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代的韩愈、柳宗元和宋代的苏轼、苏洵、苏辙 （苏轼，苏洵，苏辙父子三人称为三苏）、欧阳修、王安石、曾巩(曾经拜过欧阳修为师）。(分为唐二家，宋六家)。 明初朱后最初将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 欧阳修、王安石、曾巩八个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的《八先生文集》，后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个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朝中叶古文家茅坤在前基础上加以整理和编选，取名《八大家文钞》，共160卷。“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唐朝： 韩愈——以尊儒反佛为主的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马说》等，有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杂说》《获麟解》以及著名的《祭十二郎文》； 柳宗元——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永州八记》。其中包括《小石潭记》《始得西山宴游记》《钴鉧潭记》《钴鉧潭西小丘记》《袁家渴记》《石渠记》《石涧记》《小石城山记》等。 宋朝： 欧阳修——《醉翁亭记》，《鸣蝉赋》《秋声赋》《与高司谏书》《朋党论》《伶官传序》 苏洵【xún】——《六国论》《衡论》《辨奸论》《管仲论》《权书》等 苏轼——《水调歌头》，《浣溪沙》，《江城子》《蝶恋花》等；散文有《赤壁赋》，《后赤壁赋》《平王论》《留侯论》《石钟山记》等。 苏辙——，《栾城集》84卷，《栾城应诏集》12卷。 曾巩【gǒng 】——《上欧阳舍人书》《上蔡学士书》《赠黎安二生序》《王平甫文集序》。 王安石——《游褒禅山记》《伤仲永》《答司马谏议书》 韩愈倡导了“古文运动”，苏洵是苏轼和苏辙的父亲，苏轼是苏辙的哥哥（苏轼，苏洵，苏辙三人称为三苏），王安石、曾巩(曾拜欧阳修为师）。 (分为唐二家和宋六家)为了让大家更好记住他们有个顺口溜：韩(韩愈)柳(柳宗元)加欧阳(欧阳修)，三苏(苏轼、苏洵、苏辙)并曾(曾巩)王(王安石)。或者：欧阳修忘记（王安石）了曾经（曾巩）在韩国（韩愈）的一棵柳树下（柳宗元）吃三苏饼干（苏轼、苏洵、苏辙）。 或一韩一柳一欧阳，三苏曾巩带一王或者三苏（苏轼、苏洵、苏辙）王（王安石）曾（曾巩）欧阳修。再或者，韩柳三苏修（欧阳修）石（王安石）拱（曾巩）。对的 柳宗元永州八记中《小石潭记》最著名。

一本古文观止看完，我感受到了对我的帮助很大。首先，我在阅读文言的时候更加轻松了，比如看《世说新语》时。

其次它填充了我的知识库，从周文、秦文、汉文、六朝文、唐文、宋文、明文，这些内容里有很多是我所不知道的，也在其中见到了由古以来的各个人杰，他们的智慧，他们的言辞，他们的困境，他们的不懈，他们的隐忍，他们的郁结，他们的人生片段，这实在太精彩了。我以前不知道有这么多的英才，也不知道他们经历了这么多故事，更不知道他们是在这样坚苦的环境中崛起。这都是我所应该学习的呀！

从古到今，我知道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难题，每个人都不例外，但是有的人克服了艰险迎来了光明；有的人向艰难困苦投了降他不在战斗；还有的人一直在战斗但最终到死都没见到光明，后世也许会有他们的传说，但他们却是带着惋惜之情离去的。

这就是每个人命运的不同之处。

阅读时的感受：

我在看周文的时候，看到有一种想吐的欲望，不吐不快，实在难受极了。我是先通读一遍原文在看翻译的，周文的文言简直就是读来不通顺，没读几句就跳出来一个不认识的字，鬼知道我是怎么从这一片周文的文字中走过来的。不仅理解困难，还要隔一会儿拿起手机来查这个字怎么读，简直让人头大，气都不顺了，更何况还要集中注意力去阅读。幸好，秦文很快就到来了，那看得是一个神清气爽，心情都通畅了，越看越有意思，然后是汉文，多少有一点见证汉朝的兴衰，似乎明白一点他的兴是为什么，他的衰败又是为什么。然后是六朝文，这里面写的几个人物和那文章我都蛮喜欢的，如李密写的那篇陈情表，王羲之写的兰亭集序，陶渊明写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这里给人的感觉不一样，是一种放松桃源孝顺的感觉，如果可以我还是很想把这本古文观止反复看的，但这个社会浮躁，我也浮躁，短时期内我是没可能在把它们拿起来细细品读，可惜可惜，这就是现实不允许。

