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1977年春天的一天，光明中学的党支部书记老曹询问初三年级三班的班主任张俊石，是否同意接收刚从公安局拘留所释放的小流氓宋宝琦到他班上读书。张俊石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张老师从公安局了解情况后回到学校时已经是下午三点。在年级组办公室，围绕接收宋玉琦的事，数学教师尹达磊提出了反对意见。尹老师对张老师在狠抓教学质量的时候弄个小流氓进来表示不理解，深怕“一粒耗子屎坏掉一锅粥”。张老师则表示现在不可能把宋宝琦退回公安局，既然他是班主任老师，那么，宋宝琦来后他会开展工作。
还没等张老师开展工作，班上的团支书谢惠敏就来找他报告说，班里同学对宋宝琦来插班学习一事反应激烈，有的女同学表示明天不会来上学。谢惠敏单纯真诚，品行端方。由于投入社会工作的时间、精力多，学习成绩平平。“四人帮”被揪出之前，她就是班上的团支书。当时，“四人帮”把持的团市委向光明中学派驻了联络员，联络员经常找她谈话。之后，张老师跟她就开始显露出某些似乎解释不清的矛盾。譬如，团组织生活能不能搞爬山活动，女同学夏天可不可以穿短袖衬衫等等。直到“四人帮”被揪出，两人的矛盾还没有完全消除。
接到谢惠敏的报告后，张老师先召集班干部开了个会。谢惠敏提议明天在课后召开针对宋宝琦的批斗会，以张老师从公安局拿回的宋的物品为依据，狠狠批判他的资产阶级思想。但是，在要不要批判宋宝琦犯案时被搜出的长篇小说《牛虻》问题上，张老师和她产生了分歧。谢惠敏主张狠批“黄书”，而张老师却认为《牛虻》是一本好书。另外，他注意到宋宝琦的那本《牛虻》已被撕掉封面，插图中女主角的脸上被野蛮地画上八字胡。
在宋宝琦家里，张老师跟这个明天将要进班上课的学生进行了第一次谈话。站在张老师面前的宋宝琦一身横肉，上唇在斗殴时被打裂过，眼神中充斥着空虚与愚蠢。谈话中，张老师感到宋宝琦缺乏起码的政治觉悟，知识水平大约只有初一程度。宋宝琦将“牛虻”念成“牛亡”，说书是偷来的，看不懂，但又认定它是“黄书”。这引起了张老师的深思：像宋宝琦这样的人，并非一定是由于读了有毒素的书而中毒受害，恰恰是因为他们什么书也不读而坠落于无知的深渊。
听说谢惠敏跟班干部石红吵架了，张老师又赶到石红家。石红出身干部家庭，从小受家庭气氛熏陶，是个“小书迷”。她邀请谢惠敏等女生一起到家里读书，但谢惠敏认为石红向大家推荐的外国小说，报纸上没推荐过，所以是“毒草”，不但拒绝了邀请，还和石红吵了一架。当张老师来到石家时，石红正在灯下朗读苏联小说《表》，听得入神的正是扬言宋玉琦进班她们就罢课的五位女同学。读完了一段，她们争先恐后地提出问题：“谢惠敏说我们读‘毒草’，这本书能叫‘毒草’吗？”“宋宝琦跟这本书里的小流氓比，他好点儿还是坏点儿呢？”并向张老师表示：明天她们不罢课了。
走出石红家，张老师又骑上自行车向谢惠敏家驰去。到谢惠敏家门口，他的一个计划已经明朗：他要将《牛虻》留给谢惠敏，引导她去正确分析问题，帮助她消除“四人帮”的流毒；他要在全班开展有指导的阅读活动，来教育包括宋宝琦在内的学生。
【拓展回答】
创作背景
创作源起
刘心武1961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十三中任教，目睹了文革期间极左思潮对青少年心灵的毒害。1974年，他调到北京人民出版社任编辑。出版社的工作为他提供了比在中学任教时更开阔的政治与社会视野，也体察到了文学复苏的可能性。1977年2月，两报一刊的社论明确提出“两个凡是”。按照这种政治路线，刘心武作为编辑负责的两部作品都因为无法编造出“阶级斗争”情节而没能出版，这让他产生了放弃瞎编、书写真实、寻求改变的想法。