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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学 读后感
语言学 读后感
当认真看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一定领会了不少东西，让我们好好写份读后感，把你的收获和感想记录下来吧。那么我们该怎么去写读后感呢？下面是我整理的语言学 读后感，欢迎阅读，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语言学 读后感1
我最早得到《语言学纲要》是在一所教育学院，这所学院的教材库让我原价购买了《语言学纲要》。时间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想来也是好遥远的一种记忆了。我奔波了两所大学才买到了在我记忆中弥足珍贵的那本书。现在又购买新一版的《语言学纲要》，目的是想据此开出一门语言学概论选修课——那倒不是我找不到以往的图书了，因为之前的《语言学纲要》早已在我考上研究生之前就深深地烙下了我个人的印记：每一遍的细细阅读，每一次的深入思考，每一点思想的火花，都在书本上记录下来了;书本上刻画了太多属于我个人的东西，包括阅读地点、阅读时间，瞬间感悟……所有的细节都一一在案。因此我舍不得把读过多遍的《语言学纲要》带到学生当中——昔日陪伴我奋斗的《语言学纲要》应该永远属于我个人生命体验的一个见证，那是一份需要在个人的空间中展示的厚礼。为此，我只能重新购买《语言学纲要》。虽然我的案头上已有6种不同作者编著的、不同出版社推出的、均可作为语言学概论课程教材的同类图书，但就简明、扼要，并富于启发性这一特点来说，《语言学纲要》都具有无法替代的作用……
语言学 读后感2费迪南·德·索绪尔，法国瑞士语言学家，现代语言学理论的奠基者，被称为现代语言学之父，也就是他将语言学塑造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对世界语言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索绪尔语言学也成为“索绪尔主义”，以语言和言语的区分为基础，“就语言而研究语言”。
1 语法
索绪尔将语法定为语言学史的第一阶段。古希腊哲学家们把语言分析和哲学研究合在一起进行，得出语法和逻辑形影相随，至今我们也有切身体会，如我们学习西方英语中的语法和逻辑也是密不可分的。从赫尔曼·施泰塔尔在1864年，出版《特别顾及逻辑学的希腊和罗马语言科学史》到柏拉图区分出句子有静词和动词两个要素之后，经过《智者篇》阐述了谓词，《克拉底鲁篇》包含了名词和动词，一直到亚里士多德在静词、动词的连接上提出了“系动词”的名称，才逐渐完善了逻辑和语法着眼于主辞和谓辞、名称动词。其中，亚里士多德认为名词是“因约定俗成而具有某种意义的，与时间无关的声音”。
2 语文学
语言学史的第二阶段是语文学。语文学是与语言学完全不同的一门博大精深的语言，其中提到语言学和语文学的区别，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本身，不涉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语言的运用。在雅各布·格里木《论语言的起源》中，提出的古典语文学中，只关注语言习惯、诗歌艺术和作品内容，在基础形态学方面所取得的成就微乎其微。而如今，语文学也就是学派校定和训释的'手段和工具，具有历史时代性。例如，中国传统语文学中“尔等”在历史的演变下，成为了我们今天所讲的“你们”等词，都是将语言功能及说这种语言的人民的生活历史所相关的一切问题包括在内。
在索绪尔看来，不涉及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语言运用，只研究语言本身的话，他将群体语言分为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其中，在整体语言中又分为整体语言和抽象整体语言，并且整本语言学教程都是根据这几点构成框架而展开。
3 语言与理性
语言与理性的区别和关系？到底逻辑占主导地位，还是语法占主导地位？
“诸阶段首先是语法，此由希腊人首创，法国人一成不变地承袭，它从未以哲学观点审视整体语法本身，确切地说，它与逻辑有重要的关系。一切传统语法皆为合乎规范的语法，也就是说，皆受拟定好规则的成见支配，并且在某种据称正确的群体语言和另外据称错误的群体语言之间予以区分，这一开始就是摒弃了从总体角度思考整体语言现象的全局视野。”《索绪尔第一次和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Ferdinand de Saussure：Cours de liuguisique generale，Premier et troisieme cours），法文文本由日人小松英辅编辑，日本学习院大学1993版，第181页。而索绪尔认为，一切合乎规则的语法，所谓正确与否，只是多数人才想出来的标准。因此，语言、理性与逻辑，也就成了蛋生鸡，鸡生蛋的问题。
在特拉希《观点要素学》中提到“人……当他转回到自身并开始反思时，他就为自己的判断规定规则，这就是逻辑学；为他的话语规定规则则就是语法；为他的欲望规定规则，这就是伦理学”。根据特拉希的观点，语言本身就是一种制定规则，人们遵从规则，有了规范性，才会有所谓的语言，人类才能交流，才能进步，其实在规定规则形成语言的这个过程就是理性的，其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因此，语言学历史的第一阶段—语法，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语言学。
4 抽象的整体语言作为符号体系
整部《索绪尔第三次普通语言学教程》是一个具体清晰的框架，因为考虑到群体语言不具备统一性，无法将其进行分类，于是索绪尔将语言分为整体语言和个体语言。而“就语言而研究语言”是本书的中心，充分体现了语言是形式，而不是本质，这也是语言学研究者中众所周知观点，我们从内部进入一个符号体系来研究语言，就出现了能指和所指的概念。同时，由于语言的形成仅是为了表达人们的认知、观念和想象，所以从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将称为语言的名称分派给了不同的事物，让概念和符号之间，能指和所指之间达成了一种成文的契约，即能指和所指分别构成符号的两个要素，也是语言符号的一体两面，互相对立，不可分割。为了在整体语言中更好地区分能指和所指，索绪尔听觉和概念两词分别来说明。
能指在本质上具有时间性，是在历史维度中人们听觉反应的表象，而能指的存在呈现和反映了人们对这种声音的心里印记，也就是说，能指在本质上就是任意的。所指，简单来说也是语言意义的本身，也就是人们通过语言所反映出来事物的概念。