然后是唐文，这一段看得我受其影响，变得有几天抑郁，说着一些什么不得志的话，从韩愈、柳宗元、范仲淹、欧阳修、苏洵、苏轼、王安石，多少有几分抒怨的意思，看得我啊整个世界都变得不平了，好像一下子变得有很多怨言。然后是明文，刘基的司马季主论卜、卖柑者言，都不错哦，不失其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刘基字伯温，刘伯温是不是有些眼熟，买六合彩的人估计不陌生。

然后是王守仁的尊经阁记、象祀记、瘗旅文，尊经阁记倒没什么太大感触，因为我之前曾看过他的《传习录》，但象祀记却让我有了不一样的感觉，而瘗旅文却是让我感觉这是一个类似孔子的人，守仁，字伯安，号阳明。

一本书看下来其实都不错，但我有勾几个印象比较深的章节，如下，你们有兴趣可以看看。

周文： 《蹇叔哭师 》《子产论政宽猛》《叔向贺贫》 《诸稽郢行成于吴》 《申胥谏许越成》

秦文：《苏秦以连横说秦》《范雎说秦王》《鲁共公择言》《乐毅报燕王书》

汉文： 《伯夷列传》《管宴列传》《报任安书》

唐文：《谏太宗十思疏》《原毁》《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

宋文： 《朋党论》《送杨寘序》《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辨奸论》《范增论》《留侯论》《贾谊论》《上枢密韩太尉书》《游褒禅山记》

明文：《司马季主论卜》《象祠记》《瘗旅文》《徐文长传》

我读历史，是比较少的。以前读史记，更当一个文学作品来看，可以很淋漓很写意很言简意赅，文字至今仍齿颊留芳，史实在我心里倒是烟消云散。大学时候老师讲巴以和谈，老师口才极佳，大阶梯教室座无虚席，政治课里是少有的，我亦听得津津有味，现如今，什么都不知道了，于我生活遥远的事情，毕竟，不会萦绕太久。
这就是我，一个小女人的小视野小胸怀，敏锐于美丽，疏远于宏大。
看这一本书，很大原因自然是我对于西藏的喜爱，喜欢一个地方就如喜欢一个人，直接的亲见亲闻以外，你总有好奇和热情探究它的过去和内里，想一下，TA何以为今天的TA。
我看历史，是不带成见的，这是我的好处。我的心，在这个题材上，是放空的瓶子准备盛水。这也许就是我的无知，我并没有太多存货在此吧。我曾经和人探讨过，是先有论据才有论点，还是，一早就备好了潜意识里自己的论点，再去倾向性地找论据。据我观察，这后一种人是相当多的。（实话讲，也是当今社会着力培养的。想想那些辩论比赛分配论点的做法吧！想想新闻媒体的断章取义。）
我的问题是，即使论据充足，比如这部书里交待的总总细节，我依然没法形成我的论点。我很想有一个准绳，以此为基准来形成我的论点。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是站在当地人的立场？是社会精英贵族的立场？是广大的平民农奴的立场（本书完全没有他们的声音！）？是保守和理想主义兼备的传统寺院的立场？是基于历史传统文化习惯还是面向现代和未来？传统价值观念就一定不好，现代的政体就一定好？能够生存的就是好的，不能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就是该淘汰的？这样的弱肉强食适者生存调子又不是我理想主义内心里愿意认可的。
我无法总结陈词我对于今天西藏问题的一个完整看法。我有限的智力理不清这样的盘根错节，我有限的魄力也无法自信到拿出我以为对的立场。这样比较谦卑的态度，也有它的好处。至少，我不自以为是。我在工作场合所受到的广泛赞誉倒是说我宏观，思路开阔，逻辑清楚，不纠缠细节，拿到历史学习里，整个不是这么回事。

