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是我国北宋时的著名散文家和诗人，提到他，总忘不了他的《醉翁亭记》，他通过对优美的自然环境的描写与和乐的社会风气的描写，含蓄委婉地表现了贬官之后的特殊心境。 这篇散文中，有景物的描写，人事的叙述，情感的抒发，而这三者又都生动地表现了欧阳修当时的特殊情怀。随着文章中对景物的描写，我们看到了一个闲适快活的世界： “环滁皆山也，其西南诸峰，林壑优美，望之蔚然而深透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渐闻水声潺潺而泻出两峰之间者，酿泉也。峰回路转，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者，醉翁亭也。” 这儿的山，没有嶙峋怪石，没有岩绝壁，这儿的水，不是惊心动魄之水。山，逶迤起伏，布满了茂盛的绿荫，幽深秀丽，静静地绵延环绕；水，犹如一条回旋曲折的银色飘带，潺潺而下，泠泠悦耳；还有一亭，四角翘起，像鸟一般，悄然飞临在这细水旁，多么柔和寂静的景色啊。《醉翁亭记》开头这一段描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景色优美的环境里，产生了愉悦的感受。另一段景物描写，也是如此：“若夫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幕也。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 这里写到了清晨飘散开来的淡雾，傍晚聚扰来的烟云，春季发出幽香的野花，夏季苍翠的绿树，秋季洁白的霜色，冬季露出水面的石头。一切都那么恬静简朴，淡雅自然。 这是散文中的景物描写，我们再看散文中人事的叙述： “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故自号曰醉翁也。” “至于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前者呼，后者应，伛偻提携，往来而不绝者，滁人游也。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山肴野蔌，杂然而前陈者，太守宴也。宴酣之乐，非丝非竹，射者中，弈者胜，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 “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 它所描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社会巨大事件，也不是不同凡响的英雄行为，而是比较平凡的、没有矛盾，没有冲突的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散文中描写了在年事已高的太守管辖下，众百姓的日常生活以及太守自己生活的一个片断，呈现的是一派闲适快活、安详和平的景象，作者感到无限的快乐，不禁心旷神怡，宽辱皆忘，一切人世间的荣辱，烦恼都置之脑后，以至于忘自己“饮少辄醉”，尽兴畅饮。结果，周围歌声缭绕，人们起坐喧哗，而他却“颓然乎其间”，醉态可掬，欲起而不能了，这是愉快的最高境界。 欧阳修通过景物的描写，人事的叙述，抒发了自己由此而触发的内心感慨。他的真挚的感情溶汇在景、事中，更使文章显得情意盎然： “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山水之乐，得之必而寓之酒也。” “……游人去而禽鸟乐也。然而禽鸟知山林之乐，而不知人之乐；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 这是一个饱经沧桑，在仕途宦海中颠簸数十年的人的欣慰的心情。从天圣八年（1030），年仅23岁的欧阳修就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上下往返，尽心竭力，积极协助范仲淹革新内政，终于遭到群邪所忌，革官贬滴。他的理想在以前不能实现，而在贬于滁州之后，却有了可喜的政绩，这对于奔波劳碌，疲惫不堪的欧阳修来说，是多么舒心惬意的享受啊！滁州百姓的安乐生活，给了他极大的抚慰，而眼前的山水，又把他引入了一个恬静的境界，他陶醉了，但不是醉于酒，而是醉于优美的景色，安详的生活。这儿，禽鸟因山林而乐，人们因太守游而乐，而太守则是因百姓乐而乐，他处在优美的环境中，身心愉快，舒适安闲，不由便醺醺然了。 欧阳修苍颜白发，颓然坐于众之间，眼睛微闭，眼前的景物是优美的，人是欢欣的，欧阳修也被这和谐的气氛所笼罩，陶醉了。 欧阳修以“醉翁”自称，旷达自放，摆脱宦海浮沉，人世纷扰，在这远离都市的山水之间，把自己的心灵沉浸到闲适、恬淡的情境里，获得了一种平衡、和谐的感受。这种感受渗透在《醉翁亭记》里，使文章如田园诗一般，淡雅而自然，婉转而流畅。
赏析二
诗情画意，秀丽多姿 ——谈欧阳修的《醉翁亭记》
他的《醉翁亭记》是一篇优美的散文。这篇散文饶有诗情画意，别具清丽格调，在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确是不可多得的。