对于符号的不变性和可变性来讲，无论能指是什么，对于它所代表的概念来说都是任意的，拥有可由另一个来代替的自由。相对来说，符号就不自由了，人类社会强加给符号所要表达的概念，深刻地反映了人们对语言的强制选择性，看起来符号是可随意改变的，但由于符号的巨大数量而构成语言，改变几乎是不可能。在议案通行本中提到“历代相传的历史因素完全支配着语言，排除任何一般的和突如其来的变化”，任何民族在一般情况下都满足于它所接受的语言，以沉积的方式存在于构成这般人众的每个人的大脑里，当其参与到每个人的每时每刻时，因为它不停地在接收到人们的影响，就足以说明要对他革命是不可能的，根据这个历史因素，解释符号的不可变性完全是可以说通的。同时，索绪尔指出符号可变形的可变性，因为符号本身的延续性，其变化的选择以连续性的原则为依据。
5 语言和言语
索普尔认为，“语言”和“言语”共同组成了言语活动。对于言语活动中被拆开的两个部分，索绪尔分别进行了阐述，语言是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它不受个人意志的支配，是社会成员共有的；而言语是交流活动中受个人意志支配的部分，它带有个人发音、用词、意识等特点，整体语言给个体语言提供了构成言语的要素，也就是说，言语的要素是从整体中提取出来作为个体语言来运用和表达，而所表达的语言便成为了言语，具有个性化，以致于更加说明言语离不开语言的存在。
就像古希腊哲学家把语言分析和哲学研究合在一起进行，“索绪尔主义”所提出来的“语言”和“言语”也可以用哲学中共性和个性的观点来解释。共性决定事物的基本性质，指出不同事物的普遍性。同理，语言决定言语活动中的社会部分，让人与人之间产生共性，使大众可以接受的部分，这样才能用于人类进行情感和言语活动的交流，从而成为推动社会的基柱。个性，是指一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特殊性质，揭示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很难找到所谓的规律。言语是交流活动中带有个人色彩和思维的表达，并不一定是每个人理解和消化，从而完成让事物间存在差异的使命。哲学中还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共性和个性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言语最初提出来的时候是不被人们所认可的，也就是说，任何个性不能完全包括在共性之中，但经过了时间历史的洗礼，在言语活动中逐渐成为交流中必不可少的用语，它也就成为了一种语言被大众群接受并使用。从中可得，言语也是相对有条件的存在。
;《语言论》读后感
布龙菲尔德是北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先导人物之一。他的著作《语言论》明显地摒弃了过去的语言学传统，这部著作因其简洁明了而被视为语言学中的经典之作。与传统的将语言学与心理学结合起来进行语言研究不同，布龙菲尔德摆脱了语言学中所有内省心理学内容的影响，将语言学独树为一门科学进行研究，因而在语言学界引起巨大争议。以布龙菲尔德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语言学对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而其中影响最大的不得不提层次分析法。层次分析法最早由他提出，经过后人不断完善，对语言学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本学期，我们也学习了层次分析的相关内容，所谓层次分析法就是“在分析语言结构时，将语言结构的层次性考虑进来，并按其构造层次逐层进行分析，在分析时，指出每一层面的直接组成成分，这种分析就叫层次分析。
首先我们要明确将整个句子一分为二，再逐层划分，划分的时候必须符合语法要求，这个很重要不能忘记。例如“他迅速地从球场东头跑到西头”这个句子，我可以很明确的划分前面的部分，可是到了“从东头到西头”我就开始犹豫，我在想到底是状中结构还是动宾，介词从修饰中心语应该是个状中结构，而后面的东头到西头这个部分，我的理解是东头和西头都做宾语那么会不会是动宾的结构，可又没有明显的可以判定为状中的成分。学习了布龙菲尔德的层次分析法，才有所顿悟：我为什么要把后面划分同等的`两个部分，“从”可以是一个明显的状中暗示，而“跑到”就是动宾的暗示，这样看来就清晰明了了。会觉得模糊不清的理由就是无法层层递进，把小的部分一开始看得更大，试图倒分着回来，既然他以词类构成，那么从从词的语法成分分析就是一个很合理且有效的方法。从词类上来看的话，名词多做主语，而动词多做谓语，形容词又多做定语修饰名词中心语，而介词在句子中充当状语成分。其实把它的层次按结构理清楚，一切又会变得明了。
句子成分可能会出现的另一个误区是，句子越长越复杂，这样的看法是绝对不正确的。例如“喜欢看踢足球的学生今天都来了”这个句子，层次分析法里认为名词性偏正短语可充当主语，动词性短语可以充当谓语，一分为二后，前面的偏正短语是主语部分，而中心词是学生，主语前的动宾部分又不能整体作宾语，所以还得划分，依次分清，结构就变得明了，甚至比起一些更短的句子，这样虽然长但是有清晰的层次的划分的更好理解。而能够准确地划分各种句子的成分那么就需要大量的练习。
在布龙菲尔德的书中还提出音位法，提出由词中部分的不同划分词义，在英语单词中这个可以有明确的理解，就像钢笔pen和每个per，音位分析法的理解就是它的词义的不同在于最后一个字母r和n。在英语单词中这样的例子很容易理解，但把它换到汉字里就很难去找到其中的联系，这个对于现在的我来说还很难，希望在未来的学习中能有更深的理解。
语言学三大流派
当代语言学三大流派是那三大？各代表人是谁？主要理论是什么？1、历史比较语言学
历史比较语言学从前又称比较语法，通过语言亲属关系的比较研究语言的发展规律，拟测它们的共同母语。历史比较语言学是在19世纪逐步发展和完善的，主要是印欧语系的历史比较。19世纪之前，这种研究不是没有，但都是孤立的分散的研究，到19世纪才进入系统的研究，并使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
19世纪历史比较语言学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在初始阶段，丹麦的拉斯克（R•Rask）、德国的格里姆（J•Grimm）和葆扑（F•Bopp）被称为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奠基者。
