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清楚啊，不知道你要哪个人物的读后感。随便附上一篇吧。
《曾国藩传》有感近日读《曾国藩传》颇有感触，特别是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精神很是佩服，我觉得此种精神可用“呆子”哲学来形容。曾国藩前半生的治学可谓书呆子。此种精神我思之为当今中国少有之精神，因为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人被认为是百无一用的呆子，但是我认为只有先做呆子才能之后做聪明人。一位日本老科学家讲过这样一个道理“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必须要聪明。”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这样。另一方面科学家的脑袋还必须笨，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是对的。乍一看，这是两个截然相反的命题，实际上，它表现出一个事物对立统一的两个不同侧面，正所谓“呆子”哲学。我想，曾国藩的治学就是“呆子” 哲学的样板。如果不是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争，他可能会成为中国最后一个理子大师。处于众说纷纭：可能性交织的岔路口时，为了不把应该选择的道路选错，必须具有洞察未来的内察能力和直观能力，在这个意义上讲，做人或更甚者做科学家必须聪明，但是要想从平常被人认为极普遍明了的事物中，从那些连平常所说的脑袋笨的人也容易明了的日常小事中，找出它的不可思议的疑点，问个为什么，并极力阐明其原委，也是非常重要的，缺之不可的。在这点上有所作为的人必须是比普通脑袋笨的人更显得脑袋不开窍的死心眼的人。所谓脑袋聪明的人可以说他们如同腿脚快的游客，虽然他们可以捷足先登的到达他人尚未涉足之地，可恐怕会遗漏路旁，脑袋笨的人犹如走路慢的人，一直漫步在后，往往毫不费力的把珍宝捧在手中，脑袋聪明的人正是因为他们的推测，可以纵观路上的所有难关险阻，至少也是有这种预感的，所以常常容易挫伤自己的进取的勇气。脑袋笨的人，由于他的前途笼罩了一层云雾，反而持乐观态度，即使遇到难关，他会格外的努力，摆脱困境。脑袋聪明的人，会过于信任自己的脑力。其结果，当自然显示给他们的现象与自己想的不一致时，大概会这样想：是不是自然错了。另外当出现结果与自己想的相同时，恐怕会把这件要紧的事忘掉，反复琢磨自己所思考出的结果，是不是由于别的原因而偶尔产生的呢？一开始就断定行不通的尝试，好容易才明白那事做不成的时候可是他也抓住了一些并不是行不通的其他线索。这些线索也是那些一开始就不敢进行尝试的人无法接触到的。正如无数所谓的聪明人执迷于永动机的道理。脑袋聪明的人适合作批评家却难成为见诸行动的人。对于脑袋笨的人来说，别人的工作总是显得卓越出色，同时也感到大人物的工作也似乎可以做到，因此，很自然地刺激着自己的上进心。脑袋聪明，而且又自命不凡的人即使能为人之师却难成大家难为大师。记得一个很有影响力的企业家曾经说过：“哦手下成功的认识没有聪明人，大多是些能够坚持不懈的呆子。”是啊，他手下的经理有些只是初中毕业有些曾经是他的汽车司机，可以说不是或者不尽然是聪明才智使他们成功的，我想最重要的是那份坚持。聪明的脑袋容易苛求，但所谓的呆子却会和适宜的装傻充楞。正如苏东坡所说的难得糊涂。我觉得难得糊涂的境界就是一种呆子的处世哲学。人生中不是所有的事情都有明确的答案，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好坏来区分的。当遇到不能改变或者对自己无害而有损的事情的时候，能装糊涂，扮呆子确实也是一种很高的境界的。所谓的呆子哲学的精髓就是能对生活中的有些事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你对人生的有些不好的事情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时候，往往它却向好的方向发展。着也许就是无心插柳，柳成荫的道理。这个道理在曾国藩身上很好的体现了出来。他能够在后期的官场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把难得糊涂的呆子哲学发挥的淋漓尽致的结果。事实上作为一代宰相就必修能够藏污纳垢，否则将不能成为真正的全国的管家。这个道理其实在生活中也有很多体现。正如官场一样，和周围的人一起生活也要学会糊涂。最典型的就是有些夫妻之间的矛盾是因为一方的视而不见而化解的。在如今的物质世界里人们把自己的利益看的空前的重，不允许任何人伤害自己的利益。这也无可厚非，但是过了就是浅视地表现了，糊涂一次也许更好。这就是我从曾国藩身上所了解到的“呆子”哲学。改进建议：看得出来她有认真地看这本书，并且对此有深刻地认识。从曾国藩身上悟出了很多的道理，但是逻辑性不够强，应该把悟出的道理分纳归类，这样看起来更有条理性。

1840年，成为首号资本主义强国的英国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 从此，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历史也以鸦片战争为标志进入近代史，这是中华民族一段屈辱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抗争的历史，是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寻求富民强国之路的探索史。我们学好这段历史，必须把握三条主线。 一、一部灾难深重的屈辱史 中国近代史是灾难深重的历史，是中华民族的屈辱的历史，中国人民饱尝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在中国近代史上，大大小小的帝国主义国家争相侵略我们，中国被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有几百个，中国人民在西方的侵略战争中一次又一次被打败。 1840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的大门，悍然发动了鸦片战争，古老的、落后的中国在西方坚船利炮面前战败了，1842年签订了中国近代史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此后又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中英《虎门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批不平等条约，被迫割地、赔款、开放通商口岸、和外国协定关税，外国取得了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和在通商口岸传教等特权。这些条约给中国人民带来野蛮和屈辱。 1856年，英法等国为了进一步打开中国的大门，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政府在抵抗失败后被迫和英法俄美四国签订了《天津条约》，和英法俄又被迫签订《北京条约》。中国丧失了大片领土和主权，尤其是沙俄掠夺了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外国侵略势力伸向中国内地，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加深了。 