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少年,一个字: 苦.
问曰:何出此言?
答之:中国之少年,自幼读书,直至青年,做着成人也未必能承受的负担,何言不苦?
少年,是一朵含苞欲放的花,一只想要飞翔的鸟.在如此娇嫩的时期,却被加上了学习的枷锁.那些沉重的枷锁,锁死了鲜花,锁断了翅膀.
如今人人喊减负,却是越减越负.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国家,竞争力如此之大,减负了,如何竞争?家长们如是说.
不仅是学习,更有的是人权上的.
中国孩子,是非常没有人权的.中国大人总以年长为由,以此来训斥少年,总认为自己是对的,以此来衡量少年.说直白一点,就是什么做家务时,我们少年就是长大了,要自己干;一到要尝试新鲜事物,冒险,我们就成了小孩.反正,我们温暖必须听从大人的.即使我们是对的.
中国大人,有时十分蛮横.有时争论,即使理全在你这儿,只要大人巴掌一亮,理就统统跑他们那儿去了.如果你胆敢顶嘴,大人们就会仗着他们的”权利”对你骂起来.你若是敢打父母,就是不孝;而父母打你,则是管教.
话至此,忽然想到美国少年.他们的生活是相当轻松的,可照样人才辈出.中国少年拼了命在学,也没见着几个比美国厉害的呀.所以说,中国的教育很差.中国的少年,很苦.中国的大人,很差,中国的少年,很苦.
中国的少年会有此处境,也实在无奈.中国的压迫式教育,独裁式家长,不可能那么快改变.只能慢慢熬.
中国少年,苦矣..

马恩除在一些著述和书信中提及中国外，还专门写过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马恩为何如此关注万里之外的中国？关注的又是哪些问题？马恩的论述对我们了解和认识我国的历史与现实有何重要启发意义——
马恩为何要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马克思恩格斯除了在许多著述和书信中提到中国外，毕生还撰写过共18篇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这18篇文章除第一篇写于1853年、最后一篇写于1862年之外，其余16篇均写于1856年底至1860年初，历时仅仅3年多。马恩之所以集中在这一段时间撰写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是因为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欧洲列强继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再度将目光对准中国，第二次鸦片战争随即爆发。鉴于美国报界读者纷纷将关注点转向中国，在伦敦为《纽约每日论坛报》等报刊担任通讯员的马克思与恩格斯便在这一时期撰写了上述有关中国问题的文章。
上述报刊文章采用通讯报道的形式，围绕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展开方方面面的论述。有的文章介绍中英贸易关系，如介绍鸦片贸易造成的白银在两国间的流动情况；有的文章陈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若干史实，如陈述开战导火索即亚罗号走私艇事件的始末原由；有的文章评论英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过程，如评论英国议会围绕对华政策而展开的唇枪舌剑；有的文章分析资本主义列强在对华利益上的尔虞我诈，如分析俄国利用英法联军侵略中国而坐收渔人之利；有的文章描述鸦片战争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现实，如描述太平天国这样一场中国革命的状况与性质；等等。这些内容不一的文章贯穿的一条思想主线是：揭露西方殖民主义的强盗面目，谴责鸦片战争的侵略性质。
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
当时，马克思正在构思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论。鉴于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开拓殖民地，试图借此化解酝酿于本土的危机，马克思利用掌握的材料，论证殖民主义不但不能化解欧洲资本主义本土的危机，反而会加剧这场危机。同时，马克思希望鸦片战争能够引发中国革命，并进而引发欧洲革命。他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讲道：“欧洲人民的下一次的起义，他们下一阶段争取共和自由、争取廉洁政府的斗争，在更大的程度上恐怕要决定于天朝帝国（欧洲的直接对立面）目前所发生的事件……中国的连绵不断的起义已经延续了约十年之久，现在汇合成了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他还采用比喻性语言讲道：“中国革命将把火星抛到现今工业体系这个火药装得足而又足的地雷上，把酝酿已久的普遍危机引爆，这个普遍危机一扩展到国外，紧接而来的将是欧洲大陆的政治革命。”字里行间清楚表明，马克思把中国革命当作自己的危机理论的一个补充部分。但是，对于这个补充部分如何有机地融入自己的危机理论，或者说中国革命如何具体地引发酝酿于英国工业体系的革命，马克思只是讲，中国工人的竞争会导致欧洲工人工资的降低，从而激发欧洲工人革命，却未做更为深入的理论总结。而未能做深入的理论总结，就表明马克思的这一认识还是相对抽象的。