同年夏天，根据在中学工作时的见闻和长期以来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他在家偷偷写了《班主任》。虽然之前他曾发表过若干配合政治形势的文稿，但《班主任》却是他第一篇根据自己的真实感受写出自己真实认知的作品。由题材敏感，经过一番犹豫，直到初秋，他才决心将稿子寄给曾向来约过稿的《人民文学》编辑崔道怡。在邮寄过程中，因为邮政人员不允许他在稿件中夹带给编辑的信，本就心情矛盾的他曾一气之下不打算把稿件寄出，但冷静下来后，他细读了自己所写的文字，认为还是应该寄出去。
发表过程
1977年9月，《人民文学》编辑部小说组责编崔道怡看了刘心武的投稿《班主任》后深受感动，未经复审就回信肯定了作品的题材有现实意义。随后小说通过了组长涂光群的复审，但在终审环节，副主编刘剑青难以决定是否刊发。当时编辑部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小说太尖锐了，属于暴露文学，不宜发表；另一种意见认为作品塑造了张老师的正面形象，作为揭批“四人帮”的小说，应该发表。两派不能达成一致，小说被交给主编张光年裁决。张光年把《班主任》的三级审稿人员和相关编辑召集起来进行讨论，张认为小说有修改的基础，题材抓得好，不仅是教育问题，而且是社会问题，写矛盾尖锐很好，不要怕尖锐，但要准确。但小说还不够尖锐，抓住了有普遍意义的社会问题，却没通过故事情节尖锐地展开，没有把造成这个矛盾的背景、原因充分写出来。
崔把张光年意见转达给刘心武，刘对作品进行了修改，比如给谢惠敏增加了“不许同学把小麦穗带回家”的情节，还增加了四人帮的爪牙经常找谢谈话的情节；将石红的出身改为知识分子，添加了她在家中学习的背景。对于修订稿，崔又做了修改，例如初稿中刘心武表现张老师内心呐喊时写了“救救孩子”，崔建议加上定语，改为“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最终，小说发表在当年第11期《人民文学》的“短篇小说特辑”头条位置上。
作品鉴赏
主题思想
小说通过有前科的中学生宋宝琦转学到光明中学，却遭到以团支书谢惠敏为首的诸多学生反对的事件，控诉了“四人帮”的愚民政策，否定了文革所造成的文化大倒退。作品通过谢惠敏和宋宝琦两个表面上好坏分明，实质上都是被极“左”思想扭曲成畸形的中学生形象，揭露和批判了极“左”思想对青少年的毒害，从而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
宋宝琦是文革中产生的体格健全但灵魂被扭曲了的畸形儿。因受到文革中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他愚昧无知，精神空虚，并沾有流氓习气和低级趣味，沦为危害社会的小流氓。他的堕落，不是按一般人的逻辑推理那样——因读了坏书而中毒，恰恰是文革中的愚民政策和文化专制使他们什么书都不读而堕入无知的深渊。
谢惠敏则是文革中另一类“畸形儿”。其思维方式严重僵化，与宋宝琦的人生形态扭曲相比较，如果说宋宝琦的伤害是可见的，主要是“外伤”的话，谢惠敏所受的精神上的伤害更隐蔽，更具有“内伤”的特点。良好的品质和荒谬的思想在她身上紧密结合，显示了“四人帮”在人的意志和心理素质方面所造成的恶果。同时，谢的灵魂中最令人怵目惊心的，恰恰是一般人认为是优良素质和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东西，那种愚昧无知却又充满警惕性、排它性、斗争性的精神状态，那种盲目、虔诚地用别人的头脑代替自己的头脑，用僵化的观念去限制活生生的现实的充满惰性的思维习惯。她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是一种年深日久的社会心理、民族灵魂中的积垢。
