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齐豹把宗鲁推荐给公孟絷，做了骖乘。齐豹将要发动叛乱，对宗鲁说：“公孟这个人不好，这是您所知道的，不要和他一起乘车，我将要杀死他。”宗鲁回答说：“我由于您而事奉公孟絷，您说我有好名声，所以公孟絷才亲近我。虽然他不好，我也知道，但是由于对自己有利，不能离去，这是我的过错。现在听到祸难而逃走，这是使您的话不可相信了。您办您的事吧！我将为此而死，用保密事奉您，回去死在公孟絷那里，也许是可以的。”
六月二十九日，卫侯正在平寿，公孟在盖获之门外边祭祀，齐子氏在门外设置帷帐，在里边埋伏甲士。派祝蛙把戈藏在车上的柴禾里挡着城门，派一辆车跟着公孟出来；拍华齐驾驭公孟的坐车，宗鲁做骖乘。到达曲门中，齐氏用戈敲击公孟，宗鲁用背部遮护他，折断了胳臂，戈集中公孟的肩膀。齐氏把他们一起杀死。

　　提到我国古代的历史书，《春秋》和《左传》是绝对不能不说的。《春秋》是我国 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而《左传》则是我国第一部记事详细、议论精辟的编年体史书 。这两部书是作为儒家经典而保留下来的。
　　“春秋”本来是春秋时代各国史书的通称，那时不少诸侯国都有自己按年代记录下的国史。到战国末年，各国史书先后失传，只有鲁国的《春秋》传了下来。它虽然用了鲁国的纪年，却是记录了当时社会的一部通史。但《春秋》记事是非常简略，而且遗漏很多的 ，这使其史学价值大打折扣。
　　《春秋》的“《春秋》笔法”所造成的问题似乎很快就被人发现了，《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太史公说：“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 ，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这就是说左丘明怕孔子的《春秋》被人歪曲误解，专门为之作传加以解释，是为《左传》。《左传》是作为《春秋》的解释性书籍出现的，这个应该没有疑问。《左 传》上很多记载写明了是与《春秋》做对照的，而且对《春秋》的“微言大义”做了多 处解释，还有就是在记载一些《春秋》上没有记载的史实时专门注明“为某某讳”或者说“不书，不入告也” 。
　　流传到现在的《春秋》有三种，即《左传》、《公羊传》和《谷梁传》，汉代学者认为它们都是讲解《春秋》的著作。这三传的内容大体相同，最主要的差异是《左传》用秦以前的古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则用汉代的今文写成，《公羊传》和《谷梁传》两传记事只到鲁哀公十四年，《左传》则到鲁哀公十六年；《公羊传》和〈谷梁传〉在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2）记了“孔子 生”，而《左传》中却没有。
　　在“讲解”《春秋》的三传中，《左传》被认为较重要，也有学者认为它是一部与《春秋》有关的、相对独立的史书。《左传》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
　　《左传》全书约十八万字，按照鲁国从隐公到哀公一共十二个国君的顺序，记载了春秋时代二百五十四年间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史实，主要记录了周王室的衰微，诸侯争霸的历史，对各类礼仪规范、典章制度、社会风俗、民族关系、道德观念、天文地理、历法时令、古代文献、神话传说、歌谣言语均有记述和评论，内容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晋范宁评《春秋》三传的特色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指多叙鬼神之事）。《谷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
　　作者在记述史实的同时，也透露出了自己的观点。理想和情感态度，记事写人具有相当的艺术性，运用了不少巧妙的文学手法，长于记述战争，故有人称之为“相砍书”；又善于刻画人物，重视记录辞令。这些成为全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因此，《左传》不仅是一部杰出的编年史著作，同时也是杰出的历史散文著作。
　　《左传》代表了先秦史学的最高成就，在史学中的地位被评论为继《尚书》、《春秋》之后，开《史记》、《汉书》之先河的重要典籍，是研究先秦历史和春秋时期历史的重要文献，对后世的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特别是对确立编年体史书的地位起了很大作用。而且由于它具有强烈的儒家思想倾向，强调等级秩序与宗法伦理，重视长幼尊卑之别，同时也表现出“民本”思想，因此也是研究先秦儒家思想的重要历史资料。
