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贯穿了整篇《刺客列传》。从春秋至战国末期，太史公司马迁共为我们五个这样的刺客：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以及最具有名气的荆轲。他们之中有的成功了，有的失败了；有的活了下来，有的被就地正法……是什么驱使着他们披荆斩棘，去完成看似无法完成的任务，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们更是阻挡了历史进步的潮流？为何？就是这样一句“士为知己者死”，这也许更是一个莫大的悲哀吧！
　　
　　 钟子期死，俞伯牙破琴绝弦，终生不再鼓琴，以为世无知音。此乃真正之“知己”。后来这则故事被金庸金大侠搬到了他的小说《笑傲江湖》中去，衡山派“二把手”刘正风与“邪教”日月神教长老曲洋合创《笑傲江湖曲》，因此得罪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惨遭灭门之灾，至死仍与曲洋一起，双双为“知己”而亡。在这里，“士为知己者死”的内涵得到了升华，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再回到《刺客列传》中来。五位刺客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只有曹沫和豫让才稍许算得上“士为知己者死”，而专诸、聂政、荆轲不过就是那些所谓“知己者”达到自己私语的工具。
　　
　　 曹沫为了替鲁庄公收回失地劫持齐桓公，他是唯一成功并且全身而退的刺客。可以说，只是一种“忠君”的表现。尽管他的事迹是五个人中篇幅最短的，不过我却认为他才是真正的刺客，既能够完成住上给予的任务又能够保全自身的安全。此乃刺客之上者。
　　
　　 豫让，为了替被赵襄子“漆其头以为饮器”的智伯报仇，先后两次刺杀赵襄子都不成功，最后仅仅砍了其衣服三下就自刎谢世了。这也可以说是一种愚忠的表现，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赵襄子的宽阔气概，面对刺杀自己的刺客能够纵虎归山并答应他的无礼请求，不得不为他的气概所折服。豫让可谓刺客之中者。
　　
　　 专诸、聂政，都成功刺杀了目标，但他们的共同点就是当场被就地正法。专诸为了吴公子光，也就是踩着他的尸体成为大名鼎鼎的吴王阖闾的一己之利，用鱼肠剑刺死了吴王僚，成就了阖闾的光辉时代；聂政仅仅是由于严仲子与侠累产生不快就替别人出头，结果也是刺杀成功，当场被戳。他们两人都是古代君王为了争上位、谋己私的牺牲品，仅仅是因为一两句好听的话就把自己卖给了对方，这二人可称之为刺客之下者。
　　
　　 最后不得不谈及太史公花了大量笔墨来描述的刺秦的荆轲。他的故事就不多加叙述，人尽皆知。我对他的评价，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白痴，想阻挡历史发展的进程；从个人的品德来看，他又是一个集勇气、智慧于一身的英雄，尽管他缺乏的是实力，连当时的名侠盖聂、勾践都对他嗤之以鼻。
　　
　　 荆轲不是一个有声望的公卿贵族，他文不能安邦，物不能定国，没有出将入相，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他只不过是当时地位低下的游侠阶层的一个普通游侠，剑术不精，但他却做了一件当时无人敢作的惊天之举——刺秦，这是难以想象的，就连一代霸王项羽远观秦始皇也不过就是叹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而已。
　　
　　 我们以历史的眼光来看，他这样的举动既是螳臂当车，更是违背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春秋无义战”，战国时代的战争却根本连“义”都谈不上，秦国用了及其残忍的手段完成了大一统，名将白起一人在征战中斩杀东方六国90万人，绝大部分是降杀。燕太子丹为了保全自己的国家，想让荆轲效法曹沫劫持秦始皇而立下盟约。不过他却忽视了一个事实，这是不可能的：齐桓公尊王攘夷，志在成为盟主而已，所以可劫、可盟：而荆轲时代是国家走向统一的时代，秦王不兼并天下是不可能善罢甘休的，所以说燕太子丹和荆轲的行为是迂腐的。就连荆轲死之前都说：“事所以不成者，欲以生劫之，必得约契以报太子也。”这样的结果不亦悲乎！