优美的意境。好的散文应为诗，要创造优美的意境。所谓意境包含着意和境两个方面的范畴，它是浸润着作者主观感情的艺术画面。优秀的散文应该有风光绮丽的图画美，给读者独特的审美感受，以悦目而致赏心。《醉翁亭记》的思想意脉是一个“乐”字，“醉”中之乐，它像一根彩线联缀各幅画面。而“醉翁之意不在酒”， “在乎山水之间也”。放情林木，醉意山水，这是作者的真意。散文立意犹如设了张本，作者就根据这样的“意”写了秀丽的“境”，从而达到情与景的交融，意与境的相谐。作者是从这样几方面濡笔，描绘散文境界的。
其一，山水相映之美。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是一张山水画。 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又没有孤立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尽其美，又多样统一。“蔚然而深秀”的琅山，风光秀奇，迤逦连绵，苍翠欲滴。群山作为背景，一泉环绕而过。林深路曲，泉流弯旋，则“有亭翼然临于泉上”。这里赖于壮丽的群山映衬，就益显出山泉的清朗，而亭台又偏偏踞临泉上，则别含另一番风光。这样，无山，则酿泉不美；无泉，则青山孤峙。无亭，则山泉失色；有泉，则亭台增趣。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一应俱全，且辉映生色，构置成诗一般的优美境界。
其二，朝暮变化之美。作者写出了醉翁亭早晚变化的优美景色。“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晦明变化者，山间之朝暮也”。日上东山，阳光奔泻大地。蓊郁的树林本来被薄纱般的雾气笼罩，经日光一照，雾释露消，又显示出清新翠绿的颜色。而到了傍晚，日下西山，暮霭遍地，岩石穴壑一片昏暗。作者传神地写出早晚不同的景色。由于早晚不同，则作者运笔的色调、气氛有别。早晨有宁静之状，清新之息，傍晚则有昏暗之象，薄暮之气。作者对景色变化的观察既深且细，笔触如丝，根据不同的景象写了相异的境界。
其三，四季变幻之美。作者不仅写出了早晚的景色，而且以醉翁亭为中心，把笔墨进一步铺展开去，描下了四季的景物变化。“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风霜高洁，水落而石出者，山间之四时也”，确是传神笔致。作者在这里仍然细心地选取最富有特征的景物来加以描绘。芳草萋萋，幽香扑鼻是春光；林木挺拔，枝繁叶茂是夏景；风声萧瑟，霜重铺路是秋色；水瘦石枯，草木凋零是冬景。随四季变换，景物自有不同，各有其境界在，出现了四幅扇面，变化有致，给人不同的美学享受。同时，四幅扇面又是互相映衬的，春光如海映衬了秋色肃杀；夏日繁茂映衬了冬景寒冽。
其四，动静对比之美。散文写景绘境最忌呆板单调，一样景物，一种笔致，一式情态，又有何意趣?!欧阳修在这篇散文中时时注意事物的动静变化。先说景物与景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蔚然壮秀的琅山是静态，潺潺流淌的酿泉水是动态，山色苍郁悦目，泉声琮琮动听，相映成趣。“树林阴翳，鸣声上下”，树木之静对比出百鸟啁啾之动，相得益彰。再说景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已而夕阳在山，人影散乱，太守归而宾客从也”。残阳息于山头是其静，人影移散，纷纷暮归是其动。静的景和动的人彼此映衬。最后，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动静对比。“负者歌于途，行者休于树”，有唱有憩，有动有静。“觥筹交错，起坐而喧哗者，众宾欢也。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以众宾喧哗之动，对比出太守颓然之静，生趣盎然。由于作者多方面进行对比，使散文的意境绘形绘声，山光、水色、人情、醉态并于一画，各具情致。
精巧的结构。散文，顾名思义，要散，但散并非是不着边际的散乱，要做到散中有神，散而不乱。《醉翁亭记》结构上的精巧之处，值得我们努力学习。
金线串珠。《醉翁亭记》虽然时而山色露布卷面，时而水流泻进画幅，时而人情喧于纸上，看似散，其实一点儿也不乱。首要的原因是作者手中有一根金线。这根金线就是作者的主观感受——“乐”，醉中之“乐”。正因为如此，文章的起、承、转、合，就无不统摄于作者主观感受和体验的波澜起伏。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不绝路途，是表现人情之乐；写酿泉为酒，野肴铺席，觥筹交错，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宛转，飞荡林间，是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欢于万物，乐在其中，全文因景生乐，因乐而抒情，这样，行文走笔，一路写出，围绕个“乐”而展开，就不是断片的杂碎，而是统一的整体，犹如穿千颗珠玉缀在金线之中，收万道阳光凝于聚光镜上。也正因为有聚光点，有主骨架，文笔的散反而会转化成一种特色，显得运笔从容，左右逢源，越是散越是丰满了散文的血肉，增添了散文的生机，增强了散文的内容。