本书讨论的是1913年之后到50年代中国对西藏行使主权之前的这一段，所谓喇嘛王国的覆灭，此前，西藏是政教合一的自治体制。还是有一些内容，狠狠补充了我的知识库。就不一一细说了。否则，又是敏感词了
等等细节读完，再次印证我基于不多历史知识上总结的这几条基本点：1，风云变幻的历史后面是始终不变的人性；2，政治的舞台只有利益没有道义。而这些残酷，都是我长期以来埋头做鸵鸟不乐于看到的。
人的狭隘是很可怕的，我十分惊讶于喇嘛们发作起来的残酷，我若说我“十分”，显得我十分的幼稚，宗教让人偏激，这不该是新闻。但凡人一旦归属了某集团，是党是教，其狭隘的利益之路，就开始了。孔子说，“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喇嘛里自然有高僧大德，但多的，仍然是普遍的人性，即便是位居活佛，摄政，仍逃不了这个定数。无论哪里，“君子”都是稀有物，念经的帮助看来是有限的。
我另一个感慨就是所谓外交，本书十分详细真实不厌其烦地举证了那段历史里英印美俄中对于西藏的卷入。外交仪轨彬彬有理后面看不见硝烟的残酷战争。弱国无外交，诚然！这真是让人绝望和神伤。我小时候曾多被人劝去做外交专业，谢天谢地，我没有上那条道路！

又想到欧阳修曾经写过的朋党论。引一段。
大 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货财也。当其同利 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 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 真朋，则天下治矣。
他的视角仍然是不够阔大的，君子的道义忠信名节也是有明显局限的。所以，我但凡想到这样一些问题，就会感到混沌虚无和茫然。最后，想来想去，我仍然走回我原来的老路，缩在我的小围城里，构建自己的乐土，轻易不探头张望。
世界太冷酷，梦太清楚。。。
本书部头较大，我还是找得电子书，读的是辛苦的。美国人写的，很受业界肯定，是很有口碑的。本来是英文原文，我还是决定看了中文译本，讲一个跟中国很有关的东西，很多人名地名宗教名，看中文，会比较容易联系我脑子里累积的库存知识。然而，后来我发现我还是错了。译者水平显然较差，驾驭复杂关系描述时直译痕迹十分明显，这尤其表现在外交辞令翻译方面，经常看得我前言不搭后语，逻辑不清，语意不畅，以至于很怀疑自己的理解能力。我对于语言要求较高，所以，倍觉煎熬。我很奇怪，这样的译作竟然出街。联系到以前看得其他书，尤其是专业书的中译本，也是如此感觉。翻译水平啊!想起当年看傅雷的等等翻译著作，那是何等的赏心悦目。
说远了，但凡讲到语言。我就话多。