艺术特点
在艺术方面，《班主任》并不是一部成熟之作。
小说的人物结构是一个众星拱月式的英雄中心结构，以张俊石为中心人物，分别设置了党支部书记老曹、同事尹老师和工作对象宋宝琦、谢惠敏以及石红。人物关系设置以正面、侧面、反面烘托为主，在塑造人物上有明显的“三突出”痕迹，即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最主要的中心人物。
在篇章结构上，作者采用了传统文学的“有序结构”，小说的九个章节中六个人物依次而出，人物的描绘方式基本是从外貌开始写到性格历史，然后进入情节。情节组织也是环环相扣，用小说《牛虻》作为串联情节的线索，把情节推向高潮。在这样的结构中，作者成为一个全知全能的叙事者、结构设计者，不仅能发现人物的外表、行动，能洞察人物的心理活动，而且还直接出来评判议论，阐述小说的中心主题。 而由于作家在小说中所要表达的观念太多，这诸多观念又支配着人物设置、情节演进直至细节选炼，再加上短篇小说的篇幅局限，以至于不能把主要力量放在具有更大意义的谢惠敏身上，使人物缺少有深度的个性描绘。
此外，小说的语言流畅而少凝炼，直露而少含蓄，时有生硬之感。

　　在刘心武《班主任》中有三个印象最深的情节：一、主任满怀期待地问张老
　　师是否愿意接收
　　“
　　坏学生
　　”
　　林宝琦；
　　二、
　　谢惠敏满心愤慨批判
　　《牛虻》
　　是黄书；
　　三、
　　张老师渴求的文学巨著竟被丢置杂物库，更被林宝琦之众玩乐。
　　
　　
　　
　　
　　
　　
　　学校主任满怀期待并不是期待张老师能够改造林宝琦，
　　拉他一把，
　　让他走上
　　正道，
　　而且因为无人接收而急于把坏学生脱手，
　　免得惹得一身骚。
　　在包括主任以
　　及其他老师的思维中，坏的就是坏的，是不可能变成好的，就象林宝琦，打架斗
　　殴，不学无术，偷看黄书，更是因斗殴进了警察局，已是无药可救，最好是被红
　　卫拉去批斗。可见，中国人的固定性思维多严重，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永远无
　　法转换，犯了错就得永远背着
　　“
　　坏
　　”
　　的标签。
　　
　　
　　
　　
　　
　　谢惠敏几乎是
　　“
　　四人帮
　　”
　　思想独裁阴谋的成品，她爱学习，懂礼节，疾
　　“
　　恶
　　”
　　如
　　仇，她是众人眼中的
　　“
　　好学生
　　”
　　。但是，谢惠敏思想僵化，精神营养
　　
　　馈乏，思想
　　方式简单，
　　“
　　忠诚
　　”
　　被导向盲从，
　　“
　　坚定
　　”
　　被扭曲为偏执，她代表的不是个人，而是
　　一个时代的缩影，尤其代表的是被时代荼毒的成长中的孩子。
　　
　　
　　
　　
　　
　　
　　而被丢弃在杂物库、
　　被玩乐的文学巨著是贯穿全文的线索。
　　全文通过这一线
　　索深刻反映这一时期先进民主文化被丢弃被践踏，
　　而所谓
　　“
　　正统
　　”
　　的腐朽文化被奉
　　为信条的混乱状况。
　　这些文学著作因为引导民主、
　　思想解放而被批判为反社会主
　　义，中国人也就失了一个认识世界，精神升华的机会，而这个机会对民主、解放
　　思潮袭全球，
　　而刚走上社会主义的中国极其重要，
　　以致失去这个机会，
　　中国离世
　　界又远了一大步。
　　
　　
　　
　　
　　
　　
　　十年动荡，最终以粉碎四人帮为结局，这无疑应验了中国老话～邪不胜正。
　　这样的胜利令中国可喜可悲，
　　喜的是最后的胜利扼制了
　　“
　　文革
　　”
　　浪潮，
　　没让中国走
　　上不归路；
　　悲的是这样的胜利背负了太大的代价，
　　以致直至今日我们仍在承受文
　　革余波
　　.