曲径通幽。《醉翁亭记》中有这样一句话：“峰回路转，有亭翼然。”借用这句话来形容这篇散文的结构特色是很恰当的。作者写四时晨昏的不同景物，五光十色的琅风貌，可谓匠心默运，苦意经营。作者为写出醉翁亭的位置，颇下一番心思，他不是径直言之，而是曲折写来。文章一开始敷设了五层笔墨，“环滁皆山”，一层；“西南诸峰”，一层；深秀“琅”，一层；潺潺泉水，一层；“有亭翼然”，一层。五层笔墨不是均衡用力，平分秋色，而是层层烘染，步步进逼。先用大镜头、长镜头，然后推成小镜头、短镜头，最后跳成特写，不平不直，九曲回肠。先用概描，写滁州山景，大笔淋漓。下一“尤”字，文章迭进，带出“西南诸峰”。再着一“望”字，视线集中琅。用毕视觉，跟后就用听觉，“水声潺潺”，于是酿泉入画。尔后，用一“回”字，着一“转”字，醉翁亭才赫然在目，进入卷面。作者在用笔时，好像围野狩猎，逐渐圈小区域。这样不仅让人们了解到醉翁亭之所在，而且通过层层烘托，突出了它的美。如此描写，便使“亭”非比寻常；如此用笔，便使“文”不同凡响。再如文章结尾处，作者为了突出“太守之乐”，也是用的层层烘托的笔法。用禽鸟之乐，反衬众人之乐，再用众人之乐，反衬出太守之乐。这样，太守之乐就在众多的烘托下被推到峰颠，显示出主观感受和体验的高人一筹。
呼应有方。前有伏笔，后必照应；藏墨于首，显豁于尾，是《醉翁亭记》结构安排的第三个特点。 文章一开始写道：“名之者谁?太守自谓也。”但太守又“名之者谁”?暂按不表，埋下伏笔，催人卒读。直到文章刹尾处，才端示：“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奏到首尾相照之效。再如“太守乐”呼应了“山水之乐”，乐从山水来，太守乐就有了根据。“苍颜白发，颓然乎其间者，太守醉也”照应了“太守与客来饮于此，饮少辄醉，而年又最高”，年事既高，又放情山水，太守醉就有了着落。又如“夕阳在山，人影散乱”，纷纷离去，是因为时令已晚，这便跟前文的“暮而归”又恰成照应，把这句话具体化了。处处注意呼应照应，就使文章的内在结构经纬分明，严谨周密，无懈可击。
出色的语言。《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练， 音节铿锵，臻于炉火纯青之境，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
首先，《醉翁亭记》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中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的作家所用，例如苏轼在著名的《后赤壁赋》中写秋冬之交的江上景色，就直接借用了“水落石出”一词。又由于作者用词精当，词句的概括内容很广，因而“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演变成稳定性强、规范性高的成语，发挥了它们的引申意义。
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晶莹润畅。这是作者善于观察事物，精辟地捕捉对象的本质特征并加以提炼的结果。例如写晨昏景象之异，只用两句就概括殆尽：“日出而林霏开，云归而岩穴暝。”林、岩、晨气、暮霭，均是山间习见之物，以此下笔，切景切境。同时，“出”“开”联属，“开”是“出”的后果。“归”“暝”联属，“归”是“暝”的前提。动词的出神入化，互为因果，使变化着的山景逼真欲现，恍若在即。又如写四季景物，作者独到地捕捉了富有季节特点的典型情景，以“香”言春，以“繁”状夏，以“洁”喻秋，以“水”写冬，无不情状俱到，精确熨贴。再如“树木阴翳，鸣声上下”，前句写色，后句传声，兼声兼色，寥寥八字便把薄暮情景表现无遗。还如“有亭翼然”，仅譬一喻，亭的形状、风貌便画出来活像鸟儿展翅，凌空欲飞。
《醉翁亭记》还留下了推敲文句的文苑佳话，为人们所传诵。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写道：“欧公(按：指欧阳修)文亦多是修改到妙处。顷有人买得他的《醉翁亭记》稿，初说‘滁州四周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朱子语类大全》卷一百三十九)滤沏文词水分，浓缩语言容量，使之片言能明百意，只字足敌万语，达到妙造精工的地步。
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抑扬抗坠，铿锵悦耳。全文几乎用“也”收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赘烦之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它虽是散文，但借用了诗的语言表现形式，散中有整，参差多变。他安排了不少对句，使句式整饬工稳。
单句成对的有“日出而林霏开”对“云归而岩穴暝”；“野芳发而幽香”对“佳木秀而繁阴”。
双句成对的，有“临溪而渔，溪深而鱼肥”对“酿泉为酒，泉香而酒洌”。
作者虽受骈文影响，但非食而不化，乃是有所创造，融化到笔底，又自然天成。不做作，不矫饰。这样，读来顿觉舌端润畅；听来，倍感声声清朗，具有音乐的节奏感和回环美。
欧阳修在北宋的文学革新运动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他一扫唐五代文坛浮艳艰涩的流风，建立了清新、秀美、刚健、婉转的文学风格。这篇《醉翁亭记》就是他的文学主张的最好的艺术实践。 (选自《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赏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赏析三
