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从市委党史研究室杨编辑手中拿到“知青岁月”这本盼望已久刚刚出版的书时，我就被书的封面设计而深深地吸引着，我顾不上去查找自己写的文章，而是迫不急待的打开封面翻着，映入眼帘的,首先是那一幅幅既熟悉而又陌生的知青生活照片，随着书页的翻动，我的心荡起一阵阵涟漪，这时，只听杨编辑说：“快看看您的照片吧！挺好看的。”我这才回过神来，赶紧查看目录，翻到我的文章页《往事回首》时，才看见原来一寸小照被放大了几倍，看见自己30多年前的照片和文章被采用并编在书里，心情很激动。我小心翼翼的把书装好，回到办公室。
下午，有点空闲时间，便打开书籍，细细地查看目录，看见了过去的几位很熟悉的乡党和现在的几位同事及朋友的名字，心中甚喜，想着一定要先看看他（她）们的文章，以此分享。看完目录后，首先阅读的是莫伸老师为此书写的“序”，随着“序”的叙说，我由衷地感到:“称他们当知青的岁月是一段令人留恋的岁月，称他们那一段人生是辉煌而灿烂的人生”。这段文字时，感到是那么的精辟，那么的让人感动，那么的让人沉思，那么的让人引起遐想，那么的让人心灵受到了震撼！当阅读到:“序”中王春玲《遥祭王玉荣》的文章中，描写王玉荣出事、抢救、停止呼吸的文字后，心中一阵酸楚，再看“我不知道倘若玉荣的父母今天再读到这段文字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时”时，顿觉泪如泉涌，失去亲人那种撕心裂肺般的悲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凄惨，在我的心中泛起，如同失去朋友一般地难过而泪流满面，使坐在对面的同事感到不解地惊讶……
读完“序”，又看了杨编辑的《知识青年上山下山运动概况》，让我进一步了解到从解放初期、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一直到七十年代末，从国家到我市有关“知青”上山下山的概况，受益匪浅。由于工作原因，无暇浏览，便把书带回家中，抽空阅读。从《后记》中了解到此书是一部以回忆录为主要内容的资料书，它客观地记录了当时的特定历史。市委党史研究室历时18个月，征集了159篇知青来稿，142幅珍贵照片，10万多字的历史文献、资料，从中采撷91篇从不同侧面反映知青生活的文稿和98张照片，精选3万多字的历史文献和资料编入该书。我细心的看了看文章，全都来自（按当年下乡县）我市11个县（区）和“三线学兵”的作品。看到这里，我不由的想说：感谢市委，感谢党研室的各位编辑们，为记录下我们这一代人的特殊经历而付出的艰辛！感谢此书的出版给我们这一代人留下美好而震撼灵魂的记忆！同时也给下一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让他们和书中的父辈同走当年的“知青路”，激发他们对美好生活的珍惜。同时还感谢那些不曾相识的《后记》中所提到的每位同志，是他们为此书付出了辛劳和汗水。看过这些资料后，我迫不急待地开始看乡党和同事、朋友的佳作，使我从中了解了他们当时的经历，并被他们字里行间的文字所感动。宋进甫的：“人生之舟还在远航，我们仍在路上，我们还将奋斗”的结束语让我振奋！戴西平的一句描写“学插秧”一天后的感受，让我当时心里感到涩涩地，可是一句玩笑土语却使我忍俊不已，一扫苦涩之感，而每每想起都要发笑，他的最后一句：“我怀念知青生活”让我产生同感。我当年师傅的儿子陈东风的：农民乡亲是我的老师，他们教会了我如何解读“生活”这本书；让我感到理解和认同。在日后读其他作者文章时，许志勤的《我爱我“家”》中的一次意外“煤油煮面”一小节是这样描写的：每当我想起这桩面条事件，心中总有一种酸酸的感觉，煤油煮面一般想都想不到，我们知青却“享受”到了。这是我一生吃过的真正“怪味面”，怪得令人心醉，怪得令人回味，怪得令人难忘……。让我从他的回忆文字中，仿佛眼前呈现出他们当时吃面条的情景，我的心被缩紧。我想：也许这本书看完，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文字出现。还有赵国庆的一篇《杀猪》，让我也回到了记忆中去，他们要把一头尺把长的小猪崽，养成一头大肥猪，是多么的不易。他的文章没有去写养猪的艰辛，而是着重渲染了杀猪前后的经历，并描写了知青和乡亲们那种即将闻着肉香味、吃着大肉块激动而热烈的逮猪、 杀猪全过程，还描写了他们看到乡亲们看见猪肉那种企盼的眼神时，决定把一部分肉送给乡亲们时的内心活动。随着文章叙述的高潮，我的思绪跟着他的文字在跑、在撵、在抓、在抖、在杀、在疼、在笑、最后心在颤抖……但他们的做法让我有着同样的感觉“痒痒的，甜甜的，舒舒服服的”吕恭的《五元钱》写的朴实而又真切，因而他一开头就写到：“这件事已经过去30多年了，如今日子过得越好，我就越加难以忘却，它使我懂得了苦难就是财富的道理……”当时，我看完即给女儿讲：“有空了读读这篇文章，你就知道怎样去生活。”还有众多的哥们、姐妹们的好文章都使我深受感动……
当我阅读到书的后十篇“三线学兵”的文章后，我的心就又随着故事的情节，一阵阵被揪起、一阵阵被放下，这十篇文章对我震动更大，我虽然没有过那段经历，但我初中时的几位同学，他们亲身经历了那场生与死的洗礼，那时我常去一位同学的家玩，从阿姨口中也经常听到她儿子的情况和看到寄来的照片，但是从未听到过文章中所描写的建设场面，“三线建设”是那么的让人不能想象的艰苦，他们当时全是十五、六岁的青年（按现在的年代能说是“青年”吗？），在短短而又可以说是漫长的三年，但他们的经历却让人荡气回肠，文章的字里行间，叙述了他们的点点滴滴 ，当年他们离开父母、离开家庭，奔赴“三线”建设工地——襄渝铁路线。为国家、为三线建设贡献了他们的青春年华，遗憾的是我没有看过反映“三线建设”的记录片，但从篇篇文章中却领略了他们当年比知青还要艰苦的岁月，我也曾听说过：“如果要乘坐襄渝沿线列车的话，就能看见沿线山坡上那一座座学兵们的坟莹。”他们当时都是十五至十八岁的青年，我想：现在这个年龄的孩子还在上高中，有的甚至还在父母的怀中撒娇呢？可他们（共有114名、其中BJ19 名学兵）却永远的长眠在那里！我想：每到清明节时，健在的亲人一定会遥祭他们的孩子或手足的，想到这里我不由悲从心起，喉头一阵紧缩，泪水如潮水般的涌出我的双眼，我的同龄人，他们要是当年能活着回来，应该和我们一样也到了知天命的年龄了，也和家人在同享天伦之乐……
写到这时，不由地想起当年我的几位初中（能记得姓名的）同学李炳成、苑宝智、便中良、周小霞等，他们在苍天的保佑下，平安的回到了父母的身边。他们有的虽离开了BJ，如果也能读到此书的话，一定会使他们有所感悟。我可以说“学兵”们，当年虽无给共和国抛头颅打江山，但说他们洒热血总可以吧！因此讲，现在的孩子和年青人不可以再用那种轻蔑或嘲笑的口吻来评价我们这代人，如果大家能看到此书，我想这种现象应该不会再出现吧！用李涛的文章《三线学兵，一个特殊的群体》开头语来交代他们“三线学兵是30多年前中国那场声势浩大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就可以说明这点。于海波的《难忘的生日馒头》中，记叙了他生日那天战友们分一块馒头以作庆贺的情景，他的结束语是这样写的：“那一块块生日馒头，比今日好多人过生日时的生日蛋糕、生日宴会、舞会等，更加珍贵、更加使人难忘。”姜健生（她也是我的乡党）的《特殊的精神财富》中最后的结束语写道：“可以说三线学兵是中国青年学生运动史上极其独特的一页，是中国铁路建设史上一部不再重演的故事。”
我的随想随着书页的向左翻动，心潮起伏 ，感慨万千。我不敢与莫伸老师同提，但还是压抑不住心中的涌动，向大家推荐此书，这不因我也写了一篇拙文，而是想让当年的知青或三线学兵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和下一代，永远记住他们、我们的生活，记住那个已过去了的年代、记住过去了的那段历史……

