，比高不比低，比快不比慢。极端个人主义反映在利益关系上，突出表现为过分计较个人得失，有利的事就干，无利的事不干；得到表扬沾沾自喜，听到批评乱喊乱叫，甚至争功诿过，追名逐利。
　　极端个人主义是一种错误的人生观。其危害，一是导致精神滑坡。受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影响，一些同志想职务多，想责任少；想待遇多，想贡献少；想个人后路多，想集体事业少。最终是淡化了理想信念，滋长了落后思想；淡化了服务意识，滋长了名利思想；淡化了进取意识，滋长了享乐思想；淡化了责任意识，滋长了懒惰思想。二是导致权力滥用。权力是一柄双刃剑，用好了，对集体和个人都有益；用不好，既损害集体，也有害个人。少数干部迷恋权力，滥用权力，自以为得意，但最终走向党和人民的反面，也葬送了自己的前程。三是导致纪律松弛。极端个人主义把个人利益与小团体利益凌驾于党和人民的利益之上，对有利于自己的就执行，对不利于自己的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从而导致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总之，极端个人主义害党、害人、害己，如果任其发展，后果不堪设想。
　　极端个人主义滋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根源，也有复杂的现实原因。
　　一是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从本质上讲，极端个人主义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随着国门的打开，极端个人主义在我国也产生了不可低估的消极影响。
　　二是封建主义残余的影响。我国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一些封建主义的遗毒并未彻底肃清。封建社会“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等极端利己主义腐朽思想，与极端个人主义是息息相通的，至今仍在影响着一些人的思想和行为。
　　三是市场经济消极因素的影响。发展市场经济，使我国的经济生活、社会生活发生了深刻变革，但市场经济的消极因素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带来负面影响。对此，大多数党员能够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和纯洁性，自觉抵制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但也要承认，由于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完善，特别是市场经济中的某些做法影响到思想政治领域，市场经济的负面影响在少数党员和领导干部身上表现了出来。比如，有的将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原则引入党内政治生活，在处理关系时投桃报李，在涉及个人利益时讨价还价，彼此拿原则做交易。
　　四是长期和平环境的影响。进入长期的和平环境后，我们的物质条件越来越好，没有革命战争年代那么多生死考验和艰难困苦了。于是，一些同志的惰性产生了，吃苦精神弱化了，工作上满足现状，生活上贪图安逸。
　　五是思想方法主观片面的影响。由于缺乏良好的理论修养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导致不能正确地看、不能正确地比、不能正确地算。不能正确地看，就是看自己是一枝花，看别人尽是疤；个人的事是大事，集体的事是小事。不能正确地比，就是盲目攀比，和“大款”“大腕”比金钱、比潇洒，结果比低了觉悟，比松了纪律，比大了胃口。不能正确地算，就是只算个人出了力流了汗，不算组织的培养，不算同志们的帮助。
　　反对极端个人主义，关键是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增强党性修养，强化宗旨意识，努力做到“三个正确对待、始终保持‘三心’”。
　　一要正确对待名利，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要自觉用党的宗旨校正个人追求，正确对待名利。关键要做到淡泊、大气和奉献。淡泊，就是凡事要得之淡然，失之泰然，顺其自然，切不可看得太重。比如，职务的提升，是受多方面因素制约的，既有个人的德才表现，又有编制、年龄、结构、文化等因素。所以，不能把是否提职作为干工作的唯一动力。大气，就是识大体，顾大局，眼界宽广，胸怀宽阔。要真正看到，人民群众的利益才是第一追求，人民群众的呼声才是第一信号；真正看到，机关工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每个部门、每个处室、每个同志都是这个整体的一部分，都要站到全局角度来思考问题，以个体的优秀达到整体的高效；真正看到，每个同志身上都有长处，都值得他人学习借鉴。奉献，就是要发扬我们党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优良传统和作风，经受住得与失、苦与乐、进与退、走与留等问题的考验。
　　二要正确对待工作，始终保持一颗进取心。反对极端个人主义，不仅要解决思想上存在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在工作中实践党的宗旨。要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只有学习才能跟上时代，才能获得新知，才能增长本领；心里明了，眼睛亮了，是非曲直就分得清，抵制极端个人主义就有实力。因此，党员干部必须把学习当作重要职责和任务，终生追求。要有勤奋敬业的精神。“勤于正道必疏于歪道”，只要你全神贯注干工作，就没有心思和精力去搞歪门邪道。“是金子总会闪光”，只要你专心致志干工作，做出了成绩，领导和群众就会看得见。要有敢于负责的精神。极端个人主义的一个特点就是怕担责任。作为党员干部，理应有一种对组织、对自己、对他人敢于负责的精神。有了成绩，多往别人身上记；出了问题，主动承担责任；遇到难题，努力克服。
　　三要正确对待权力，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古今贪赃枉法、违法乱纪者，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胆大妄为。对不正之风，共产党人还是怕一点好。有所怕，就会为送礼行贿之念而脸红，为跑官要官之念而汗颜，为巧取豪夺之念而心惊；有所怕，才会听招呼，守规矩。因此，在对待权力的问题上，应常怀一颗敬畏之心，做到“三个经常想一想”。一是经常想一想权力是怎么得来的。有的同志片面地认为权力是靠自己奋斗来的。的确，从一名学生、一名战士一步一步成长为党员干部，离不开自己的奋斗，但应当懂得，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如果说我们个人有一点进步的话，那也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二是经常想一想权力是用来干什么的。既然我们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那就应该用它为党和人民多做奉献，为基层多办实事，为群众多谋福利。具体说，就是依规用权、公正用权、审慎用权。三是经常想一想权力是靠什么来维护的。维护好手中的权力，主要靠两条。一靠自律，就是党员干部靠纯洁的思想道德品质，靠自觉遵纪守法来约束自己的言行。二靠他律，就是加强权力监督。在当前形势下，加强监督制约尤为重要。虽然我们的监督制约机制是比较健全和完善的，但问题在于，我们有的同志既不乐意接受监督，也不愿意监督别人。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心里要有规则，自觉按规则办事，教育其他同志按规则办事。总之，每一名党员干部都要正确对待手中的权力，做一个规规矩矩、堂堂正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