《醉翁亭记》是欧阳修的名作，作为我个人十分喜爱这篇名作，最重要的原因是它的精神面貌 十分乐观。写作时背景是欧阳修由于参加范仲淹的改革，后失败，欧阳修被株连被贬，此问就是被贬滁州时作者创作的。写前一篇《《始得西山晏游记》同样是被贬，但表露出来的情怀却大不相同。
贯穿《醉翁亭记》全文的主线是“乐”字。醉和乐是统一的，“醉”是表象，“乐”是实质，写醉正是为了写乐。文中写景的成分很重，又多次提到醉字，这是无足怪的。因为既是写亭，自当写出亭的景色；又因亭名“醉翁”，自当写出命名之意，这些全属必要的烘托。文章开始写望琅岈，写“山行”和“闻水声”都暗寓着一个“乐”字。至破题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后，再补一笔，便借“山水之乐”，明白八道出了全文的主线。下文又承“山水之乐”稍稍展开，写出中朝暮和四时之景，，并点出“乐亦无穷”使读者如入佳境。但这种“乐”趣，是人人都体会到的，着还不足为奇。等写到“滁人游”“太守晏”“众宾欢”时，“乐”的内涵就加深了，因为享受“山水之乐”的不仅有太守及宾客，还有滁人—一州之人，人人都可以纵情山水，这就非同寻常了。文中用“太守醉”结束这欢乐场面，也是有深意的，，说明“醉翁之意”何止于，同时也在于一州之人。到全文结尾处，更用“醉能同其乐”一句将“醉”和“乐”统一起来，画龙点睛般地勾出一篇主旨。
本文的另一大特点就是写静和抒情的自然结合。文章先写到亭子的远景，因为亭子所在是琅岈山，就从这里落笔，用“蔚然深秀”表现它的外观，又用“水声潺潺”“峰回路转”表现它的姿态，使人产生赏心悦目之感。接着写亭的近景，用写翼自做比，有凌空欲飞之意。然而借释停名来直抒作者胸臆，道出名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奠定了全文抒情基调。以下从两方面展开；第一，写亭子四周的自然景色，以“乐亦无穷”表现作者纵情山水之意；第二，写滁州官民同乐的情景，极力写出滁州人民在这和平生活怡然自乐和众宾尽欢的情态，并特意塑造了太守醉酒的形象，用这幅生动的风习画从侧面显示出政治清明的景象，也表达了作者“与民同乐”的政治理想。
本文在语言运用上也很有特色，姘散相间，节奏富于变化读起来声调健将，易于成诵，首先本文的语言高度概括，含义丰富。最突出的是，作者在本文首创的“醉翁之意不在酒”“水落石出”已被同时代和后来饿作家所用。其次“《醉翁亭记》的语言凝练精粹，金荧润畅。再次《醉翁亭记》的语言揄扬挫，健将悦耳。全文几乎用“也”结束句尾，又一贯通篇，毫无赞烦只弊，反有灵动之妙，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
赏析四
文学佳作引来了有关写作上的佳话和轶事。这种文学史上有趣的情形在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中是非常典型的。《朱子语类》所记载的欧阳修改定本文开头的一则轶事，差不多可以和《醉翁亭记》的文章本身齐名。那故事是说，欧阳修《醉翁亭记》的原稿上，“初说‘滁州四面有山’，凡数十字，末后改定，只曰‘环滁皆山也’五字而已”。我们也确实能够感受到，文章的开头是简洁有力的（不过，后来也有人指出过欧阳修的这描写并不属实，说除了琅琊之外，当地并没有什么山，见钱钟书《管锥编》引郎瑛《七修类稿》。我们不妨把它看做一种文学家的笔法，用不着过多地纠缠于此）。从“环滁皆山也”到“得之心而寓之酒也”，可以说是全文整体结构中的第一部分。我们不难看出，作者的笔法是很讲究的，其描写线索是：从全景慢慢地收缩视野，由群山转入“林壑尤美”的“西南诸峰”，再转入“蔚然深秀”的琅琊山（琅琊山，在滁县西南十里，东晋时元帝为琅琊王，曾避居此山），然后具体到山间的泉水，即酿泉，最后几经回环，才在“峰回路转”之后出现临于泉上的一座玲珑剔透的亭子，即醉翁亭，而“翼然”两字，特别能够加强描述中的形象性，富于动感。欧阳修采用这种由大及小，层层深入的写法，有助于引起读者身临其境和探胜索幽的兴致。再往下，作者仍采用陈述句式，写出了建造亭子的人，以及自己给它起了“醉翁亭”的名字，并解释了“醉翁”二字的由来。欧阳修看来不是善饮之人，所以“饮少辄醉”，但却为下文“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的全篇主旨性的议论伏了一笔。在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这名句理解为全篇的一个导言，因为文章的后两部分，乃是作者对“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的具体铺陈。而这里向第二部分的过渡，是巧妙而自然的。当文章写到“醉翁”的形象出现时，作者在抒情写志之中将“人——酒——山水”巧妙地联系了起来，读者在体味作者醉翁的心情时，随着作者的笔转向了山水自然。