　　文革根本上是一场思想文化独裁专制阴谋，
　　企图禁梏中国人的思想，
　　通
　　过压制民主来实现独裁。
　　文革得到毛泽东的默认，
　　实施得更彻底，
　　破坏力也更大。
　　有志之士在文革
　　
　　中挣扎反思，试图以自己微薄之力唤
　　
　　醒中国人。但被
　　“
　　正统
　　”
　　思想荼毒的中国老百姓并不领情，
　　将之认为违法乱纪，
　　钻社会主义空子，
　　以致在
　　文革结束许多年，阴暗的文化氛围低迷不散。
　　
　　
　　
　　要说
　　“
　　四人帮
　　”
　　为何能在若大的中国掀起涛天巨浪，
　　中国老百姓脱不了绝对关
　　系。中国人向来推崇
　　“
　　正统
　　”
　　，所谓
　　“
　　正统
　　”
　　，就是领导者提倡的思想，无论对错，
　　无条件遵从。这样的中国人没有灵魂，一切跟
　　“
　　正统
　　”
　　走，
　　“
　　正统
　　”
　　就是权威，遵从
　　总没错。这样的思维残留至今，
　　
　　许多文革前出生的人至今仍不要承认
　　“
　　文革
　　”
　　的
　　危害，认为文革是社会主义必走之路，所谓
　　“
　　文革
　　”
　　的危害只是后人对它的诬蔑。
　　对此，我们只能呼唤中国人不要受
　　“
　　文革
　　”
　　余毒迫害，正确看待历史。
　　
　　
　　
　　
　　
　　
　　
　　一个民族的堕落总会激起一些爱国者救过之心。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
　　老师就是一个代表，
　　张老师对孩子受
　　“
　　文革
　　”
　　荼毒而悲痛忧心，
　　思索拯救中国未来
　　之路。
　　作者通过张老师发出
　　“
　　救救孩子
　　”
　　的呼唤，
　　与当时世界倡导解放思想和社会
　　需要合拍，希望以此召回中国人的灵魂，让中国跟上世界脚步。
　　
　　
　　
　　
　　
　　
　　《班主任》
　　为现在的我们揭示了
　　“
　　文革
　　”
　　这个新中国成长的伤痕，
　　让我铭记历
　　史，吸取教训，避免
　　“
　　文革
　　”
　　余毒，避免思想僵化，开拓创新，建设和谐社会。

到现场观看赛跑，多数人总愿选择离终点最近的位置，我却偏爱在起跑线附近观看。运动员在起点上的美往往被人忽略。其实，当运动员们在起点脱下身上的罩衣，裸露富有弹性的筋肉，先活动活动四肢，调动身体进入比赛的状态，那神情，那体态，那气氛，就已非常吸引人；等到运动员们在起跑线上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裁判员一声威严而悠长的“预备——”声中，各自凝聚起他们的注意力，拼搏进取，并透过他们的每一块筋肉显现出爆发力、弹射力、承受力，他们简直就是一列表现力与美的活雕像。家里有了录像机后，我常把这样的场面录下来，并用慢放、定格的方法细细品味起点之美。我看清了在比赛现场往往看不清楚的运动员们的面部表情。那起点上的表情实在是人类最美好的表情之一。如果说恋人的表情是人类延续不灭的象征，那么，运动员在起点上的表情便是人类进取突破的希望。
　　人生的终极点只有一个，然而起点却有许多。运动场上的起点是明显的，生活中的起点却往往较不明显。一个想向文艺界进军的青年在深夜灯下铺开了稿纸，用手中的笔郑重地写下了第一行字；一个刚到机构报到的大学毕业生，头一回走进办公室，他尽量大大方方地望着大家，大家都好奇而友善地望着他；一个刚开档售卖花生的个体户，准备好了秤和纸袋，用戴着厚厚的棉手套的双手捂捂冻得发红的耳朵，怯生生地发出第一声叫卖：“香喷喷的花生啊——”；一位才任命的局长，不大习惯地坐在来接他去开会的汽车里，想同司机说句亲热的话却不知该拣哪一句说；一个演技炉火纯青的大明星，倚在沙发上读别人新送来的剧本，开始觉得里头的那个角色不容易发挥；一个明天要参加高考的中学生，把捧着的课本贴在胸前，在忍痛关掉了的电视机前点着下巴温习功课……
　　“预备——”生命之神在行使裁判员的职责，向人们发出悠长的指令。
　　凡凝神听取他的指令并尽全力准备投入的人，都是美的。
　　在终点处，会出现绝不平衡的场面：文学青年的稿子也许会被退回；走向生活的大学生也许会碰许多的钉子；卖花生的个体户这一回也许不能大赚；新上任的局长也许不久便会调离；大明星的下一部戏也许会夭折；中学生应考也许会名落孙山。谁也不能保证在那等待着我们的终点上不会落伍、失败甚至被淘汰。
　　然而，对于人生来说，终点固然吸引人，起点更是珍贵。一时的终点上的失美，并不是什么不得了的事。可怕的是寻找不到新的起跑点，失去了“预备”声中大大振作起来的力与美。
　　终点之美，属于胜利者；起点之美，属于每一个人。而自觉地进入起点并调动起自己的美来，也便是人生中的一种优胜。

　　读过刘心武作品感想：