我看了一部电视剧名（知青反城）讲述了那个年代，在一九七九到一九八零年之间，返成知青的一些人生的坎坷。

代表性的人物，关系和机遇的命运交响曲。以建设兵团知青家庭反城以后遭遇，理性对待现实生活感人故事。

故事主人公是哈市老三界毕业生，林超然是兵团一名营长，和爱人何凝之反城与反城知青们的故事。

何凝之有两个妹妹，慧之，静之也都是兵团知青，父母是中学教师。

林超然弟弟死在兵团留在北大荒，妹妹离家出走去了深圳打工。父亲是名建筑工人，母亲没有工作。

兵团战友主要人物，罗一民，李玖、后来成为罗一民的妻子，

张继红，是林超然父亲的干儿子。

杨一凡，是名画家，因画裸体画像被批斗，得了精神病。和慧之谈恋爱了。

林超然是和弟弟一起去了北大荒农场。与罗一民、杨一凡是一个连队的。

何凝之是另个连队的指导员，在一个偶然相遇。与林超然两个人相爱了，直到大家都反城了，连队解散了剩下他们两个人，这时凝之以怀孕了，于一九七九年的冬天，接近年关，带着农村的白面和山货，回到哈尔滨市与家人团聚过年。

何凝之父母平反后分配中学，父亲是校长，母亲是教师。家里住在学校里活动室里，用乒乓球桌拼起来放床，就这样林超然与何凝之住在岳父母大人家里。因林家房子更小没有办法，只有借住在何家。

林超然出去找活打工，后来他父亲把自己的工作让给了林超然，父亲是给一个，个人承包商打水泥板工作。很辛苦，领工头也是知青反城的叫张继红的，就这样林超然在工地开始上班。