文章接下来以精炼简约的文字，具体描写了山中朝暮与四季景物的变幻、乡人的和平恬静以及宴游的欢乐喧闹，笔意飞洒，摇曳多姿。“若夫”四句写“醉翁亭”早晚景色。“野芳”五句写“醉翁亭”四时景色，与《丰乐亭记》“掇幽芳而荫乔木，风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时之景无不可爱”比较，可见其写法之错落变化。作者的这种写景，既非为写景而写景，也不是信笔所之，而是借景抒情，寓情于景物的描写之中。作者旨在表现置身于这种绮丽秀美、恬静闲适的环境中，尽享和平生活和山水之乐，同宾客饮宴尽欢，更有一番无穷的乐趣，即是说，作者的真正的乐趣并不在酒，而在于山水之间，在于与民同乐。所以作者写道，鸟儿知道山林里的快活，却不知道人们的快乐，人们知道跟随太守游玩的快乐，却不知道太守之所以快乐是因他能使滁州人民快乐，喝醉了酒能同滁人一起欢乐，醒了酒后能将欢乐的滁人记述到文章里的，是“庐陵欧阳修也”。
《醉翁亭记》是一篇记体散文。“记”这种体裁，原来只是客观记事的应用文字。宋李耆卿《文章缘起》注中说：“《禹贡》《顾命》乃记之祖，记所以叙事识物，非常议论。”唐代韩、柳以后，“记”就突破了原来“叙事识物”的范围。到了宋代，进一步扩大了这种文体的社会内容，加强了它的文学因素，成为文学散文的一种重要形式。其中尤以亭楼台院记和游记散文成就更大。宋代优秀散文家们善于把叙事、描写和议论、抒情熔为一炉，富于变化，涉笔成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作为一篇优秀的记体散文，写得极其精炼娴熟，写作技巧很高，艺术上非常有特色。
如果说韩愈、柳宗元犹用奇字、重字，善于选择或熔铸色泽强烈的新颖词语的话，那么，欧阳修“唯用平常轻虚字，而妙丽古雅，自不可及。”（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在《醉翁亭记》中，欧阳修创造性地运用了21个“也”字，显然有其艺术上和主题上的目的。这一不断重复的句法结构，可以说首先表明了作者对生活正面的肯定，即《醉翁亭记》中的积极主题——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愉悦闲适在文体形式上的突出表现。通过“也”字陈述句式的大量运用，作者将本来应是动词词组的表述转化为名词词组的构成，表明了在作品的主题中，人与自然之间一种和谐的秩序。同时，这种连用“也”字结尾，也使文章形成一种富有韵律的吟咏句调，有助于造成舒缓圆畅的散文节奏。
《醉翁亭记》在全篇的描写与抒情中，“醉”“翁”“乐”等是贯穿始终的。从作者的主体视角来看，“太守”的怡情山水与宴饮的欢乐，是全篇的抒写走向，“醉翁”的形象可以说是非常鲜明突出的。酒与灵感的关系，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历久不衰的话题。酒对于文人来说，是一种灵感的力量，也可以是一种解脱、消愁，甚或纵情的力量。所以，当我们看到欧阳修的“醉翁”形象时，上述联想便会油然而生。然而事实上，欧阳修并非李白或苏轼，他是一个现实感极强的人，在生活上具有一种理性的执著，在《与尹师鲁书》中，他曾对几种人表示不满，一种是对自我的个人命运过于看重的人，一种就是那些“傲逸狂醉”的人。所以，在初贬夷陵时，他就“益慎职，无饮酒”。然而有趣的是，在十年之后，他却在滁州改变了自己的形象。这种神奇的转变无疑具有现实背景，也体现着欧阳修思想变化的痕迹，因为在这以后，醉酒的情趣在欧阳修的诗文中竟成了经常性的主题。
此外，《醉翁亭记》大量运用骈偶句，并夹有散句，句法既整齐又富于变化，这不仅使文章越发显得音调铿锵，而且形成一种骈散结合的独特风格。
赏析五
《醉翁亭记》不仅是一首千古传诵的游记，也是一篇具有积极思想意义的散文，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一、描绘了一幅优美的风景画
在作者笔下，醉翁亭的远近左右都是一张山水画。有山，有泉、有林，有亭。然而，作者没有孤立地用墨，而是交织一体，既各具特色，又融合统一，蔚然深秀的狼牙山，风光绮丽，苍翠欲滴，以群山为背景，酿泉环绕而过，一座四角翘起的亭子立在上面，这样，无山，则泉不美，无泉，则青山孤立，无亭，则山泉失色。山与泉相依，泉与亭相衬，一幅画中，山水亭台，一应俱全，构成诗一般的优美境界，作者笔下的朝暮和四时之景，也都是优美的风景画。
二、勾勤了一幅“与民同乐”的风习画
文章先写滁人之游，描绘出一幅太平祥和的游乐图，在这幅图画中，有“负者”，有“行者”，有老人，有小孩，前呼后应，往来不绝，十分热闹，这个场景在太守眼里，应更多了一层政治清明的意味，写宴饮之乐，宴饮所需，无论是酒还是鱼，是肉还是菜，都是就地取材，这样意在夸耀滁地富足，表明野餐的简朴。同样，宴饮之乐也没有王公贵族府第宴饮的奢华，但这是在滁州的土地上与滁州的老百姓一起宴饮的这种乐趣，也是王公贵族梦想不到的欢乐，作者在这里勾勒出了“滁人游——太守宴——众宾欢——太守醉”的游乐风习画。
三、积极的人生态度
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失败，他们相继贬职，欧阳修因上书替他们辩护，被贬为滁州知府，一般被贬的人都是悲观，彷徨，沉迷于山水。而欧阳修却不同，他虽然被贬，但他没有就此沉沦，而是与滁州人民同乐，将滁州人民的安定生活归功于宋王朝的休养生息政策，由此可以看出，欧阳修在谪居时期人生态度是积极的，与一般的迁客不同，他的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在今天仍有积极意义。
四、精巧的结构