19世纪中期，历史比较语言学发展到第二阶段，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德国的施莱歇尔（August Schleicher），其代表作是《印度日耳曼语系语言比较语法纲要》。初期的比较语言学者已经认识到历史上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共同原始母语是一种不再存在的的语言，到了中期施莱歇尔则开始具体“构拟”这种原始母语的形式，并用星号*来标示构拟的形式。他受到生物学物种分类的启发，为有亲属关系的语言的历史演变过程设计了一种树形谱系图，使语言之间的亲属关系以直观的形式呈现在人们的面前。这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一大进展。
19世纪的最后25年是历史比较语言学的“新语法学派”时期。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是奥斯特霍夫（H•Osthoff）和布鲁克曼（K•Brugmann），他们在自己创办的刊物《形态学研究》上正式宣布：语音演变规律不允许任何例外。
历史比较语言学在语言学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历史语言学产生以前，语言学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语言学，一般称之为语文学，还不是独立的学科，只是别的学科的附庸。语文学时期的学者，对语言的研究多是主观的规定和臆测，缺少客观的描述和检验，研究对象往往仅限于书面语，目的是校勘古书，解释传统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不准违背古人的说法，忽视语言本身的结构与发展，更不理解语言作为交际工具和思维工具的社会功能。历史语言学建立了比较的方法，既注意语言古今的对比，又注意现代不同语言的对比，重视当代活的语言的研究，运用达尔文的进化论观点，考察语言的的历史来源和亲属关系，为语言建立了谱系，对各种语言做出了谱系分类。所以，历史比较语言学是语言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的标志，是语言学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学习中要注意历史语言学的重要地位。
2、结构语言学
语言学的重要流派之一。兴起于本世纪30年代的欧洲，基本理论源出于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反对对语言现象进行孤立的分析，主张系统的研究。结构语言学的主要论点扼要地说有两个方面：第一，认为每中语言都有一套独特的关系结构；第二，每种语言的个别单位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在跟其它单位的区别、对立中存在的。其鼻祖索绪尔有一个著名的例子：语言结构类似于象棋，每个棋子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动作范围，以若干个区别特征与其它单位对立，按一定的规则相互作用，离开了象棋的结构关系，这些单位不过是毫无意义的木块或石子。语言中的词或语素，都可比拟为这样的棋子。
结构主义强调不能孤立地从事物的个别性去认识它，而要同时从各个成分之间的关系、从结构的分层符号系统的整体性去认识，这无疑是正确的，但结构主义语言学后来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死胡同，过于追求抽象形式，而忽视语句的具体内容，显得比较片面。
结构语言学内部又分为三大学派：布拉格学派、哥本哈根学派以及美国结构语言学派（也称美国描写语言学）。
（1）布拉格学派，又称“结构-功能学派”或“功能学派”。其先驱者是马泰修斯，成员主要有雅科布逊、特鲁贝茨柯伊、哈弗阿奈克等。1926年10月，由马泰修斯和雅克布逊等6人发起，建立了布拉格语言学会。该学会在第一届国际语言学会议上第一次把音位学的观点公诸于世，引起很大反响。1929年出版了会刊《布拉格语言学会论丛》。布拉格学派集体观点的全面论述见于他们在第一届国际斯拉夫学会议上所提出的《论纲》，《论纲》中强调语言是一个功能体系，对语言现象的评价应着眼于它的功能。特鲁贝茨科依的《音位学原理》是这一学派的一部重要的代表作。
（2）哥本哈根学派，又称丹麦学派。代表人物有叶姆斯列夫、布龙达尔、乌尔达尔等。1931年，叶姆斯列夫和布龙达尔共同创建了“哥本哈根语言学会”，该学会成为当时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个中心。1938年创办会刊《语言学学报》，1939年的创刊号布龙达尔发表了他的论文《结构语言学》，遂成为这个学派的纲领。
（3）美国描写语言学派，布拉格学派和哥本哈根学派共同汇成欧洲结构主义语言学，它区别于美国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美国结构语言学又称美国描写语言学，是结构语言学中发展最完善、最重要的一个学派。它是本世纪美国的一些学者在对美洲印第安语的调查和研究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先驱者是鲍阿斯和萨丕尔，分别著有《美洲印第安语手册》和《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二人都强调要对语言作客观的共时描写。这个学派最重要的代表人是布龙菲尔德，1924年他和鲍阿斯、萨丕尔等人一起创立了“美国语言学会”，1925年出版会刊《语言》。1933年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论》出版，对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影响，是这一学派的奠基性著作，使它进入“布龙菲尔德时期”。50年代，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进入“后布龙菲尔德时期”，哈里斯和霍盖特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霍盖特1958年出版的《现代语言学教程》是美国结构语言学集大成的理论著作，对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发展进行了一次科学的总结。1951年，哈里斯的《结构语言学的方法》出版，被人视为后布龙菲尔德时期的象征和转折点。