可是包工头为了省钱弄虚作假，往水泥里参加炉灰和黄土。他们揭发了老板，他们几个知青辞职不干了。就去站马路边找零活干，就是用石灰刷墙。

因罗一民在上中学时爱上来班级女同学，给女同学写情书，让同学告诉老师，从此恨这个女同学，让这个女同学，在冰天雪地里用大水壶给他浇滑冰场。结果女同学手冻伤了，成为残疾。

罗一民在兵团里一次，劳动回来一车的知青坐在车上，汽车刹车失灵了，关键时刻罗一民用大衣包住腿用自己的身体挡住车，防止一次悲剧的发生，结果罗一民失去一条腿，成了残疾人。提前反城了，接替他父亲的铁匠铺。

多年之后，来了位港商到他的铁匠铺让他给打大小不等十个铁桶，后来又让他改成十个浇水壶。把钱提前预付了工钱很多，给了一百五十元，就这样等来取壶时就拿走了一个小壶，并告诉他大壶浇滑冰场。这时罗一民大梦初醒，知道了原委。

罗一民将此事告诉了营长林超然，就这样林超然劝他给这位港商道歉，这位港商是那个女同学的外公。罗一民不敢去，让林超然同去，林超然接触了这位港商。在了解了情况，港商对林超然印象特别好。就这样就有了下文。

后来林超然把几个知青组织在一起，在一个街道废弃厂，办了改装自行车，去黑市卖，被举报了，后来改为人工包饺子卖，被发现没有营业执照，给查封了，把林超然带走了。因祸得福，他给省级领导写封信，由他小姨子何静之给改了稿子，送给了省长，省长通过调查核实。给林超然放了。给办了执照，通过推荐去了知青办上班，当了一名副主任。当时知青反城在家待业太多了。没有办法解决。

而且港商找到林超然，邀请他去哪里上班，而且工资好高，每月工资五千，那个年代工资算最高了，他没有去选择了知青办，结果他选择去知青办上班，想为知青们办点好事。问题是他根本没有能力来帮助这些知青。

最后林超然决定放弃知青办主任职务，复习功课参加高考，考入黑龙江省理工大学，学习哲学。后来毕业出国留学去了法国。他爱人何凝之因难产去世，他与静之。结为夫妻。

故事曲曲折折，那一代人能吃苦耐劳，"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自我奉献精神，值得下一代人学习。

时代不同造就英雄事迹也不同。

战争年代中国出现了为新中国解放事业，抛头颅洒热血。贡献自己的生命。

和平时代为了建设新中国出现了一批，为建设新中国。献出自己的生命，把青春年华，为了建设祖国奉献给中华大地。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楷模。英雄人物。中国的史册也会记载着为人民，为国家做出贡献的英雄们！