乐是贯穿全文的主线，作者写山水，是抒发“得之心”的乐，写游人是人情之乐，写宴饮，是表达“宴酣之乐”，写鸣声婉转，飞荡林间，显示“禽鸟之乐”更是为着表现太守自我陶醉的“游而乐”，文章运用层层烘托的方法，显得含蓄委婉，文章结构严谨，处处注意前呼后应，无懈可击。
五、出色的语言
《醉翁亭记》的语言极有特色，格调清丽，遣词凝炼，音节铿锵，既有图画美，又有音乐美。文中语言骈散结合，节奏富于变化，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成诵，语言凝炼精粹，抑扬顿挫，铿锵悦耳，全文创造性地运用二十一个“也”字，一贯通篇，毫无重复之感，反而具有一唱三叹的风韵。
总之，《醉翁亭记》是篇富有诗情画意，清新明丽的优美游记散文，无论是艺术性，还是思想性都是我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不可多得的珍品。

素材，
唐朝诗人张九龄在《和黄门卢监望秦始皇陵》写道：“一闻《过秦论》，载怀空杼轴。”
清人金圣叹在《才子古文》卷二中批语：“过秦论者，论秦之过也；秦过只是末句‘仁义不施’一语便断尽，此通篇文字，只看得中间‘然而’二字一转，未转以前，重叠只是论秦如此之强，既转之后，重叠只是论陈涉如此之微。通篇只得二句文字，一句只是以秦如此之强，一句只是以陈涉如此之微。至于前半有说六国时，此只是反衬秦；后半有说秦时，此只是反衬陈涉，最是疏奇之笔。”
清朝散文家方苞说：“此篇论秦取天下之势，守天下之道。其取之也虽不以仁义，而势则可凭，且谋武实过于六国，此所以幸而得也。乃既得而因用此以守之，则断无可久之道矣。此所以失之易也。秦始终仁义不施，而成败异势者，以攻守之势异也。”3
鲁迅先生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评价其为“西汉鸿文”，“疏直激切，尽所欲言”。
钱钟书先生的《管锥编》指出：“贾生此文，犯了‘词肥意瘠’之病。”

　　《钱钟书与读书笔记》读后感
　　已故著名学者、作家钱钟书，被誉为“文化昆仑”。其《谈艺录》、《管锥编》、《宋诗选注》等学术著作援引的参考书目数以万计，且涵盖了文、史、哲、心理学等多门学科。
　　钱钟书自己的藏书很少，他的书斋中只有两三个不大的书架，放着一些工具书和出版社、作者赠送给他的书籍。他藏书不多，著书却不少，这当中博览图书馆书籍时所作的大量读书笔记发挥了重要作用。
　　钱钟书在清华大学读书时，自恃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连课堂上听讲都不作笔记，更不屑于课外读书作笔记。他进清华后虽立志“横扫清华图书馆”，看书时却只在书上用铅笔写划，并不作笔记。他毕业后到上海光华大学任教时，在备课、写文章的实践中，方认识到读书单凭记忆是不行的，遂开始作读书笔记，并养成了良好的习惯。
　　钱钟书的读书笔记本很厚，有普通练习本的四倍，上面写得密密麻麻，有中文，也有英文，别人很难看懂。他每读一书，都作笔记，摘精华，指谬误，写心得。他很珍爱自己的读书笔记，“文革”期间，他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劳动，行李箱里也不忘放上几本字典、词典和读书笔记，一有空便反刍似地阅读。
　　他著书时，主要是参考读书笔记。从年到1942年完成的颇有影响的文艺理论著作《谈艺录》，为何采用了传统诗话的札记式的写法？其原因就在于利用读书笔记之便。1972年3月，钱钟书夫妇从河南“五七”干校返京，开始偷着写《管锥编》，这部学术宏著，主要资料来源就是钱钟书写下的五大麻袋读书笔记。1979年此书一出版，便轰动了学术界，此后一版再版，成了学者们书架上的必备书。
　　俗话说：“好脑子不如烂笔头”，此言不差。熟悉钱钟书的学者都认为，钱的记忆力是惊人的，外国学者说他的记忆是“照相机式”的记忆。即便如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读书笔记是钱钟书攀上学术高峰的重要阶梯。钱钟书先生尚且如此，对于一般人来说，读书作笔记就更有必要了。

《管锥编》体大思精，但这一"体"并非习见的"思想体系"的"体"，而毋宁说体现在对中西传统思想体系的独特消解、融汇之中。以"打通"为至高理想的钱锺书，本无意在藩篱外另扎篱笆。仍然借用叔本华的语言，即一部《管锥编》并不像寻常"思想的系统"那样，"总得有一个结构上的关联，亦即总有一部分托住另一部分，但后者并不反过来托住前者"。读《管锥编》，事实上从第四卷开始，与从第一卷开始，没什么两样；从第一卷300页处开始与从第1页开始，也区别不大，因为它们之间并没有"托起"与"被托起"之别。人们常会依据该书的目录编排，想象作者有一个宏大的学术规划，一个对中国先秦以降文化典籍进行系统清理的规划。差矣！虽然以钱先生的才华，笔墨所经之处，必会如春雨过林一般，令对象焕然一新，非复旧观，但该书的章节，似更多地只是提起话头的"说由"，一个容纳文字的框架，使钱先生天马行空、扶摇三千的运思，得到如同水库调蓄江河的作用。故"体大"后的"思精"二字，在《管锥编》中亦从来不曾体现在第二卷对第一卷的展开、第三卷对第二卷的演进、第四卷对全书的总括和牢笼之中，不，它是即兴生发式的，随机点化式的，精研密思总是随眼前的书页同步展开，卓见锐识每常偕笔下的贤哲同时映现。钱锺书断烂万卷，胸中自是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巍峨呈"围城"之势，然反映在文字上，反映在具体的兴味、寄慨上，钱先生感兴趣的又似乎更是"点"的突进，而非"面"的展开。所以，决意想从《管锥编》中总结出一条千古不易之理，恐怕会错了意。说《管锥编》具有百科全书的规模，那也应该同时承认，《管锥编》的写作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即追求每一个词条的绝对准确，而非让所有词条效命于一种理念。