结构主义语言学自产生以来，不仅影响到语言学研究的各个领域和各个流派，而且还影响到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其严密的分析方法已渗透到人类学、哲学、心理学和文艺批评等其它领域。这样，结构主义就由一种语言学理论演变成一股几乎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都产生影响的思潮，因而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
学习结构主义语言学要注意了解其三个分支学派。
3、转换-生成语言学
出现于二十世纪50年代末，以美国乔姆斯基为代表，运用转换-生成的理论和方法研究语言。其活动中心是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的麻省理工学院；另外，在欧洲有一个专门研究转换-生成语法的学术组织，称为“旧大陆生成语言学协会”，它是一个国际性的生成学派的组织，于1975年秋成立于荷兰。
1957年乔姆斯基的《句法结构》出版，标志着“转换-生成语法”的诞生。这一理论是建立在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之上的，它完全不同于建立在经验主义基础之上的美国结构主义，因此，它的出现是对当时居于主流地位的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一大挑战，被人称作“乔姆斯基革命”。
乔姆斯基受美国描写语言学的影响，最初曾经运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希伯莱语的语法，他发现以分布和替代的原则和方法对语言素材进行切分和分类的“分类主义”的方法，虽然对语言结构的表面现象作了一定分析，但对于语言结构内在的联系却解释不了，比如某些“同形异构”的现象，主动句和被动句之间的关系。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结构主义分析的不足：
Flying planes can be dangerous.
按结构主义的分析是：Flying || planes | can ||| be || dangerous.而其中的Flying planes 可以有两种结构关系：一是动/宾“驾驶飞机”，一是形/名“正在飞行的飞机”，这在结构主义直接成分分析法的分析中是无法显示出来的，这种意义是在语言的深层而不在表层。也就是说，结构主义只分析了表层结构，而没有分析也无法分析深层结构，实际上上面的句子就含有两个不同的深层结构，是两个深层结构转换来的，其中一个深层结构中的planes受事，一个深层结构中的planes是施事。
又如下面两个句子：
1〕John is easy to please.
2〕John is eager to please.
这两个句子，按结构主义直接成分分析法分析，其语法结构完全是一样的，不能发现二者的本质区别，而实际上它们的意思根本不同。前一句的意思是“约翰很容易被讨好”（直译是“人们容易使约翰高兴”），后一句的意思是“约翰急于讨好别人”（直译是“约翰急于使别人高兴）。这是因为第一个句子可以转换为：It is easy to please John.第二个句子不能，如果转换为“It is eager to please John”，意思就完全错了。
这就促使乔姆斯基和其他一些语言学家积极思索，另辟语言分析的蹊径，于是产生了转换生存语言学，这就是该语言学产生的背景。
转换-生成语法强调对人的语言能力做出解释，而不是仅仅描写语言行为，它要研究的是体现在人脑中的认知系统和普遍语法。乔姆斯基认为“语言”不是实际存在的东西，这个概念是从语法中派生出来的，只有语法才是实际存在的，因此，转换-生成语法研究的对象是语法而不是语言。另外，转换-生成语法采用的是现代数理逻辑的形式化方法，根据有限的公理化的规则系统和原则系统用演绎的方法生成无限的句子，以此来解释人类的语言能力。所以说，转换-生成语法无论是在研究目的、研究对象，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和传统语言学、结构主义语言学有原则的区别。它为语言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展现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方向，使语言学以新的面貌呈现于世。它对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转换－生成语言学认为简单主动肯定陈述句是核心句，其它形式，如否定句、疑问句、被动句等等，都是从核心句转换来的。实验证明：这有一定道理，因为给受实验者几十个各种类型的句子，让他们回忆，结果是核心句被正确回忆起来的最多，其它形式的句子，都有被回忆成核心句的倾向。这说明，每经过一次转换，句子就复杂一些，理解和记忆的心理过程也就复杂一些，所以在大脑存储系统的深层，基本结构还是核心句的完形。
转换-生成学派的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学方面，在其它学科，如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以及认知科学等方面都产生了一定的反响。乔姆斯基认为，转换生成语法将促进认知科学的发展，并把语言学的研究和神经科学、心理学以及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结合起来，共同为探索人脑的奥秘做出贡献。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通用5篇）
当细细品完一本名著后，相信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分享的东西，这时就有必须要写一篇读后感了！可能你现在毫无头绪吧，下面是我为大家整理的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篇1
罗常培先生的《语言与文化》是从语言学跨入文化人类学的成果，被誉为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先驱”和“开山之作”。该书开拓了联系社会文化指导语言研究的新道路，这一大胆的突破为今后的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了一座桥梁，为建设中国语言学作出了巨大贡献。
一、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罗常培