读《朋党论》
总论：
欧阳修被尊称为宋代的儒宗，他留下的著述覆盖了几乎全部人文领域[1]。《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公元1044年写给宋仁宗的一篇奏章，被认为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代表作。
由《朋党论》而观，欧阳修秉承了韩愈“文以明道”的行文宗旨，通过文章阐明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见解。古文因韩愈的倡导而一度波澜壮阔过，但形式华美内容空虚的西昆体和讲求句式平仄相对的骈文却让它逐渐失去了光芒，直到欧阳修时代，散文才真正意义上大放光彩，占据主导地位，若说韩愈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那么欧阳修当之无愧应是古文运动的胜利完成者。
本文结合欧阳修的成长经历分析《朋党论》的行文特色以及该文所反映出的欧阳修的政治立场。
正文：
一． 青少年时期影响至深的事
说到欧阳修，不得不提及一位伟大的母亲，作为启蒙老师的欧母对儿子一生的品格产生了巨大地影响。“欧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居穷，自力于衣食，以长以教，俾至于成人[2]”。父亲欧阳观虽过早离世，但通过母亲的教诲，欧阳修仍深受其父的影响[3]。
十岁时发生的另一件事则影响了他一生的写作方向，也造就了一个文学时代：“予少家汉东，汉东僻陋，无学者。吾家又贫，无藏书。州南有大姓李者……予为儿童时，多游其家，见有弊筐贮故书，在壁间，发而视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颠倒无次序，因乞李氏以归，读之，见其言深厚而雄博[4]。”
二． 虽借骈文登第却致力于古文创作
少年时期那本偶获的《韩愈文集》对欧阳修有着不可磨灭的影响，“然予犹少，未能悉究其义，徒见其浩然无涯，若可爱[5]”。但由韩愈所提倡的古文在当时并不吃香，举子们都是凭骈体文章来登第进举，“时天下学者杨刘之作，号为时文。能者取科第，擅名声，以夸荣当世，未尝有道韩文者[6]”，1028年几经失败的欧阳修最终也是凭借骈文敲开了仕途的大门[7]。1031年欧阳修去洛阳就职，在那里结识了不少意气相投的朋友[8]，在梅尧臣、谢绛的领导下，洛阳成了诗人、文人的中心，从此欧阳修有意识地抛开诗文，专心致志从事古文的创作[9]。
三． 用古文施展自己的政治见解
欧阳修在洛阳时期和尹洙、谢绛等人切磋古文的写作技巧，这段时期对欧以后所具备的古文造诣有很大的帮助和提高[10]，同时尹洙等人的政治思想也深深启迪着欧阳修。韩琦作为欧阳修志同道合的好友，对欧阳修文采方面的成就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公与尹师鲁专以古文向上，而公得之自然，非学所至，超然独鹜，众莫能及。自汉司马迁没几千年，而唐韩愈出。愈之后又数百年，而公始继之。气焰相薄，莫较高下。”
逐渐地欧阳修开始用古文来洞察时弊议论朝政，抒发自己的政治见解，值得一提的便是1033年欧阳修写给范仲淹的《上范司谏书》，在这封书信中欧阳修表达了对范仲淹提出的“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的高度认可，也展示出了欧阳修的政治抱负。
欧阳修仰慕范仲淹的人品和文章，要求范仲淹向朝廷进言，兴利除弊，重整朝纲。范采纳了他的意见，于景佑三年（1036）五月，呈仁宗《百官图》并写了4篇论文，指陈时弊。但范仲淹、尹洙等人的锐意革新引起了以吕夷简为代表的保守派势力的极度不满，吕指责范越职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尹、范等人接二连三地遭到贬谪。在这个关键时刻能够站出来说句公道话的只有谏官，而司谏高若讷，不但不说公道话，还竭力诋斥范仲淹。欧阳修实在看不过眼，连夜写了《与高司谏书》，揭露了高若讷的虚伪，由此欧阳修被保守党挑唆后遭到贬谪，以夏竦为代表的保守党更对范、尹、韩等人进行诋毁，这便为日后的“朋党之说”埋下了伏笔。
四． 关于“朋党”之说
按照儒家的传统观念，“君子群而不党”《论语卫灵公》；“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尚书洪范》。历朝历代帝王都以党祸为戒：公元973年宋太祖在科举中增设了殿试，使举子最终都成为“天子门生”，其目的便是杜绝防范朋党的出现和形成；宋真宗登基不久就下诏申警党比，责令御史台纠察并以唐朝“牛李党之争”为鉴，“唐室朋党渐不可制，遂至卑弱”；仁宗明道二年8月，宋绶上言，也认为朋党乃是朝廷的大患“惟奸邪共济，若为内患，深可恐惧”，提醒仁宗不可掉以轻心。
五． 《朋党论》的写作背景