　　
　　　　如果一定要在《管锥编》中找到一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也许是这样一个八字诀：打通中西，融汇古今。严格地说这不是体系意义上的主线，而是精神力量的强力体现，这一精神是弥漫、渗透而非演绎、层进在书中的，所以面对《管锥编》，读者完全可以横看成岭侧成峰，尽享左右逢源之利。简单地说，你没必要抱着通读《辞海》般的勇气，你尽可随意开卷。开卷必然有益，至于深者得其深，浅者得其浅，视各人问学造化而定，自又当别论。
　　
　　　　再来看看《管锥编》的古文问题。
　　
　　　　虽然《管锥编》颇令人头疼地插入不少异体字，使阅读横生枝节，但稍加坚持就会发现，这一貌似拒人千里之外的语言，竟同样适用于"可读性强"这一现代判语。钱先生良好的幼学底子，使他的文言一如他的白话，一开始就建立在精粹纯熟的基础上，而他卓越无伦的西方文化素养，更令这份精粹与纯熟，别生出一种前所未有的逻辑力量。当我们想到逻辑本是文言的弱项、想到汉语的长处在生发诗意而非理性思辨时（日本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汤川秀澍对此深有会心，他曾提到，他只在日常事务领域才使用与汉语性质相近的日语，一旦思考到亚原子粒子领域，必换用英语），对钱锺书在赋予文言新功能上所峥嵘展现出的能力，便只有叹为观止了。说到用文言说理，人们常会本能地想到汉贾谊那篇被选入不少课本的雄文《过秦论》，并被那个夸诞的开头弄得一愣一愣。然毫不意外的是，正是钱先生向我们指出：贾生此文，犯了"词肥意瘠"之病。多么犀利的判断！得此一语，已可眉眼清新，若再以子之矛，探子之盾，则蓦然发现，钱先生向我们奉献出的，也许竟是一种自有文言以来从不曾有过的文字，不惟"词肥意满"，丰渥华美，抑且陈力就列，条贯分明。让诗性的古国文言胜任理性的逻辑推演，是钱锺书的一大贡献。我纵无意作惊人之语，但仍不得不想，自苍颉造字始有文章以来，这一曾化育出无数绝妙好词的语言，还从不曾有幸遇到这样一位方家：像钱锺书这样幽默，像钱锺书这样善疑，像钱锺书这样充满思辨强力，像钱锺书这样拥有大开大阖的人文观念。通过《管锥编》，自铸伟词的钱锺书其实向国人奉献出了一种推陈出新的新语言，这是思维的奇迹，汉语的造化，读者的福音。也许，除非钱先生本人提供反证，不然我们只能说，这也是最适合展示钱家风范的语言：其细如针，文心龙虫并雕；其理如笋，释意丝丝入扣；其识如老吏断案，人与事到眼即判；其情如处子怀春，事与人触手风流。因想古国语言，劫数未到而遽遭抛弃，本就自怨自艾，忿忿不平，突遇高手搦战，不觉抖擞精神，与之厮杀。一方有泱泱三千年文明家底，自是有恃无恐，绝无轻易言败之理，一方藏洋洋九万里东西韬略，亦当有进无退，焉有鸣金收兵之心，双方遂各施手段，各展绝学，直把个老气横秋、嗒焉若丧的中华文言，引逗得时而妍如二八处子，时而俊似七尺须眉。一部《管锥编》，正是双方大战三百回合的结晶，判词是：不分胜负。钱锺书借此考校了文言文的现代生命力，文言文则聊发少年狂，大大出了回老来俏的风头。
　　
　　　　能读而不读这样的语言，那可真是错过了人生。
　　
　　　　最后再简单说一说外来语。《管锥编》中出现的外语，其实多可跳过不读，作者缀上它，除了稍带展示一位"文体家"的爱好，主要还是为了体现学者的严谨。事实上所有这些外语，钱锺书都曾作了多数是完整的、偶尔是措其大概的翻译，它们的作用在于验证所言不虚，强调事出有本，而不是如俄国小说那样，强迫俄语读者还得兼通法文。所以如果你无意检验钱锺书遴选资料的真伪，不读这些海外符号，并无损于理解书的内容。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你恰巧懂得外语，那么顺眼对照一下钱锺书的翻译，往往又仿佛得到一笔飞来横财，你竟因此读到了最激动人心的文字。让那么多老外突然用文言说话，钱锺书虽非创制者，但实在是玩得最转的。
　　随便举一个"激动人心的"例子。
　　
　　　　萨克雷《名利场》中描写滑铁卢大战的结尾。据说"最脍炙人口"，英语原文为：Darkness came down on the field and the city；and Amelia was praying for George，who was lying on his face，dead，with a bullet through his heart。钱先生援笔译来，竟成就出一行神雕侠侣般的文字："夜色四罩，城中之妻方祈天保夫无恙，战场上之夫仆卧，一弹穿心，死矣。"文意、文趣，无不酷肖。
　　
　　　　再举一个让人忍俊不禁的。钱先生由《西游记》第八三回沙僧劝八戒"助助大哥，打倒妖精"说的一句妙语"虽说不济，却也放屁添风"，联想到一则英国俚语。原文是："Every little helps，"as the old lady said，when she pissed in the sea。下为钱先生令人笑瘫的翻译："老妪小遗于大海中，自语曰：'不无小补!'"