1885年，法国又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清政府又签订了《中法新约》，列强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利。1894年中国又在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和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程度，赔款达到两亿两白银，帝国主义强国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然而帝国主义为了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进一步控制中国，1900年八国联军又共同反动了侵华战争，清政府被迫签订了《辛丑条约》，赔款本息超过10亿两白银，清政府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了。 一系列的侵华战争和大批的不平等条约，把中国推向灾难屈辱的深渊，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贫穷和落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严重的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领土完整，因此我们要牢记中国近代屈辱的历史，铭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 二、一部不屈不挠的抗争史 在西方列强野蛮侵略中国的同时，伟大的中华民族和不屈的华夏子孙，进行了一系列的抗争，有来自社会底层，也有来自清政府内部，有的是有组织的，有的是群众自发的。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尽管有一些民族败类，但是清政府和广大爱国官兵也进行了一些英勇的战斗，涌现出像林则徐、邓廷桢、裕谦、海龄、关天培、陈化成等大批爱国将领；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也出现了前仆后继抗争的壮烈场面；在中法战争中，冯子才无所畏惧，领导取得了镇南关大捷，刘永福领导黑旗军威镇敌胆，爱国海军在马尾海战中表现出了临危不惧、英勇战斗的精神；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左宝贵、邓士昌、林永升、刘丁汝昌等人以身殉职，上演了可歌可泣的英勇事迹，各地民众自发抗日，都体现出了中华民族顽强不屈的爱国抗争精神。 除了清政府及爱国官兵的抗争外，广大人民群众从未放弃斗争，帝国主义侵略到那里，就在那里受到抵抗。尤其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广州三元里民众的自发的抗英斗争，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反抗精神；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还出现了大量的反洋教斗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还有两次大规模农民运动给帝国主义主义势力以沉重打击。第一次是太平天国运动：这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规模巨大的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革命运动，在打击中国封建统治的同时，还赋予了新的时代意义，承担起反对外来侵略的任务，给外国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打破了西方侵略者迅速把中国殖民化的企图。 第二次是义和团运动：在中外矛盾加剧的19世纪末，终于引爆了中国人民的义和团运动，他们打击的对象是外国势力，到1900年发展到顶点，成千上万的义和团团众以血肉之躯和八国联军进行了英勇搏斗，尽管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剿杀下失败了，但中华民族的不畏强暴、英勇斗争使帝国主义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不可政府性。 最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为维护国家主权，1919年爆发了五四爱国运动，波及全国，工人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条件。 三、中国人民的一部探索史 在近代中国的特殊时期，中国的根本任务是维护民族独立和主权完整，促进经济发展，实现政治进步。在为了完成这些任务的过程中，在伴随中国艰难的近代化历程中，先进的中国人进行了一系列的探索，既有政府运动，又有新生阶级代表，既有地方大员，又有思想精英。 在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先进的中国人初步认识到西方的现代化，以林则徐、魏源等人以经世务实的态度，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承认落后和不足，注目世界，探索新知，寻求强国御辱之道，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新思想。 清政府作为中国的合法政府，在历经浩劫后，也进行了一些探索和改革。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镇压是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一批务实且有政治经验的权力重臣，开始了一场“师夷长技以自强”的洋务运动，在坚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前提下，倡导富国强兵运动，创办军事、民用工业，筹划海军，设立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洋务运动在中央以弈欣为首，在地方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督抚为首，尽管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但是洋务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加剧了中国近代化进程。 在洋务运动中，还出现了冯桂芬、郑观应、王韬等早期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知识分子，为以后的资产阶级维新运动创造了一些条件。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华民族出现了严重的民族危机，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掀起了救亡图存的戊戌变法，又称“百日维新”。 