　　其艺术特色浅述如下：
　　《左传》以《春秋》的记事为纲，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叙述了丰富多彩的历史事件，描写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左传》发展了《春秋》笔法，不再以事件的简略排比或个别字的褒贬来体现作者的思想倾向，而主要是通过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左传》还创立了一种新形式， 即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左传》确为先秦散文“叙事之最”，标 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
　　作为编年史，《左传》的情节结构主要是按时间顺序交代事件发生、发展和结果的全过程。但倒叙与预叙手法的运用，也是其叙事的重要特色。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先记载了郑穆公兰之死。然后再回顾了他的出生和命名；其母梦见天使与之兰，怀孕而生穆公，故名之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性质作用与倒叙类似。这些叙述，常用一个“初”字领起。预叙即预先叙出将要发生的事，或预见事件的结果，如秦晋崤之战中蹇叔在秦出师伐郑时，已预知了必然失败的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左传》以第三人称作为叙事角度，作者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灵活，几乎不受任何限制。个别段落中，作者也从事件中人物的角度，来叙述正在发生的事件及场景。如写鄢陵之战“楚子登巢车以望晋师”中阵地的情况，完全是通过楚子和伯州犁的对话展示出来的。（成公十六年）
　　《左传》叙事，往往很注重完整地叙述事件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成就在描写战争。《左传》一书，记录了大大小小几百次战争，城濮之战、崤之战、邲之战、{安革}之战、鄢陵之战等大战的描述历来被人们赞不绝口，不计其数的小战役也写得各具特色，精彩生动。一般说来，《左传》写战争，不局限于对交战过程的记叙，而是深入揭示战争起因、酝酿过程及其后果。如“僖公二十八年”写 城濮之战，对大战爆发的背景和直接起因都有交待，而在行文中，又不断展示晋 胜楚败的原因：晋文公伐怨报德，整饬军纪，遵守诺言，倾听臣下意见，上下齐心协力。而楚方而是君臣意见分歧，主帅子玉恃兵而骄，一意孤行，盲目进逼晋 师。城濮之战的结果也写得很全面，不仅写了晋师大胜，晋文公确立霸主地位，而且还写了战争的余波：楚子玉战败羞愧自杀，晋文公闻之大喜，回国后赏功罚 罪，对这次战役进行总结，然后以君子之言，赞扬晋文公的霸业。至此，叙述圆满结束。
　　《左传》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还常有道德化与神秘化的特点。如，作者在总结城濮之战经验时云：“谓晋于是役也，能以德攻。”（僖公二十八年）不 仅是城濮之战，整个《左传》叙事中，礼、义、德等道德因素，都被作者当作影响事件成败的重要原因加以叙述，而且叙述中往往还带有神秘因素。以《左传》中常出现的预兆为例，这些预兆大都有道德化倾向：符合礼义要求之事，常有吉兆，而悖于礼义之事，则常有凶兆。这些预兆有时是智者的言论，有时则是占卜、梦境、天象等的神秘暗示。如“僖公十五年”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就有 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又有秦卜徒父释卦之兆，晋惠公不从占卜之失。在这些看似 神秘的预兆之后，是晋惠公违礼、失义、背信之举。作者面对既成的历史事实，根据历史人物的言行得失，在叙述历史事件时，加入种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来 预示事件的结局，解释事件的因果关系。这反映了春秋时代人们的世界观和认识 水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左传》是一部历史著作，但作者有时就像一个故事讲述者，把事件叙述得颇具戏剧性。大量生动的戏剧性情节，使这部作品充满故事性。不仅如此，《左传》有的叙事记言，明显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而是出于臆测或虚构。