罗常培，字莘田，号恬庵，笔名贾尹耕，斋名未济斋。北京人，满族。191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是我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教授，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所长。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语言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任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委员，一生两次被评为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出席会议。毕生从事语言教学，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其学术成就对当代中国语言学及音韵学研究影响极为深远。
二、开拓性著作——《语言与文化》
《语言与文化》共分为八章，第一章为“引言”，提出了联系社会和民族的文化及历史来研究语言的宗旨，引言第一句话引用了美国语言学家萨皮尔的话：“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合，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简要介绍了其余七章的内容范围。
第二章为“从语词的语源和演变看过去文化的遗迹”，罗常培先生用汉语中和外国语中的一些例子来说明词义演变与文化发展阶段的关系，进而具体地分析了英语中“wan、window、fee、money”等词的词源以及所反映的文化印迹，几种北美印第安语中几个词源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变迁，以及汉语中从“贝”的字和古代货币制度的关系、“纸”的偏旁所反映出最初的造纸原料、“安”所反映的古代女性的社会地位、“斩”和车裂惨刑、“家”的原始形式等有关问题。本章结尾还提出了语言学和社会学可以相互启发的观点。
第三章为“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用中国西南少数民族语言里的例子、北美怒特迩语的例子、现代英语里的畜牧词语、中国古代畜牧词语的死亡、汉语和印第安语中语义结构对应的词等例子来讨论造词的心理过程与民族的经济发展程度的关系。
第四章为“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包括“借字”（借词）的定义，汉语借词所显示的中外文化交流、近代中国借词的四种方式（声音的借贷、新谐声字、借译词、描写词）、汉语里借词多于贷词的四个原因、外国语里的汉语贷词研究、贷词还原的误会、研究贷词的困难、英语里的汉语贷词的研究。
第五章为“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包括地名研究对于历史学和考古学的功用、凯尔特语在欧洲的一条地名带、地名所反映的斯堪的那维亚人在英国的殖民痕迹、北美的印第安语地名、中国地名所显示的古代民族交通的踪迹、侨置郡县和民族迁徙、壮语地名所显示的古今民族的差异、滇缅边境上几个地名的语源等内容。这一章关于少数民族的语言材料都是第一次发表的。
第六章为“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该章包括“从姓氏所反映的民族来源”、“从姓氏和别号所反映的宗教信仰”、“‘父子连名制’是藏缅族的文化特征”等内容。这一章着重研究了“父子连名制”。
第七章为“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该章包括“亲属称谓在初民社会里的重要性”、“黑夷亲属称谓所反映的交错从表婚制”、“交错从表婚制的分布区域”，“亲属称谓所反映的其他婚姻制度”以及用例说明从亲属称谓推断婚姻制度所应有的审慎态度。
第八章为本书的“总结”。主要内容包括“语言跟着社会的进程而演变”、“语言学的有机联系”、“语言学的古生物学分析方法”、“文化变迁对于语音和语形的影响”、以及“中国语言学的新方向”。其实，这一章才是这本书有关语言学研究的理论成果。
除了上面的八章正文以外，《语言与文化》还包括邢公蜿写的再版序，陆志韦原来为该书第一版写的序和作者的“自序”。罗常培的自序中回顾了该书的写作过程；本书还包括四项附录，分别为：“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茶山歌”、“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和“语言学在云南”。这些附录都是作者早些年所撰的论文和报告，也是产述书中一些观点的基础，附录在书后，分别为前面不同章节的内容提供了更细的例证。
三、读后感想
罗常培在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方言调查、音韵学研究各方面都作了许多开拓性的工作，并有突出贡献。罗常培先生是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这门科学不懈的开拓者。中国语言学界将罗先生称为“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准确定评。
（一）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
该书中提及了大量的国外和国内的例子，将语言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这在当时的四十年代是个很大的尝试和挑战，为今后的社会语言学和文化语言学的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这种勇于接受新事物，开创新事物的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书中例证丰富、文字有简单易懂
在书中罗常培先生讲到了许多有趣的事儿，一部十万字的书，包含了丰富的例证，从古至今、从国外到国内，字里行间体现出罗常培先生丰富的文化底蕴和知识积累，并运用简单易懂的文字来说明，这样读起来很轻松，又体会了书中的乐趣。
（三）架起语言学与文化学的桥梁
在四十年代的中国，把社会文化与语言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次前所未有的大胆尝试。书中从国外和国内少数民族的落后的语言来透视该民族的文化特点，把语言与文化联系起来作为本书的主要内容，为中国语言学的发展指明了一条一的道路。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篇2在《语言与文化》下编这部分，一开头就开始讲明了字与文化的一种唇齿相依的关系——没有文化就没有文字，没有了文字文化也会慢慢失去传承。