1．《道士塔》
余秋雨在这篇充满了个人臆想、近似小说化了的散文中所写和表达的内容只消三个字即可说明，便是那带着琼瑶阿姨的粉泪声腔而仿佛在几卷线装古书前，对着死朽者的尸骨却竟把无缚鸡之力的臃肿全身绷紧，举轻若重、绘声绘色的泣涕道：“我好恨！”
他的“恨”一如他结尾处的虽说“默默地”但实际仍“好激动”一样，都对我够不成任何透彻肺腑的情感冲击力和感染力。他的“恨”实在恨得肤浅，竟能把几乎所有毁损敦煌文物的罪过和仇恨的矛头都加诸于这个“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道士身上？！余秋雨在百年之后裹着一身“文化学者”的知识优越感，坐在茶香四溢的书案前遥遥对视着世纪之初的暗夜里那焚尽生灵的硝尘，像一个深宅大院里的公子哥儿申斥着他从未真正了解、认识过的看门老仆——你为何如此败家？那时侯余先生从这老奴身上是颇找回了些道德优越感的自我满足的。《道士塔》的实质作用也仅限于此。
聪明的作者没有忘记在最后借某个日本学者的话“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来挽回中国的民族自尊和自信来，而以往那些他刚刚咬牙切齿描写的中国的愚昧、荒蛮、落后、病态都集中处理算在了王道士一个“个人”的身上，并且这本应该切入审思、深思中国各种根深蒂固之病态与愚劣以及展开对影响产生了像王道士这样“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的深层文化传统的批判之可能，都在“过去时”与“现在时”的泾渭分明的割裂式划分中被完完全全的消解掉了；于是，中国只要一有了坏事，便据说总是因为某几个“小人”作乱的缘故，而中国一旦有了好事，便肯定是证明了整个中华民族“向来优秀”的集体荣耀，我们的民族和文化上之“自尊”与“自信”便是这样得以实现和得到满足的。正是这种阿Q式的毫无自我批判、解剖与忏悔的“胜利法”，让余秋雨笔下的中国文人与文化在矫柔造作的“痛楚”和自我麻醉式的超脱中无往而不胜，无论到什么时候，都会是一副貌似自信的“胜利在握”的模样。但我知道，他心虚得紧。
但是中国的某些知识分子都愿意退回进所谓“灿烂文明五千年”的故纸堆里重拣起传统士人情怀的人格面具戴上，何况“到处可以遇见的中国平民”则更需要从尚未捂无热乎的“我们的文化”中找回鲁迅先生所讽刺的那种“合群的自大”式的“自尊”与“自信”来。余秋雨很好的为庸众们做成了此事，所以我认为他的散文本质上是一种“媚俗”，并不冤枉他，只不过他这回所卖的，乃是“文化”这剂高雅体面的春药。
2．《莫高窟》
《莫高窟》所运的文字是唯美而稍显绮靡多姿的，辞藻富繁而无雕琢的赘感，将静态的敦煌壁画用活的线条和气势舞动起来，既合人与背景的内容，又能赋予横亘时空的强烈的生命与美学意义，人随画动，画从心转，幻境与当下交织，历史与色彩共升，细腻入微又磅礴挥洒，悄然无语而乐章交响。
作者的立意很清楚：想要追求一种超越了宗教、道德的敦煌艺术之“美”来。你可以取别的视角，但“美”这个视角是合适的，同时又兼顾到了莫高窟的多层意蕴，也就是“层次丰富的景深（depth of field）”，像敦煌的意义与价值显然是“说不能尽”的经典，余秋雨是在“美”的艺术心理观照下截取他想要和欣享的敦煌片段，从这一层面来讲，应该说作者的眼界不乏大气、开阔、高远，这是其独到的地方。但问题是，伴随着“多方面生命”的呈现、聚会、狂欢、释放，余秋雨渐渐走入了他实则认知较浅薄的“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的叙述之中，“人性”“生命”“人格”都成了反复歌咏却苍白空泛的符号，我们看到了浓墨重彩的一幅幅曼妙醉神的画，却见不着更深厚的对生命或人性本身的诠释与穿越，最终，又是顶礼膜拜式的表达了对盛唐这一个时代的无限憧憬与自豪，于是说“我们的民族，总算拥有这么一个朝代，总算有过这么一个时刻”，个体的生命艺术之美被宏大的历史主题与廉价的民族自尊遮蔽了，于是“我们曾经拥有”“我们一千多年层层累聚”，这中间只有机械的堆叠，大失立体多维度的穿越审思，所以余秋雨的审美只能浮在表面的装修上，却无法扣问灵魂，力透出生命的本色来。莫高窟的“美”，也因此减色不少，单薄不少。
3．《阳关雪》
阳关“终成废墟，终成荒原”。那么这原因何在呢？作者极其隐晦的表达出这样一个观点，即：当权的统治者似乎没有给艺术家们以足够的地位和尊重，所以限制了艺术家们的创作，然而艺术家们可是足够优秀足够天才足够好的。