如“僖公二十四年”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记录， 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和揣想虚拟而成。这种写法，可以看作后代小说家为人物虚拟对话的萌芽。《左传》中还记述了大量的占卜释梦和神异传闻。如“成公十年”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连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如生动的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 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仿佛志怪小说。
　　人物是叙事中不可缺少的要素。《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 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 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 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 中的某一方面。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如“ 晋灵公不君”中，鉏麑、提弥明、灵辄三位武士（宣公二年），齐晋{安革}之战 中代君就俘的逢丑父等（成公二年）。
　　《左传》广泛描写了各种人物，其中许多人物写得个性鲜明。《左传》有些描写还展现了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变化。晋文公是《 左传》中着力歌颂的人物（庄公二十八年至僖公三十二年）。他由一个贵公子成 长为政治家，由四处流亡到一代霸主，人物性格有一个曲折的成熟过程。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他在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 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 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
　　《左传》叙事中人物的行动、对话构成了表现人物的主要手段，而绝少对人物进行外貌、心理等主观静态描写。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 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如成公二年的齐晋{安革}之战，《左传》这样描写 战争场面，展现战争的全貌，表现人物个性：郤克伤于矢，流血及屦，未绝鼓音，曰：“余病矣！”张侯曰：“自始合，而矢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吾子忍之！”缓曰：“自始 合，苟有险，余必下推车，子岂识之？然子病矣。”张侯曰：“师之耳目，在吾旗鼓，进退从之。此车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何其以病，败君之大事也？擐甲执兵，固即死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辔，右援桴而鼓，马逸不能止， 师从之。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 却克受伤，解张、郑丘缓鼓励他坚持战斗，当时战场上紧张激烈的场面，可想而知。三人同仇敌忾，视死如归的气概，在对话和行动描写中，也得到充分表现。
　　《左传》在战争描写中还有许多与整个战局关系不大的事，这些事只是反映了战争的一些具体情状，在战争中并不具有重要意义。《左传》还在复杂的战争过程、政治事件中，大量描写细节。作为历史著作，这些描写内容完全可以不写 或略写，但《左传》却大量地描写了这些琐事细节，它们在叙事生动和人物刻画 方面具有文学意义，如“宣公二年”的宋郑大棘之战，其中狂狡倒戟出郑人，华元食士忘其御羊斟，华元逃归后与羊斟的对话，城者之讴等，都非这次战争的重要事件，但如果只写宋郑战于大棘，宋师败绩，郑人获华元，华元逃归，则必然 使叙事枯燥无味，毫无文学性可言。正是这些次要事件中的细节描写，才增加了 叙事的生动传神。又如“宣公四年”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写 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再如“哀公十六年”记楚国白公之乱这一政治事件，最后写叶公子高平叛，没有着重写叶公的重大军政措 施，而就叶公是否该戴头盔这一细节反复渲染：“叶公亦至，及北门，或遇之，曰：‘君胡不胄？