庆历初年经尹洙、欧阳修、孙沔等人的多次上书，仁宗免去了吕夷简的相职，至庆历三年调整了中枢班子，增设了谏官编制[11]，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缓解内忧外患，挽救宋王朝政治危机提出了不少合理化建议。以范仲淹、韩琦，欧阳修，富弼为代表的革新派推出了《答手诏条陈十书》，史称“庆历新政[12]”。仁宗对欧阳修的强项直谏也做出了肯定的评价“汝欧阳修，何处得来？”《欧阳文公神道碑》，这一切让保守派怀恨在心，朝廷上下刮起了一股危言耸听的党论歪风[13]，直指杜衍、欧阳修、范仲淹为“党人”[14]。对于这种说法，仁宗也难免产生了“自昔小人多为朋党，亦有君子之党乎？”的疑惑。面对仁宗这般质疑，欧阳修于庆历四年以谏官的身份写了《朋党论》这篇奏文。
六 . 写作特色
1． 以破为立、以奇说理
历朝历代臣子对于皇帝“结党”的指责，最好的申辩莫过于否认，而欧阳修却在文章一开始直截了当地承认了“朋党之说自古有之”，但君子间的结党和小人的结党有着本质的区别，这便是本文立意的一大特点。
金圣叹评“最明畅之文，却甚幽细；最条直之文，却甚郁勃；最平夷之文，却甚跳跃鼓舞[15]”。“朋党”一词意为贬，专指那些不为国家民族的利益，而为个人得失所结成的政治派别，并在政治斗争中为巩固自己的权力展开的上层阶级之间的斗争，唐代的“牛李党之争”便是实例。而此文开篇之处，欧阳修明畅的笔法首先对君子结党进行了肯定，让人大开眼界。
君子间以道结党谓之志同道合，相互坚守名节、道义和忠信；小人间则以利禄而群，彼此尔虞我诈狼狈为奸，故欧阳修更进一步提出了“君子有朋、小人无朋”的观点。
《泰誓》数纣之罪曰：“朋家作仇。”夫子曰：“君子群而不党。”朋党二字岂可施之君子哉？永叔独谓小人无朋，惟君子有之，是翻案文字，亦其开导人主不得已而出于此也。前半正意已尽，后只博引以足之，是一作法[16]。
“反反复复，说小人无朋，君子有朋，末归到人君能辨君子小人。见人君能辨，但问其君子小人，不问其党不党也。因谏院所进文，故格近于方严。”[17]
面对仁宗的质疑，欧阳修非但不否定，反而直接肯定了君子结党的事实，这便是本文写作奇特之处，君子有朋，小人无朋，谁是君子谁是小人，只有靠仁君的慧眼来进行分辨。
2. 以史为鉴，不提当朝
为了加强文章的说服力，作者极其重视逻辑上的安排，从古到今，层层递进，用大量的事实来说理。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于“朋党”的论述只是大量引证史实，只字不提当朝，也没有直接为范仲淹等人申辩含冤，始终坚持“自古有之”而进行论述，符合谏官的职责，而且这种旁敲侧击的方法也颇能引起仁宗的感悟。
“公此论为杜、范、韩、富诸人发也。时王拱辰、章得象辈欲倾之。公既疏救，附上此论。盖破蓝元震朋党之说，意在释君之疑。援古事以证辨，反复曲畅，婉切近人，宜乎仁宗为之感悟也。”[18]
3. 层层递进、正反分辨
文章由尧舜起笔从正面引证了“君子同道为朋”的道理，这种引典说理的论证颇有史记的气势，归有光曰“凡《史记》好处，诸大家无不知之，欧文尤多得”。尧凭借“八元八凯的君子之真朋”攻退“四凶小人之伪朋”而天下大治；舜借助“二十二之君子结朋”相互辅佐也达到天下大治；周臣“三千为朋”以兴国。这大量的史实极有条理地论证了坚守道义、忠信、名节的君子之朋可以兴国的道理；层层递进地铺排方法让读者不禁大受鼓舞，不断肯定了君子有朋的利处。接着又从反面例举了“人人异心不为朋”而亡国的商纣、“禁绝以善为朋”悔之已晚的桓、灵二帝以及“诛戮清流之朋”导致唐亡的唐昭宗，再次证明了“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的深刻道理。这种以古鉴今，正反对比，层层逼进的论证方法确如王慎中所言“学司马迁莫如欧”，方苞也对这种风格大加赞赏“永叔摹《史记》之格调而取得其风神。”
七． 此文的写作动机
身为谏官的欧阳修对仁宗一直是有言直抒，为此也得到了仁宗的信赖，《朋党论》有力地揭示了君子之朋对于国家治乱兴亡的重要意义，实际上就是为了规劝仁宗要以历史为镜，切莫重蹈商纣、桓灵二帝和唐昭宗的覆辙，正确对待充分信任推行“庆历新政”的君子之朋，而疏远斥退攻击良臣的小人之伪朋，只有这样才能兴利除弊，富国强兵。
八．总结
1043年3月，欧阳修就任谏官，在他看来谏官应以舆论为背景，站在国家整体的立场上进行谏诤，在这一点上，谏官的地位虽低，却与宰相的职能相同。《朋党论》是作为谏官的欧阳修向仁宗反映时弊揭示社会问题的奏章。朋党论全文针砭时弊但字字不提当下，借古讽今地驳斥了任宗对“朋党”的错误理解。虽然《朋党论》并没有挽回“庆历新政”最终失败的结局。但文章严密的逻辑说理、清晰的行文思路、层层递进的分析和整体布局的完整，皆体现了欧阳修高超的写作手法，“欧阳子论大道似韩愈，论事似陆贽，记事似司马迁[19]”，更能看到文字体现出的“文以载道”的宗旨，让人不禁钦佩欧阳修做人写文的正直风貌“言简而明，信而通，引物连类，折之于至理，以服人心”[20]。
宋朝，一个特殊的历史时代，面对夷狄的侵扰和朝廷内部保守势力的坚挺，任宗在位的四十余年出现了暂时的平稳政局，这些特殊的条件造就了特殊的人才，欧阳修以其自身的修养“公之于文，天才有余，丰约中度，雍容俯仰，不大声色，而义理自胜，短章大论，施无不可[21]和所秉承的文道观“要之永叔学昌黎，而才力不逮，然能变化，自成一家，故可继韩公之后，而雄视一代也[22]”， 使得已步入险境的古文走出低迷重新成为文坛的主力，开创了儒学的新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