“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这句话很有意味，很能够透视出余秋雨在拿着古代知识分子暗中自比的同时，他的双眼始终没离开过“长安的宫殿”为其所开的“门”，余秋雨性格中深刻烙印着对“权力”的心理依附，在此文中已有较深隐的体现。他通过对古代文化名人的悲叹、哀痛、伤悼乃至鸣不平，甚至常常要挤出几滴酸度超强的枯泪来，其实正是欲寄托他自己希望当权者能施舍给像他这样的文化人以生存的空间甚或重用之的企望，这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士人的情结，是没有或缺乏独立人格，始终活在权力话语的阴影下谋求自我的定位，余秋雨借此将他作为这种知识分子的虚荣表现得淋漓尽致，荒原？千万别侮辱艾略特的经典大作，那不过是无奈的看着自身终入尘土的垒起的坟而已。
余秋雨仍没忘了拿唐代的造像去向文艺复兴时的西方艺术大师那里寻回一点可怜的“骄傲与自豪”，但他却不愿也不肯再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辉煌的唐朝艺术却无法避免走向退步衰落的宿命？而西方的文艺复兴为什么却偏偏能开出一个史无前例的近现代人类文明呢？
那些至今依然坐在“四大发明”之类国故上高唱凯歌颂谣的孝子贤孙们，自然是想不明白的。
5．《柳侯祠》
倘若读懂了作者“借古人的尸，还自己的魂”的深隐之意，便会觉得这是一篇作呕指数很高的“文化散文”，与其说通篇都在兜售着“文化”这个已被其弄得俗得不能再俗的空泛概念，倒不如说是一个文化人急于想做官的心灵告白，整篇文字都流露出作者浓厚的“官本位”的思想意识，甚至十分露骨的用“倒是现任柳州市副市长的几句话使我听了眼睛一亮。”这样肉麻的话来直接会通今古，就差从棺椁中拉出柳宗元来现场讲几句了，并且说“从根子上使柳州开通”的乃是因了“柳宗元和其他南下贬官”，柳州当代的开放和崛起是否真是“从根子上”靠了千年之前的南下贬官们的文化遗产，我不清楚，但我清楚的是余秋雨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没忘记格外强调了这位副市长“也是个文人”，那么我们可以说他余秋雨也是个“文人”，而且是级别更高的大文人，那么中国若想“从根子上”好起来，实在只有起用这群大文人、小文人们来做大官、小官这一条不二法门了？可以说透过此文，我们完全看得出余秋雨骨子里几乎全然未消化现代法治社会、宪政民主的政治理念，他或许知道一些理论，但他接受的却是比当代新儒家还要保守的政治文化意识，这样的结果，是做官的附庸风雅操控着文化，文化人附势权力卖弄着文化，可笑的是余在文中竟还哀叹柳宗元失去了“个人的意义”，在官本位的专制体制下，个体当然无法独立或倍受压制，余既然看到了这点，却不向制度问责，而把希望寄托在“文人作官”的“人治”上，殊不知他岂是真在替古人鸣冤？“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罢了！
7．《都江堰》
这依然是一篇借着都江堰写李冰，借着李冰写“官本位”的文章，我在《柳侯祠》的评述中已有所论，只不过此番他给“官本位”注入的不是碑文诗赋而是专业的科学技术，都江堰的伟大被浓缩在了“李冰的精魂”里，作者所盼望的乃是这样的人可以子子孙孙无穷尽，于是对李冰的充满民间宗教色彩的膜拜和人而神的民间戏剧中很作了一番文章，颇为赞赏，并且说“轰鸣的江水”便因此成了“至圣至善的遗言”。
余文惯于在对山水的膜拜式夸大定位和抒写中行矫情与煽情，但他肯定不是真的要跪倒在山水文物前，他不过是做这么一个虚假的姿态而已，他的重点仍是利用这种情感的煽动去消弭理性的冷峻思考，从而使读者认同他、跟着他的观点走。此文对“能臣干吏”的崇拜与对“清官”的崇拜一样，都是“人治”思路的认识，要知道仅凭“清官”“能臣”是无法帮助中国摆脱“人治”带来的历史循环的，但这种理性认知在作者故意营造的宏大主题与取媚民众的民粹主义气氛下，被抽空殆尽了。
余秋雨在文中说：“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我虽不知道这是否为其真心话，但通览整部《文化苦旅》，你都能感受得到这种甜腻腻的肤浅的“乐”观，而书名竟贯之以一“苦”字，什么叫做惺惺作态？什么又是矫情？看罢。
8．《三峡》
李白的诗飘逸灵动、超拔纵横、吞吐山河有余，而沉郁练达、忧患深情、悲心苦难不足，读其作品如阅其人，羽化超脱而心向隐遁的仙道气始终伴随着这位才华横溢的天之骄子，在世事的艰辛、恶劣和仕途的坎坷不顺中他选择了以桀骜不逊的风骨出入自我精神的狂欢，这与杜甫的始终不弃不舍，执著当下，痛入心髓而犹深怀抱负与忧悲进入民众、国家的苦难大有不同。中国的多数人可能大抵都更爱读李白，因为从李白那儿能读出一种速度和快感来，但我却偏爱老杜，老杜的字句不止是用灵气泼洒的音符，更是一种血泪沉淀的生命的精魂。他不超脱，所以他超越了那时代的每一个神往超脱的诗人。
9．《洞庭一角》
