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读后感(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呢)

发布时间: 2023-10-10 21:13:22 来源: 励志妙语作者: 网络整理栏目: 读后感点击: 82

现在最好最新的敦煌遗书目录是什么是现在人编的，最好是收录特别全的。包括国外收藏的那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大陆藏的也行，最好是汉语的或者翻译的，英...

现在最好最新的敦煌遗书目录是什么

是现在人编的，最好是收录特别全的。包括国外收藏的那种，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大陆藏的也行，最好是汉语的或者翻译的，英语的也行，但要是能在国内好买到的。谢谢。

陈垣：《敦煌劫余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1931。
陈寅格：《陈垣敦煌劫余录序》，1930，载《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北京，1958。
这些应该是国内的吧，不知道还能不能买到。希望能帮到你。
还有这个《方广锠敦煌遗书散论》。
是在不行，你去大英博物馆，那儿绝对有，，，

什么是敦煌学

敦煌研究的性质、研究对象和研究趋势

敦煌学（英语：Tunhuangology）是一门以敦煌为名字的学术分支，“敦煌学”一词是由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所创。当中包含宗教、文学、语言、艺术、考古、科技、建筑，并以敦煌藏经洞出土的文献及文物为研究主体。

过去认为“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于1930年为《敦煌劫余录》作序首次使用的。向达在《敦煌学六十年》中说：“敦煌学一词，是陈寅恪提出的。他为陈垣先生《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始创此名。”

姜伯勤在《陈寅恪与敦煌学》一文说：“1930年，一位中国学者创立了‘敦煌学’的界说，这位创立者就是义宁陈寅恪。”但是有学者发现，早在1925年，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就在一次会议上用过“敦煌学”一词。

池田温指出：“其实，早几年的1925年8月，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怀德堂夏期讲演时，已经几次使用敦煌学一词了（石滨纯太郎《东洋学漫谈》，创元社，1943年7月，56、74页等）。

可以说，敦煌学一词在二十年代就已部分使用了。”王冀青曾指出是1925年12月日本学者石滨纯太郎（1888-1968）在大阪自行印刷的一本题为《敦煌石室的遗书（怀德堂夏期讲演）》的小册子，首先揭示此一名词。

扩展资料

历史

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的道士王圆箓在清理洞窟流沙时偶然发现一小石室，里面珍藏着数以万计的经卷、文书。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于1907年首次将藏经洞文物秘密运往西方。后来，各国考古学家如法国的伯希和、俄国的鄂登堡、日本的橘瑞超等闻讯接踵而来。

从王道士的手中取得了大批珍贵文物，捆载而归，导致大量文物流散海外。1914年鄂登堡还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块壁画。罗振玉也曾私藏一些文物卖给了日本人。

1909年罗振玉发表《敦煌石室书目及其发现之原始》和《莫高窟石室秘录》，发表于《东方杂志》6卷11、12期。陈寅恪在为陈垣编《敦煌劫余录序》中曾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究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潮流”。

“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现以来……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都有所贡献”，英文出现“Tunhuangology”名词。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敦煌学

为什么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呢？

一、敦煌重要的地理位置

敦煌位于祖国西北部、河西走廊西端，地处甘青新三省区的交界地带。在古代敦煌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交通枢纽。从敦煌东北行，过安西，可通往中原地区；西出阳关，沿丝绸之路南道与新疆的若羌县（鄯善）相连；西北出玉门关，沿丝绸之路北道可通往哈密和罗布泊地区；敦煌向南行经过阿克塞，翻越阿尔金山，可达格尔木。

敦煌地处河西走廓的最西端，是丝绸之路上的明珠，是文化的宝库。河西走廊天然的地理位置（北面内蒙古高原南端的一系列山脉：龙首山—合黎山—马鬃山，南面是祁连山，这之间是天然的长条形地理通道。）北面为沙漠，南面为青藏高原。

河西走廊地形图

河西走廊是古代国际大通道（东到长安，西接西域，向西中亚、西亚，如波斯、阿富汗；向北欧洲；向南印度。）古老的华夏文明与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地中海文明等的汇流之区，是国际通道丝绸之路的主动脉。

古丝绸之路

敦煌在丝绸之路上的位置（丝绸之路从长安往西，经河西走廊，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大河西重镇，敦煌就是最西端的丝路明珠。）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就有，“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名句。

季羡林先生《敦煌学、吐鲁番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讲到：

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再没有第二个。

关于敦煌二字的解释：东汉应劭解释“敦煌”之名：“敦，大也；煌，盛也。”唐人李吉甫又云：“敦，大也，以其广开西域，故以盛名。”敦煌得名的本身就与丝路交通的开辟息息相关。

二、敦煌学的缘起

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

敦煌学的发端，是与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第17窟）的发现密切相关。公元1900年6月22日（农历5月26日），莫高窟的主持王道士王圆箓雇了几个伙计清扫堆积在第16窟甬道中的积沙时，意外的发现了藏经洞。

莫高窟第17窟

从此开始，在1907-1914年，英国人斯坦因（Aurel Stein）、法国人伯希和（Paul Pelliot）、年日本人橘瑞超、吉川小一郎、俄国人奥登堡（S.F.Oldenburg）等接踵而至，将数万件精美的文书和绢画等文物掠往国外。