马恩最初一致希望，在外力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
在希望中国革命引发欧洲革命的同时，马克思也对中国社会现实形成了初步认识。他在1853年撰写的第一篇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中对中国现实做出过这般描述：“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封棺材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马克思这种对中国现实的认识也得到了恩格斯的响应，恩格斯在1857年撰写的《波斯和中国》一文中论述了“旧中国的死亡时刻正在迅速临近”这一局面：“中国的南方人在反对外国人的斗争中所表现的那种狂热本身，似乎表明他们已觉悟到旧中国遇到极大的危险；过不了多少年，我们就会亲眼看到世界上最古老的帝国的垂死挣扎，看到整个亚洲新纪元的曙光。”由此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最初一致希望，在鸦片战争这样一种外力的作用下，古老的中国社会能够孕育出一个新世界。由于这样一个新世界只能由革命来创造，所以马克思恩格斯对中国革命抱以极大的期望。他们在1850年初撰写的《国际评论（一）》一文虽不是专门论述中国问题的，却提到了太平天国运动。该文给这场中国革命提出的口号是：“中华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
但是，马克思在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现实的认识之后，在1862年撰写的最后一篇论述中国的文章《中国记事》中将中国比喻为一块“活的化石”：“中国，这块活的化石……在东方各国我们总是看到，社会基础停滞不动，而夺得政治上层建筑的人物和种族却不断更迭。”此时，马克思已超越了“与外界完全隔绝”这一对中国社会的表层性认识，深入到对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循环而不前进这一深层认识。同时，他也对中国革命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认识。在更为细致地了解太平天国运动的实际状况后，他评价这一场原本自己心目中理想的中国革命说：“它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因为它“破坏了一切，而什么也没建立起来”。而且“除了改朝换代以外，他们不知道自己负有什么使命”。
前后十年光景，马克思就转变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而这是因为，在马克思的心目中，不局限于“改朝换代”的“使命”才是革命的实质所在。相形之下，中国革命远未达到他的理想标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殖民主义与反封建主义互为因果。正是因为太平天国运动达不到反封建主义这一革命标准，它在反殖民主义这一点上也达不到标准。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对农民起义的本质怀有清醒认识，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史学研究中借鉴。但是，马克思写《中国记事》时，距离辛亥革命尚有整整半个世纪。由于历史自身的局限性，马克思对中国革命的潜力估计得毕竟远远不够。
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这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
马克思持一种近似于东西方历史二元论的看法，抽象地将黑格尔讲的“两极相联”的客观规律应用于东西方关系，不过这种“两极相联”指的，不再是东方社会的革命因素促成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而是东方社会的消极因素从反面刺激西方世界的革命因素，即不再是《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中讲的中国革命决定欧洲人民的革命，而是《鸦片贸易史》讲的中国鸦片贸易合法化、罂粟种植普及化导致的英国国库灾难以及欧洲危机。
马克思后来之所以弱化中国革命相对于欧洲革命的作用，除了有上述他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的现实性认识做原因外，也是因为他凭着宏观历史视野，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的上升力量与东方封建社会的没落趋势呈现出巨大的反差，意识到古老的中国社会必将葬送在西方资本主义殖民扩张的过程中。他在《鸦片贸易史》中写道：“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不是仅仅从军事力量对比的角度出发，而是从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出发，论述陈腐的中华帝国必将败于西方现代社会的。