“贬官文化”的确是中国文化中很重的一笔，贬官们仕途兴隆、官运亨通时不见有特别优异的文章出世，只是被贬外放了，才“只好与山水亲热”，有了悲戚哀愤的常情，文采竟也飞扬起来，“事过境迁，连朝廷也觉得此人不错，恢复名誉。”可见贬官们的写作与抒情岂能不暗怀着盼主上查阅而重起用之的功利心思？既被“贬”了，就无奈的写写东西，这写出的东西便恰好印证了贬官的“文品”，既是别有深意和目的而写，则这制造出的“文品”确也和其“人品”相映成趣——都虚伪得紧。那么，倘若中国文化“极其夺目”的一笔竟是如此被文化官员们弄出来的，就不晓得到底是中国的贬官们太有才了，还是中国文学创作的自我评价“太有才”了。
不过文学在此文只是装裱，重要的是“地因人传，人因地传，两相帮衬，俱著声名”的“声名”效应，贬官们都化了灰，山水亭阁也仍是这样的山水亭阁，还理会他什么“文学”作甚？重要的是靠文章赚得的“声名”才是眼睁睁的取之不竭的实利，文学既“帮衬”了贬官的官运又“帮衬”了旅游景点的声名，大约可以名垂青史，不朽于后人了。读懂了余秋雨的“帮衬”，也就读懂了中国古典文学的一半。
12．《青云谱随想》
徐渭诸人的“狂”和后来“扬州八怪”的“怪”都是中国历史和文化中所特有的。鲁迅先生曾谈到魏晋时的“竹林七贤”大抵并非出于对儒家礼教的不满，乃恰恰是出于对儒家礼教被当权者虚伪利用而导致的名存实毁的现状的愤懑。像“狂”与“怪”的文人究竟是欲反叛主流统治的文化还是变相的守护文化“真义”而仅针对当权者呢？倘若“狂”与“怪”之士果真超越了传统儒、道、释文化，则他们所藉靠的精神资源是什么？还是走向了更为肤浅颓废的虚无主义？在我看来，这些“狂”“怪”之士就像拔着自己的头发想要离开大地飞天一样，仅仅是做出了一种姿态而已，他们的无力被掩饰起来了，其实“狂”“怪”们并未真正超越甚至割断他们表示憎恶、鄙夷、轻蔑的东西，他们的血液里何尝不流淌着文化传统的因子？而且恰恰可能因为他们的资质而更深的植入。“狂”“怪”们走入了一个他们跳不出的文化怪圈，就像如来手掌心的孙大圣，到头来反而因其独异、新奇的个性和渊博的学养而被传统文化掩埋得更深，最终却可能熔炼成了文化传统“起死回生”的灵丹妙药，被数百年后的“文化学者”们反复玩味、擦拭，然后借以大作文化保守主义的文章。“狂”“怪”们是在轮回里寻找精神突围，事实证明他们失败了，又走了回来。对于一个没有神也没有救赎的古老民族来说，精神突围只能是又一次的“以自我为义”的自以为是。
15．《寂寞天柱山》
“山水化了的宗教”既不是山水也非宗教，它只是“能使那批有悟性的文人畅意适怀”的文化而已。天柱山有这有那，但还远远不够作中国文人的“家”。耶路撒冷是犹太人的家，圣经是基督徒的家，天柱山？说到底，它的“宗教、美景、诗文”不过是构成了一个很好玩的旅游景区而已。
16．《风雨天一阁》
“为《四库全书》献书是天一阁的一大浩劫，颇觉言之有过”，这是余秋雨对中国历史黑暗的又一盲点，本文中提出了所谓“健全人格”，后来这个可笑的词又被他送给了康熙皇帝。中国文人好讲“健全”“圆满”，也擅长把这些完美的修饰词留给自己和捧送掌权者。“健全的人格”服从着包括“禁止妇女登楼”的封建族规，“健全的”皇帝及其继承者也开始了漫长的“文字狱”和闭关锁国。这是怎样畸形的“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连阿Q这种瘪三都晓得要在纸上很认真的画一个完满胜利的圆圈，何况中国的文人呼？
17．《西湖梦》
一切宗教都要到西湖来展览，“展览”这个词妙极，中国人做惯了看客，无论什么，最要紧的便是“看”，始于看而终于看，过足了眼瘾和感官玩乐，就像灵魂已被抽干了一样。
18．《狼山脚下》
余秋雨完全不解鲁迅的深意，鲁迅岂是在改良为自然风景命名的方式吗？余文所谓“但一切都调理得那么文雅，苍劲的自然界也就被抽干了生命”，这纯粹是文人的臆想，其实他的“平和一点”同先人的“古池好水”“萧寺清钟”“远村明月”一样，都是琢磨着怎样在“命名”上下功夫，用文字自欺视听，只不过方法不同罢了。鲁迅先生所批判嘲讽的，恰恰是这种专好在“名”上弄虚作假、自欺欺人的虚伪、麻醉的民族文化心理，而作者却正好最爱耽著在“名”上做文章。
19．《上海人》
这是余秋雨在本书中写得最好最精彩的文章，也许因为作者本身是上海人，对上海的了解、体会很深也较为全面。
徐光启是一个值得特别书写的开端，他能在一个愈趋封闭、衰朽、宋明新儒学占统治上峰的封建时代坦然开放的接受、传播西方文明，甚至受洗皈依基督宗教，他的影响决不同于以往任何一个文化交流者，他给古老的中国注入了完全异质的文化血液，也树立了一个“新人”的榜样。光启，宿命般的人如其名。但职员心态而缺少生命热源和创劲的上海人并未得着他的精髓，而只是神似而已。
20．《五城记》
兰州牛肉拉面的醇香横亘千里，飘入了关外我的鼻舌中。。
21．《牌坊》