作者的态度在这本书里可以很清楚的找到：在文化这辆车上，汉字只是外壳，是轮子，不是发动机，更不是操纵方向盘的。也许通过这个我可以猜测作者的想法是文字是载体，文化是核心，也就是文字是文化发展的一个表现。感觉就像文字是文化的附庸。
可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在作者的陈述中也能感觉到的是文字是文化的另一种表达方式，它和语言、绘画、音乐一样，将文化这种比较抽象的概念，以一种其他人可以轻易接收的方式表达出来。就像女书，就像各个民族的文字。书中所提到的女书的形成，就和当时妇女的生活息息相关，她们不能通过和男性一样的方式——上学读书——来学习文字这种书面的表达方式，可是她们又需要向远方的人倾诉，那时又没有传音的物件，于是女书这种表达方式就出现了，它的出现解决了当时妇女对于向他人倾诉而又无法传达的问题，其实进一步说，就是反映当时当地的社会风气和文化——妇女没有社会地位，但是依然希望能和男性一样拥有倾诉和争取幸福的权力。各民族的文字同样也是反映了各自的生活情况，特别是文字还停留在象形文字的时候，放牧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牛羊，农耕民族的文字多是出现土地，放牧民族文字更形象，农耕民族文字更规矩——或许是当时游牧民族的社会结构简单，条文和规矩更少，人们的生活更加自由和简单，而农耕民族更多的是集权制度，人们生活在规矩方圆中，这种情况在文字中就反映了出来。
文化在文字中的除了会以文字结构来表现，还会以文字的排列来表现，这种文字排列就是我们的句子。在句子中，诗句反映的似乎更加明显，就像作者引用的一句“取之于心而注之于手”，对于一首诗而言，取的是一个人的“心”，而对于众多的诗篇来说，取的就是跨越了一大个时代的文化的“心”。就像在诗经中，我们经常能读到的文字多是拟声，拟形的，而且多是一些生僻字。可这些生僻字所代表的事物却简单明了，就像“瀌瀌”拟雨雾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闻其声而知其意。简单直接地描述着作者希望传达出来的意景。其实这也间接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文化——朴实，单纯，还有率直。作者只是用着一个个叠词就让读者仿佛置身于田野森林之中，若不是他们常与自然沟通、常去聆听自然，怎能恰到好处的将读者引入虫鸣鸟叫之中去呢？随着时间推移，文化发展经历了几起几落，到了唐宋时期，文字的表达方式也发生了改变，涌现了许多的优秀诗人词人，留下了大量的作品，可以发现，这时的诗句已经由简单直率变得委婉含蓄，不再是直接说明环境，
而是利用简单的几个意象，比如常见的“明月”，“垂柳”，“孤帆”等，勾勒出作者想要描绘的环境，再加几个字的补充，就给了读者自由想象的空间，让诗人想表达的意象自动浮现在读者脑海之中。从诗句中能感觉到，这时的社会环境已经失去了那种简单淳朴，上层社会已经开始逐渐腐败，奢靡之风盛行，有愿者众多，可也难以扭转。诗句词句中透露出来的点点滴滴，无论对也好错也罢，都忠实的反映着当时的文化，或者说就是文化在书面上的表现形式。
所以在读的过程中，感觉到的最多的就是这些，很多看法和作者表达的态度不同，或许是我不理解原本的意思，或许是误解了作者的观点。但是这就是读完了这部分的最大感受。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篇3人是符号的动物，而语言则是所有符号中最为重要的符号，因此文化与语言的关系，是文化与其他任何关系都不可取代的。如果说人与动物的区别是因为人有文化而动物没有文化，那么，文化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要素，就是语言。
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柏默也说：“语言的历史和文化的历史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可以互相协助和启发。”由这些话看来，我们可以知道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密切，以及它们所涉及的范围的广博。下面就来看看有那些方面吧！
从词语的语源和变迁看过去文化的遗迹
在各国语言里有许多现在通行的涵义和它们最初的语源迥不相同。如果不明了它们的过去文化背景，我们简直推究不出彼此有什么关系来。可是，你若知道它们的历史，那就不单可以发现很有趣的语义演变，而且对于文化进展的阶段也可以反映出一个很清晰的片影来。例如，对中国古代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便不能撇开文字。现在和钱币相关的字，像财、货、贡、赈、贷、赊、买（买）、卖（卖）之类都属贝部。贝不过是一种介壳，何以用它来表示钱币的含义呢？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古代曾经用贝壳当做交易的媒介物。秦以后废贝行钱，但是这种古代的货币制度在文字的形体上还保存着它的蜕行。又如当初造字时“纸”字何以从纟（糸）呢？那是因为在蔡伦没有发明造纸的新方法和新材料以前中国曾经用丝絮造过纸。还有“笔（笔）”字，从“竹”从“聿”，《说文解字》解释说：“聿，所以书也。”就是说，聿是用来写字的工具。秦汉时期，笔杆大多是用竹子做的，所以又加了竹字头。
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从许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里，我们往往可以窥探造词的心理过程和那个民族的文化程度。现在姑且舍去几个文化较高的族语不谈，单从中国西南边境的一些少数部族的语言里找几个例子。例如，云南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妻子做“穿针婆”，云南的少数民族叫“结婚”做“买女人”。从这两个语词我们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社会对于妻子的看法和买卖婚姻的遗迹。当我们调查文化较低的族语时，遇到抽象一点的语词，像代表动作或状态一类的词，往往比调查看得见指得着的东西困难得多。可是一旦明白他们的造词心理以后也可以引起不少的趣味。比方说，昆明近郊的彝族叫“发怒”做“血滚”，“欺负”叫“看傻”，“伤心”叫“心冷”，这几个词的构成，多少都和这些动作或状态的心理情景有关。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知识所能解答的范围以外，往往也容易发生许多神意的揣测。例如，福贡的傈傈族把“彩虹”叫做“黄马吃水”，路南的撒尼（彝族的支族）把日食叫太阳被虎吃，月食叫做月亮被狗吃。