　　
　　 现在我们称赞的是荆轲重义气，重然诺的豪侠精神，他可以将生死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为国捐躯，所谓“荆轲一怒易水寒”！
　　
　　 “士为知己者死”，士有之，然则“知己”何求？
　　
　　 曹沫身为鲁庄公猛将，豫让也是智伯的群臣之一，鲁庄公和智伯把他们当过知己吗？那就更不用说专诸、聂政、荆轲之辈。此三人都是游侠出身，相信他们的目标就是一个“游”字，游遍天下，不求闻达于诸侯。可是那些君主们却得到小道消息，言三人之能，然后阖闾一句“光之身，子之身也”，严仲子三顾茅庐，荆轲更是多方周折后被引见到太子丹门下，他们是真心如此吗？俗语云：兔死狗烹。这些君主们只想兔死狗还送给对方烹，只不过需要一点点煽情的话语，再加之一点演技落下几滴不知是不是泪水的泪水，就能够让这些侠士们“为知己者死”，不亦哀乎！
　　
　　 相反的，真正的那些“为知己者死”的不是上述五个刺客，而是文中其他一些人，聂政之姊聂荣，荆轲之友田光，高渐离等人。
　　
　　 聂荣因为聂政之前“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徒幸以养老母；老母在，政身未敢以许人也”婉拒了严仲子的重金之邀，所以表现出的亲情尚不足以论及“知己”；而田光、高渐离则是真正的侠士。
　　
　　 田光在得到太子丹的命令后，转而引见荆轲，更是来了一句“原足下急过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于是自刎表明自己不透露国家大事，既保全了自己侠士的威望，又起到了刺激荆轲的举动。可谓“义”也。
　　
　　 高渐离，与荆轲和而歌之的善击筑者，为荆轲饯行，“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於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这是何其悲壮的场面。高渐离和荆轲的友情可见一般。之后荆轲失败而亡，他仿效荆轲献技于秦王，“举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才是真正的“士为知己者死”！
　　
　　 由是观之，身处乱世，有些事情是迫不得已的，或为忠诚，或为义气，更为甚者只为一句话。太史公评曰：“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因而千里马易得，而世无伯乐，此乃大憾也！而那些所谓“为知己者死”的士们，他们的牺牲不也是莫大的悲哀，他们不是“为知己者死”，而是那些为了那些“利己者”而死！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史记刺客列传读后感
历史总有千姿百态的展现形式，有国之兴衰、年代跨度、诗书礼记，自然也有生命的过程。当岁月的长流洪涌而至时，权力、政治、道德习俗等众多因素纠缠的人们，用生命之弦所弹奏出的铿锵之音，既振聋发聩，又成空谷绝响。一条命，一柄剑，一逢知遇，便将身轻付，在刺杀中验证自己的宿命。春秋战国的乱世诸侯，为“刺客”这一行业的从业人员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在这里无数的阴谋、暗杀，让承担着“兴国灭敌”大任的壮士们上演了一场场可歌可泣、可悲可叹的剧幕。
刺客的盛名所以千载不衰，除却他们自身拥有的历史生命，更离不开文人的推崇。在陶潜的《咏荆轲》里“君子死知己，提剑处燕京。素骥鸣百陌，慷慨送我型。雄发指危冠，猛气充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这幅易水送行的场景其实早在太史公的《史记·刺客列传》中就有了浓墨重彩的描写“白衣冠，羽声慷慨、变徵激烈”“风萧萧兮易水寒”。所不同之处在于，陶渊明将一场离别说得冷凝肃清，而又怒发冲冠；踌躇忧肠，却又慷慨赴死。众人的敬意，荆轲的凌然，高渐离的筑声，寥寥数笔，把一个遁隐世外的剑客提升到拯救国家于危难之际的侠义志士，使得荆轲既拥有了历史上闪光的生命，又拥有了后人诗意的膜拜。