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盗 贼之矢若伤君，是绝民望也，若之何不胄？’乃胄而进。又遇一人曰：‘君胡胄？ 国人望君如望岁焉，日日以几，若见君面，是得艾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奋心，犹将旌君以徇于国，而又掩面以绝民望，不亦甚乎？’乃免胄而进。”突出国人对叶公的爱戴和叶公急于争取国人的心理。叶公平叛之所以成功，他的可贵之处，都在叶公免胄的细节中表现出来。
　　《左传》中的记言文字，主要是行人应答和大夫辞令，包括出使他国专对之辞和向国君谏说之辞等。这类记言文字无不“文典而美”，“语博而奥”（刘知 几《史通》卷十四《申左》），简洁精练，委曲达意，婉而有致，栩栩如生。如 僖公三十年“烛之武退秦师”的说辞，秦晋联合攻郑，烛之武作为郑使出说秦伯。 他着重对秦、晋、郑三国之间的利害关系作了具体的分析。先把郑国之存亡放在一边：“郑既知亡矣。”再叙述郑亡并无利于秦：“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然后归结到保存郑国于秦有益无害：“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 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最后还补叙昔日晋对秦之忘恩负义以加强说服力。说 辞有意置郑国利害于不顾，而处处为秦国考虑，委婉而多姿，谨严而周密。因此，能打动秦穆公之心，使他不但退兵，还留秦将杞子等三人率军助郑守卫。晋人也只好退兵，郑国得以保全，充分显示了烛之武说辞的分量。《左传》中的行人辞 令、大夫谏说佳作甚多，如隐公三年石碏谏宠州吁，隐公五年臧僖伯谏观鱼，桓公二年臧哀伯谏纳郜鼎，桓公六年梁谏追楚师，僖公五年宫之奇谏假道，僖公十五年阴饴甥对秦伯，僖公二十六年展喜犒师，宣公三年王孙满对楚子，成公十 三年吕相绝秦，襄公三十一年子产坏晋馆垣，等等。这些辞令，由于行人身份及对象的不同而风格各异，有的委婉谦恭，不卑不亢；有的词锋犀利，刚柔相济。 这些辞令又因事因人不同而具有不同的个性特点，但都用辞典雅，渊懿美茂，生 气勃勃。《左传》的辞令之美，“谅非经营草创，出自一时，琢磨润色，独成一 手。”（《史通》卷十四《申左》）大约当时的外交辞令已很讲究，史家记述时又加修饰，故而文采斐然。
　　《左传》叙述语言简练含蕴，词约义丰。如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中，写晋师溃败时的狼狈之状云：“中军、下军争舟，舟中之指可掬也。”为争渡船逃命，先上船者以乱刀砍争攀船舷者手，落入船中的手指竟然“可掬”。简练的一 句话，写尽晋师争先恐后、仓皇逃命的紧张混乱场面。同年冬天，楚国出师灭萧，将士“多寒”，于是“（楚）王巡三军，拊而勉之，三军之士皆如挟纩。”楚王 劳军的体恤之语，温暖将士之心就如披上了绵衣。以一个贴切的比喻，形象生动 地写出了楚王慰勉之殷，将士愉悦之情。“言近而旨远，辞浅而义深。虽发语已殚，而含意未尽，使夫读者望表而知里，扪毛而辨骨，睹一事于句中，反三隅于字外。”（《史通·叙事》）
　　《左传》不仅具有很多史学价值和一些独到的形式特色，同时，作为一部儒家经典，宣扬了许多儒家思想，读后让人身心受益。如《石碏大义又亲·隐公三年、四年》，让自然本能服从于道义。有句俗话说；“虎毒不食子。”这是动物的天性，没什么可说的。对人而言，人做事也要按天性，亲情是人之天性所不能免的，父母儿女之间的亲情，是自然的法则。世上哪有不疼爱自己亲生骨肉的父母呢？如果说人性这东西也存在的话，父母儿女间的亲情就应当属于人性之列；丧失了亲情，便是丧失了人性，丧失了天良，就不应当再冠之以“人”这个称呼了。
　　在另一方面，人作为超越了动物本能的有思想、有理性的存在，又不能完全凭本性、天性、本能行事；还得要服从社会的法则。道德伦理的法则，理性的法则。自然的法则还得要服从社会的、道德的、理性的法则。如果没有这一个方面，人也就与其他 动物没有什么区别了。
　　这样一来，天性和自然法则往往要同社会的、道德的、理性 的法则发生冲突，并且经常是不可避免的。所谓“大义灭亲”，正是这种冲突的体现，是选择让天性服从社会、道德、理性法则的结果。
　　要做到这一点，要有很高的道德修养和很强的理性力量。大多数人都难以做到，否则，大义灭亲就不是值得称赞的一种高尚美德了。人们大多难以割舍亲情，难以脱出天性这条强大的纽带，常常宁可让社会、道德、理 性法则屈从于天性和自然法则。这样，像石碏那样为了“义”而灭子的人，就显出了与众不同，显出了伟大和高尚，让人景仰，可歌可颂。