牌坊大约是中国文化里最可憎恶的物事之一了，它见证着中国道德的虚伪、残忍、吃人的本性，而且是公开的被表彰的邪恶，而从中做帮凶写文章造理论大肆颂扬宣传的不是别人，正是文人。父母的一面立牌坊一面偷偷送女儿出家逃生，把“贞操”“守节”残害人性的荒谬暴露无遗。“圣女”是男权意识在女性身上的体现，“圣女”“节妇”既不“圣”也不“美”，而是对女性形象的扭曲，女性在这里只是体现纲常道德的工具和男权变态逞欲的对象罢了。封建中国的文化，充满了触目惊心的变态性。
22．《庙宇》
女人被置于权利的最底层，几近于完全被动的状态，又多无文化，于是便听天由命，投在了“念佛”这一格外“殊胜”的“方便法门”下。靠着念佛声，却只能因此在乡间帮助树立起更多的牌坊来，而不是拆毁牌坊。这就是“念佛法门”在中国的效用。
23．《夜航船》
作者是想说这夜航船乃精神文化的航船，但积淀了几百上千年的文化，到头来却“我说这笃笃声是航船，她（母亲）说这笃笃声是木鱼”，“木鱼”的确“笃笃的”而一成不变、永远平和的慢慢敲下去，这正是中国文化的音律节拍，任凭国学家和遗少们凑成了几大堆光彩夺目的形容词、修饰语美化之，都不如这一个词来得准确恰当、惟妙惟肖：木鱼。
24．《吴江船》
年轻学生的人格、心理和行为被过分的简化和美化了，诗意岂能以篡改自然的人性为依托来书写？男生们正处于青春发育期，又是在一个极端禁欲的年代里，对异性朦胧的好感、压抑的冲动甚至隐蔽的欲念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了，何必画蛇添足非要“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刻意叙述说他们“毫无邪念”的睁大双眼？而什么又是作者所谓的“邪念”呢？多道学的“邪”字啊！之后男生们在女宿舍门口挖“友谊井”，分明就是性本能的一次集体无意识的变相表现，是异性之间特殊的“示好”替代品，作者完全可以像韩少功在《马桥词典》里所做的那样，直面率真而火热的欲望，同时反衬出那时代扭曲人性、打压人欲的荒谬可悲，但作者却一面用他脱离了真实状况的“美学”视角虚伪的勾画着男生的“毫无邪念”，另一方面却别有意味的写男卫生员给那个“文革”遭难的女生“做人工呼吸”“折腾了一会毫无效果”这种恶俗情节，就像女主角洗澡的时候一定会有男配角“不小心”闯进来看到的情节一样恶俗老套，更荒诞的，明明只是要“给心脏注射强心针”，而之后的描写却竟然是“她的衣杉被撕开了，赤裸裸的仰卧在岸草之间。月光把她照得浑身银白，她真正成了太湖的女儿”一个年轻女孩在疯狂的世界里所遭受的巨大悲剧和生命劫难就在这种充满了意淫目光的“唯美”视野中被消解干净，最后只剩了宋朝词人写给小红姑娘坐船远去的诗在回荡，你侬我侬，尸体的死味和悲恸被彻底断送和遗忘。。。。。这难道就是作者对待“文革”活生生惨烈灾难的态度？！
25．《信客》
仅靠一个“信”字谋生，为一件极小的“失信事件”而被彻底放逐、抛弃，服务乡里大半辈子的老信客就这样轻易的被推到命运的深渊，乡民的不宽容成为理所当然的事，在对“信”字的极端功利化的索取中，信客作为“人”自身的尊严、权利已经被淡化漠视了，落后的农耕文明和宗法社会伴随着信客高强度的生存压力，最后年轻信客的“成功”不过来自于一个近乎传奇的事件，而老信客悲惨的身影却蜷缩在无人关注的角落里瑟瑟发抖。信客仿佛是被“崇高化”了的，但正如中国无数的“贞女节妇”无数的牌坊一样，本质上是对人性的歪曲、异化、践踏，鲜活的个体生命在“道德”的虚幌下被压扁成一个个供人膜拜的符号，中国封建时代形成的这种非超越性的“信”观念，决不能照搬、移植进现当代社会来，封建道德建立在非人道非理性非超验信仰的历史中，其充满局限性的伪善不言自明。中国人喜欢“大团圆”“大圆满”的结果，本文也不例外，在文尾喜气洋洋的氛围中，我却分明感受到了寒意逼人的颤栗。
26．《酒公墓》
在客上教英文We all love Chairman Mao ，这是一个饱蘸了政治严肃和政治迷狂的例句，love在这里早已失却了它本有的真义，“伟大领袖”取代了上帝坐上了神的宝座供他的子民love，love只属于领袖一个人，一个人中的领袖剥夺了几亿子民自由love的权利，love像一个被化肥催生被空气鼓胀被毒品兴奋了的劣质种子，干瘪苍白，浸不得半点儿油腥，以至于当酒公在黑板上很自然的写下“爱是人的生命”时，全班竟然会大笑，而女生则红脸低头。一个羞于把爱同生命联系在一起的年代，我们还指望它能够不酝酿制造出骇人听闻的黑暗来吗？
27．《老屋窗口》
老屋只属于作者个人，何必要自命不凡的加诸自负的渲染呢？作者太爱慕虚荣了，此文可与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集做对比，鲁迅的怀旧散文从来没有这些自命不凡的虚饰之笔，先生所写的乃是切切实实的人和人生，却不是名和声名。余文实在相形见拙，品低一等。
