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儒家思想是由孔子创立。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而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儒家基本上坚持“亲亲”、“尊尊”的立法原则，维护“礼治”，提倡“德治”，重视“仁治”。儒家思想对封建社会的影响很大，被封建统治者长期奉为正统思想。从孔子和孟子的思想中，我认为儒家思想能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主流，发展到今天，一定有其独特的内涵。而儒家思想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并以人文关怀为导向，对历代统治者有着深远的影响，同时也对我们当前进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2，从儒家思想以调和君民关系为核心可以看出，儒家思想是关于君民关系的政治理论，其核心论点是：国家为君主之本，庶民为国家之本，所以安定民生为政治之本。“重民”思想最早萌生于西周初年，在春秋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重民轻神”成为社会上的普遍思潮，《左传》中的有关论述，都突出宣扬了“恤民以德”的主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继承这些宝贵资源，系统形成了“以民为本”的政治主张。儒家民本思想的奠基人孔子整理出一套以“仁”为核心的学说，其“仁爱”精神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他将政治和伦理相结合，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以德教为本，德刑相辅，宽猛相济。孔子还反对厚敛、攻伐与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所谓“政者正也”，正是对统治者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战国中后期的孟子，极大地充实和发展了孔子的仁爱学说及德政主张。在对待君民关系上，他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思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立足“以民为本”的原则，将其更多地应用于政治之中，以内圣之学开启了外王之道，进而提出了丰富而具体的“仁政王道”思想。 从儒家思想以维护封建专制为目的，可以看出儒家思想的根本立足点是出于巩固封建专制的目的。其思想是重视民众的力量，注意民众的生计，关心民众的哀乐，归根究底是出于民众为统治阶级剥削的对象的考虑，意识到不能以过度压迫的政策驱使这个被统治对象走向反面，失去控制，成为封建王朝的掘墓人。从其本质属性上看，儒家思想是在承认民众生存前提下的带有阶级调和色彩的政治理论，由此决定了其治国思想是实行专制统治的重要工具，是“替民做主”，而不是“由民做主”。
3，儒家思想以人文关怀为导向这就是按照“以民为本”的原则施政，儒家普遍强调在治国管理上要体现一定的人文关怀精神，治国目标的设定与治理方式的运用，都必须考虑到民众的具体利益，采取富有人性、相对温和的统治方式，力求避免激化矛盾，酿成冲突，在满足统治者根本利益与照顾民众基本生存权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并为这种张力寻找到一个适当的平衡点。因此，以“德政”作为治国的最高纲领，以“仁政”作为治国的最佳模式，就成为儒家治国思想的必要之义和主导倾向。孔子规劝人君要“薄以待一身，厚以待百姓”，并进而阐发了对君主的道德规范，从而表明了自己的人文关怀。孟子的人文关怀则体现在其民生主张上，概而言之，就是保民、养民、富民、教民，施仁政于民。对与治国思想的建构具有重要的指导规范意义。
4，儒家思想其实质是为了更好地统治民众并用来服务封建专制。这一本质体现了儒家思想的阶级局限性。也正是这种阶级局限性使得民本思想无法在理论上彻底，进而导致其无法在实践中真正实现。首先，儒家民本思想是为了调节君民关系而产生的。其目的是为了使“民”更好地接受“君”的统治，君主则在不损害封建专制统治的前提下采取一些“利民”的措施，使民众更加心甘情愿地受统治阶级的驱使。其最终目的是“利君”。其次，儒家民本思想虽然标榜“重人”、“重民”，但这种“重人”的思想又以国家和集体利益为先，一旦个人利益或群体利益与国家利益抵牾，都要无条件地让位于国家利益。同时，在“君”和“民”的关系上，“民”始终处于被动消极、无所作为的一方，其最终意义只能靠君主的统治和施舍来体现。因此，“重民”只能是统治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而非最终目的。最后，儒家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而言，不过是上台时巩固统治的工具。由于缺乏相应的机制限制统治阶级的权力，儒家民本思想的政治主张只能依赖于君主的个人喜好和道德修养，大部分都无法真正得到落实，只能充当无力的道德说教，所以说儒家思想居然一定的局限性。 虽然儒家思想有一定的局限性，儒家思想对我们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儒家思想的作用是不可以忽视的，儒家思想讲究的智、信、圣、仁、义、忠，直到现在还在对我们做出影响，可以说儒家思想是我们当代的主流思想之一。

我是大东家一统路程是指用来增加财力，货殖列传，用来赏赐门客，增加财力，商贾便览，用来赏赐门客，使财力获得加一千。

和其他的农业文明相同，传统中国社会也是歧视商人的。传统儒家思想把人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农为本，商被视为四民之末。到了明清两代，中国社会出现重大变化，弃儒从商的人数大增，商人的社会地位也提高了，余英时教授对这种新现象作了详尽的研究。商人数目大增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人口自明初的7000万左右增加到明末的15000万，到了清朝乾隆晚期，又增至超过3亿，但同期的进士、举人名额却没有相应增加，因此科举考试竞争便越来越激烈。据估计，16世纪，每名秀才在3年之内只有1/30的机会可以成为举人或贡生，落榜的秀才只好另寻出路。　　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明朝中叶以后的商业发展，以及清政府对商人阶层的照顾。中国有不少经商致富的例子，当时便有“士而成功也十之一，贾而成功也十之九”的说法，因此经商对考乡试失败的读书人很具吸引力。明朝后期宦官弄权，清朝时异族统治，很多儒生不愿意服务宦官或外族，因此转而从商，这也是商人人数增加的原因。　　明朝中期以后的小说与戏曲，很多都取材于商人，如《醒世恒言》和《拍案惊奇》中的故事；明清著名文士的文集包括很多商人的墓志铭和传记，而商业书籍也经常以士商合称，如《士商类要》、《士商要览》等。这反映出当时从商人数之多，以及文士与商贾之间的密切关系。余英时借用日本学者的说法，称明清时代是一个“士魂商才”时代，可以说是相当贴切的。　　随着社会的转变，新颖的思想也陆续出现。16世纪，王阳明便有“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看法，即是说士、农、工、商是不分高下的。其后李贽更公开为商人辩护，说商人辛苦勤劳、甘愿承担风险，问“商贾亦何可鄙之有？”他肯定商人的权利欲，并宣扬功利主义，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私心，而私心是符合道德的。明末清初的大思想家黄宗羲也极力反对传统的“重农抑商”观念，并提出 “工商皆本”的新论点。他认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　　美国学者陆冬远用多本明清时代的商业书籍（如《贸易须知》、《商贾便览》等）为例子，说明当时的商贾怎样重新解释儒家思想的含义，使儒家思想更适合这些商贾的世界，这样可以令一般人相信，商贾的行为并没有和儒家传统背道而驰。18世纪的日本大阪商人同样也利用儒家的价值观，给自己塑造一个正面的形象。明清和日本商贾重新解释儒家思想含义，使它能够适合明清和日本的商业社会，与同期西欧的一些新教徒重新解释基督教教义，使其适合资本主义社会（即韦伯所谓的“基督新教伦理”），可以说是有异曲同工之处。　　另一种新观点就是对奢侈的社会功能的肯定。中国传统本来是崇尚节俭、反对奢侈的。但随着明代中期商业日趋旺盛、市场持续发展和消费社会的出现，社会价值观亦开始改变，渐渐出现了肯定奢侈的社会功能的崭新观点，后来包括乾隆皇帝也表示认同这种看法。这种观点自然是对商贾十分有利的。　　中国社会在明清时代出现的变化令一名西方学者相信，在20世纪以前，商业贸易在中国可能比在欧洲更受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