　　“义”本身的内容是随着时代、观念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过去的为合乎“义”的东西，今天未必合乎“义”。但这样“求义”的儒家思想却无形中指引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来决定对“义”的取舍，从而在行动上作出选择。在《晏婴论和与同·昭公二十年》则宣扬了这样一种观点：和是万物人事的最高境界。晏婴所讨论的“和”与“同”，很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人的思维特点和方式。
　　和与同，表面上看起来很相似，它们的表现有一致性，。但在 实质上，它们完全不同。同，是绝对的一致，没有变动。没有多样性，因此，它代表了单调、沉闷、死寂，它也没有内在对活力和动力，不是一个具有生命力的东西，也不符合宇宙万事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性。
　　和，却是相对的一致性，是多中有一，一中有多，是各种相互不同、相互对立的因素通过相互调节而达到的一种统一态、平衡态。因此，它既不是相互抵消、溶解，也不是简单地排列组合， 而是融合不同因素的积极方面结成和谐统一的新整体。它保留了 各个因素的特点，又不让它们彼此抵消，因而是一个具有内在活 力、生命力、再生力的整体。和的观念，既是宇宙万物起源、构成、发展的规律之一，同时也是咱们祖先对事物的独特理解。换句话说，和的内涵，既包括了自然规律，也包括了人的理智对秩序的追求，即人为的秩序。和的观念被付诸实践，就形成了中国人独特的行为方式。国家兴盛的理想状态是和谐：君臣之间、官民之间、国与国之间、朝野之间，相互理解、支持、协调，利益趋于一致；文学艺术的最 高境界也是和谐：有限和无限、虚与实、似与不似、刚与柔、抑与扬等等因素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相互补充，相互调节；人们处理事务、人之间的关系也崇尚“和为贵”，用自我克制来消除矛盾、分歧，用相互切磋来发扬各自所长，通过寻找利益的一致之处，把各方的不同之处加以协调。如今我们的社会也可倡导“和谐社会”。
　　我们还应注意到，“和”的最终旨归，是人的内心的心性平和， 也就是说，“它的最后落脚点，还是人自身的生存状态。因此，它是内向的，而不是外向的；是人本的，而不是物质的。在《展喜犒齐师·僖公二十六年》则又告诉后人一种人生道理——依靠智慧和实力才能无畏。面对入侵的大兵压境，鲁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惊慌失措，没有义愤填膺，而是想出了一个即使在今天看来也依然是妙绝的高招：犒赏前来入侵的敌军，并对之以令敌手无言以对的绝妙外交辞令，真能使人拍案叫绝。
　　其实，鲁国人之所以“有恃无恐”，不仅仅是他们的先君曾有过“和平友好条约”，恐怕更在于他们的自信——自信道义是在自己一边，自信自己拥有对付入侵者的智慧，也自信自己有同敌手对抗的实力。如果没有这些东西作后盾，大概也难以用，“一言”让敌手退却，毕竟来者不善，敢于来犯，也就意味看来者不会顾及什么先君之盟。所谓大义凛然，只有在这种关键时刻才会显现出来，英雄本色也只有在这时才会显现出来。战场上的浴血奋战、刀光剑影是一回事，谈判桌上的唇枪舌剑、巧妙应对又是一回事，并不一定非要真刀真枪地厮杀才算得上英雄。
　　不过，也有一点差别：对于丧失了良知、丧心病狂、歇斯底里的战争贩子来说，再绝妙的外交辞令和应对技巧，都是无济于事的。强盗自有强盗的逻辑，有时甚至连逻辑也不讲。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时，何曾讲过逻辑？日本人发动卢沟桥事变时，何曾讲过逻辑？希特勒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又何曾讲过逻辑？强盗总归是强盗，有时他们可能假惺惺地找借口，有时则赤裸裸地烧杀抢掠。照这种标准来看，齐孝公这样的人，也还算是天良尚未丧尽， 还没有达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在无言以对之后还知道退兵。这种好事肯定不多了，大概也只有讲究礼义廉耻的古代才会有。现代社会中，要么是赤裸棵地恃强凌弱，要么是谈判桌上的利益交换。
　　要真正具有与敌手抗衡的实力，应当软、硬两手兼备，既要在外交场合周旋的智慧和技巧，也要有军事的、国力的、民众的实力作为后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左传》在思想上的价值如同它的艺术价值一样，是无可胜数的，这理只是浅谈几例，只是读过，但不够精细，所以不敢枉言深论，名著的价值更在于常读常新，而《左传》更是会带给我们无穷的价值，有待于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时时翻阅。
　　希望能帮到你