　　1.刘心武的小说大部分写浩劫运动之中和浩劫前后的社会生活人们的遭际的，作品主人翁多数是生于浩劫，长于磨难的青年一代，作品的主题也多半是对浩劫原因的思索。本文从呼唤那失去了的人生、解剖被扭曲的灵魂、挖掘心灵深处的黄金、扎根于丰饶的大地四方面探讨了自认为构成刘心武作品的主要倾向和主要特点的因素，那就是作家对人的关心，对人性的和人的灵魂的思考以及那贯穿在他的全部优秀作品中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关键词 ： 呼唤 解剖 挖掘 扎根 提到刘心武，我们会立即想到他的成名作《班主任》，想到那激动人心的“救救被‘四人帮’坑害了的孩子”的呼声。不论在某些人眼里，刘心武这个名字多么微不足道，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班主任》所发出的呼声是历史必然性发出的信息，是一个文艺新时代到来的信息。“救救孩子”的呼声发自每一位关心孩子的家长，教育孩子的老师及全社会的每一个公民的心底，八十年前，也就是“五四”运动的前一年，鲁迅在他的第一篇白话小说中以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的进步的人道主义者的全部热情，发出过“救救孩子”的呼号，二十多年前，在位大的“五四”运动的后一年，类似的呼声又回荡在中国上空。这真是可喜可悲，林彪“四人帮”之流的封建法西斯主义猖獗了十年，便是余孽尚在的证明。当人道沦丧、受到横行、人性泯灭、狼性肆虐之时，人们自然的觉悟到被我们全盘否定过的“人道主义”不仅具有历史的进步性而且具有现实的进步性。
　　2.刘心武在新时期伊始的作品是作为“生活的教科书”来写作的。长期的中学教师经历，加之中国现代文学长久存在的理性启蒙倾向以及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自觉都使他的小说中经常出现居高临下的以生活教师自居的叙述者。这种以教师和家长自居，抹杀了文学与现实界限的叙述让后来的评论者和读者如梗在喉。许子东1987年在考察了刘心武的小说之后，提出了一个作家的救人与自救的问题：当刘心武热中于救人之时，他用以救人的武器、他的自我人格都显示出文化的危机感。“社会学研究和教育工作当然也很需要人做，但从文学而言，救人却每每是须从自救开始的。”简单回顾一下新时期以来文学的历程，我们会发现，的确有很多从那一文学场景中走来的作家，都经历了类似的蜕变过程。研究创作主体的这种变化能够从一个深层次上展示出当代文学发展的脉络。不过，作家的自救历程常常被各种云雾所笼罩着，很难一一呈现出来。这就需要选取一个比较合适的角度来切入作家的创作历程。小说中的爱情/性描写因为联系着作家的性意识，因此有可能通过这一角度显示出作家创作心理、自我意识的变动。
　　3.刘心武作为一个从新时期到当下的贯穿型的作家，也经历了从救人到自救的转变。在他的小说中，从《班主任》（1977）、《爱情的位置》（1978）到《如意》（1980）、《钟鼓楼》（1984），再到《四牌楼》（1993）、《九龙壁》（1993）、《仙人承露盘》（1994），爱情/性的描写伴随着他的写作历程也发生了类似的转变。
　　
　　一、 从哪里自救？
　　
　　1977年发表的《班主任》为刘心武带来了极大的声誉。这种声誉的产生与当时特殊的文学语境有很大的关系。那是一个“文学与政治与民众意愿这三种力量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的时代。这部如今看起来十分粗糙的小说在当时的确起到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不仅喊出了“救救被四人帮坑害的孩子”的时代呼声，而且它在呈现文革文化专制在宋宝琦、谢惠敏身上所造成的恶果时，不经意间把视角深入到人的性意识层面：那两个被坑害的孩子的精神创伤不约而同地表现为性蒙昧。但此时刘心武的主要意图是批判文革的文化专制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践踏，而宋、谢身上的性蒙昧的文化意义并没有成为刘心武关注的重心，这一点即使在被称为突破爱情题材禁区的《爱情的位置》中仍然是这样。因此，我们可以断言，《班主任》所涉及到的宋与谢的性蒙昧是不经意的，在1977-1978年间，刘心武在叙述爱情时既没有考虑到爱情描写的文学尺度，也没有涉及到爱情的本体。空泛的爱情只是被作为文学的武器以达到更为重大社会问题的提出。