倘若值得我们观看的仅仅是结局这绚丽的一刻，我们也就未免太不了解刺客们的胸襟。作为荆轲，他是清高、自傲的，甚至是自负的，这一点在他对太子丹所提的要求上展露无遗。“天雨栗，马生角，金丸投龟，美人之手盛于玉盘”，加上田光的自刎和樊于期的颈上人头，请动他刺杀秦王的代价实在不菲，然而太子丹是有求必应，一一做到。按照今天市场经济的等价交换规律来判断，荆轲充其量不过是个贪得无厌的市井无赖。事实上刺客们需要的绝不是这些浮华的物质和条件，他们要的仅仅是信任和尊重，要的是平等的人格和对自己存在的认可。太子丹做到了，他用这些于刺客而言视若粪土的“身外之物”获得了壮士的一句承诺，也就让悲剧的帷幕缓缓拉开，上演的则是壮烈的剧情。
“轲既取图奏之，秦王发图，图穷而匕首见。因左手把秦王只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深，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时惶急，剑坚，故不可立拔。荆轲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群臣皆愕，卒起不意，尽失其度。……卒惶急，无以击轲，而以手共搏之。是时侍医夏无且以其所奉药囊提荆轲也。秦王方环柱走，卒惶急，不知所为，左右乃曰：“王负剑1负剑，遂拔以击荆轲，断其左股。荆轲废，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桐柱。秦王复击轲，轲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比得约契以报太子也。”于是左右既前杀轲，秦王不怡者良久。”
这段出自《史记·刺客列传》的记载看似拖沓冗长，但细细品读不免会正襟危坐而又汗如雨下，在整个紧凑、激进的描写中，一度出现了“秦王惊”“群臣皆愕”“卒惶急”的字眼，试想一介匹夫，只持匕首，竟然逐得秦国君主“环柱而走”，朝堂上下举众无措，这本身就是一曲壮歌，而功败垂成被断左腿的情况下“乃引匕首以擿秦王”，其后“倚柱而笑，箕踞以骂”，又在其生命的终点畅快淋漓出刺客精神的快意和昂扬的生命激-情。想必这时的荆轲是何等享受，他并未成事，却没有背弃自己的承诺，自然无愧于太子丹的托付。只以一死，成全了“壮士一去不复还”的英名，更验证了与生俱来的宿命。
关于刺秦失败的缘由众说纷纭，依然是陶潜的《咏荆轲》中说道：“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殁，千载有馀情。”在陶隐士的眼里似乎“剑术不好”可以归结为荆轲刺秦的主要原因，而我只得报之一笑。也有人认为荆轲过于自信，骨子里狂傲无比，本可以一击成功，偏“以欲生劫之，比得约契以报太子也”。更有一千多年后的龚自珍评论“陶潜诗喜说荆轲，想见停云发浩歌。吟道恩仇心事涌，江湖侠骨恐无多”。事实是历史偏偏把这场悲剧进行到底，荆轲死后，太子丹亦死，燕为秦灭，所俘之国人面颊皆刺一“囚”字。
除了荆轲，还有一些不得不提的人，他们同样活在《史记·刺客列传》里。以匕首执齐桓公的曹沫、刺杀吴王僚的专诸、刺杀侠累“自屠出肠”的聂政，以及极具悲情-色彩的豫让。豫让的出场和谢幕，让刺客的传奇在这个时代成为不朽，作为另一个阴谋的实践者，他的行为真正践行了“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为后人的评述奠立了一座不容亵渎的神坛。他对赵襄子穷追不舍，不惜通过自残来接近并试图击杀襄子的整个过程，一如峰回路转、高-潮迭起的洪流，扣人心弦、悬而不止，在最终得以“击（襄子）衣”的形式一偿为替智伯报仇的夙愿后，自刎以谢成全了他归于大海的平静。
恩怨情仇、唇亡齿寒，那些试图以一己之力独支将倾之厦的人们，以生命消失的代价书写了一段纷争不休的往事。他们的身影在尘嚣中渐渐模糊，最终湮没在虎狼之秦一统天下的无限风光里，青冢沉寂。
但太史公依然为他们给出了极高的评价：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1那之后人世喧嚣、再也没有刺客们赖以生存的土壤，也就没有了高渐离的筑声。

公元前四百多年的事，于今读来仍然感慨万千，古人取义、今人取利，两者如隔山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