《左传》昭公 昭公二十年
作者：左丘明
　　【经】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秋，盗杀卫侯之兄絷。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卢卒。
　　【传】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汏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言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无极曰：「奢之子材，若在吴，必忧楚国，盍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来。不然，将为患。」王使召之，曰：「来，吾免而父。」棠君尚谓其弟员曰：「尔适吴，我将归死。吾知不逮，我能死，尔能报。闻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亲戚为戮，不可以莫之报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择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弃，名不可废，尔其勉之，相从为愈。」伍尚归。奢闻员不来，曰：「楚君、大夫其旰食乎！」楚人皆杀之。
　　员如吴，言伐楚之利于州于。公子光曰：「是宗为戮而欲反其仇，不可从也。」员曰：「彼将有他志。余姑为之求士，而鄙以待之。」乃见鱄设诸焉，而耕于鄙。
　　宋元公无信多私，而恶华、向。华定、华亥与向宁谋曰：「亡愈于死，先诸？」华亥伪有疾，以诱群公子。公子问之，则执之。夏六月丙申，杀公子寅、公子御戎、公子朱、公子固、公孙援、公孙丁、拘向胜、向行于其廪。公如华氏请焉，弗许，遂劫之。癸卯，取大子栾与母弟辰、公子地以为质。公亦取华亥之子无戚、向宁之子罗、华定之子启，与华氏盟，以为质。
　　卫公孟絷狎齐豹，夺之司寇与鄄，有役则反之，无则取之。公孟恶北宫喜、褚师圃，欲去之。公子朝通于襄夫人宣姜，惧，而欲以作乱。故齐豹、北宫喜、褚师圃、公子朝作乱。
　　初，齐豹见宗鲁于公孟，为骖乘焉。将作乱，而谓之曰：「公孟之不善，子所知也。勿与乘，吾将杀之。」对曰：「吾由子事公孟，子假吾名焉，故不吾远也。虽其不善，吾亦知之。抑以利故，不能去，是吾过也。今闻难而逃，是僭子也。子行事乎，吾将死之，以周事子，而归死于公孟，其可也。」
　　丙辰，卫侯在平寿，公孟有事于盖获之门外，齐子氏帷于门外而伏甲焉。使祝蛙置戈于车薪以当门，使一乘从公孟以出。使华齐御公孟，宗鲁骖乘。及闳中，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断肱，以中公孟之肩，皆杀之。
　　公闻乱，乘，驱自阅门入，庆比御公，公南楚骖乘，使华寅乘贰车。及公宫，鸿
魋驷乘于公，公载宝以出。褚师子申遇公于马路之衢，遂从。过齐氏，使华寅肉袒，执盖以当其阙。齐氏射公，中南楚之背，公遂出。寅闭郭门，逾而从公。公如死鸟，析朱锄宵从窦出，徒行从公。
　　齐侯使公孙青聘于卫。既出，闻卫乱，使请所聘。公曰：「犹在竟内，则卫君也。」乃将事焉。遂从诸死鸟，请将事。辞曰：「亡人不佞，失守社稷，越在草莽，吾子无所辱君命。」宾曰：「寡君命下臣于朝，曰：『阿下执事。』臣不敢贰。」主人曰：「君若惠顾先君之好，昭临敝邑，镇抚其社稷，则有宗祧在。」乃止。卫侯固请见之，不获命，以其良马见，为未致使故也。卫侯以为乘马。宾将掫，主人辞曰：「亡人之忧，不可以及吾子。草莽之中，不足以辱从者。敢辞。」宾曰：「寡君之下臣，君之牧圉也。若不获扞外役，是不有寡君也。臣惧不免于戾，请以除死。」亲执铎，终夕与于燎。
　　齐氏之宰渠子召北宫子。北宫氏之宰不与闻谋，杀渠子，遂伐齐氏，灭之。丁巳晦，公入，与北宫喜盟于彭水之上。秋七月戊午朔，遂盟国人。八月辛亥，公子朝、褚师圃、子玉霄、子高鲂出奔晋。闰月戊辰，杀宣姜。卫侯赐北宫喜谥曰贞子，赐析朱锄谥曰成子，而以齐氏之墓予之。
　　卫侯告宁于齐，且言子石。齐侯将饮酒，遍赐大夫曰：「二三子之教也。」苑何忌辞，曰：「与于青之赏，必及于其罚。在《康诰》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况在群臣？臣敢贪君赐以干先王？」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乱，不为利疚于回，不以回待人，不盖不义，不犯非礼。」