　　《爱情的位置》的主要目的显然是通过青工孟小羽与陆玉春在生活中遇到的困惑，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我们革命者的生活中，爱情究竟有没有它的位置？应当占据一个什么样的位置？”问题的答案最终在一个老革命者——冯姨那里得到了：“我认为，爱情应当建筑在共同的革命志向和旨趣上，应当经得起斗争生活的考验，并且应当随着生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提高……当然，性格上的投合，容貌、风度的相互倾慕，也是不可缺少的因素。当一个人为爱情而忘记革命的时候，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不恰当的位置上，那就要堕入资产阶级爱情至上的泥坑，甚至作出损害革命的事来。当一个人觉得爱情促使他更加热情地投入工作时，那便是把爱情放到了恰当的位置上，这时候便能体会到最大的幸福。总之，爱情在革命者的生活中应当占据一席重要的位置……”
　　这样一段冗长的议论是小说的“题眼”，但它显然不属于文学的范畴。纳博科夫曾经说过：一个作家是集故事的讲述者、教育家和魔法师三者于一身的人，对于大作家来说，“魔法师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他之所以成为大作家，得力于此。”刘心武此时对爱情的关心只是为了达到了教育家的目的。他太热中于说教，因此就不是一个好的故事讲述者，更不是一个好的魔法师。这篇小说围绕着爱情的位置这一问题的解决去结构，既缺少必要的描写，也没有注意到小说所应有的故事因素，更不要说以魔法师的手腕去模仿生活。孟小羽这个人物缺少“人”的灵性，她的活动是在为上述理性化的答案提供论据。因此，《爱情的位置》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是社会学论文。就如当时唐弢先生所指出的，刘心武所“喜欢采用夹叙夹议的写法”，缺少文学的魅力。
　　除了文学上的缺失，爱情本身也并没有被作家所关注。正如小说题目所显示的，作家所关注的是爱情的“位置”，而不是爱情本身。在小说所给出的答案里，爱情位置的合法性是与革命事业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革命事业的附庸。在这个答案里充分显示了作家的“匠心”。他不仅热情洋溢地让爱情与革命事业联姻，而且对于这一答案的给出方式也深思熟滤：它是由冯姨——一个老革命者（她是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参加过“一二·九”运动，从事过地下工作，奔赴延安、受过“四人帮”的迫害，打倒“四人帮”后复出，“有着波澜壮阔的生活经历”。）给出的。这在当时的语境中是富有意味的。一个老革命者在那个时代代表着权力话语，由她所给出的答案才具有合法性。
　　既然爱情要靠革命事业来赋予合法性，那么，爱情就没有自己的独立价值。这与爱情在现代意识中的“位置”显然是相背的。爱情在现代价值体系中被一再的赋予意义，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代表着人对自我意识的认同。显然，历史还不太可能让孟小羽思考到这样的程度。她虽然是一个善于思考的青年，对于四人帮所造成的禁欲主义敢于大胆怀疑、对亚梅所代表的一些庸俗的爱情观念也敢于否定，但她对于爱情在革命者生活中的位置却不敢确定，一定要等到获得像冯姨这样的“优秀的革命者”赋予的合法性之后（冯姨说：“我觉得您和玉春的爱情是很美好的，你们大胆地相爱吧！”）才敢于理直气壮地去爱。更不要说，通过爱情去确证现代人的“个性”身份了。孟小羽在困惑时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外在的权威：“唉唉！如果有份《中国青年报》或者《中国青年》杂志，如果现在出版的报刊、书籍当中，能够有一批是指导年轻人怎样正确对待婚姻、爱情、家庭的，该有多好啊！那样的话，即便亚梅并不读书、看报，我也可以向她推荐、转述，可是现在我却不能立时找到最有力量的论述和例子来说服她。”当她从冯姨哪里得到指导之后，甚至恳求着老一辈的革命者给他们以指导：“冯姨，您赶快把今天给我讲的这些写成书吧，我们是多么需要这样的启发和指导呀！”因此他们这一代“思考者”注定是跛行者，他们不敢主动地“成为你自己”！不敢自己“抉择”。在这一问题上，他们不比谢惠敏走得更远。
　　刘心武热衷的是通过他的笔来为孟小羽们提供一个合法的答案，成为他们爱情生活中的引路人。（后来刘心武果然编辑出版了同样的书籍来指导青年人的爱情。）虽然这篇小说被认为在爱情方面突破了社会生活、文艺创作双重禁区，但是这种突破是初步的。在文学与政治、民众意愿的蜜月期，文学、个人、爱情都远没有获得独立性。对于刘心武来说，或者新时期文学来说，这就是自救的起点：爱情在生活中的位置是附属于革命的，还没有恢复到“人”的层面。当然，爱情的表现也没有进入美的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