我们不必苛求马克思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预见在历史细节上正确与否，或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实际应验，而更应当重视马克思的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所渗透的理性力量。马克思就是凭着这种理性力量来把握东西方世界的不同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的。这种二元对立指的，就是道义与“贱买贵卖的特权”的矛盾。首先，东方道义抵制西方特权，因为西方特权不仅涉及正常贸易，而且涉及鸦片贸易。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描述了清朝政府合乎道义的态度，即“拒绝征收一项随着人民堕落的程度而必定会增大的税收”。其次，涉及鸦片贸易的西方特权践踏东方道义，因为它是靠船坚炮利来取得鸦片贸易的合法化的。再者，西方正常贸易与军事力量并用的手段自相矛盾。马克思在《英中条约》中讲：“如果兼施并用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去榨取外国人民的金钱，那么这两种方法必然会互相冲突、相互消灭。”这里讲的“迦太基式和罗马式的方法”分别指正常贸易手段与军事征服手段。它们的相互矛盾势必导致殖民主义最终灭亡。最后，由于殖民主义是践踏着“陈腐”的道义前进的，所以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的拓张与灭亡，“不顾时势，安于现状”的东方社会也行将灭亡。对于殖民主义，马克思是在欧洲革命的意义上预见它的灭亡的，对于中国社会，即使它“激于道义”，马克思也只能为它在历史必然中的命运寄送挽歌。
显然，这样一种东西方精神实质的二元对立演绎的是一出世界历史悲剧。不同的伦理实体在矛盾中走向毁灭，也就走向了世界历史的根据：马克思的理想社会。
鸦片的催眠作用与惊醒作用
在这样一种宏观性历史叙事模式下，马克思希望中国社会能够对东西方二元性社会精神实质的剧烈碰撞有所“惊醒”。他在《中国记事》中提到：“鸦片没有起催眠作用，反而起了惊醒作用。”只是，马克思是在讲述太平天国运动时提到鸦片的“惊醒”作用的，因而这种“惊醒”作用要大打折扣，因为太平天国这一场中国革命还是“停滞的社会生活的产物”，它依然被改朝换代的理想所“催眠”。固然，马克思对中国人民饱受鸦片之苦抱以道义上的同情，对中国人民反抗列强侵略寄予道义上的支持。但是，只要鸦片起的作用是“催眠”，而非“惊醒”，只要在马克思看来，中国革命只能以消极的方式刺激欧洲革命，他就不会对中国社会与中国革命另眼相看，因为马克思更希望，鸦片起到的“惊醒”作用足以令中国民众意识到超越“改朝换代”的“使命”。
从今天的角度看，无论是面对原始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文明的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政治殖民主义，还是面对精神殖民主义，无论是面对走私鸦片的殖民主义，还是面对推销文化话语体系的殖民主义，我们都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惊醒”。可以说，在这最后一篇论述中国问题的文章中，马克思这一画龙点睛之笔超越时代地永远值得我们回味。（作者为中央编译局研究员

有一些书，你一旦拿起来，就不愿意放下，有些书，则需要收敛精神，屏气凝神地制定阅读计划，督促自己读下去。这本书无疑是前者。
　　
　　用其他人的眼光来看周边熟悉的事物，是一种特别的体验。《论中国》作者基辛格全程参与了 70 年代两国关系改变以来几乎所有的重要历程，所以他对中国的认识，更是独到。
　　
　　就其观点而言，中国的印象是：老大帝国，文化自尊，意识形态的狂热，战略的宏大与战术的灵活，对中国历任领导人的高度评价，对未来的期许，这些都不是新鲜事物，有两个观点，令我印象深刻：
　　
　　一、中国在与俄罗斯比较中，是较为好斗的一个，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与印度的纷争、与俄罗斯在东北和西北的对抗，与南越在海上的战争、对越南的惩戒，与台湾的炮战，…… 在其他人的眼中，中国是比较好斗的，其中包括与最为强大的两个国家：苏联和美国。 而基辛格提出了一种解释：中国因为自身的经济原因，本质上并不求战争，但是战争隐患存在的时候，他并不畏惧战争，甚至通过精心设计地战术，事先挑起战争，然后主动熄火，最后实质性的目的，还是避免全面战争的发生。 “中国比较好斗”与“中国好斗的原因分析”是我以前从来未曾接触和从未思考的东西，“好斗”是事实，原因分析更是道出了精髓（打得一拳开，赢得百拳来），这是基辛格厉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