　　宋华、向之乱，公子城、公孙忌、乐舍、司马强、向宜、向郑、楚建、郳甲出奔郑。其徒与华氏战于鬼阎，败子城。子城适晋。华亥与其妻必盥而食所质公子者而后食。公与夫人每日必适华氏，食公子而后归。华亥患之，欲归公子。向宁曰：「唯不信，故质其子。若又归之，死无日矣。」公请于华费遂，将攻华氏。对曰：「臣不敢爱死，无乃求去忧而滋长乎！臣是以惧，敢不听命？」公曰：「子死亡有命，余不忍其呴。」冬十月，公杀华、向之质而攻之。戊辰，华、向奔陈，华登奔吴。向宁欲杀大子，华亥曰：「干君而出，又杀其子，其谁纳我？且归之有庸。」使少司寇牼以归，曰：「子之齿长矣，不能事人，以三公子为质，必免。」公子既入，华牼将自门行。公遽见之，执其手曰：「余知而无罪也，入，复而所。」
　　齐侯疥，遂痁，期而不瘳，诸侯之宾问疾者多在。梁丘据与裔款言于公曰：「吾事鬼神丰，于先君有加矣。今君疾病，为诸侯忧，是祝史之罪也。诸侯不知，其谓我不敬。君盍诛于祝固、史嚣以辞宾？」公说，告晏子。晏子曰：「日宋之盟，屈建问范会之德于赵武。赵武曰：『夫子之家事治，言于晋国，竭情无私。其祝史祭祀，陈信不愧。其家事无猜，其祝史不祈。』建以语康王，康王曰：『神人无怨，宜夫子之光辅五君，以为诸侯主也。』」公曰：「据与款谓寡人能事鬼神，故欲诛于祝史。子称是语，何故？」对曰：「若有德之君，外内不废，上下无怨，动无违事，其祝史荐信，无愧心矣。是以鬼神用飨，国受其福，祝史与焉。其所以蕃祉老寿者，为信君使也，其言忠信于鬼神。其适遇淫君，外内颇邪，上下怨疾，动作辟违，从欲厌私。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以成其违，不恤后人。暴虐淫从，肆行非度，无所还忌，不思谤讟不惮鬼神，神怒民痛，无悛于心。其祝史荐信，是言罪也。其盖失数美，是矫诬也。进退无辞，则虚以求媚。是以鬼神不飨其国以祸之，祝史与焉。所以夭昏孤疾者，为暴君使也。溲再辕稼鬼神。」公曰：「然则若之何？」对曰：「不可为也：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萑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逼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有益也，诅亦有损。聊、摄以东，姑、尤以西，其为人也多矣。虽其善祝，岂能胜亿兆人之诅？君若欲诛于祝史，修德而后可。」公说，使有司宽政，毁关，去禁，薄敛，已责。
　　十二月，齐侯田于沛，招虞人以弓，不进。公使执之，辞曰：「昔我先君之田也，旃以招大夫，弓以招士，皮冠以招虞人。臣不见皮冠，故不敢进。」乃舍之。仲尼曰：「守道不如守官，君子韪之。」
　　齐侯至自田，晏子侍于遄台，子犹驰而造焉。公曰：「唯据与我和夫！」晏子对曰：「据亦同也，焉得为和？」公曰：「和与同异乎？」对曰：「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故《诗》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无言，时靡有争。』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君子听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诗》曰：『德音不瑕。』今据不然。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饮酒乐。公曰：「古而无死，其乐若何？」晏子对曰：「古而无死，则古之乐也，君何得焉？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萴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后大公因之。古者无死，爽鸠氏之乐，非君所愿也。」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絿，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
　　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