维新派通过办报刊、建学会、和顽固派论战，传播了维新思想，领导了近代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了人民的觉醒，尽管不足百日，以失败告终，但在中国人民救国图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此外，需要指出的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后期，洪仁玕提出了《资政新篇》，最早在中国提出了发展资本主义。 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在中国走资产阶级改良道路是行不通的，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登上了历史的舞台，经过一系列的武装起义和革命斗争，终于在1911年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使中国走向民主共和道路，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国。 但是辛亥革命并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中国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1919年中华民族又爆发了爱国的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革命焕然一新，中国人民找到了探索的正确方向，终于在1949年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实现了民族独立和领土、主权完整，并不断开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局面。历史已经证明也永远昭示，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勇于探索和进取的人民，中国必将在21世纪屹立在世界强国之林。

林则徐(1785-1850) 字元抚，又字少穆、石磷，谥号文忠。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等福建侯官人。早年家境贫寒，受过良好的教育。嘉庆十六年赐进士。在为官40年中，他“经世自励”，廉洁奉公；又重视水利事业，救灾赈民。他最大的功绩是领导了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虎门销烟，指挥了抗英斗争，维护了国家主权和民族的尊严，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民族英雄和爱国者。同时，他编译《四洲志》等外文书籍、资料，开创了中国近代学习和研究西方的风气，是中国近代维新思想的先驱。
梁启超（1873—1929），近代思想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等。广东新会人。
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不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
1891年就读于万木草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会试，协助康有为，发动在京应试举人联名请愿的“公车上书”。维新运动期间，梁启超表现活跃，曾主北京《万国公报》（后改名《中外纪闻》）和上海《时务报》笔政，又赴澳门筹办《知新报》。他的许多政论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
1897年，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在湖南宣传变法思想。
1898年回京，积极参加“百日维新”。7月，受光绪帝召见，奉命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负责办理京师大学堂译书局事务。
9月，政变发生，梁启超逃亡日本，一度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有过接触。在日期间，先后创办《清议报》和《新民丛报》，鼓吹改良，反对革命。同时也大量介绍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影响很大。
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民国初年支持袁世凯，并承袁意，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建进步党，与国民党争夺政治权力。
1913年，进步党“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启超反对袁氏称帝，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1915年底，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1916年，梁启超赴两广地区，积极参加反袁斗争，为护国运动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袁世凯死后，梁启超出任段祺瑞把持的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9月，孙中山发动护法战争。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从此退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赴欧，亲身了解到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回国之后，即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
1927年，离开清华研究院。1929年病逝。
张学良(1901-2001) 字汉卿，辽宁省海城人，一级陆军上将，长城抗战时为陆海空副总司令，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张学良的父亲为东北军领袖张作霖。张作霖为了培养儿子将来承位，光宗耀祖，在张学良很小时，就聘请专人教他文化和科技知识。光绪二十七年(1901)生。东北讲武学堂毕业，历任旅、师、军长，军团司令、东北保安司令、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全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北平绥靖主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西北“剿匪”总司令等职。1936年张学良与西北军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双十二(193年十二月十二日)“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逼蒋抗日，奠定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抗战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