藏经洞内的敦煌文书

敦煌文书的流散

1907年英国斯坦因取走第一批写卷；

1908年法国伯希和又取走一批写卷；

1909年秋，伯希和竟将他取走的敦煌写卷在北京展览，罗振玉、王仁俊、蒋伯斧等学者看到大为吃惊；

1910年清政府开始押运经卷，但遭到极大破坏；

1912年日本橘瑞超、吉川小一郎窃走1000卷左右；

1914年斯坦因再次窃走一批写卷；

1914—1915年间俄国的奥登堡多次到敦煌窃走18000卷左右；

三、敦煌学一名的提出

“敦煌学”一名则是国学大师陈寅恪于1930年首次提出来的。是年著名学者北平师范大学教授陈垣完成了《敦煌劫余录》一书，遂请陈寅恪先生为之作序。陈寅恪在序言中说：“一时代之学问，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敦煌学者，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自发见以来20余年间，东起日本，西迄英法，诸国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

回眸百年敦煌学历程，敦煌学研究从小到大，从零到系统，从无序到有组织、有规划，研究保护相得益彰，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国外”的被动局面逐渐得到扭转。如今，研究的重镇与高地都在中国。这样的成绩，离不开几代学者的推动。敦煌研究院已多次举办敦煌学国际研讨会，使敦煌学更加深入人心。也印证了季羡林先生的那句话：“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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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学术新潮流的前面
各国学术发展史都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学术同宇宙间万事万物一样，都不能一成不变，而是要随时变动的。变动的原因多种多样，但最重要的不外两项，一是新材料的发现，一是新观点、新方法的萌生。梁启超论晚清时代中国学术发展时说：
自乾隆后边徼多事，嘉道间学者渐留意西北边新疆、青海、西藏、蒙古诸地理，而徐松、张穆、何秋涛最名家。松有《西域水道记》、《汉书西域传补注》、《新疆识略》；穆有《蒙古游牧记》；秋涛有《朔方备乘》，渐引起研究元史的兴味。至晚清尤盛。外国地理，自徐继畲著《瀛寰志略》，魏源著《海国图志》，开始端绪，而其后竟不光大。近人丁谦于各史外夷传及《穆天子传》、《佛国记》、《大唐西域记》诸古籍，皆博加考证，成书二十余种，颇精瞻。(《清代学术概论》)
这里讲了晚清时代一些新学问的开端，但是没有着重讲新材料的发现。王国维补充了梁启超的话。他说：
古来新学问之起，大都由于新发见之赐。有孔子壁中书之发见，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学家之学。有赵宋时古器之出土，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唯晋时汲冢竹书出土后，因永嘉之乱，故其结果不甚显著。然如杜预之注《左传》，郭璞之注《山海经》，皆曾引用其说，而《竹书纪年》所记禹、益、伊尹事迹，至今遂成为中国文学上之重大问题。然则中国书本上之学问，有赖于地底之发见者，固不自今日始也引自《女师大学术季刊》第1卷第4期附录1：《近三十年中国学问上之新发见》，王国维讲，方壮猷记注。。
静安先生对新材料之发见能推动新学问之诞生，从中国学术史上加以阐述，令人信服。他把“新发见”归纳为五类：一、殷墟甲骨；二、汉晋木简；三、敦煌写经；四、内阁档案；五、外族文字。王静安先生的总结完全是实事求是的，是非常正确的。
寅恪先生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
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引自《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
他借用了佛教现成的术语，生动地、形象地提出了“预流”问题。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有比这更恰当的表述方法了。根据这个标准，历代许多大学者都有一个预流的问题。不预流，就无法逃脱因循守旧、固步自封的窘境，学术就会陈陈相因，毫无生气，也绝不可能进步。征之中外学术史，莫不皆然。王静安先生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许多著名的学者，也都是得到了预流果的。中国近代学术之所以彪炳辉煌，远迈前古，其根源就在这里。
而在众多的获得预流果的学者中，寅恪先生毫无疑问是独领风骚的。他的成就之所以超绝人寰，关键就在这里。王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新发见，寅恪先生都有所涉猎。但是，人们都知道，他做学问最为慎重。他深知博与约的辩证关系。他决不炫学卖弄，哗众取宠。研究任何问题，都有竭泽而渔的气概，必须尽可能地掌握全部资料，才从中抽绎出理论性的结论来。他之所以自称为“不古不今之学”，正是他这种精神的表现。他自谦不通的学问，按之实际，也比一些夸夸其谈者高明不知多少倍。从他一生治学的道路来看，他是由博返约的。中晚年以后，治学比较集中。他非常尊重静安先生，“风义平生师友间”的诗句可以为证。但是他对王先生的经常改换题目，也还是有看法的。
他自己在静安先生列举的五类中，根据由博返约的精神，最后集中在敦煌写经和外族文字上；在历史研究方面，最后集中到隋唐史和明清之际的社会史上。生平学术创获也多在这几个方面。
总之，寅恪先生是预流的楷模。连中印文化关系史方面许多创获，也与此有关。他永不满足于已有的结论，在他一生学术追求中，他总是站在“流”的前面。
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
对一个学者来说，治学方法是至关重要的，可惜在今天的学术界难得解人矣。我不认为，我们今天的学风是完美无缺的。君不见，在“学者”中，东抄西抄者有之，拾人牙慧者有之，不懂装懂者有之，道听途说者有之，沽名钓誉者有之，哗众取宠者有之，脑袋中空立一论，不惜歪曲事实以求“证实”者更有之。这样的“学者”就是到死也不懂什么叫治学方法。
寅恪先生十分重视自己的治学方法。晚年他的助手黄萱女士帮助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可以说是立下了大功。有一次，寅恪先生对她说：“你跟我工作多年，我的治学方法你最理解。”黄女士自谦不很理解。寅恪先生一叹置之。他心中的痛苦，我们今天似乎还能推知一二。可惜我们已经回天无力，无法向他学习治学方法了。现在我来谈寅恪先生的治学方法，实在有点不自量力，诚惶诚恐。但又觉得不谈不行。因此，我谈的只能算是限于个人水平的一点学习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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