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语言的本身固然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可以吸收新的成分和旧有的糅合在一块。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糅杂的外来语成分。它可以表现两种文化接触后在语言上所发生的影响；反过来说，从语言的糅合也可以窥察文化的`交流。例如把外国语词的声音转写下来，或混合外国语言和本地的意义造成新词。就像纯音译的：软椅叫沙发（sofa），咖啡coffee、可可cococa、朱古力chocolate等；音兼义的（即有些借字虽然音译的，但所选用的字往往和那种物件的意义有些关系）：广州话把领事叫做江臣（consul），把电话叫做德律风（telephone），还有美国凉爽饮料译作可口可乐（coca—cola）；还有音加义的：广州话衬衣叫恤衫（shirt），普通话冰激凌（icecream）、卡车（car）、卡片（card）等。
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原来是融合许多部族而成，尽管每个部族华化的程度已经很深，可是从姓氏上有时还可以窥察它的来源。这种例子在历史上和现代人里都容易找到。比方说，尉迟氏是唐朝的望族。相传于阗王室在唐以前就属Vijaya（藏语）一族。于是于阗国人到中国来往的都以尉迟为姓氏。
至于唐代流寓长安的尉迟氏诸人，大概出自3个来源：一支出自久已华化的后魏尉迟部一族；一支是隋唐之际因冲质子而到中国来的；还有一支是族系和来历都不明白的。还有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他的后裔分化成了两支：一支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shiite山东蓬莱慕氏。这两姓看起来你毫不相干，其实是出于同一个祖先的。姓氏和别号有事也可以反映出宗教信仰。中国回教徒的姓固然有和汉人相同的张、王、刘、杨、李等等普通姓；同时也有他们特有的回、哈、海、虎、黑、鲜等纯回姓和马、麻、白、满、蓝等准回姓。纯回姓都以回教徒的谱系作基础，准回姓就有依据汉姓来的。因此我们有时可以根据这些姓氏就可以推断他们是不是回教徒。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篇4《语言与文化》一书出自“大家小书”第三辑，作者罗常培。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较一些罢了（出自“大家小书”袁行霈的《序言》）。其中收录有关文学、历史、哲学、艺术等各个文科领域的作品，既是名家大家的作品，举重若轻，深入浅出，整齐地展示学术成果；又是大家民众的读物，可以开阔读者眼界，一窥学术堂奥。而一册小书，凝聚着人类的智慧，浓缩了学者毕生的心血和才华。所谓大家，就应该是把他的学术，以深入浅出的方式解读，让所有的读者都可以品味出个中奥妙。那些所谓晦涩难懂的文章，不仅显示不出作家学术的高深，而且更意味着作家学问的贫瘠。
本书作者罗常培（1899—1958），著名语言学家、教育家。北京市人，满族。历任西北大学、厦门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1949年后，筹建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并任第一任所长，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一生从事语言教学和研究，对汉语音韵学和汉语方言研究卓有成绩，被学术界誉为“继往开来”的语言学大师。
本书引言中，引用美国语言学教授萨皮尔所说：“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并且，语言不能离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并且说明想从语词的含义讨论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内容分六段：
第一、从此与的语言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
第二、从造词心里看民族的文化程度；
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
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第五、从形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我们可以看出，这些都是社会学和人类学上的重要问题，作者想做的就是尝试给语言学和其他学科搭起一座桥梁。
每一章节中，作者都大量举例说明，足以见得作者在语言学领域的广博学识。第二章，我们可以看到有趣的语义演变，继而了解到文化演变的清晰片影。例如，英语pen从拉丁语penna来，原意羽毛（feather），最初之严格应用于原始的鹅毛笔（quillpen），后来笔的材质虽变化，但这个字依然保存着，如果由此分析现代语词和羽毛的关系，我们可以知道一些古代笔的制度。我国著名的《说文解字》中的字，大都可以看出一些历史遗迹，如“安”，静也，从女在宀下，会意，就是说把女子关在家里便可安静，由此可见中国古代对女性的观念。
第三章，从很多语言的习用语或俚语中，我们可以窥探出造词的心理过程和民族的文化程度。
例如，云南昆明的倮倮叫妻子“穿针婆”，发怒叫“血滚”，伤心叫“心冷”，欺负叫“看傻”。在初民社会里对于自然界的现象，因为超过他们所嫩解答的范围，也会发生一些神异的揣测，倮倮叫冰“锁霜条”，福贡的傈傈族叫虹“黄马吃水”。这些族语里不明方位，前者叫东方“日出地”，西方“日落地”，后者叫东“日出洞”，西“日落洞”，北“水头”，南“水尾”，在这些民族中保留了古代人民在不了解自然时的懵懂与敬畏。第四章，语言本身可以映射出历史的文化色彩，但遇到和外来文化接触时，它也会吸收新的成分和旧的糅合在一起，所谓“借字”就是一国语言里所羼杂的外来语成分，包括音译的，新谐声字，借义词，描写词。