28．《废墟》
并非所有的废墟都能体现“悲剧精神”，也并非所有的悲剧都讲化为废墟。废墟是一种常态，废墟中走出的人才值得关注。
29．《夜雨诗意》
夜雨未必与安逸水火不容，安逸在夜雨中顾影自怜，自哀自叹，于诗意中逍遥自适，甘愿被夜雨包围、吞噬，再无冲出的生命力和欲望，夜雨也便完成了摧毁行旅者前进的目的。
30．《笔墨祭》
一个“祭”字，保守的心态流露笔间，笔墨书法是文化艺术的载体，也有情感融入，但笔墨何尝不在千年里时时更新着内容？拒绝更新就等于自毁生命的延续。
31．《藏书忧》
藏书之“忧”实则出于读书人对“物化”了的知识的吝啬与自负上，文人相轻也相妒，慢条斯理、徐徐道来自己的藏书之富之精之珍贵，那种文人式的自得与虚荣表露无遗，这本也是人之常情，文人并非格外的鄙弃钱财，出手大方，当他像孔已己似的穷得排出几文铜钱买酒吃时便也一样要灰头土脸，最多不过吟几句“君子固穷”的圣言以备精神上对自我“文化优越”的文人身份制造几分超乎众群的幻觉，聊作麻醉而已。所以文人的爱藏书，我认为无须上升到很“崇高”的境界位置，藏书的确一定程度的体现出藏书人特异的精神世界、治学面貌甚至是性情格调，但也仅此而已。文人仍需将自身回归到平常心态中去，这是我的观点。
32．《腊梅》
腊梅大约真的可以给人启迪、激励的情感萌发罢，也只有人才可存有这认识，或者耳耳相传，便给了某自然界之植物以特定的性格或象征，所以后人一定要从腊梅中看出生命力的坚韧、顽强的这面来，却见不到万物的复杂性和生命中许多悖论。腊梅固然可以御寒，但未知是否也能御热呢？
33．《家住龙华》
禅味在历史的叙述和古老庙堂式建筑的烟尘中愈发显得泛黄脆软，凝固成衰朽的气色浸透在文人怀旧和超然自适的情感颓废中，家住龙华的人有很多，到头来，云在天空水在瓶，纵使老僧裁得布匹几十，喝破了柏树子的佛性有无，亦不过是家住龙华而已矣。
34．《三十年的重量》
曾经仰慕以为高大而伟岸的长辈老师若干年后却被自己带着施舍般可疑的悲悯目光俯视，并且变现成了貌似感慨命运无常却实则是在某种自得的深隐心理驱动下揣摩掂量着别人的暗疮，虚弱的喟叹声掩饰不住欲在对比中满足虚荣的潜意识。
曾经的“仰慕”是否真的仅仅是仰慕而非“出乎意料”的获奖后产生的虚荣心与感激提拔心理的结合品？一个孩子他对那位他之前从不知晓但现在却号称“仰慕”“崇拜”的老师能了解多少？倘若没有光灿灿的奖，会有这一系列的情感与心理的化学反应、物理变动吗？曾经的影子其实是假的，那些溢美之辞同样建筑在自我膨胀的幻象里，然而几十年后的身影就“真实”了吗？答案依然是否定的，因为对于一个把无论是人是物，是山水亦或事件，都拿来为我所用、为我服务、为我注脚的作者来说，这世界何劳庄禅般若的消解？本来就从未存在过深究真实的诚意。
35．《漂泊者们》
漂泊者是否都如垂死者拼命抓牢救命稻草一般顾念着早已离去远逝的精神故乡？漂泊者又如何确信自己的旅程不再是新生的行脚而重返故乡会不让自己陷入更深刻的失望乃至绝望？漂泊，是出于无奈的选择还是意志坚强凭着信心开始的？希望不是因为有可料定和可见得着的目标才出现的，希望是在前程一片虚无中才迸射出的心地之光，于无所希望的希望中行路，才真得救。中国的老人大都沉浸在用旧袋装新酒的双重麻醉和快慰中不愿睁眼，结果酒与袋都得不着，他们老了，死了，就是一堆供人凭吊、抒情的朽骨，他们永远也无法体验《老人与海》中那个生命如基督般始终竖起、坚忍、炽烈、无法击败的老人的魂灵，他的信念带着他伸开双臂拥抱一切困境，慢慢走向新的精神彼岸，他死时，是一种救赎式的涅盘。
36．《华语情结》
语言是文化强有力的载体，人类文明正属于语言性的存在，但人言异于神言（Word），人言存在的有限性、欠缺性、虚假性被一次次证明，或者不证自明。人言不应该被过分迷恋、执著和沉陷，运用它并超越它，而不是戴着所谓“母语”的镣铐跳舞，应不为其所累所操控，才是现在文化人的使命和人言发展的方向。华语在某种程度上阻碍了古老民族接受西方文明的脚步，过去是表现为白话文同文言文的空间争夺，现下却呈现出更趋复杂、深刻的民族性文化心理的彷徨、挣扎与整合之中。
37．《这里真安静》
文章写到最后，也仅剩“安静”而已。“军人、妓女、文人”这个模式被拔高起来赋予莫名其妙的涵义，人全都成了符号，包括那个被作者浓墨强调渲染的日本文人。文人格外重要，仅仅因为是“文人”？历史的悲惨历程最终走向的是碑文的安静，草木的安静，一切重返自然的安静，当懦弱者不肯直面个体生命的深重罪苦和百病缠身的灵魂时，他就会一厢情愿的闭上自己的双眼然后说：安静罢，一切都回归清净了。无声而黑暗的东方就是这样在麻木的自醉中失掉了旷野里为拯救的光呐喊的嘴巴。
苦旅，便如是安静的化为恒久的无味和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