　　这样的例子，《管锥编》中俯拾皆是。

　　钱钟书与王国维、陈寅恪被誉为20世纪中国学界三座巍巍“文化昆仑”，柯灵及郑朝宗先生称钱钟书是“300年难得一见的天才”。1980年代以来，“钱学”日渐增温，赫然已成显学，钱钟书的各种事迹被不断放大，有关其轶事花絮、生平传记时有出现。不过，无论如何，在我读过的大约近千部传记中，汤晏先生的《一代才子钱钟书》乃是值得向读者特别推荐的一本。

　　为人立传，真实性乃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也是任何一位读者都会首先升起的一个问号。正是在这一点上，该著首先征服了我。汤晏先生毕业于台湾大学历史系，后为美国纽约大学史学博士，扎实的史学功底，严正的治史态度，字字有来历，笔笔有出处，言必有征，征必务详，以宋诗精神为钱钟书作传，乃是该著最放光彩之处。用书中所引殷海光之语“看脚注就可以盘老底”，该著脚注细密详备流光溢彩，可谓之最，非沉潜史家不能为也。如对钱钟书的各阶段评价，多引各路人物原语原评；对钱钟书的博闻强记浩瀚学问，全用一一实例；出处凿凿，追根溯源，决不轻信耳食途说。再如对书中所涉各式人物，一律附小传式介绍，仅此一项，耗功之巨自在不言。甚至像罗家伦办事“虎头蛇尾”、清华园来历及当时面积、上海租界的面积与人口、西南联大教授名单、刘文典如何看不起沈从文与朱自清，包括吴宓与毛文彦的传奇恋爱、李健吾受日军宪兵酷刑——吃饱奶油蛋糕后灌自来水，都交待得既清晰又简洁。书后的索引，更是方便读者循径索骥。

　　除了惟真求实，作者刻意追求“略他人之所详，详他人之所略”，“取材严谨，行文简洁”，由于取精用宏，择要而叙，笔致简净，全书不过26.9万字。此外，对学者与众多“钱迷”来说，该书澄清了一系列讹误，如钱钟书否认说过“整个清华没有一个教授有资格充当钱某人的.导师”、罗家伦召见钱钟书在大一而非大三大四、牛津大学当年并没有聘其为讲师、钱钟书舍联大而赴蓝田国师的“难言之隐”……书中不少有关传主的“经典段子”，如钱钟书考清华时数学到底多少分，是否破格录取，钱钟书留英到底获得什么学位，是否说过那些狂言狂语——“叶公超太懒，吴宓太笨，陈福田太俗”；钱钟书在什么情况下发表拒寿名言——“招邀不三不四之闲人，谈讲不痛不痒之废话，花费不明不白之冤钱也”；钱钟书在斯坦福大学如何当众指斥冯友兰，是否属“忘恩负义”。《围城》中各式原型人物是谁，《猫》中所影射的人物是谁，《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围城》汇校本讼案详末，《围城续集》《围城大结局》等续貂之作的侵权事件……

　　汤晏先生与钱钟书夫妇有20余年的交往，撰著之时多次去电去函求征杨绛先生，杨绛认为此传“不采用无根据的传闻，不凭‘想当然’的推理来断定过去，力求历史的真实；遇到不确切的事，不惮其烦地老远一次次来信问我，不敢强不知以为知。我很佩服这种精神。”况且，汤晏先生是外边人，顾忌少，符合胡适所说的“传记文学写得好，必须能够没有忌讳。”正因为站得远，没了身在漩涡的丝丝绊绊，在涉及具体人事时便能持允论衡。

　　作者很注意传主的各阶段教育，描述甚细。从考察成才角度，意义宏富。原来，除了书香门第这一重要条件，钱钟书的少年灵异实出于严父督学，也是苦学出身。幼年钱钟书可是受了一定的皮肉之苦——钢铁是这样炼成的。汤晏先生对帮助钱钟书成长的一些关键人物十分关注，不吝揄扬，如清华校长罗家伦“对清华的另一贡献是破格录取了钱钟书”。对传主留法期间放弃获得学位，“只求学问不求学位”，并不予以认同。作者还认为“《管锥编》是避世主义下的作品，也是钱钟书妥协下的结果。如果在太平盛世，他不会去写这种书的，他会去创作小说或写文学史”，并批评“钱钟书胆子小，不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