一般来说，两种文化接触时，上层文化影响低级文化较多，而看借字，中国语中有入超现象，作者认为这不能单以文化高低来论，另外还有很多原因，依我总结一是中国向来自大，对其他文化很少接受，不屑研究，以致从没有人注意过中国语词的流出；二是中国方言众多，又过于复杂，除了本方言使用者，其他人也就不觉得是中国话了。至今文化借字依然是广泛存在，所以从借字看古代文化交流应该是十分有力的例证。第五章，学者说“地名的研究实在是语言学家最引人入胜的事业之一，因为他们时常提供给重要的证据”，我国古代的几次著名迁移都可从语言学角度加以证实，南渡的百姓有根据他们的旧籍贯侨臵州郡县的制度，“侨郡”一词，原意是让他们有所怀念，不忘归北，但我们就可以此来了解此次民族迁移的情况，在《宋书〃州郡志》有具体考证。
第六章，中华民族有很多部族组合而成，虽汉化程度很深，但从姓氏方面还可以窥探到它的来源。如，慕容氏本来是鲜卑姓，其后人因讳言所出，分化为两支：一支广东东莞容氏，一支山东蓬莱幕氏，这两个形势看来毫不相关，但其实出自同一个祖先。据向达说：“曾无甘肃……”，那么……从此种历史遗迹我们可以继续推测出两个民族间的接触和来往。第七章，在初民社会里，即一种理想的原始社会里，名称的用处极大，名称相同，意味着实质也相同，在各个国家都有这种由亲属称谓而制定出的婚姻制度，但由于它对于我这个读者过于复杂，在此不做累述。
语言与文化的优秀读后感 篇5第一，从词语的语源和演变推溯过去文化的遗迹；这个部分之中，罗常培先生举了几个例子，通过追溯几个常见词语的来源极其变化来表现了同一时期文化的变化，例如“墙”这个词语，最初取义与“柳条”，“柳枝”有关，这是数种语言的共通之处，也就是说，在最初，各个国家都是用柳枝柳条一类的东西编织而成，这是一种文化的共通现象，当然，这也表明是当时的人类普遍受限于生存环境和发展状况，除此之外，我们还可知道“柳”应当是易于存活且分布广泛的一种植物。
第二，从造词心理看民族的文化程度；这个部分就是非常直观的且有意思的了，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词的兴盛和消亡来看出整个民族的文化进步程度，如在中国古代关于牛羊的词汇极其丰富，年龄、性别、形状颜色和病症、动作和品性等等，都有特有的词来对其进行描述，这些词的大量出现，可表明当时牛羊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说明在中国古代里的畜牧生活是不可湮没的。而现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些词几乎不再出现，它们差不多只存于古书之中了，这也表明现代生活中牛羊不再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我们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第三，从借字看文化的接触；我对这个部分最为感兴趣，所以着重来介绍一下这个部分。
文中引用萨丕尔的话“语言，像文化一样，很少是自给自足的。交际的需要使说同一种语言的人和说邻近语言的人的或文化占优势的语言的人发生直接或间接接触。交际可以是有好的或敌对的。可以在平凡的事务和交易关系的平面上进行，也可以是精神价值——艺术、学科、宗教——的借贷或交换。很难指出一种完全孤立的语言或方言，尤其是在原始人中间。邻居的人群互相接触，不论程度怎样，性质怎样，一般都足以引起语言上的交互影响。”
这个部分几乎就是围绕这个内容进行展开的。我们可以从这些借字的来源推测我们与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渊源，有友好的也有敌对的，借的词反映历史邦交关系；从借字出现的文献来考证其时代与年份，并可由此推及同时期发生的其他历史事件；借字出现的缘由亦可反映部分历史事件；由于有些借字由来已久，难以确切考证，就需要我们大量阅读，从众多信息中去筛选，而不可同门琛一样仅凭“鲜卑”一词便断定“师比”源于印欧语；借字由于是“借”来的，所以其稳定性比本土产生的词差上许多，不同的时期可能完全不一样。文中将借字分为四类：声音的替代，新谐声字，借译字和描写词；在每一类中又分别举例说明。
相比之借字，贷字就少得多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汉语的方言太过于复杂，说不同方言往往很难顺畅地交流，所以哪怕本国的人也难以辨别一个词是否来源于中国。以前中国对外贸易以丝瓷茶为主，所以随之衍生大量贷字，又由于贸易可能集中于某些地域，所以带上了地域方言的特色，说其他方言的人几乎都无法分辨，但就当地人来看却是极其亲切相似的。
第四，从地名看民族迁徙的踪迹；
地名通常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以重要的证据来补充他们未完全了解的领域。在中国，地名可以显示当时人们的交通状况，映照一些历史事件。罗先生举的例子我就不再多说，举一个我知道的例子：我来自成都，成都有一个小镇，以前叫什么名字已不可考，现在叫天回镇。据说是唐玄宗在安史之乱一路逃到此处，刚歇下脚，得到唐军大胜，反贼战败的消息，兴奋得坐不住，立刻率部回朝。天子回朝之处，之后便一直叫天回镇。
第五，从姓氏和别号看民族来源和宗教信仰；
中华民族包含了多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之中慢慢融合，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差别来，但某些细节方面却可以给我们一些启示。书中提及多个姓氏，原本我都以为一直是汉姓，没想到各个姓当中有那么多的讲究；比如马、白、洪、丁、古之类的词，在漫长的历史融合期下，我们早已不会看到这个姓就想到外族；不过反映宗教信仰的倒是会明显许多，像“萨保”这类词明显与汉族的用词习惯不同，不过其究竟是属于哪个宗教词汇，便又需要查证才能明白了。
第六，从亲属称谓看婚姻制度
根据书中所举出的例子，可以看出其实各个民族各个地域所采的婚配制度不尽相同，要通过亲属称谓来看婚姻制度，必须要根据当地的那套系统来分析，所以十分复杂。但我却觉得这样使用的作用越来越小了，因为我们的亲属称呼其实是随着时代在不断变化。仅书中所述黑夷人称呼其父亲，岳父，公公都一样，在罗先生那个时代看来是很奇怪的，但我们现在的社会许多家庭都采用这种这样的称呼方式了，一来是这样显得更加亲近；二来是因为我们这一辈多是独生子女了，男女地位越来越趋向平等，所以这种由于男方女方而区分的称谓逐渐被淡化了。
从这本书中我确实学到了不少知识，也对语言与文化两个方面都有了更多的了解，但是我也看到关于有些方面的观点不再像当初那样准确了，因为时代的前进，社会在变化，我们再作这些研究时应多结合现在的现象和事实；相比起来现在我们往往太过浮躁，沉不下心来了，而前辈们著书相当严谨，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排除外界的干扰，静心书写，值得我们尊敬与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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