译文：

二十年春季，周王朝历法的二月初一日，冬至。梓慎观察云气，说：“今年宋国有动乱，国家几乎灭亡，三年以后才平定。蔡国有大的丧事。”叔孙昭子说：“这就是戴、桓两族了，他们奢侈、无礼到了极点，动乱会发生在他们那里。”

费无极对楚平王说：“太子建和伍奢将要领着方城山外的人背叛，自以为如同宋国、郑国一样，齐国、晋国又一起辅助他们，将会危害楚国，这事情快成功了。”

楚平王相信了这些话，质问伍奢。伍奢回答说：“君王有一次过错已经很严重了，为什么还听信谗言？”楚平王逮捕了伍奢，派城父司马奋扬去杀太子。奋扬没有到达，派人通知太子逃走。三月，太子建逃亡到宋国。

楚平王召回奋扬，奋扬让城父大夫逮捕自己回到郢都。楚平王说：“话从我的嘴里说出去，进到你的耳朵里，是谁告诉建的？”奋扬回答说：“是下臣告诉他的。君王命令我说：‘事奉建要像侍奉我一样。’下臣不才，不能或有二心。

奉了起初的命令去对待太子，就不忍心执行您后来的命令。所以要他逃走了。不久我后悔，也来不及了。”楚平王说：“你敢回来，为什么？”奋扬回答说：“被派遣而没有完成使命，召见我又不回来，这是再次违背命令，逃走也没有地方可去。”楚平王说：“回城父去吧！”奋扬还像过去一样做官。

原文：

二十年春王正月。夏，曹公孙会自鄸出奔宋。秋，盗杀卫侯之兄絷。冬十月，宋华亥、向宁、华定出奔陈。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卢卒。

二十年春，王二月己丑，日南至。梓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乱，国几亡，三年而后弭。蔡有大丧。」叔孙昭子曰：「然则戴、桓也！汏侈无礼已甚，乱所在也。」

费无极言于楚子曰：「建与伍奢将以方城之外叛。自以为犹宋、郑也，齐、晋又交辅之，将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问伍奢。伍奢对曰：「君一过多矣，何言于谗？」王执伍奢。使城父司马奋扬杀大子，未至，而使遣之。

三月，大子建奔宋。王召奋扬，奋扬使城父人执己以至。王曰：「言出于余口，入于尔耳，谁告建也？」对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贰。奉初以还，不忍后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无及已。」

王曰：「而敢来，何也？」对曰：「使而失命，召而不来，是再奸也。逃无所入。」王曰：「归。」从政如他日。

此文出自春秋·左丘明《左传·昭公·昭公二十年》

扩展资料

写作背景：

《左传》，相传为左丘明著，原名为《左氏春秋》，汉代改称《春秋左氏传》，简称《左传》，是中国古代一部叙事完备的编年体史书，更是先秦散文著作的代表，它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汉朝时又名《春秋左氏》、《左氏》。

汉朝以后才多称《左传》。它与《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旧时相传是春秋末年左丘明为解释孔子的《春秋》而作。

《左传》相传是春秋末期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司马迁、班固等人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写。唐朝的刘知几《史通·六家》：“左传家者，其先出于左丘明。”唐朝的赵匡首先怀疑《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此后，有许多学者也持怀疑态度。很多人都认为写《左传》的左氏并非左丘明。